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每日遐想1058 岳建国/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在咱们这里，熟人、同事甚至朋友之间如果当面争论问题，因一言不合就起高腔、闹红脸的情形很常见；如果在网上争论，很快就会陷入“我说东你说西”、“鸡对鸭讲”、“我说法律你说情感”等死结，没完没了，最后在互相作践、开骂中结束。民间如此，在公权领域甚至法庭辩论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多，其中最根基性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没有追寻和建立“恒定理念”的习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中国西周的商高和此后古希腊的哥达毕拉斯都发现了“勾股定理”，这个数学公式从此成为恒定的铁律；后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又发现了“万物皆数”这个伟大哲学，成为更高档次、境界上的“恒定”，所以牛顿、爱因斯坦、发明人工智能的辛顿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定律，就非常权威，极少有人对此进行争议。随着科技发展，人类对此可能会有新的争议，但那一定会有更“恒定”的标准做裁判，终结争议。</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自然科学领域如此，社会科学领域也如此。</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牛顿晚年发现，人类社会科学也存在恒定不变的规律，如“杀人偿命”（保护生命权）、“不许偷盗”（保护私人财产）、“不抢别人家的女人”（保护人身自由权）等宗教戒律或世俗法律，在互相没有任何联系的远古时代，世界各地的王国不约而同都已经“恒定”了，因为不这样做的国家一定灭亡。此后这个理念进入“摩西十诫”（18世纪后逐渐成为很多国家宪法的灵魂）。所以牛顿认为——追根究底，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是“同出一源”的，都来自不可冒犯的自然定律或宇宙定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因此，西方人早就认为保护生命权、私人财产权、人身自由权，是不证自明的天理。几百年来，他们很少再争论这个问题，即使争论也很理性，不会“鸡对鸭讲”，媒体一报道，大众一表态，最高法院一判决，那就一锤定音，争论戛然而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但在我们这里，因社会科学领域缺乏必需的恒定理念，所以在太多的事情上容易引发非理性的争议。不要说法律、制度了，对“文哥”的对错、盲目排外好不好、如何看待民企等国内问题上，也缺乏共识；在国际问题上，像如何看待“小日本”、俄乌战争中谁是正义一方、目前的美国是再次伟大还是逐渐渺小了等问题，民间甚至知识阶层也存在相反的看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我们很多领域的社会撕裂，与此有很大关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世界需要谨慎的变化，更需要配备一个恒定的、在关键时刻保障安全的大铁锚，不能盲目崇拜变化，今日搞“彻底砸烂”，明天建设“新天地”，由此造成的悲剧，毕竟历史上太多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但我对此不太悲观。因为对于“万有引力”“相对论”等这样的“恒定”理念，中国人也一直是认可甚至很崇拜的，从来不对这类定律进行争议。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一旦在社会政治领域发现、借鉴、积累了足够多的恒定理念，那中国人就一定学会如何争论了。 </p><p class="ql-block"> 2026.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