我的母亲

南京的那个宁

       母亲1936年2月出生于南京城南一个普通的人家。
       这户人家姓盛，我出生后很长时间也生活在这户人家，见过辈分最高的长者是太爷爷（我的曾外祖父，我母亲的外祖父）。自我出生起，太爷爷就成了四世同堂的家长，从此，这个家里的所有人都随我，喊他“太爷爷”，喊我的曾外祖母“恩太”。
       母亲的相册里始终保存着太爷爷的一张黑白相片，大约是太爷爷七十多岁时拍的，大众化的光头，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从容不迫的气势，一看就知道太爷爷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胡老板创办“美大纸行”之初，太爷爷就在店里做伙计，是店里年纪最大的“老伙计”，昇州路上“美大纸行”的五层洋楼盖好后，老板分配了一间带阳台的单间给太爷爷做宿舍。当时“美大纸行”的五层洋楼可以算三山街上的地标性建筑，分单间宿舍表示老板对太爷爷的尊重。直到1953年，“美大纸行”的老板响应政府号召，关了南京的店面，去安徽蚌埠去办造纸厂。当时太爷爷已七十多岁，且家小都在南京，不想再四处奔波，没有随老板一同去蚌埠，最终离开他追随了两代老板的“美大纸行”。

　　祖宅位于三山街附近一条僻静小巷内∴是一个典型的老南京版本“四合院”。前后两进均为七架梁，堂屋两边带大厢房，中间有天井，天井两侧有小厢房，东边做厨房，西边是杂物间。

建这座祖宅的是太爷爷的父亲（我的高外祖父），这位老祖宗没有留下照片或画像。我所知道的都是从老辈人那里听来的传说，老祖宗年轻时孤身一人从离南京不远不近的地方来，挑着全部做饭的家伙，靠给私人做“家宴”闯荡南京。吃苦、耐劳、勤俭、诚信，钱一点一点地积，先置地再盖房。

因为钱不多，后来找到一位朱姓木匠“慢慢”的盖。朱木匠倒也尽心，在南京城里四下寻找可拆卖的房屋框架、门窗、隔板，买全一间就盖一间。因此，这套四合院的四间大厢房的门窗各不一样，前进和后进的房梁不一样，堂屋的格子门也不一样，只是大门让人感到十分厚实，两扇大门由约10公分厚的实木整板制成，配着宽高各20厘米的石门槛倒也让人不敢小觑。

       太爷爷和恩太的房间是进大门的左手，房门靠近天井，每天早晨，太爷爷坐在靠房门口的椅子上，手里握住圆头的拐杖，笑着和每一个即将出门上班、上学的子孙们打招呼，这也许是那个年代的人，对儿孙满堂的一种成就感。
       太爷爷在“美大纸行”时还收过一个徒弟，每年的除夕那天，徒弟会从六合拎两条“龙池大鲫鱼”过江来给师父拜年，一直持续到太爷爷过世。当年日本人占领南京前，太爷爷带着一家人“跑反”，也曾去六合龙池的徒弟家暂住。
       太爷爷和恩太只生了一个女儿，几年后他们又在恩太的娘家亲戚中过继来一个儿子。
       太爷爷和恩太特别宠爱自己的独生女儿，到了结婚的年纪，决定给她招一个“上门女婿”，这人就是我的外公。外公是城南金沙井董家的三儿子，董家祖上开染坊，生意应该说得过去，只是董老太爷临终时将大部分产业交给大儿子打理，大儿子后来又抽上鸦片，于是，董家的家境日益衰落。

       外公在三山 街上的“天福布店”谋了个营业员的差事，是个有一定收入可以养家的人。这就是我外公姓董，而我母亲姓盛的原因；也是我外祖母去世后，外公又娶了后外祖母，但仍然居住在盛家祖宅，并生儿育女的原因。

       在我记事时的印象里，祖宅的前进东边房间住着太爷爷和恩太，西边房间住着房客马老师一家。后进东边房间住着后外祖母（母亲让我喊恩奶）和她的子女，西边房间住着太爷爷和恩太过继的儿子媳妇（母亲让我喊盛爷爷和金奶奶）和他们的子女。后进的小厢房住着我父母和我们子女。
       因为隔出一间小厢房，后进的堂屋比前进的小，堂屋里有长条供桌和八仙桌，中间的板壁上贴有中堂，两边房间的门头挂着一米多高的画像，东边是我母亲的母亲，西边是金奶奶的母亲。我母亲是她们那代人里的老大，往后的兄弟姐妹，不管是恩奶这边的，还是盛爷爷这边的小名都依次排列。在恩奶这边，我有二姨、大舅、五姨和七舅；在盛爷爷那边，我有四舅、六舅、八姨和九舅，原来还有十舅，却不幸早年病逝。我那时太小，弄不明白，反正就是吃两锅饭的一家人。
