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陆军密档(三)

铁甲骑兵

新中国陆军密档(三)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1927年3月23日，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动。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做了认真的准备工作。

特别委员会认真总结了前两次武装起义的经验，仔细研究了上海国共两党的状况，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帮会以及北伐军的进展、军阀部队在市区的兵力部署等各方面情况。

在进行分析后，特别委员会组织了一支5000多人的武装纠察队，并进行秘密的军事训练；还深入发动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争取和团结他们。

特别委员会又制订了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把全市划分为闸北、沪西、沪东、南市、虹口、浦东、吴淞7个作战区，组织各级指挥部，选派领导人员。

1927年3月20日傍晚，北伐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开到上海近郊龙华。

3月21日清晨，上海总工会发出同盟罢工令。正午12时，罢工开始，参加罢工的工人达80万人。

下午13时，南市、虹口、沪东、沪西、浦东、吴淞、闸北等7个地区的起义工人，以少数武装纠察队为先锋，广大群众为后援，向警察所、兵工厂、电话局、火车站发动进攻……

为什么要发动工人进行武装运动呢？

1925年6月23日中午，由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发起，在广州东校场召开各界援助沪案示威运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黄埔军校学生军、各校学生以及广州农民团体10万余人。

会后，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反帝游行，队伍4人一排，周恩来走在第一排，沿途高呼口号，情绪激昂。

下午14时，当游行队伍路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英国士兵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停泊在沙基口的英、法等国军舰也向群众开炮，时间长达25分钟之久。

在机枪扫射下，当场死亡100多人，受伤几百。周恩来左右两边的人都被打死了，而他幸免于难。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次惨案的死亡人数达52名，重伤170多名，帝国主义又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

7月6日，在广州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有数千人的工人纠察队。罢工委员会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委员会由香港罢工工人代表7人，沙面罢工工人代表4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一人组成，苏兆征任委员长。

这次罢工使繁荣的香港变成“死港”，严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数十万罢工工人成为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有力支柱。省港大罢工在广东人民和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坚持了将近两年。

1925年10月，上海总工会被封。上海工人在“五卅运动”以后，很快又投入反对孙传芳封闭上海总工会的斗争。

10月21日，上海纱厂总工会、铁厂总工会、木器总工会、印刷总工会以及电车工会、工务局电气处工会等117个单位，联合致函省联军第二司令部及淞沪警察所，要求启封总工会。

10月27日，上海纱厂总工会等27个工厂工会代表，又先后到龙华戒严司令部要求启封遭到拒绝。上海总工会乃另租西门红栏杆桥西东海坊二号照常办公。

10月30日，又遭军警封闭。

12月6日，上海工人代表会、学生联合会、上海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等各革命团体举行市民大会，反对段祺瑞军阀政府。

总工会发布罢工命令，号召各工厂工人罢工一天，整队参加大会。到会人数达50000多人。

会后工人游行队伍冲破军警阻拦，到达中华新路顺成里总工会会所，工人自行启封，当众宣布即日起办公，并发表 《致全国各界宣言》。

11月15日，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在公共租界被捕，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并被秘密杀害。刘华被害消息传开以后，即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的公愤。

中华全国总工会又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工人声讨孙传芳。1926年1月，上海工人将启封总工会的斗争同抗议军阀杀害刘华暴行的斗争结合起来，使罢工斗争继续向前发展。1926年“五卅惨案”一周年纪念时，上海及全国工人运动又汇成了一支反帝的巨流。在中国共产党和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和发动下，在5月29日，举行了有五六千人参加的“五卅”死难烈士公墓奠基典礼。

30日上午，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五卅惨案”一周年纪念大会，到会的群众团体超千余个，60000多人，其中主要是工人和学生。大会发表了 《反帝、反军阀、争取民族解放的宣言》和通电。

会后又在南市举行游行示威。同时，事前组织好的工人、学生和妇女演讲队，聚集于南京路两旁，进行纪念活动。

下午13时45分，邮务工会的自行车队从南京路飞驰而过，于是各演讲队的活动又进入了高潮，各队旗帜招展，放声演讲并散发传单。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工人与军警发生冲突，进行搏斗，直至晚上19时，才结束这次纪念活动。

