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官兵吃什么？喝些啥？

申卫平.高山青青

　　朝鲜战场上足够的食、水供给直接关系到每个志愿军指战员的身心健康、拼搏意志，顽强耐力，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部队战斗力，决定着每一次战役发展、进程和结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各类战争都离不开得力的后勤保障，只有吃得好、吃饱了，志愿军官兵们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发挥出保家卫国、骁勇善战的勇气！

　　1986年春季，总后勤部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了“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会议，洪学智部长（右4）和十几位当年曾在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担任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参加了会议，并做精彩发言。

　　今天，往昔那些厚重的历史文件都解密了，我们急切地翻开查阅，想知道当年的那场战争中，志愿军父辈食水究竟如何解决？这些一直困惑着后代们心中问题答案都被分类编进这四册文献中。《专业勤务分册》在“军需勤务”条目的第二章中，有五个段落分别回答了“在朝鲜战场上艰难条件下，志愿军官兵们究竟吃什么？喝些啥？”

　　人体热量和能耗来自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补充。战斗中完成长途穿插、冲锋陷阵、搏杀格斗、修筑工事、阵地防守等任务，哪一项能离得开吃饭、喝水？长期饥饿、口渴容易滋生疲惫和懒惰，分散注意力，甚至能产生负性情绪，带来退缩、畏战、松懈现象。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从战略决策、全局指挥到后勤统筹，毛主席始终是最高决策者。从志愿军刚刚入朝的“一把炒面，一把雪”艰难时期，到阵地战建成稳定的伙食保障体系，最高统帅始终把官兵们温饱放在心上。

1951年冬，洪学智回京汇报工作，当得知长期单一吃炒面，许多官兵患上夜盲症，影响到夜间作战时，主席面带忧色提出了要求，“应该给战士们增加营养，争取让他们每天吃上一个鸡蛋，这件事应该可以办到！”

一次，秦基伟从前线回京，说大家长期吃炒面，生活条件艰苦。毛主席听完后，坦言自己清楚战士们吃炒面的煎熬，随即下令研发压缩饼干、脱水蔬菜、肉罐头等多种野战食品，改编口粮单一情况。

1951年3月以前，官兵们粮食供给标准中，细粮仅占20%，其余为粗粮，加之副食供给不足，伙食改善困难。从1951年4月起，细粮提高到50%，九月又提高到70%。1952年12月19日，毛主席亲自批准，将志愿军细粮比例直接提高到80%，米面各占一半。

　　1951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司令员总结了朝鲜战场的后勤保障经验教训，他说，“要特别重视前线的粮食供应问题，如果一、两天没有饭吃，再好的作战计划也完了！如果仗打胜了，全体指战员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

　　抗美援朝战争分为两大战略阶段：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的五次战役为运动战阶段，特点为没有固定防线、缺少固定阵地、以机动穿插、快速攻防、灵活进退，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1951年7月以后转入阵地战对峙阶段，就是双方相对固定在三八防线上，修建永久坑道工事，长期驻守，寸土必争，后方稳定。两种不同的战略阶段特征，决定着粮食供给保障的表现。

　　1954年7月23日，志愿军后勤总管洪学智司令员在《关于志愿军后勤从入朝至停战期间工作情况报告》中总结了朝鲜战场两大战略阶段中，志愿军粮食及各种物质保障情况。他概括地说，“入朝初期到1951年6月，既前五次战役时期，物质供应相当困难；1951年下半年转入阵地战后有好转，1952年进一步改善，1953年已经能保证作战需要，并逐步改善了部队生活。”

　　第一次战役时期（1950年10月25日~11月5日），志愿军受命仓促入朝，战场情况多变，后勤保障体系尚未搭建完成，各级供给机构之间责任不清，准备不足，联系困难，粮食保障跟不上快速行动的部队，运输、兵站、分布、调度、分配均混乱。

各个部队机动迅速，出发前背负5天口粮，由东北军区后勤（东后）统一配发高粱米、玉米面、干土豆装进干粮袋，吃冷食是常态，无新鲜蔬菜和肉类供应，饮水靠山间溪水和积雪。参战官兵无论是西线穿插，还是东线打阻击，都出现了饿饭现象。42军断粮3~4天；40军7个营饿饭3天。

在11天时间里，美军昼夜轰炸鸭绿江沿江公路，运输车辆只能夜间分段、短途运输，车损毁率较高，整个后方补给粮食只有25万斤；朝鲜北部边境群众主动支援，部队就地借粮100万斤，但参战部队有五个军，一线作战官兵达17.2万人（不含后勤、铁道、工兵等后方人员）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7日~12月24日）历时48天，是朝鲜战场上伙食最差时期，后方粮食补给达标仅为1/4，大部分依靠就地筹借。这个阶段核心口粮为统一配发炒面，加上高粱米、玉米面、生土豆；缺少油、蔬菜，口粮结构单一。每位参战官兵仅背上5~7天干粮自用，饥饿时一把炒面一把雪，直到战役结束基本上没有得到补充。

