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志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

陀罗山人

“百战归来认此身”——这七个字，浓缩了曾志的一生。 百战，不是虚指。从1926年投身革命，到1998年病逝，七十余年间，她经历了湘南暴动、井冈山斗争、闽西游击、延安岁月、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的建设与浩劫。归来，是对幸存者的描述——她的两任丈夫牺牲了，她的孩子送人了，她的战友倒下了，而她，活着走到了终点。认此身，则是全书的灵魂：在生命的尽头，她回望自己走过的路，确认自己是谁。 这是一本在病榻上完成的回忆录。1998年，87岁的曾志已病入膏肓，但她坚持口述、修改，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给历史一个交代。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出生于湖南宜章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5岁那年，她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那里唯一的女兵。报名时她改名“曾志”，意为“为女性争志气”。同年10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她的革命生涯，几乎与中国现代史同步： 1928年，她参加湘南暴动，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在井冈山，她与贺子珍、伍若兰并称“三朵花”。 此后，她在苏区打游击，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她以西药店老板太太的身份为中共福建省委工作，也曾与陶铸假扮夫妻执行任务。 战争年代，她无数次躲过刺刀、躲过盘查、躲过子弹。她曾一人连夜走下一百二十里山路，一顿吃下二十六个荷包蛋；几次在伤寒疟疾中走到死亡边缘。 　　然而，这本书最打动人的，不是她的“战斗”，而是她的“牺牲”。 作为革命者，曾志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中共郴州特委书记，1928年在暴乱中被乱刀砍死，年仅21岁。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是他的胞兄，兄弟二人前后两天之内为革命捐躯。 她的第二任丈夫蔡协民，1934年被叛徒出卖，在厦门狱中牺牲。 她的孩子们——大儿子石来发生下26天就被寄养在井冈山老乡家，再次见面已是23年后；二儿子不幸夭折；三儿子刚出生就被组织送人，换取经费。 晚年，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总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该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带孩子。现在看来这种思想确实太偏激了。” 这句话里，有一个母亲迟到的愧疚，也有一个革命者无法两全的无奈。 　　书中有一个场景，读来令人窒息。 那是“文革”期间，陶铸——她的第三任丈夫，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被打倒，囚禁在中南海。曾志从广州来到北京，陪伴他度过最后三年。 陶铸在饱受折磨后患上绝症，经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每次痛过后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几条毛巾才能擦干。像这样，一天要发作三四次。他虚弱得连大便的气力都没有，每隔几天，曾志就得用手给他抠大便。 曾志写道：“我知道陶铸将不久于人世，他将凄凉而孤单地走完这人生的最后一程，但他情愿牺牲自己，来换得我一个自由。泪水已无法表达我们那种渗透骨髓的痛苦和依恋。” 陶铸最终被“疏散”到安徽合肥，很快在孤独中死去。其时，曾志正在粤北山区插队劳动。 　　女儿曾问曾志：你怨不怨毛主席？ 曾志认为这个问题很肤浅。她说：我跟随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这不是政治表态，而是一个亲历者对自己一生的确认。 她把更多的笔墨留给了那些没有活到胜利的人。她说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每次想到那么多战友都倒下去了，自己所受的苦难便算不得什么。 正是这种“幸存者”的自觉，让她在身居高位时始终保持清醒。她的大儿子在井冈山当了一辈子护林员，两个孙子——一个当电影放映员，一个当保安——都是最普通的劳动者。孙子想办“农转非”，她断然拒绝；孙子想买车跑运输，她帮忙联系了一辆二手车，却叮嘱“公家的车就是公家的”。 　　曾志去世前，留下一份遗嘱，写在旧牛皮纸信封上，标题是《生命熄灭的交代》： “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在家设灵堂。把我的遗体先交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无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八宝山一棵树下当肥料，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埋下去，静悄悄的，绝不要搞什么仪式。” 1998年6月30日，她的部分骨灰被埋在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烈士墓旁的一处山坡上。简单的三角形墓碑上，只镌刻着十一个字： “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 没有职务，没有头衔，只有“红军老战士”五个字。这是她给自己最后的定义。 　　读曾志的回忆录，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要有多大的信念，才能承受这样的一生？ 答案或许就在书名里——“百战归来认此身”。认此身，就是确认自己是谁，确认自己走的路值得，确认所有的牺牲都有意义。这不是对历史的粉饰，而是一个亲历者对自己生命的交代。 李新的《流逝的岁月》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反思，曾志的《百战归来认此身》则让我们看到信仰的力量。两者都是真实的，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遗产。 而真正的历史，恰恰需要这两种视角的共同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