这一天上海各外资工厂工人为参加全市或分区的纪念活动，普遍罢工一天。

31日，还有17个外资工厂，约60000余人举行了罢工。“五卅惨案”一周年纪念活动以后，上海工人由于生活困苦、资本家苛待工人、殴打工人领袖、开除工人、减少工资等原因，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下，连续举行了多次罢工。

6月份上海罢工的企业就有107个，罢工人数近70000人。有1/3的罢工，获得了经济上的部分胜利。

1926年7月11日，上海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根据当时情势，提出了经济总要求：

工资至少每月不得低于15元；工资当按照物价至少每年必须增加一次；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星期日休息，工资照发；不准打骂工人，滥扣工资；不准任意开除工人；规定因工作死伤职工人的抚恤金；工人在疾病时厂主必须负责医治并发给半数以上的工资；改良女工合童工的待遇，女工 在生产前后有一月休息，工资照发；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工厂设备需改善，如增设门窗、天窗、厕所等。

7月份，罢工的企业单位105个，罢工人数70000余人，人数比6月略有增加。

8月份发生日商在“万里丸”轮船秘密杀害我同胞陈阿堂的惨案，激起了上海各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

8月20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罢工人数达22600余人。总计6月、7月、8月中，上海罢工企业单位共258个，罢工人数17.7万人。

这些罢工除了争得经济上的胜利外，也鼓舞了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意志，加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

随着北伐战争的开始，高涨的工人运动成为北伐得以胜利进军的条件之一，而北伐战争的胜利，又把全国工人运动推向高潮。

北伐军所到之处，工人群众立即掀起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工人运动呈现前所未有的高涨，工会组织也得到极大发展。

这段时间，工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国的工会会员迅速增加，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猛烈发展并已大多取得了胜利，工人的政治斗争也得到加强。其中，以武汉工人罢工斗争影响 最大。

当然，这一时期，工人运动也出现“左”倾错误。不少人受自发的革命热情所左右，不讲政策和策略，满足于盲目痛快地干一下。随意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意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商店。还提出不少错误的要求，如工资加到原来的一两倍，自动缩短工时到每日4小时等。

工人运动的勃兴，促成了汉口、九江英租界收回。1927年1月初，武汉各界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战争胜利大会。

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演讲。英国水兵登陆干涉，驱逐听讲群众，用刺刀刺死中国海员一人，重伤四五人，轻伤30余人，制造了汉口“一三惨案”。

惨案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派徐谦、蒋作宾劝退群众，并由外交部长陈有仁向英领事提出抗议，令其立刻撤退水兵，由中国军警进驻英租界。

4日下午，武汉各界500余人举行联席会议，要求国民政府向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英政府赔偿损失；惩办凶犯；撤退驻汉英舰及撤去沙包、电网等物；向中国政府道歉；英租界内华人有集会、结社、游行、演讲等绝对自由；解除英巡捕及义勇队武装；英租界由中国政府派军警管理等。如英方3天内无圆满答复，要求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海关，取消英轮内河航行权及领事裁判权。

5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数十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会后，群众冒雨冲进英租界。国民党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决定接管租界，组织英租界管理委员会。

汉口“一三惨案”的消息传到九江后，九江各界群众怒不可遏。

1月6日，各界群众举行声援武汉人民反帝斗争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这天恰逢九江怡和、太古两码头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英帝国主义雇用工贼破坏罢工。

工纠队抓获工贼，英国水兵登岸干涉，枪杀一名工人，伤数人，英舰并发炮轰击，九江工人和市民纷纷拥进租界，撤除沙包、铁丝网等障碍物，占领租界，并请武汉政府派员接受。

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中，武汉国民政府接受各界团体所提办法，作为对英交涉条件，在广大工农群众支持下多次驳回英国外交部长张伯伦、英驻华公使代表欧玛利的狡辩和武力恐吓。

英国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于2月19日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议，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

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租界，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推动了全国人民反英斗争的进一步高涨。

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上海区委的领导下，为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重新掀起了罢工浪潮。

7月11日，上海总工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大会发表宣言，提出了改善工人生活待遇，保证工人人身权利，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最低限度要求。在这次大会的号召下，全市工人积极投入罢工斗争。7月有70000余工人举行罢工。

