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和轶事（七）‍——阿西姆少校

流年

维和轶事（七）

——阿西姆少校

天还没亮透，鸡叫就劈开了高脚屋的寂静。那声音又脆又急，像有人拿竹片抽打空气。木板壁缝里渗进来一丝凉意，蚊帐底下，阿西姆的鼾声正轰得沉稳，仿佛一台老柴油机在怠速运转；发电机在屋外跟着嗡嗡应和，俩声音一唱一和，倒也不让人厌烦。我翻了个身，睡意彻底散了，索性摸起脸盆和毛巾，光脚踩过微凉的竹地板，一步步蹭下楼去。

洗漱间离水缸不过几步路。昨晚翻译高尔那句“水缸后头常有蛇来喝水”忽然钻进脑子里，我放慢步子，先扫了一眼水缸四周，又瞥向墙角那几只空油桶——没见活物，只是水缸背后幽幽地逼出一股寒气，湿漉漉的，像有什么东西正贴着缸壁往外窥探。我蹲下身子偏头细看，青苔和水渍之外空空如也。拿起瓢舀了水兜头浇下，凉意从头皮炸开，那点残存的困倦才彻底褪尽。

上楼时，保姆阿兰已经在灶前忙开了。油锅滋滋地响，小油条在滚油里翻滚着涨成金黄。我用高棉语问了声好：“Sok Sabayi！”她猛一回头，眼睛亮得像灶火，手里的锅铲差点脱手。“哎呀，先生会讲我们的话！”她立刻打开话匣子，柬语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往外滚，又快又密，我只能抓住三成。大概在这偏远的营地里，四个观察员里两个是高鼻深目的白人，一个是来自南亚的黑黑的阿西姆，只有我这张亚洲面孔让她觉得能掏心窝子。她从昨夜的雨说到今早的鸡，从米价扯到大选登记——我听个半懂，连蒙带猜，倒比课堂上学得鲜活。后来我高棉语能大有长进，功劳大半得记在她那张闲不住的嘴上。

早餐照例是一大盘油条配粿条汤。粿条这词来自潮州话，柬语直接音译成“Guetiao”；油条叫“Cha Kwai”——“炸秦桧”，把南宋那对奸夫妇捆在一起扔进油锅。我夹起一根咬下去，酥脆声在齿间炸开，恍惚竟有种岭南街头的亲切。柬语里像这样的汉借词俯拾即是，千年来中原文化渗进这片水土，比任何一纸条约都来得瓷实。

饭后分两路出发。莫里上尉虽军衔不高，却是组里资历最老的，对地形门儿清，便带翻译走东线；我和阿西姆少校往西，任务是找到红色高棉的把头，把那封信送进去。

信是我昨晚写好的，装进印着UN徽标的牛皮纸信封。出发前递给阿西姆：“少校，您过过目，措辞若有欠妥还来得及改。”他接过信封，抽出信纸，展开，目光在纸面上足足停了一分钟，然后折好塞回信封，含混地应了一声：“行，我看可以。”我瞥了眼他翻页的速度——实在怀疑他究竟读了每一个字，还是只扫了扫行距就点了头。

车子拐上土路。柬埔寨的路，晴天是“扬灰路”，雨天是“水泥路”。今天万里无云，前头有一辆拉货的车卷起一蓬蓬红土烟尘，像一条火龙贴着地面翻滚。我双手握紧方向盘，车身在坑洼里一蹦一蹦地往前拱。阿西姆窝在副驾，脑袋一点一点地打着盹。忽然，路尽头的树梢上方腾起一缕白烟，随即一串闷响隐约传来——枪声混着爆炸。阿西姆像被针扎了似的猛地弹起身，手掌撑住仪表台伸长脖子往前探。“停车！”他喊。我立刻刹住。

前方，三三两两的村民正朝我们这边涌来，大人抱着孩子，老人拄着木棍，脸上全写着惊恐。我摇下车窗，用柬语冲他们喊：“前面怎么了？”一个中年汉子边跑边回头嚷：“打起来了！红色高棉跟政府军干上了！”

我心里一紧——这正是观察员的差事：调查一切武装冲突，认定责任方，向战区司令部如实报告。我挂上挡，轰下油门。“刘少校，你干什么？”阿西姆的嗓音绷得像根湿绳子，那张黑脸竟泛出一丝灰白。“我们去调查。”我回道。“前面在交火，危险！调头，回去！”他声音都变调了。我侧头看了他一眼，尽量压平语调：“少校，您可以不下车，在车上等着。但我得过去。”不等他再张嘴，我一脚油门踩到底，车轮碾过碎石，箭一般冲向前方。

