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陆军密档(二)

铁甲骑兵

新中国陆军密档(二)

独立领导泸顺起义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北伐部队动员令。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多年来与北洋军阀势力进行斗争的实践，使共产党人刘伯承认识到，北伐战争是辛亥革命以来讨袁、护国、护法、讨贼等战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

北伐军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当时，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是军阀势力比较集中的地方。刘伯承往日的敌对将领刘湘、杨森、邓锡侯、刘文辉、刘存厚，以及曾有过合作的赖心辉等人，都挂着北洋军阀的“五色旗”，拥有近20万军队。

四川军阀的向背成为北伐战争能否沿长江流域胜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重庆地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积极策动四川军阀倒戈易帜，配合北伐进军；同时在军阀军队里开展军事运动。

重庆地委就派了吴玉章、刘伯承、童庸生等人到泸州、顺庆、合川等地进行军事调查，掌握四川各派军阀的现状和动态，以便设计军事行动的方案。

当时，刘伯承离开川军已经两年多，四川各派军事力量发生了许多变化。熊克武第一军系统在讨贼战争失败后已经瓦解，一部投归刘湘、赖心辉等，主力转去贵州、湖南、广东，分别遭到当地军阀和实力派的收编。这使刘伯承失去了直接利用原部队关系进行活动的条件。

为了调查军界的历史和现状，掌握各派军阀的新动态，他和吴玉章、童庸生等利用多种关系，先后到顺庆、合川、泸州、万县等地进行调查。一面在上层活动，一面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开展工作。

刘伯承在重庆浮图关的住处成了进步军人经常聚会的场所。他不但对老部下做工作，就是几度兵戎相见的对手，也不念旧恶，多方联络，耐心劝导他们参加国民革命。

1926年8月初，刘伯承向党中央呈送了《四川军事调查》 和 《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四川车阀各部队的番号、枪支概数、所占防地，并简略注明了各部队主官的派系渊源、参战经历、政治态度、战斗力以及可能争取等情况。

8月上旬，刘伯承随吴玉章途经上海前往广州。在上海，他们向党中央负责人详细汇报了四川军事运动的情形，商讨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设想，即争取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是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借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

必要时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北去西安，接应冯玉祥军东进，以配合北伐。

根据党中央的设想和四川的情况，重庆地委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在川中若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并提出由刘伯承组织旧部，在泸州、顺庆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

党中央对此建议十分重视，发出 《致重庆信》，指明了对四川军阀的态度及工作方针，要求的党的重庆地委派人插入军中去做政治宣传，在旧军队中培育新的力量。

党中央还就派人加强军事运动、组织“左倾”部队配合起义，和援助饷械等项事宜，作出了具体决定。

8月中旬，刘伯承随吴玉章到达广州，参与研究北伐军事，为准备起义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同时，负责接洽四川军阀派向国民政府的代表。

这期间，在北伐胜利的震撼下四川军阀惊慌不安，纷纷派遣私人代表到广州活动，做出种种革命姿态。实际上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并伺机扩展势力。

9月中旬，刘伯承在广州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名义，主持同四川各军阀代表谈判，利用矛盾，进行工作，并签订了著名的 《六条协定》。

《六条协定》标志着四川国民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革命势力在政治上的一次胜利。然而，刘伯承跟四川军阀打了10多年的交道，对军阀们首鼠两端、见利忘义的反动本质看得十分清楚。

刘伯承清醒地认识到，谈判只是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一种形式，要促进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必须依靠全体国民，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真正革命的武装。

1926年9月20日党中央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

我们还要开始注意四川，因为在那个地方的军人既倾向国民政府，故意表示“左倾”，政治的环境是比较自由，可以容许我们活动。在军队中我们有几个高级军官及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也可以发展成一个局面。

正当北伐军席卷两湖，直捣武汉三镇的时候，驻在万县的杨森率数万人侧击武汉，对北伐军造成严重威胁。

为了钳制四川军阀，保证国民革命军迅速北上，10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执、监委联席会议，根据吴玉章的建议，决定给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

10月下旬，刘伯承离开广州，取道香港乘海轮到达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广州方面的情形以及四川军事近况。并请求派人加强党在四川的力量，以支援即将发动的武装起义。党中央对四川工作更加重视，即派欧阳钦前往协助。