8月，日商纱厂工人20000人为反对日商内外棉纺织厂大肆开除工人领袖，举行了持续28天的罢工。自6月至9月，参加罢工的工人超过20万人。

尤其至8月以后，工人们已逐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

在此期间，上海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国民党头面人物，不再热衷于为孙传芳维持统治的所谓东南五省和平运动，转而谋求推倒孙传芳，实现资产阶级掌握政权。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虞洽卿因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和上海总商会会长职务；解散了由他控制的商团武装南、北市保卫团，而与孙传芳交恶。鉴于上海总商会已由亲孙传芳的傅筱庵任会长，虞遂另组上海商界总联合会与之对抗。

9月1日，北伐军攻克汉口后，苏浙皖赣闽五省联防军总司令孙传芳为阻止北伐军东进，将大量兵力投入江西战场，上海的防务顿时空虚。

当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时，虞洽卿接连发表了一些“左倾”言论，主动与共产党人联络，希望助他取得上海的政权。国民党驻沪军事特派员和国民党上海特务委员会委员吴稚晖，也准备乘北伐军向东南进军之机，在上海建立国民党政权。但他自知国民党群众基础薄弱，武装力量涣散，因此很想借助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

总之，北伐军势力的进展，给各阶级民众以新的希望，不独工人群众，小资产阶级的民众都行动起来，并且一部分大的及中等的资产阶级都动起来，抛弃从前依附军阀的心理，转而依附北伐军，上海出现了有利的革命形势。

9月3日，共产党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在上海开展自治运动和市民武装暴动，以便建立广大的联合战线，反对孙传芳统治。

9月6日，区委发表 《告上海市民书》，号召上海市民团结起来，组织职业团体，实行区域联合，加入革命政党，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进行反抗斗争，以图根本推翻现存的统治，夺取民众的政权，建立民选的自治机关。

随后，党中央和上海区委共同制订了 《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

《计划》虽指出工人阶级应当成为此次暴动的先锋，但又认为工人阶级由于自身的组织和战斗力不强，所以在暴动中不便猛进到资产阶级之前，更不宜单独行动，我们的方针只能是努力推进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式的自治政府，而不是幻想用市民暴动的力量，立即在上海实现平民政权。

党中央指出：工人阶级参加暴动的目的是不拿政权，得到自由，即组织工会的自由，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的自由等。

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方针，上海区委一开始就把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在发动市民自治运动的同时即着手于组织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

各分区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秘密地开办武装工作人员训练班；组织工人纠察队。至10月，工人纠察队已发展到2000人，其中有武装的130人。

10月上旬，共产党上海区委派汪寿华去和钮永建、吴稚晖商讨上海自治事宜。经过协商，双方决定组织一个由工商学共同参加的和平维持会。

17日，共产党区委召开会议，提出对于和平维持会的策略：在政治上，应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在组织上，应以商界占多数，工、学占少数，共产党“不能去占多数，只在旁参加与暗中指导”。

区委遵照陈独秀关于“要特别具体与虞洽卿谈组织地方政府”的指示，确定以虞洽卿为上海资产阶级的领袖和中心。虞洽卿对共产党提出组织“以商界为主体”的政府十分赞同。许诺由他本人负责联络商界头面人物，并希望“工商两界合同动作”。但当北伐军在江西受挫时，他的态度又骤然冷漠，有意避居宁波故里不愿与闻政事。

10月16日，当和平维持会正在筹组之际，浙江省长夏超宣布起义，归附国民政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翌日，夏超率部由杭州向上海进发。

为配合夏超的军事行动，共产党上海区委于19日确定由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李振赢等组成总指挥部，直接领导工人武装，与钮永建控制的武装力量配合，举行武装起义，实现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势力，并与资产阶级联合组织上海市政府。

20日，共产党区委再次发出 《告上海市民书》，号召市民武装起来！驱逐孙传芳的驻防军！召集市民会议！组织委员制的市政府！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发表宣言呼吁召集市民会议，实行市民自治。

钮永建原计划于18日举行暴动，与夏超部里应外合，占领上海；旋因准备不足，改定于24日晨举行。

至23日，夏超兵败，形势逆转。钮永建虽已闻讯，但仍于仓促中通知上海总工会按预定时间举行起义。上海区委认为夏虽失败，但北伐军已克服九江，形势仍然很好。

即于23日下午17时下令举行武装起义。

24日零点，共产党上海区委组织的各区工人纠察队350余人中只有200人按总指挥部的部署，陆续到达各自岗位。原相约以军舰炮声作为起义信号，但是直至天明，信号未见发出。总指挥部发现情况有变，命令立即停止起义。