       四、五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低，要求也低。在太爷爷这口锅里吃饭的老老小小，总共有九口人；在盛爷爷这口锅里吃饭的老老小小也有八口人。生活在一起的这么多人要保证最基本的“柴米油盐”、“穿衣磨鞋”还有小孩的“教育费用”也确实不容易，生活虽然艰苦，但祖宅里依然是笑声融融。周围的街坊邻居几乎都过一样“穷”的日子，没人笑话你，更谈不上会同情你。大家庭里有一、两人到月能拿到薪水，日子就能过下去。        母亲自幼命运多舛，出生不久就丧母，由恩太拉扯长大。恩太外出购物、买菜都带着我的母亲。因此，三山街附近的居民或是开小店的生意人几乎都认识我母亲，也十分同情我母亲。那时车马很慢，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却很近。据母亲回忆，当时在三山街附近，母亲前后认了十多位“干妈”，虽然她们有时拿给母亲的只是自家做的一块糕，但母亲得到更多的是一种关爱。
       后来由于时局动荡，许多人离开了三山街，随着母亲渐渐长大、上学读书，去三山街的机会越来越少，这种“亲情”被时间不断地冲淡。
       再次提起“干妈”的事，已经到九十年代了。
       祖宅已在好多年前南京旧城区改造的过程中被拆除，重新并入了新建的王府园小区。父母已经移居到上海路，一天上午，突然有一对六十多岁的陌生夫妇敲开家门，他们不认识我的母亲，却清清楚楚报出母亲的名字，进屋坐定后，确信没有找错人，便慢慢地讲出事情的原委。        原来这对夫妇的母亲是我母亲当年认的十多位“干妈”之一，几经搬家，后居住在夫子庙淮清桥附近的小区，此时已八十多岁，和其他高龄老人一样，近期的事很快就忘了，以前的事却记得很清楚。那段时间忽然想起我的母亲，母亲的名字和我们家祖宅的门牌号码。于是非要她的儿子和媳妇去找我母亲，儿子和媳妇实在没有办法只要带着相关的证明资料去辖区派出所查询，警察听完两人的叙述，认定不是虚假查询，就向两人提供了我母亲现居住地的地址，于是有了这段故事的开头。
       第二天，我父母就带着礼品，按着“干哥哥嫂嫂”提供的地址，前往淮清桥去看望六十多年不见的“干妈”。进门时“干妈”还在午休，听说“干女儿”来了，一翻身从床上爬起来，一把抓住我母亲的手，一口气把她能想到的人一一问个遍，中间还突然对她的儿子说：“快去刘长兴买几笼包子，我请客。”活脱脱的一副老城南人的派头。
       包子买来，一个劲地要我母亲多吃。
       临走时，老“干妈”依依不舍地一直送到家门口，“常来哦！”声音拖得老长老长。
       后来，我母亲每年都去看望她的“干妈”，直到老人去世。        小学快毕业时，母亲突然高烧数日不退，躺在床上不能上学。那时的医疗条件不像现在方便优越，找一家三甲医院看病，基本可以找到病因，很快对症下药。一般的平民百姓看病只能找郎中，太爷在三山街上找到一位比较有名的郎中问诊，结论是母亲得了伤寒，开了几副中药回家喝。中医虽有《伤寒论》，但没有抗生素之类的特效药，治愈率也不算高，能不能挺过去，很大一部分还要看命。
       那段时间恩太整日整夜地在床前陪着我母亲，喂药和米汤。
       总算老天有眼，十多天后，母亲的烧终于退了，渐渐地可以吃点干饭，可以下地走路，但身体依然很弱，只能休学一年。
       母亲到老都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要没有恩太，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休学的这段时间，恩太不让母亲出门找小朋友玩，也没有  小朋友来来家找她玩，母亲只能终日和她的书本为伴，反复的看，仔细的琢磨，后来她好像找到读书的诀窍。来年继续复读，她的成绩就一直在班里遥遥领先。中学先是考入教会办的育群中学读书，后因费用过高，又转入公办的南京第七中学，七中在当时也算名气很高的学校，那几年应届的高中毕业生都有留校任教的，这些人中后来许多成了南京的知名教师。