战役分为两大战场，东、西线供给有差异。西线十三兵团炒面充足，夜间有时能吃上热饭，指战员们大多轻装、长距离迂回敌后，运输线延长，补给困难，断粮和半饥半饱十分普遍，38军战前囤积了148万斤粮食，供给相对较好。东线九兵团原计划在江南休整，临时紧急入朝，粮食供给严重不足，大批运粮汽车被炸；长津湖地区气候严寒，大面积长期断粮，热食几乎吃不上，冻、饿减员超过了战斗伤亡。27军前线仅收到4.5万斤主、副食，平均每人不足2斤，断粮达3~9天。

　　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8日）期间，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继续向前连续进攻。战役发起前，所有参战官兵统一配发“七天份炒面”，无锅具，无肉类、蔬菜，全程冷食。

战役开始后，各级后勤部队因道路条件和机动能力限制，普遍掉队。分部、兵站一级跟不上军后勤；军后勤跟不上师、团后勤；主、副食运输赶不上日夜兼程的作战部队，即使赶上了，也来不及补充，整个物质补给线出现“前面空虚，中间脱节”现象。

战斗越往南打，供给越困难。当部队开进到三七线附近时，补给线拉长达500~700公里，敌机全天候封锁公路，各个部队频繁断粮，进攻能力快速衰退，交战区村镇十房九空，无法筹粮。这些困难限制了志愿军继续南进。美军也研究后发现这一弱点，由于供给限制，志愿军进攻极限只有七天，也叫“礼拜攻势”。

　　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三次战役结束，整整75天内的战斗几乎是连续进行的，运输线迅速延长，加上敌机轰炸破坏，后方粮食供给能力仅达标25%，就地筹措占了总消耗数量的75%，全程缺少油脂、新鲜蔬菜和肉食。39军在这个期间获得补给仅达标准的13%。作战部队非战斗减员高达10万余人，缺粮、饿饭严重影响到了战役的规模和进程。

　　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25日~4月21日）是整个运动战阶段粮食供给压力最重的时期，敌军大规模全线反扑，我军64天机动防御，仍存在前几次战役“礼拜攻势”补给短板。

主要表现有：战线来回拉锯战2个多月，消耗超过以往；气候由隆冬转为初春，冰雪开化，道路泥泞，通行困难；敌机趁机封锁渡口、桥梁，前送粮食车辆被炸，损失一大半；官兵们吃饭仅靠携带的炒面和有限借粮硬撑。

西线汉江阻击部队（38军和50军）长期死守阵地，敌人飞机和炮火持续封锁，几乎没有热食，日常口粮也减半，只能靠炒面、冻土豆充饥，就地筹粮困难，因营养不良减员多。东线横城、砥平里作战部队相对好一些，山地便于隐蔽做饭，村庄尚有少量余粮可筹，反击胜利后，缴获敌军部分食品，有时能喝上热粥。39军有长达16天时间没有得到粮食补给，40军长期少粮，只好天天喝稀饭，指战员体力严重透支。

　　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6月10日）是运动战收官之战，前期全线进攻，后期撤退防御。这次战役开始时，入朝作战部队急剧增加，第19兵团及所属63、64、65军和第3兵团及所属12、15、60军，炮兵指挥所及第2、7、8、21、31、32师，高炮第61、62、63、64师，坦克指挥所及坦克1师、战车6团，工兵指挥所及所属9个工兵团，铁道兵兵团及1、2、3师，加上其它在朝部队，总兵力达到近百万。

　　这次战役目标设定宏大，参战人数显著增加，战前后勤做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囤粮准备。但三八线以南为敌我双方反复争夺土地，居民离家避难，就地筹粮非常困难（300里无粮区），美军磁性战术拉长作战周期和三登储藏库被炸（烧毁287万斤熟粮），这就决定了战役前期保障还可以；后来，快速纵深穿插开始断粮，后撤阻击时极度缺粮。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依靠携行给养作战，严重影响了战役发展。如20军在县里围歼战胜利后，因等待补给停止进攻3天，失去了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机会。铁原阻击部队长期断供，全天仅有少量炒面加冰雪。