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人在重庆刘伯承家开紧急会议。会上，根据党中央的意图，成立了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

第一次军委会以泸州、顺庆起义为中心议题。首先由刘伯承传达中央关于加强四川军事运动的指示，和利用川军矛盾，组织泸顺起义的战略构思和具体策略。

军委会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组织起义的具体计划是：争取驻顺庆和合川的3个旅首先起义，在川中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两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把泸州起义军迅速北调 到顺庆会合，扩编为6个师，由刘伯承统一指挥，组建四川国民党左派军队。

泸州位于四川省南部，北面的沱江，从龙脊逶迤东下。南面的长江，则由龙腹奔突而出。每当春夏之交，河水倾集，两江夹流，一泻千里。整座城市雾霭茫茫，烟波浩渺。加上泸州是川南重镇，物产丰盛，水路交通便利，向来是屯兵的好地方。

早在1922年，共产党员恽代英、刘元安、曾润伯等人就在泸县开展建立共产党的工作，进行革命活动。还在川南师范学校组织进步团体，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在青年学生和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泸州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当万县“九五惨案”发生时，泸县国民党县党部联合工、商、学各界，发起“万案雪耻会”，全县70余法团踊跃参加，同仇敌忾，声讨英帝国主义。

当北伐军攻占武汉时，全城召开庆祝北伐胜利大会，到会群众达30000多人。共产党员曾润伯、刘元安、刘元、王寿昌、陈泽煌、熊太岳、王业鸥等在泸州的工作相当活跃。

1926 年下半年，北洋政府委任的四川省长兼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部的3个旅驻防在这里。

赖心辉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在熊克武部担任军职。讨贼战争期间曾任前敌总指挥。讨贼战败后即向北洋势力投降。

驻守沙州城的是赖心辉部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原是刘湘所办的合川传习所的弟子，此时已成为赖心辉的亲信，也是刘赖合作的积极支持者。

第十混成旅驻沱江左岸小市一带。旅长陈兰亭在讨贼战争期间曾在刘伯承指挥下担任营长。第四混成旅驻扎在长江右岸的蓝田坝，旅长是袁品文。

袁品文旅曾在刘伯承指挥下参加民主革命，部分官兵经历过战争的考验，具有初步的民主思想。袁品文曾在刘伯承部任连长，更直接受到进步思想和救国救民精神的熏陶。

1926年9月间，共产党员童庸生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泸州军运特派员名义，携带广州国民政府关于“响应北伐，策动起义”的函件到达泸州，向袁品文转交刘伯承在去广东前写的亲笔信。

在信中，刘伯承述说当前时局，嘱咐袁品文积极参加革命，听从党的指挥。有关起义具体事宜，由童庸生当面转达。

袁品文展示着刘伯承的亲笔信，内心激动不已。几年前跟随刘伯承参加民主革命，转战川中所向无敌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要求，和急于改变自身窘迫境遇的强烈愿望，在这位旅长的心中迸发出革命的火花。

袁品文两次与童庸生长谈，详细询问刘伯承对泸州起义的意图和设想，表明自己的积极态度和即席而发的感想。童庸生在探明袁品文的底细以后，热心介绍北伐局势对四川政局的影响，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指明革命方向，并初步交代了袁品文部在起义中将要担负的重要使命。

袁品文明确表示：愿以全部力量听党指挥，请向伯承兄转达我的革命决心。

11月下旬，袁品文派邓作楷为他的私人代表，到重庆与刘伯承密商泸州起义的具体方案。刘伯承对袁品文的积极态度表示热情欢迎，又再嘱咐做好各项准备等待时机，听统一号令行事。

1926年11月25日，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在重庆市中山学校召开国民党阳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政治上造成革命声势，以配合武装起义。

在大会上，刘伯承和杨闇公、朱德等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省党部执行委员。 会议期间，杨闇公先后作了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农民运动报告。

11月27日，刘伯承向大会作 《军事报告》，对北伐军在各个战场的形势，作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刻的分析，指出：“我革命军处处胜利，政府成立不到两年，竟能将全国2/3的面积划入革命势力的范围，这实在是一件大可庆幸的事。”