       母亲高中毕业后考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太爷爷和恩太都非常开心，第一是家里出了一名大学生，第二考上大学基本解决了今后的生活问题。五、六十年代，以至恢复高考的开头几届，国家对大学生有生活补贴，无论你来自城市或是农村，每个月的生活补贴足以维持个人的基本生活开支和学费。毕业后国家包分配，享受行政23级工资。        听母亲讲我的外祖父是个性格开朗的人，特别喜欢小孩，除了我母亲，外祖父后来又和后外祖母（恩奶）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隔一段时间，外祖父会让子女们围在身边，问他们学校里教了什么新歌，让他们唱，听了几遍以后，外祖父就能用他的凤凰琴给唱歌的孩子们伴奏。
       外祖父喜爱京戏，专攻老旦，在唱腔和做派都很到位，属于功底很深的票友，空闲时与一班票友聚在一起“玩票”，“票友”圈里有南京最著名的京戏票友，内桥石灰店的“公子”。
       石灰店的“公子”除了家底殷实，京戏也唱的有板有眼，最重要的他和梅兰芳大师是好朋友，以前梅大师到南京来演出，经常住在内桥石灰店“公子”家里。
       我小时候在恩奶的衣橱里见过一个精美的凤冠，恩奶说是外祖父演《杨家将》佘太君时的行头，“非常时期”怕惹麻烦，后来就悄悄的扔了。        母亲随太爷爷、恩太、外祖父、恩奶及四个舅舅姨娘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五三年前，太爷爷在“美大纸行”每月还能拿一份薪水，五三年后，“美大纸行”南京关店，太爷爷手里也只剩越用越少的一点“遣散费”，九口人只能靠外祖父一人的薪水生活。
       五七年的夏天，生活的阴影再次笼罩着祖宅，外祖父因病生命垂危。外祖父是糖尿病，那时的医疗条件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病情，也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病情发展的很快，那年外祖父还不满五十周岁。
       远在上海读书的母亲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详细的说明了外祖父的病情，现状已无法去上班，而短时间不可能有好转的迹象。不上班就没有薪水，家里也没有积蓄，用不了多久一家九口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信中转达了太爷爷的意思，让母亲退学，回南京找一份工作补贴家用，家里弟弟妹妹还小，作为大姐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
       此时，母亲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已读了两年的书，基本学完了大学二年级的课程，对前途充满憧憬，再有两年就可以成为一名有编制的国家干部。
       读完这封来信，母亲一夜没合眼，最终家人之间的情亲让她下定决心退学。        第二天母亲拿着这封信去找相关的老师申请办理退学。老师大为震惊，五十年代 ，经过高考进入大学后，就属于国家培养的人才，中途退学对国家也是一种损失。老师苦口婆心的劝母亲不要退学，反复对母亲解释，如果母亲的生活有困难，还能申请到另外的一点补助。母亲含着泪，把信里的内容再次给老师解释，退学不是母亲一个人出现的困难，而是一个九口人的大家庭出现了困难，这时需要一个人（也就是我母亲）站出来，承担起这个责任，让这个家庭的其他人都活下去。
       老师被母亲所感动，经学校领导批准，为母亲办理了退学。
       那时国家属计划经济时期，去外地读大学需办理户籍手续和粮油关系，办了退学，才能将户籍手续和粮油关系转回南京，不然，就算你回到南京也无法生活，更不要说找工作了。
       母亲退学回南京不久，外祖父就因病去世。因为家里没钱，后事采用了最简单的形式——火葬。家里老的老、小的小，那天去火葬场的只有两个人，母亲和大房的堂兄家华，从清凉山回家，两人轮流捧着骨灰盒，一路步行。