　　入朝初期，志愿军执行当时的解放军给养标准（表5,1951年以前部队粮食、副食定量），但运动战时期部队连续作战，敌后穿插，体力消耗大，需要足够的饭菜供给。1951年1月，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修订了志愿军给养标准，新的《粮食定量》和《大灶副食、实物定量》见表1和表2。上个世纪50年代重量计量标准是老市制，1斤(596.8g)=16两(596.8g)，当时团以下单位指战员每日粮食定量是28两（1044.4g）是可以满足官兵作战体能需求的。

运动战阶段，虽然运过鸭绿江（过江）粮食高达190269吨，完成前运计划的110.9%，但大多数滞留在鸭绿江畔和铁路沿线，未能及时送到前线作战部队手中。

　　接收不到粮食怎么办？部队需要在当地筹粮、借粮。1950年12月23日，志司出台《借粮规定办法》，规定组织借粮队，由军、师、团政工主官带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在规定区域借粮，开具印有部队公章的正式借据，战后统一结算。运动战期间，就地借粮23.35万斤，占部队所需60%以上。38军从1950年10月入朝到1951年2月的四个月中，借粮占粮食总供应量的80%以上。到1953年5月，志愿军向朝鲜政府和人民筹借的粮食全部还清。

　　官兵连续作战需要供应热食，那些筹、借来的粮食还要通过加热、烹调才能食用。当时志愿军没有制空权，为了减少炊烟，防止暴露目标，运动战前沿阵地热食加工只能相机进行操作，他们在阵地后面选择隐蔽地点，以连为单位做饭，视情况前送，时间多在晚上进行。还有的部队以班、排分散起伙，甚至有时由个人用罐头盒、饭盒做饭。总之，运动战阶段，指战员们吃上热饭机会不多，仅凭吃冷干粮充饥。

　　二次战役时诞生的炒面，是朝鲜战场上冷干粮的集中代表，它体积小，制作简便，能够大量生产，便于携带和食用，较适合运动战作战需求，成为了这个阶段官兵们的“核心口粮”。炒面配方是7成小麦加3成黄豆/或高粱米，炒熟后加0.5%食盐，每人随身布袋背负5~7天用量。1950年11月，第一批样品送到志司，彭德怀、洪学智等首长亲口尝试，当即拍板大规模生产，并规定志愿军前线部队粮食供给中，至少1/3应配发炒面。

　　东北局马上专门召开“炒面会议”，筹建炒面生产厂，动员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大量制作炒面，志司要求一个月赶制650万斤来支援前线。东北城乡工厂、机关、乡村全民开工，仅用20多天，就有405万斤炒面运过鸭绿江。从1951年开始，炒面成为志愿军官兵的主要野战干粮。

　　 周总理得知东北产能不足，还存在巨大缺口，11月17日晚，他亲自部署华北、中南、华东各省市分担生产炒面任务，北京、天津、武汉、南京等城市党政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纷纷行动起来，为前方做炒米、炒面；中南海大院里支起多口大锅，总理和干部们一同翻炒杂粮，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炒面的人群。从部队入朝开始到五次战役结束，共前运干粮6290万斤，占前运粮食总量的16.7%，其中大部分是炒面。此外，干粮还包括饼干、烙饼、馒头等。

　 “一口炒面一口雪”成为当年志愿军指战员作战英勇、生活艰苦的时代标识。断粮时，官兵们经常捧起皑皑白雪，含在嘴里化开，再将冷炒面混在一起吞咽。这个时期，副食供应更为缺乏，缺少蔬菜油脂，大批官兵患上夜盲症、口角炎等营养缺乏疾病。

炒面是运动战生存关键，洪学智后来评价，“没有炒面，就撑不住五次战役作战。” 也就是靠这些简单饮食支撑，志愿军长途穿插，昼夜行军，连续作战，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五次战役结束后，我方高层领导认识到，后勤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部队持续作战能力，长线防御作战后勤保障体系必须彻底升级。

1951年5月3日，志愿军党委下达了《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为了加强朝鲜整个战场的后勤工作，决定将前勤扩编为“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志后），负责管理全军的供应、运输、卫生等一切事宜，并把铁路、公路等完全统一起来。中央军委完全同意这一指示，并于5月19日作出了《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

　　1951年6月下旬，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在成川香枫山成立，图为志司与志后主要领导合影，前排左起：李志民（志愿军政委）、彭德怀（志愿军司令员）、周纯全（志后政委）、洪学智（志后司令员）。

在洪学智首长主持下，从“指挥体制、运输网络、仓储储备、阵地伙食、防空护送、就地筹粮、后勤战斗化”等七大方面全面改革，建成打不烂、炸不断的运输线，彻底解决前线吃饭的难题。

　　同年7月，朝鲜战场转为阵地战，战线位置趋于固定，志愿军各级领导大力健全后勤机构，完善兵站运输线，运输消耗由运动战时期的60%，下降到20%以内，为粮食供给好转创造必要条件。