此时，有些区的工人纠察队因未接到命令，已经同警察、巡防队接火，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只有闸北一带的工人纠察队因接到指挥部的命令较早而未行动。

钮永建组织的便衣队虽号称1000人，结果只有100余人有所动作。加上这支便衣队又是临时纠合的无业游民，毫无战斗力，一遇军警即作鸟兽散。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实际上并未发动起来就失败于襁褓之中。孙传芳部在镇压了夏超起义后，连夜转回上海对工人、市民进行残酷镇压，工人100余人被捕。上海总工会委员陶静轩、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奚佐尧等10多位共产党员英勇牺牲。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共产党上海区委对武装起义完全缺乏经验，在起义时机的选择上，主要依赖于外部条件，即依赖于夏超的胜利和孙传芳军队的倒戈上，结果在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武装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就仓促发动了起义。

而且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又未打算组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结果只能成为少数人的军事冒险。

第一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的最初尝试，它为以后起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教训。

共产党上海区委在反复研讨第一次起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继续发动群众，推动市民自治运动，适时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成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的方针。

1927年11月初，北伐军相继占领九江、南昌，孙传芳在江西的主力大部分被歼。

19日，孙传芳在天津与张作霖、张宗昌会商，议定由张宗昌率直鲁联军15万携军用票2000万元南下援孙。

这使苏、浙、皖三省人民大为震惊，商界人士更是惶恐不安，人人自危。共产党上海区委抓紧这一时机，再次号召上海市民武装自卫，响应北伐军，建立市民自治政权。并针对三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响亮地提出了“拒绝奉鲁军南下”的口号，作为市民自治运动的直接目标。

市民自治运动首先在上海工商学界掀起。

11月11日和12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相继发表宣言，一致主张：划上海为特别市，实行上海市民自治；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拒绝奉鲁军南下。

自治运动在苏、浙、皖三省也得到响应。

11月14日，国民党苏、浙、皖三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发表联合宣言，主张还政于民，由人民组织省民会议或市民会议管理一切。同日，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宣告成立。

虽然三省联合会在其成立之初闭口不提撤退孙传芳驻军，侈谈停止三省以内军事行动，其实质是反对北伐军继续东进；但当奉鲁军决定南下后，该会多数人的立场迅速转变，表示要脱离孙传芳，反对张宗昌南下，欢迎北伐军。三省自治运动遂与上海自治运动融为一体。

1927年11月28日，上海各界400余团体50000余人举行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奉鲁军南下；拒绝使用军用票；划上海为特别市，由工商学各界组织自治政府等项决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至此，上海自治运动形成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潮流。

12月6日，上海市民公会召开成立大会。市民公会由上海闸北商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总工会、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等6个团体组成，以实现上海自治、谋市民福利为宗旨。

大会推举沈钧儒、王晓籁和共产党人林钧担任总务委员。

为了把市民自治运动置于共产党上海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区委决定建立市民公会党团，党团人员须按区委决议在公会中进行活动。

上海市民公会决定于12月12日召开市民大会，因孙传芳命令上海卫戍司令李宝章严加制止，遂改称团体代表会议如期召开。

次日，孙传芳即下令取缔该代表会议，并缉拿其首领。被通缉者达80余人。上海总工会、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等相继遭到查封或取缔。上海市民公会也于次年1月8日被查封。轰轰烈烈的上海市民自治运动暂时沉寂下来。

上海市民自治运动和初期相比较，有着明显的进步。共产党上海区委直接参与了对自治运动的组织领导，把分散的团体联合起来；把各阶层群众的不同主张，统一到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对奉鲁军阀，响应北伐军，建立市民自治政权的政治要求上来。

在规模上，自治运动已由初期少数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活动，发展为包括工商学各界群众参加的市民群众运动。这就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28年2月中旬，北伐军向浙江胜利进军，占领杭州，逼近上海。2月16日，共产党上海区委决定乘孙传芳部退守江北之际，发动上海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次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起义。

2月18日，上海总工会即发布 《为举行总同盟罢工的通告》，翌日，发布 《总同盟罢工会和罢工宣言》，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势力，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保障工人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权利等17条最低限度的要求。

上海工人踊跃响应上海总工会的号召，19日，15万工人走上街头。以后几天参加罢工的人数与日俱增。至第四天，增至36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22日， 北伐军前锋已接近松江，进抵上海已是指日可待。共产党上海区委决定于当日下午18时，把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暴动，以人民武装力量扫除军阀势力，建立市民革命政府。