       外祖父的骨灰一直放在祖宅门档（大门和二门之间）墙壁的架子上，很多年后才入土安葬。           外祖父去世后，天福布店给了一点抚恤金，但仅靠抚恤金，光一家人吃饭也可能坚持不到一年。居委会看到我们家的生活困难，安排恩奶去街道小组糊纸盒，每月可拿十多元。母亲经人介绍去了下关区委转业干部文化补习夜校当代课老师，每月可拿二十多元。就这样，一家人在几乎绝望的时刻，又看到了一线生机。
       转业干部文化补习夜校针对的是当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上，且在领导岗位的一些企业干部，经过几年的工作，他们已经认识的没有文化，已很难胜任目前的工作，他们学习的很努力，对老师也十分尊重。交谈中他们十分同情母亲家里的情况，一位在下关发电厂工作的领导主动告诉母亲，他们厂要招一批学徒工。于是母亲就推荐二姨去应聘，这样，二姨15岁就成了下关发电厂的一名学徒工，生活也有了一定的保障。
       在下关区委的宿舍，母亲还认识了同宿舍的一位小学老师，周老师的恋人是省农林厅的王技术员，王技术员同办公室还有一位吴技术员，没有对象，于是热心的周老师和王技术员积极的当起了红娘，在母亲和吴技术员之间牵线搭桥，还真的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父母相识一年后结婚，再过一年生下我。我的生日和父母的结婚纪念日相差一天，而生日是过虚岁，结婚纪念是按周年，所以每当我后来过整生日时，父母都会自豪的说今天是我和你妈结婚多少周年，然后让我去查一查在西方是金婚还是银婚？还是其他什么宝石婚？        由于母亲在夜校的表现优秀，被调去协助三汊河中学的第一任校长创建三汊河中学，那时南京的公交系统不发达，坐车到热河南路，下来还要走很长的路，中途还要坐摆渡过河。
       父母结婚后，先住在山西路农林厅的单位宿舍，和周老师、王技术员是邻居。去三汊河中学上班确实很辛苦，周一到周五住学校宿舍，周六和星期天回家。怀孕时这样走，生下孩子还要抱着走。工作日，白天母亲去上课，将我放在学校附近的一户居民家中托养，晚上再抱回宿舍，结果孩子越养越瘦，还生了病。
       最后，恩太发话了：“回家来住吧，小孩我帮你们带”。于是我们一家回到祖宅，住在后进的厢房。
       父亲在农林厅是负责省厅与各国营农场在规模勘测、发展规划之间协调的具体经办人，几乎每月都要出差，而且每次都要十天半个月。
       母亲实在忙不过来，申请要调动到离家近的白下区工作。区里答应调动，条件是，不能去中学，只能去小学，母亲权衡一下就答应了，从三汊河中学调动到火瓦巷小学教书。        大概是08年的时候，一天我们兄妹几人突发奇想，妹夫开车送母亲去三汊河中学转转，看看母亲当年参与创办的哪所中学现在怎么样了？那天是星期天，学校大门关着，我们敲开门和值班的老师交流，介绍母亲是五十多年前和XX校长一同来创建学校的元老，值班老师一脸茫然，但仍然保持着微笑的说，校史上没有记录你母亲的名字。
       母亲的脸上飘过一丝失望，但也笑着说：没关系，时间太长啦，没人能记住。我急忙安慰母亲，只要学生能记住你就行了，你不是有个姓朱的学生在交通部坐办公室吗。母亲笑了笑，一切又那么风轻云淡。        父母搬进祖宅，太爷爷最开心，他是一家之主，前几年家里的动荡着实让他担惊受怕了好一阵，父亲的加入，不管钱出多出少，必经是多了一条经济来源，家里就算突然有什么风吹草动，也能比以前多坚持一会。
       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全国都在挨饿，好在不久，国家的政策允许海外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内地寄一定量的粮食，远在香港的祖母和伯父立即给我们寄来面粉还有一些罐头的猪油和香油，一袋面粉有60斤，不算多，但立马解了燃眉之急，我们家的人可以比别家吃的饱一点。太爷爷一边吃，一边说，好吃，这是美国面粉，好多年没有吃到了。
       六五年，太爷爷去世，悼念仪式在三元巷殡仪馆举行，过路的行人听说去世的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爷爷，不管认不认识都跑进来要一段（一尺）红头绳“讨寿”，原先带去的红头绳分着分着就不够了，只好去店里再买一团红绳现场剪开来分。