但这一年特大秋季洪水，又使交通中断了一个多月，仅第1、2、4、6分部及各军后勤就损失主、副食即达169万斤，部队再次发生缺粮。后经全军官兵动手、抢修道路、急运给养、统一借粮和节约互助，渡过了粮荒。11月以后，天气及运输条件好转，粮食基本做到按标准供给，而且生粮增加。

　　虽然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但不代表炮火硝烟停歇，美军持续大规模炮火轰炸及飞机空袭给我军带来伤亡，志愿军官兵们自创在山体上建筑简易工事和防炮洞，这是坑道工事的雏形。这段时间内，部队把伙房建在距离前沿阵地3~5公里远的隐蔽处，以连为单位做饭，由送饭小组送上前沿，开始做到热食常态化。

　　长期的阵地战对峙，战壕和猫耳洞难于抵御美军的绝对炮火和空中优势。前线部队总结教训，开始把零星、分散的猫耳洞联通、深挖加固，构成贯通山体的永久通道，顶部岩层覆盖数米厚土，普通榴弹、航弹无法击穿，坑道防御作战模式正式诞生。

　　1951年6月中旬，志司向全军下发指示，统一推广地下坑道工事，要求每条坑道做到“防空、防炮、屯兵、生活、储藏、作战”为一体，全军掀起了挖山筑洞热潮。同时，坑道设计还要通风、排水、储水囤粮，包括了加工饮食功能。

在地下坑道工事里生活区，指战员们建立起了食堂、储粮库，根据坑道口大小设立伙房。以排为伙食单位，在坑道口做饭，既解决了及时开饭问题，又减少了送饭人员伤亡。战地饮食多样化，主食供应达十多种，在较好的情况下，还能吃到包子和饺子。副食既有罐头食品，也有其它便于运输和储藏副食品，品种多达五、六十种。

山洞岩壁常年渗出山泉，战士用饭盒、罐头盒、瓷碗连续承接，解决了部分饮水问题。在坑道生活区，还修建密封储水池，储备了7~15天全员用水量。冬季坑道外积雪，还有冰块，可以直接搬进洞里，融化后饮用。

　　随着坑道体系的完善和兵站运输网的形成，各个部门密切配合，实行运输、抢修和防空三结合，运输条件日益改善，给养保障全面好转。为了进一步提高在朝作战部队的生活质量，1951年10月，志后决定，休整部队第一个月每人增加肉1斤，黄豆10斤，油和盐在原标准上各增加1/4；1952年9月，全军官兵食油由5钱增加到1两、食盐由5钱增加到7钱、肉由6钱增加到1.6两、蔬菜由1斤增加到1.5斤，同时，每人每天还增供蛋粉2钱。

　　志后进一步强调，各作战部队要根据作战需求、日常消耗、运输情况和保管能力等条件，建立野外储备粮垛，保障官兵们给养供应。建库地点应分散在山林洼地里，将粮食装入麻袋后堆积，底部统一垫高，上面用树枝、帆布遮盖。

　　1952年春季，许多部队营养缺乏患病率高达70%，蔬菜供应成为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在坑道体系建成后，战线基本稳定。1952年2月志司发出指示，要求部队一年内自种蔬菜解决2~3个月的供应量（60~90斤），种菜所需土地，由志司统一向朝鲜政府交涉。以连、营为单位派出人员，任务包括种植、养猪、生豆芽、做豆腐。到1952年年底，全军种蔬菜27万多斤亩，收获蔬菜4578万斤，每人平均40多斤。

1951年下半年，志后还推广了39军采集野菜经验，印发可食用野菜图谱，发动官兵开展挖野菜活动。到年底共采集野菜268万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副食，尤其是青菜供给不足问题。

　　抗美援朝时期，聂荣臻出任军队总参谋长，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打一场现代化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对其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质保障，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在朝鲜战场上，是新中国武装力量首次参加现代化跨国战争。在美军掌握绝对制空权，我军后勤体系尚未成熟、境外作战无法就地补给的情况下，保障官兵们食水供给是影响作战的重要问题之一。

　　寒风凛冽，烽火漫天，在战争初期，伴随志愿军官兵们冲锋陷阵的只有一口口干涩炒面，一把把寒冷冰雪，一身身单薄征衣，一腔腔沸腾热血。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们是饿着肚子穿插敌后勇士，越是粮少腹空，就越能看到前辈们的脊梁风骨、赤胆忠心。

　　到了战争后期，后勤保障改善了，志愿军指战员能吃上饱饭，喝上了肉菜汤，唤起了更昂扬斗志。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防线，牢牢守住了阵地，取得了战场上一次又一次胜利，把现代化的联合国军打到了谈判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