刘伯承在总结北伐胜利的经验时强调指出：“战争之所以能以席卷之势，长驱直入，连克长沙、 岳州，夺取汉口、武昌，在两湖、江西、福建等各个战场击败反动的军阀势力，我们一面不能不归功于革命将士之忠于党国，能将多数敌人一一打倒；一面却不可忘掉民众的力量，民众给予我们党军以巨大的助力。老实说，此次北伐的胜利，不完全是革命军本身的力量，而是民众拥护本党的力量。”

刘伯承的讲话，多次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在那时，正当蒋介石揽北伐胜利之功为己有的时候，刘伯承以如此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民众力量在北伐中的决定作用，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水平。

根据泸顺起义即将爆发，军事问题极为紧迫的形势，刘伯承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四川军阀队伍的复杂政治背景和左右逢迎、专事投机的封建特性，剖析了军阀们的反动本质和目前面临的困境。

最后，刘伯承郑重指出：“四川在革命军势力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鳖。四川将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立即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线，渐而与破裂之奉系联络，以救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持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就是非说，他们自然该革命，就利害说，他们尤其要革命。”

并满怀信心地预示：“一齐来革命，这种事实，在不久之将来，一定可以实现的。”

这次大会是对全川革命力量的一次检阅，是从政治上配合武装起义的一次重大行动。帷幕已经拉开，风暴即将来临。

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广大民众的觉醒，依附北洋军阀的统治势力越加动摇， 军阀队伍内部的矛盾也越加尖锐和表面化。

驻守在泸州城内的李章甫，是一个死心投靠北洋政府的军阀。对于国民革命，李章甫更是百般阻挠。他利用掌管的城防大权，滥施淫威。

绿林出身的陈兰亭，脾气暴躁，不甘人下，面对李章甫的霸道行径，早已怀恨在心。为了要分享泸州的盐款、税收，多次与李章甫面对面发生争吵，两家仇恨越积越深。

在泸州城的三角关系中，袁品文起着特殊的作用。他虽然驻在隔岸相望的蓝田坝， 但对李章甫横行霸道的反动行为早就怀恨在心。然而，在表面上仍对李章甫表示恭顺。

鉴于李章甫坚持军阀统治的顽固态度和反动立场，刘伯承确定以袁品文部为基本队伍，吸收陈兰亭部为起义力量，利用矛盾解决李章甫，摧毁泸州的军阀统治。然后将起义军调经顺在集中。

这一期间，共产党重庆地委已获得川中军阀对革命的宰割计划。为了应付赖心辉调袁品文赴江津，使之与陈兰亭部隔离，然后分头消灭的严重局面，邓作楷频繁往返于泸州、重庆之间，不断向军委和刘伯承汇报，反复商讨起义的准备、发起及事后处置等各项细节。

袁品文按照预定计划，多次到小市与陈兰亭密谈，两下互诉衷肠，谈到夜深人静时，袁品文见时机成熟，便提出响应莲花池省党部的号召，解决李章甫，组织部队起义，参加国民革命军。

对于革命，陈兰亭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对摧毁军阀政治也不是从心里拥护，但除掉李章甫却是他隐忍在心的宿愿。 这样，袁品文和陈兰亭在大的方向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就立即商定解决李章甫的具体方案。

当时，驻泸州的李、陈、袁三部，形同三足鼎立。袁陈两部合作，有5000多兵力，而李部只有2000多人，袁陈在实力占绝对优势，要取胜是有把握的。

但是李部占据泸城险要，易守难攻。要解决李章甫，必须两部同时动作，一部抢占钟山，使敌失去“龙头”之险；一部占领通往小市的两座城门和街道，使敌无城可守。

再者，四川是军阀反动势力比较雄厚的地方，必须尽快解决战斗。如不能速战速决，必然会招致军阀们的围攻。如果那样就可能会在没有占领泸城的情况下，使起义遭受挫折。

特别是泸城南岸肖镇南的反动民团，对起义军威胁很大。为使起义一举成功，必须“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要达到这个目标，一定要擒贼先擒王，活捉李章甫。