       太爷爷是睡棺材的，葬在城外的黄金山公墓，有很大的土坟框和石头墓碑。
       为了答谢同事的关心，按照惯例，事后母亲给学校每位老师带去一段红头绳。
       就为这事，母亲在后来的“非常时期”被同事贴了大字报，说母亲利用外祖父逝世，给学校老师发红头绳，搞封建迷信活动。在大字报前，母亲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回家后，在四下无人的情况下，才敢低声嘀咕：“红头绳还是她主动伸手要的”。        第二年的清明，家里人除了老的和小的走路不方便，其他人都去给太爷爷扫墓。
       黄金山位于雨花台至东山镇的公路边，有郊区车路过，本来车就少，清明扫墓的人多，更本就等不到车，车来了人也上不去。所以，在雨花台通往黄金山的路上，扫墓的人熙熙攘攘，不管大人小孩也不觉得太远。
       黄金山是公墓，但基本上是土堆的坟，远远望去差不多，周围的树和绿植也大差不差，所以，到了墓地，家里的成年男人都会四处散开寻找自已家的坟，找到后再招呼其他人一起过来，那时扫墓只有两件事，用红漆描碑上的字，再就是给坟培土，挖一顶新的坟帽。有人自带红漆和铁锹去自已做，也有人花几毛钱请坟亲家做。        那时人们去扫墓，就像春天里的一场踏青。六六年的清明，我随恩奶、我父母和舅舅姨娘去给我的外祖母扫墓。一行人乘公交到了雨花台，母亲怕我们口渴，去烈士陵园大门口的雨花商店买了些腌制的咸橄榄分给各人，然后沿着烈士陵园的外围向东走了十多分钟，再拐入一条小路，外祖母的坟在一个叫“徐家山头”的地方，到了墓地，一家人四处寻找，终于发现了外祖母的坟，坟占地不大，碑比一般人的都小。于是找到坟亲家，给坟培了土，换了新坟帽，又商议了第二年换碑的事。
       回来的路上，七舅舅为我摘了树上的柳条，卷成圈状柳叶帽戴在头上，一边追逐，一边唱着童谣：“清明不戴柳，死了变黄狗。”
       那年的夏天，全国进入了“非常时期”，到处“破四旧、立四新”。连续好几年无人敢去扫墓，形势平稳下来，父母再去，已寻找不到外祖母的坟了。问坟亲家才知当年有戴袖章的人前来破四旧，清理了一些坟，找不到可能就真的找不到了。
       母亲长长的叹了口气说，以后的清明，我们就对着这个方向拜吧。
       40年后我的工作单位搬迁到江宁，每每乘班车路过烈士陵园，我总想凭记忆找出外祖母坟墓的方向，却越看越模糊，现在好像建了楼盘，还是别墅区，挺高档的。        进入“非常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在一天天转变、提高，“兴无灭资”成了人们奋斗的目标。举国上下，以无产阶级为荣，以资产阶级为耻。上辈子定的成分，“工人”、“贫下中农”可以昂首挺胸，如是“小商小贩”、“中农”都有点不好意思，你家可能就剥削过邻居。
       城区的住房，除了政府机关和一些企业的宿舍，还有少部分“没收后重新分给居民居住”由政府代管的“公房”。绝大多数是私房，祖上传下的是私房，你租邻居的也是私房。私房无论多旧多破，属于“资产”。
       在“非常时期”政府还进行了短暂的私房改制试点，就是私房的持有者，将蓝图（相当于房契）交给房管所，并办理相关手续，就可将“私房”转变成“公房”，居住者每月交几元的房租，如果居住的房子经房管所鉴定为“危房、险房”，房管所将无偿对老房进行翻建。这样居住者只要每月交房租，就可避免住危房的危险，如果翻建房子也不须自己出钱，更重要的是没了私房（资产），能更表明自己或自己的家庭是无产阶级。        祖宅的蓝图是太爷爷的，太爷爷过世后持有者也没有变更。于是在盛爷爷的提议下，恩奶、母亲、三人一起去找恩太商量，大家一致同意将蓝图交给房管所，申请私房改制。不知是申请的人太多，还是试点出现了意外，私房改制暂停了。从房管所传出的消息是，如果居民愿意等，蓝图可以放在房管所保管，如果不想等，可先将蓝图取回。社会上的舆情偏向于先将蓝图拿回家，以免遗失，于是祖宅的蓝图又被拿回来，放在家里保存。