赶到哨所时，战斗已经歇了。几个政府军士兵蜷在简易工事里，抱着枪缩成一团，活像雨淋过的鸡仔。我让阿西姆留在车上，自己跳下去。哨所的木板墙上弹痕簇新，我用半生不熟的柬语连比带划问清了经过：大约上午十点，一股红色高棉武装突然摸上来偷袭，双方对射了十来分钟，没有人伤亡。我低头看表——十点二十九分，离事发不到半小时。好，基本情况够用了。

我从兜里摸出那包红塔山，给每个士兵递了两支。他们接烟时手还在抖。我转身回车上，抄起报话机按下通话键：“Uniform One，Uniform One，this is Uniform 302. Sitrep，over！”战区司令部秒回。我口述了交火时间、地点、双方态势和伤亡情况，随后请示：送信的任务还继续吗？司令部回复：信必须送达，但不得进入红色高棉控制区，改由当地村民代转。

我们继续往红色高棉地盘的边缘开。在村口，我们停住了——再往前就是雷区与哨卡交错的险地。路边一棵枯树下，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蹲在树根旁，正睁大眼睛打量我们的白色越野车。我招手把他叫过来，蹲下身，把信递到他面前，尽量用简单的高棉语说：“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村里的头人。给你一美元。”男孩看见钞票，瞳孔一下亮了。我又补了一句：“如果有回信，你带到路上交给我们，我们每天都会巡逻经过这里。万一找不到我们，就交给印度连的哨兵，让他们转交UN观察组。带回回信，我再给你——两美元。”男孩使劲点头，攥着信和钱转身就跑，赤脚在尘土里踏出一溜烟。

事情只算办好了一半——还得去印度连打声招呼，万一男孩把回信送到他们手上，他们得知道来龙去脉，才能转交给我们。

印度连的营地很快就到了。营门口卫兵持枪，看见UN的白色越野车，立刻作持枪注目礼。我用眼扫了一圈营区：帐篷成行成列，排水沟挖得笔直，厕所尤其惹眼——贴着白瓷砖，蹲位旁搁着冲水桶。早听说印度许多人家中未必有厕所，可他们在外头营地却修得如此讲究。那时我军的野战厕所还是旱厕，全凭撒石灰，跟这儿一比，确实差了一截。

连长罗博少校迎出门来，两撇小胡子修得一丝不苟，笑容客气而周到。他说话时显然有意克服着印度口音，刻意甩出一口伦敦腔，每个音节都端着。他的办公室不是砖瓦房，也不是高脚屋，而是全用木板拼成的一间小木屋，地板上清漆刷得锃亮。他引我们落座，朝门口招呼了一声，一名士兵推门进来立正，脚底在地板上重重一顿，整间屋子跟着颤了几颤——我着实担心那木板会咔嚓一声裂开。

“Coffee or tea？”罗博微笑着问。我们都要了茶。很快两杯玛萨拉茶端上来，热汽裹着肉桂与豆蔻的浓郁香气。阿西姆清了清嗓子，摆出代理组长的姿态，把送信和等回信的安排向罗博细说了一遍。罗博一边听一边点头，末了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抬起头笑道：“放心，回信只要到了我这里，保证第一时间转交给你们。”他说这话时，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瞬，胡子尖微微翘起，像藏着什么话没说透。

我从兜里掏出五美元，搁在桌上：“罗博少校，如果那孩子带回回信，麻烦您给他至少两美元。”话音刚落，阿西姆却抢过话头：“不用，不用！信收了就行，钱不用给。”我一愣，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是我亲口答应了那男孩两美元，少校您也亲耳听见了——现在翻脸不给，不就是哄骗一个孩子？我喉头一阵发紧，胸口闷着一口气，但当着罗博的面不好发作，只能把美元收了回来，脸上硬挤出一个笑。眼前这位少校在我心里的分量，顿时轻了几分。

我端起茶杯，啜了一口香甜的茶汤。窗外的阳光斜斜地切进木屋，尘埃在光束里浮游不定。远处的丛林沉默如山，谁也不知道那封信会带回怎样的回音。但至少这一杯茶是滚烫的，这一桩任务暂时落了地。而明天，车轮还会碾上那些或扬灰、或泥泞的路，颠簸着，继续往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