然而，李章甫久事军旅，为人好勇斗狠而残毒，刚愎自用而多疑，只可智擒，不可力缚。由于以上敌情、地形等条件的复杂性，就使泸州起义显得十分惊险和带有戏剧性。

泸州方面经过再三筹划，商定了智擒李章甫的方案，又急忙派人赶往重庆向地委报告。刘伯承经过反复考虑后指出：“智取的方案是好的，泸州城易守难攻，不智取难以成功。但不可操之过急，要力求一举拿下泸州。”

1926年12月1日清晨，袁品文按着预定计划，专程到李章甫官邸，邀请李前往蓝田坝，参加袁品文部军士训练学校毕业典礼。李章甫不知底细，怡然自得地跷起二郎腿，随袁品文乘一叶扁舟横渡长江，来到了蓝田坝。 只见军士训练学校校部，彩旗招展，鼓号齐鸣，列队欢迎李长官。

袁品文按照预定计划，将河中大小船只调集南岸。然后，又派人以取留声机为名通报陈兰亭。待李章甫等人进入客厅后，被袁品文事先布置的官兵一拥而上，将李章甫及随行人员一齐缴械。对城里来的其他人也一律予以扣留。

接着，袁品文集合官兵讲话，鲜明地树起国民革命军旗帜，宣布起义。在进行简短动员之后，袁品文立即命令第二团团长共产党员许剑霜率兵渡河，攻占钟山，并亲率第一团和机关枪营渡河，作为预备队。同时，又令新组建的独立营向碗厂方向警戒，掩护蓝田坝后方。

第二团在渡河后，迅速到达钟山。袁品文带领的预备队也运动到龙透关高地。当时，钟山由赖心辉直属的炮兵营把守。在起义军前后夹击下，敌军猝不及防，全部缴械投降。

在城区，陈兰亭部按起义计划攻占通往小市的两座城门，与李章甫部进行激烈的巷战，顿时，全城枪声鼎沸，人马喧嚣。入夜时分，李章甫的第一团撤入城内防守，拼力进行顽抗，战斗非常紧张。

袁品文闻讯以后，立即派两个营增援陈兰亭部攻城。双方仍相持不下。这种胶着局面，对起义部队十分不利。正在此时，袁部参谋吴孝恩挺身而出，报名入城劝降守敌。

到拂晓，守敌在起义军的感召和军事压力下，两个团先后投降。起义军胜利入城，迅即控制制高点和交通要道，继续肃清顽抗的残敌。碗厂方向的敌人，在抵抗一夜之后，也溃退下去。李章甫部参谋长黎剑侯率6个连向东南方向逃遁，其余全部放下武器。

起义成功以后，袁品文、陈兰亭当即发出起义通电。公开宣布拥护国民政府，参加国民革命军，并号召全体川军响应。推翻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参加国民革命，在当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泸州起义理所当然地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12月7日上午9时，县各机关团体120多个单位，在小校场开会，热烈庆祝起义胜利，欢呼推翻军阀李章甫的残暴统治。尽管当时天阴雨细，寒风飕飕，当地民众仍踊跃参加，气氛十分热烈，到会者多达60000余人。

整个泸州沸腾起来了！

整个四川震动了！

泸州起义的消息最先飞报重庆。当时，莲花池党部召集的会议正在进行。刘伯承得报以后，即与杨闇公等人紧急磋商，准备由刘伯承和陈毅同赴泸州，率义军前往顺庆。正当他们准备启程的时候，顺庆举义的急电已经飞来。

鉴于顺庆是起义军借以依托的根据地，马上又变更决定，由刘伯承急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随后驰援顺庆，主持和指挥整个起义部队。陈毅则率部分政工人员前往沙州，督促义军北上会合12月4日凌晨，刘伯承急忙赶到重庆临江门码头。任白戈到码头送行，并找来一个向导准备搭早班轮船到合川。

刘伯承身穿一件半旧灰褐色的驼绒长袍，斜背着一个四川人出门常带的棒槌包，里面放着随身换洗的衣衫和几本书。镇静的脸上深藏着兴奋的神情，招呼着说：“时候还早，吃碗馄饨去。”说着，三人走近一家馄饨小店，各自吃了两碗。随后刘伯承乘船前往合川。