       不能依靠房管所无偿对祖宅进行翻盖，但该修的还是要修。盛爷爷、恩奶和母亲三个各自有话语权的人，意见一致了，祖宅就会有变化出现。恩太的房间太破旧了，决定进行维修，请人看了，在保证居住安全的情况下，采取最小变动的维修方案：重砌东山墙，更换屋顶芦席。我父母承担了全部的费用，恩太的房间修好后，前前后后住进去3个孙辈，一个重孙辈的小伙子。        恩太那时也80多岁，每天早晨照例泡一壶茶，中饭后还要抽一根烟。
       祖宅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从孙辈起，每个人参加工作后拿工资的第一个月，一定要孝敬给恩太二块钱，让恩太买吃的。恩太的零用钱一直是母亲给的，每月六元，母亲结婚后一直如此。恩太抽烟只买二毛九分的飞马，而且每天只抽一根。
       冬至以后，母亲要为恩太置办补冬的食品，两只青花瓷的圆罐，一只里面是红糖拌松子仁，一只里面是煮熟的红枣。恩太每天一勺松子仁、两颗红枣。
       恩太哪天数数口袋里的钱感觉好像多了，就拿出一两块钱，让恩奶去买一斤猪头肉，或者买一斤五花来做白拌肉。
        我上小学五六年级时，常常搀着恩太沿门口老街巷去三山街转转，遇到熟人，恩太会跟人说，这是我重重。
       我放学常带四五个同学回家玩，看见恩太开门，几个淘气鬼就会故意的齐声大喊：“恩太”，声音拖的很长。恩太并不生气，知道是小孩淘气，还很开心。        七五年，我上了高中，按照当时南京地区的政策，长子留城不用去插队，可以分配一份工作，于是我对恩太讲，再过两年，我就会有工作，那第一个月工资时我也给你二块钱。但不幸的是，恩太在那年的夏天摔断了腿，从此卧床不起，不久就离世了。
       那时不让土葬，但管理不是特别严。不能搞得很隆重，当时没有和太爷爷合葬，先买了块地晚上偷偷的去葬。棺材是隔壁的胡爷爷亲手打制，没有合适的厚料，用了一副铺板，胡爷爷打好棺材后还亲自躺了进去试试，出来后笑着说，不知以后自己有没有福气睡棺材。
       出殡那天是晚上，六舅舅煤矿上的同事来了一群人，抬着恩太的棺材上汽车，最后安葬在黄金山。
       几年后，形势趋缓，一家人又给太爷爷和恩太重新办了合葬。
       08年南京建高铁，黄金山拆公墓，修建南京南站。各大报纸都有通告，让坟主去办迁坟，家里人商量后认为，太爷爷和恩太的冥寿都超过100岁，按照惯例可以不迁了，让老人留在那里看看南京的变化发展。
       我工作后去外地出差，在南京南站乘高铁，进了候车大厅，也分不清太爷爷和恩太的坟在那个方向，只好四面拜拜，在心里念叨，重重来看你们了，你们要保佑我外出平安哦。          恩太去世后不久，祖宅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住在祖宅里有话语权的三个人：盛爷爷、恩奶、母亲，因为恩太房间和一些以前未明确所属权厢房的再分配，引起了相当激烈的争执。
       盛爷爷认为：恩太不在了，对留下的房产必须做一次划分，有资格参加分配的是两个姓盛的人，一个是盛爷爷，他是过继来的儿子；另一个是我母亲，恩太亲生女儿的女儿。分起来也很简单，从中间划条线，盛爷爷和我母亲，一人一半。
       恩奶认为：她自与我外公结婚，在祖宅里和太爷爷、恩太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快四十年。就凭对两位老人的照顾，也能在祖宅里占有一席之地。
       我母亲认为：一大家子人在祖屋生活了很多年，各自的区域和公共区域都已习惯，就不再进行重新划分。恩太的房间一分为二，盛爷爷拿一半，我母亲拿另一半（理由是修理恩太房间的钱是母亲出的）。        当时的居住现状是，前进的西边住着我们一家，后进的东边是恩奶一家，西边是盛爷爷一家。前后的堂屋和天井是公用的，后进的厢房已给盛爷爷家的四舅舅住。
       以前，恩太在的时候，恩奶一家和我们一家跟恩太在一起过。东边的厢房是我们烧饭的厨房，西边的厢房一半以前归我们堆杂物，一半归盛爷爷做厨房。
       三方多次协调无果，于是向区法院提出申请仲裁。法院接受后，先是调解，调解人员的意见是：按照法律，财产继承的原则是谁赡养谁继承。但你们是家庭内部的财产再分配，能协商解决最好协商解决。