然而，由于罢工前没有夺取政权的精神准备，广大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所以，当共产党上海区委下达武装起义的指示时，仅有闸北和南市的工人响应，没有形成一定的群众基础。

当天正午12时，在共产党上海区委的主持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 它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和暴动胜利后的权力机关。委员会由汪寿华、罗亦农、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11人组成。其中国共产党产党员6人，国民党左派两人。

17时50分，停泊在高昌庙对岸的海军军舰建康、建成号上的士兵，在担任大副的共产党员指挥下，炮轰高昌庙兵工厂，打响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信号。

18时正，各区工人闻讯而动，呼啸而出。在南市和闸北两区，工人和市民群众同仇敌忾，同军警展开了巷战。面对全副武装的军警，起义者因多数人赤手空拳，或持低劣武器，虽英勇奋进，慷慨赴死，终难取胜。

战斗一直持续至23日晚。在起义中，有40余人牺牲，300余人被捕。

23日，党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为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的牺牲，决定立即停止暴动，由总工会下令复工。

24日，党中央发表 《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全体工友书》指出：暂时停止罢工，绝不是对孙传芳和李宝章让步，而是准备更进一步的新斗争。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又告失败，但这次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是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反抗封建军阀的第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充分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强大威力，它证明了上海工人是真正反抗恶势力为一切民众争自由的先锋队。

党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在决定停止暴动的同时，还确定了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暴动的方针。会议决定建立特别委员会，作为武装起义和自治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

特委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等8人组成。会议还决定组建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特别宣传委员会，具体负责武装群众、宣传群众等项工作。

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指出：“武装起义离不开军事行动，而军事行动，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

在与特委的讨论中，陈独秀分析了反动军阀在上海的集结情况，认为可以浦东为突破口，从这里夺取武装。他还就武装起义时，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系、党务和工会工作阐述了详细的意见。

特委会就第三次武装起义，总共召开31次会议，陈独秀参加了30次，而且，他每次出席会议都要发表指导性的意见，可见他对于这次武装起义的重视。

如果说第一、二次武装起义时，陈独秀是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仅仅实行间接的原则领导，那么，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则成为起义的最高决策者之一。

陈独秀事无巨细，都要具体过问。他认为，每天要出新闻式的宣传大纲，不过100字的时事报告，文字尤其要特别浅显。不仅要文字宣传，还要口头传达、讲解党的武装起义的策略。

为使武装起义得到北伐军的理解和支持，他还让工人代表去见北伐军负责人，征求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和告工友书的意见。

第三次起义紧接第二次起义，准备工作不免显得急促、紧张。陈独秀在具体指导上，也就尤为注重实际效果，指示在起义开始时，不要急于去占领机关，而应设法夺取兵工厂。

陈独秀认为北伐军是上海起义的坚强后盾，在北伐军攻克松江后，上海总罢工便应全线举行。

同时，陈独秀又预料北伐军来上海后，将在市政府的组成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分歧。他说：“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这是重要争论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要改为民选市政府，使民众格外明了。”

上海各级工会是武装起义的主力军。为充分发挥工会的组织凝聚力，他指示把全市的产业工会区划为17个产业总工会，未经总工会允许，不得私自成立工会。

陈独秀还告诉特委会，在北伐军将至上海之前，党领导的工会运动，既要注重政治宣传，又要提出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经济要求。

陈独秀一再强调，起义胜利后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工人应有一半以上的代表。在所产生的市政府中，共产党员应占有一定的比例。

为此，陈独秀主持特委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决定罗亦农、汪寿华、顾顺章、侯绍裘等参加上海市政府。

1928年3月12日，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召开。到会代表300余人，代表200余团体。会议通过决议，剥夺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工贼学阀、洋奴土贩以及曾效忠帝国主义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会议发表宣言宣告：“本会之责任，即在执行全市公民之意志，接收上海政权，建设民选市政府”。

会议选出执行委员31人，其中工人8人，大、中、小商人8人，学生3人。共产党员11人，占总数的38.7％。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是上海市民开始争取民主政权的具体而积极的表现，是组织未来市政府的第一步工作。

3月18日，北伐军占领吴江、苏州。当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300人，大会决定组织60万工人罢工，援助北伐军。