5日傍晚，当刘伯承赶到合川时，黄慕颜部已离开驻地。 原来，顺庆举义后，秦汉三、杜伯乾匆忙中以明码电报通知合川，大意是：秦、杜部已于12月3日起义，将何光烈驱走，望慕颜兄速到顺庆会合。

黄接电后，马上按刘伯承设定的疑兵阵，伪称返防成都，接替温江防务，率部溯涪江而上，向西往大河坎前进。当天夜里，全队人马衔枚疾走，向西奔去。

刘伯承听到这个情况之后，顾不得歇脚休息，马上又甩开双脚，拄着拐杖在滂沱大雨中急忙连夜追赶，终于在大河坝赶上了宿营的合川起义军。深夜，刘伯承和黄慕颜等人又就行军路线和部队情况计议一番。

次日清晨，刘伯承总指挥率部挥戈北指直奔顺庆城。顺庆是四川北部物产富庶的地区。早在1925年春，党中央就派吴季蟠和黄直峰到顺庆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团组织。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在这里驻防达5年之久。

吴玉章在顺庆时，曾利用旧关系，天天到士兵中去讲演，宣传革命的道理，又到各中小学校讲学，撒播社会主义思想的种子。这时，童庸生、张秀熟、袁诗尧、任白戈等都在这里积极地进行工作。

李钊在川北搞农运工作，在何光烈的防地活动，提出反对预征钱粮，主张“每个农民应有5石谷”等代表农民利益的具体要求。

还有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吴季蟠自费买来幻灯机，每周放映幻灯片，热情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不久，在水府寺成立了以吴玉章、吴季蟠等为负责人的国民党左派县党部。秦汉三、杜伯乾被选为县党部监察委员。刘伯承还介绍原先的老部下、老同事蒋一木和帅功安两人协助吴玉章在军队中进行工作。

接着，县总工会、商民协会等相继成立，姜可明曾带领200多名工人到六合丝厂，斗争资本家盛克勤克扣工人工资的压迫剥削行为。同时，反对官办的所谓“贫民工厂”，抗议厂长王植三压榨工人血汗的罪行。

何光烈部旅长秦汉三、杜伯乾，在刘伯承、吴玉章、吴季蟠、李剑凤、童庸生等人的策划下，逐渐靠拢革命。共产党员吴季蟠、黄直峰分别到两个旅当政治部主任。秦汉三也被发展为共产党员。

随着革命的深入，何光烈的封建性和反动性更加暴露出来。何光烈其人表面虚伪，私德极差。对人民残酷盘剥，对部属严峻苛刻，专横跋扈，以残忍、腐化出名，被人称为“活阎王”。

何光烈对秦汉三、杜伯乾两位旅长日益倾向革命，常去听政治经济学讲座，在部队实行一些初步的民主措施等表现早已不满。对他们提出响应北伐，拥护国民革命的主张，更视为邪说。当部下要求加入国民党时，也说要立即枪毙。

何光烈忌恨共产党，更害怕人家革他的命，终日疑心生暗鬼，对其部属和一般民众都无端猜疑，对秦、杜两人疑忌更深，时常越权指挥他们的营、团长。

何光烈还利用其心腹对秦、杜进行监视，并阴谋调杜伯乾到射洪，借田颂尧的兵力解决杜部，调胡伟旅入攻顺庆，解决秦汉三。

共产党重庆地委早在9月间就指出：何光烈已完全立于反动地位了。秦汉三和杜伯乾因参加国民革命，受到百般阻挠，而且又被何光烈无端猜疑，深感只有采取暴力行动，除掉反动军阀，革命才能扩展，民众才能扬眉吐气。

所以，当党组织策动他们起义时，秦、杜两人决定以武力解决何光烈，在顺庆举行军事暴动。

在情况越来越紧迫的形势下，秦、杜秘密商定按照刘伯承 制订的总计划，在1926年12月5日，趁何光烈在顺庆上门寺操场检阅时生擒何光烈，然后宣布起义。

不料这一计划泄露出去。何光烈得知后又反设捉拿计，定于12月4日下午16时，假借召集全体军官会议为名，暗设陷阱，企图将秦、杜及准备起义的军官一网打尽。在这样的情况下，迫使起义一再提前。