       由于盛爷爷丝毫不肯让步，调解始终毫无进展。在进入司法程序前，调解人员分别和当事的三方进行最后一次调解。
            下面是调解人员和母亲沟通的大概情况：
       如果按照盛爷爷的意见，盛爷爷获得最大收益，我母亲获得最小收益。
       进入司法程序，母亲如果拿出了赡养老人的证据，法院肯定会支持母亲的意见。
　　如果盛爷爷的意见得不到满足，依他的脾气，可能会引发过激事件。
       当时的房产没有货币化，也仅仅具备居住的意思，大点小点并不会让人更多的震撼。
       母亲思前想后，权衡各方面的利益和结果，最终做出让步，同意盛爷爷拿祖宅的一半，母亲和恩奶均分祖宅的另一半。但必须三方都在协议上签字画押，永久性解决祖宅的所属问题。在三方进入法庭前，达成协议，并签字认可。          盛爷爷获得祖宅的一半房产，比他原居住的房屋多了后进的一间大房间，东厢房（原厨房）的一半。
       恩奶获得祖宅的四分之一的房产，从后进搬到前进恩太的房间，比她原居住的房屋多了东厢房的一半。
       母亲获得祖宅的另四分之一的房产，比原居住的房屋多了西厢房的一半。
       天井虽做了划分，但基本作为公共晒衣的场地，前进的堂屋要方便人进出，不能做较大改动，只作为厨房使用。
       这件事让母亲很伤心，很长时间不能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
       经过很长时间，我才渐渐明白，母亲之所以让步，是因为担心如果官司赢了，我们兄妹因此受到伤害，可能得不偿失。        一九七八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各行各业出现了蓬勃的生机。
       我是七七年的高中毕业生，经过一年多的补习，参加了两次高考，终于考入南京航空学院，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本科。大妹妹初中毕业，也考入了南京汽轮电机厂技校。在那个录取率非常低的年代，这确实是一件十分喜人的大事。
       我们家有“海外关系”，以前是块灰色的牌子，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要引进外资，有“海外关系”的人也成了香馍馍，父亲因此经常被市侨联召集去开会，贯彻一些国家的新政策。“可以用外汇买商品房”就是新政策的其中一条，原计划在洪武路口建一幢大楼，开会现场有宣传画，并对房屋的结构和售价进行了意见征求。可能很多人对新政策仍心有余悸，正真表达购买意向的人并不多。于是相关部门不得已将建楼的地点改在，合群新村、南秀村等地，建筑的规模也改为三层六套的小洋楼。
               香港的伯父来过南京，对我们家的居住环境十分同情，家里没有卫生间，全家四五口人居住在一间屋子里。当听说“可以用外汇买商品房”，立即表态，他出钱买。为此伯父一年内两次来南京直接和相关部门接触，敲定买房合同及细则。
       掌握政策的房产局是政府机关，没有可以建房的实体，而这个实体必须完全被房产局控制。我们家的买房合同是和房产局下面的劳动服务公司签的，房产证是房产局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商品房的雏形。
        2013年扬子晚报做过专访，用二分之一的板面对南京首批商品房做了报道，那是母亲第一次上报纸。报纸出来的当天，父亲又去买了许多份赠送亲友们保存纪念。
       1981年我们搬进了这套商品房，同时为了落实政策，母亲调入离家近的清凉山小学任教。那是我们第一次入住成套的房子，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客厅和卧室，90多平米，在当时已经算很不错的房子了。         我们家搬进新居没有多久，恩奶不慎摔了一跤，摔断了腿骨。在铁医（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开刀装了钢板、打了钢钉。恩奶出院时，舅舅姨娘一起和母亲商量，只有你们家有卫生间，就住在你家吧。母亲二话没说，在妹妹住的房间里架了一张床，就把恩奶接回了自己家。