次日，上海区委各部委各产总召开联席会议，发布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预备动员会。这时驻上海的奉鲁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派代表与钮永建谈判，表示愿意投降。条件是投蒋不投国民政府；将上海和无锡划归他管辖；应有军长以上头衔等。

钮见毕无诚意，予以拒绝。

何应钦、白崇禧等原准备待毕投降后再进驻上海的计划落空，于是率部向上海进发。

3月20日晚，北伐军兵临城下，占领上海近郊龙华镇，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3月21日晨，共产党上海区委发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第二次总同盟罢工令。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宣布于12时全市同时举行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

此时，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郑超麟家，通过交通员郑超麟和夏之栩，与在前线指挥的罗亦农、周恩来和赵世炎联系，指挥武装起义。当天深夜，陈独秀还亲自来到前线指挥部。

第三次武装起义和总同盟罢工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上海工人纷纷走上街头，向预定的地点集中，旋即转入武装起义。按照计划，武装起义又分别在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等7个区发动。特别委员会指派周恩来、赵世炎担任正、副总指挥，组成作战指挥部。

从下午13时开始，起义队伍以武装工人纠察队为先锋，群众队伍紧随其后，起义者的目标是夺取各区警署和兵营。经过激烈的巷战，至下午17时，除闸北区外，其余6个区全部为起义者占领。

在激烈的巷战中，街道居民自动献出木板、砖石、麻袋，帮助修筑街垒工事。各处饮食店昼夜赶制熟食，供战友们充饥。佩戴着红十字袖标的男女济难队员，冒着弹雨硝烟，抢救伤员。敌军警自恃武器精良，企图顽抗待援。

起义者以人多势众，采取包围战术，将敌人团团围住。经过通宵激战，敌军虽多次企图突围，均被阻挡回去，最后不得不举起白旗，缴械投降。至22日下午16时，起义者已攻占了湖州会馆等5个据点。

总指挥部立即指挥各路工人纠察队一齐向北火车站发起攻击。直鲁军困兽犹斗，发炮向市镇狂乱轰击，焚烧民房一片，以阻止起义者前进。愤怒的群众赴汤蹈火，前赴后继，拼死向前。

经过一小时的殊死战斗，终使敌军失去战斗力。毕庶澄眼看大势已去，遂只身逃入租界。毕部群龙无首，纷纷溃散。下午18时，起义者胜利地夺取了敌人最后一个据点。

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8小时的鏖战，占领了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全部华界地区，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在起义中歼敌军3000余名，武装警察2000余名，缴获枪支5000余支。在战斗中有2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英勇牺牲，1000多人受伤。

22日上午9时，当武装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战斗还未结束的时刻，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召开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市特别是民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的19名委员中，有罗亦农、汪寿华、林钧、何洛、侯绍裘、李震瀛、丁晓先、王景云、顾顺章等9人是共产党员。

此时，陈独秀注意到形势将会逆转，担心国民党右派会搅乱国共联合战线，指示要有与右派军队抵抗和决斗的准备。

陈独秀说：“我们是革命的政党， 所以每个党员要懂政治，懂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共产党上海区委讨论了他的讲话，区委书记罗亦农说：“独秀同志已告诉我们重要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要尽量宣传。”

24日，上海总工会通告全市罢工工人，除纠察队员外， 一律于当日上午10时起复工，并要求全市工人协助临时政府迅速恢复社会秩序。随着武装起义的胜利，上海的工会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

3月27日，总工会召开了全市工人代表大会，重新选举了执行委员41人、常委5人，汪寿华连任委员长。

会后，又整顿了组织，在上海总工会之下，成立纺织、印刷、金属业、市政、铁路等16个产业总工会，沪西、闸北、浦东、虹口、吴淞等8个地区的工会联合会。

上海总工会还对新老工会进行登记，截至3月底，到总工会登记的工会组织为502个，会员人数82万。

3月23日，上海总工会下令集中所有纠察队员，从中挑选2700多人，用缴获的武器进行装备，编成大、中、小队，分驻闸北、南市、浦东、吴淞等地维持秩序。纠察队的总指挥部设在闸北商务印书馆俱乐部。

4月6日，总工会召开纠察队授旗典礼，罗亦农、汪寿华赴会讲话。上海各界人民给纠察队授旗，以表彰其功勋。

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它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强的战斗意志及组织力量，体现了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艺术，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