       那时母亲、舅舅、姨娘都在上班，恩奶就是坚强，不让请保姆。几个月后，恩奶终于能下地走路了，从此以后，恩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母亲家里。
       母亲常说：不要希望别人总说你好，但千万不要让别人说你不好。
       恩奶住在母亲家里，心里有点不过意，多次表示要给母亲一些钱，补贴家用。母亲坚决不收，还让恩奶把钱存起来。恩奶退休早，退休工资也多年不涨，早几年每月就二十几元，母亲让恩奶留一点钱在手，除了平时的人情往来，过年给小辈们的压岁钱，其余都存起来。直到2006年恩奶过世，她存折上的数字和她的历年工资总收入基本对得上，毛估估大差不差。
       我们兄妹三人都是六十多岁快要奔七的人，这些年照顾八九十岁的父母，也渐渐的感到力不从心，主要是责任太重，这也顾忌，那也害怕。回想那些年，七十多岁的母亲照顾八十多岁的恩奶，何尝不累。但母亲从未放在嘴边，她所受的辛苦，我们知道的也只是我们看见的，也是我们正在慢慢才体会到的。
       80年代末，南京市政府开始组织进行大规模“旧城改造”，88年，祖宅也划入了拆迁的红线之内。当时的政策是，私房按每平方米200元左右收购，一般是就地安置，新房的产权归国家，新房分大、中、小和单室，原则上按原居住地户口上的人数进行分配承租。
       我分配到一间七楼顶层最西端的中套，妹妹分配到一间二楼的小套，恩奶分配到二楼的一间单室。因为成套的楼房比原先的平房要好很多，楼层和走向的问题没十分在意，都高高兴兴地签了合同。
       祖宅拆了，祖宅里的人都住进了自已的新居，祖宅的恩恩怨怨也日趋渐淡。        2025年春节期间，我们兄妹为庆祝母亲的九十大寿，在古南都饭店举行了寿宴，南京的亲朋好友都到场了。席间始终充满了欢乐和祝福，热闹之余，我内心不禁有一丝担忧，这样的场面还能出现几次。
       近几年，母亲的记忆渐渐出现了问题。早先去医院问诊，诊断是因为听力下降，和他人的交流减少，时间长了，她也懒于和别人交流，以至记忆衰退。于是花一万多元买来进口的助听器，使用一段时间，效果不明显。后又去专科医院，做CT检查，诊断为小脑萎缩引起，这些均为不可逆的病症，只有加强交流，减缓病情的发展。
       5月以后，我们兄妹就排班，保证每天都有一人在父母家照应老人的起居。
       有子女陪在身边，母亲的精神好了许多，但体力也渐渐下降，原来陪母亲散步，可以走到后街拐角，慢慢的母亲嫌累，就只在楼下的巷子里走走。母亲听力不好，但视力很好，巷子里有挂牌的单位，她会把牌子上字念一遍，没有牌子时，她就数着走过的步数。        病魔终于击倒了母亲，国庆节之前，母亲半夜出现呕吐及昏迷，于是我们急忙将母亲送到省人民医院，在抢救室里，拿着母亲CT报告的主治医师和我们商量，鉴于母亲已经九十岁，颅内出血量这样大，通过手术能恢复的几率十分小，如果我们家人愿意，他可以推荐母亲去第二医院的神经内科进行治疗。
       于是母亲转入第二医院，一个多月后又转入社区医院治疗，但奇迹最终没有出现，母亲于2026年3月2日离开了我们，享年九十一岁。
       母亲一辈子善良，待人宽容。虽命运多舛，但她从容应对，从不怨天尤人。
       一切经历都如她所言：“这是我该做的”。没有索取，没有懊恼，微笑平淡地看待人生过往。她静静的走了，安详、自然且潇洒，留下一份让人难以忘怀的尊重，我们每一个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都会久久的怀念她。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首歌曲，选自古老的世界名曲《斯卡布罗集市》，再用中文填词，一行八字，曲调如泣如诉，歌词如诗如赋。尽管有很多的版本，当歌者空灵的歌声在字里行间滑过，听的人会忽然感到自已的灵魂深处许久没有出现的疼痛，微弱却很清晰。
       风吹故人远去天边
       多少往事只能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