12月3日下午17时，秦、杜指挥起义军第二、三路，向何光烈师部进攻。何光烈的亲信炮兵团长刘荣升、步兵团长岳某率部进行抵抗，双方部队在城内激烈交战。

后来，炮兵团和步兵团的进步士兵将刘、岳两人扣押，投奔起义军，使形势发生大变，秦、杜起义部队很快就控制了师部。

何光烈见此情形急忙携家眷、牟兵及少数部队仓皇出逃，并试图放火阻止起义军追击。瞬间，顺庆城内四处起火，正南街，东大街，学院街，簧啬街，以及龙王庙一带的精华地区， 房屋被焚，火焰冲天，通夜不绝。

起义军一面进行追击，歼灭逃窜之敌，一面抢占城中制高点，封锁交通要道。

1926年12月4日晨，起义军全部控制了顺庆县城。在起义过程中，顺庆共产党组织以县党部名义，大力进行配合，支持秦、杜两部的正义行动。

并立即建立了顺庆地方临时权力机构， 地点设在府衙门内，由县长秦自然、党代表林瑞生、军代表姜可明、工人代表屈良洲、王义和、农民自卫军代表刘锡祥等人组成。

12月6日，秦、杜两旅出告示安民，顺庆的局势渐趋平静。

8日，秦、杜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第二、三路司令职，并发表布告宣言，表示决心促革命早告成功，促开国民会议使政权归于人民。

顺庆起义成功之后，秦汉三、杜伯乾急忙派人分别前往重庆、泸州，一面恭请刘伯承去掌握队伍，一面催请泸州起义军到顺庆会师。

1926年12月9日，刘伯承率合川起义军到达顺庆，三路义军汇集到了一起。

刘伯承随即召开紧急会议，详细了解起义经过，审视事变之后整个局面的变化及其影响。并对巩固和发展起义胜利，处理各部队关系，整肃内部纪律，布置防范措施，安置民众生活等作了安排。

鉴于各部素质不相同，和当时面临的复杂环境，刘伯承特别强调统一指挥。

为了发展革命军的精神优势，刘伯承决定在12月10日召开誓师大会。

这一天，三路起义军共7000多人，和当地民众数千人，在果山公园集会。在革命军民的拥戴下，刘伯承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职，并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他号召各路起义队伍团结一致，坚决拥护和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民众谋利益。

大会还宣布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分别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第一、二、三路司令。随即，黄慕颜等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

电文称：

所有各部同处顺庆，指挥调动诸多不便，特联衔推举中央党部四川特派员刘伯承同志为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黄慕颜同志为副总指挥。

泸州、顺庆起义军的行动，很快得到四川民众的同情和支援。在进步军人中反响尤为强烈。他们深为川中革命举动所振奋，纷纷致电表示对起义军的支持。

泸州、顺庆、合川的起义，像强烈的地震，震撼着整个四川。正在观望、犹豫的军阀们恐慌起来，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但又为大势所迫，不得不装模作样改换门庭。他们纷纷派遣代表奔武汉、跑广东、窜南昌，倒戈易帜。

至1927年初，四川军阀几乎全部都摇身一变，成了国民革命军，鹦鹉学舌式地唱起反帝反军阀的高调。霎时间，军阀们易帜的消息充斥着当地的报纸。

顺庆起义虽然暂时取得胜利，川军中也出现易帜的风潮；但实际上革命军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此，刘伯承看得十分清楚。他以总指挥的名义，对顺庆进行了认真周密的部署。

起义军以黄慕颜所属原司令部为基础， 扩编为顺庆方面总指挥部，地点设在原第五师师部。随后，刘伯承又采取了一系列坚决的应急措施，使顺庆的混乱局面很快得到稳定。

按照重庆地委军委的原定计划，是以顺庆为根据地，待泸州义军前来会合，然后向遂定进击，消灭顽固军阀刘存厚。当时，刘存厚仍然挂着北洋政府所任命的边防督办的牌子，四处招纳土匪民团为军。

实际上，是借邻近一些军阀部队为自己摆门面、壮声威，跟国民革命军唱对台戏。

照实力而言，凭借起义军的力量和精神优势，是很有把握扫除这一障碍的。如果乘胜占驻遂定，然后出万源、城口，将川鄂连成一片。那么，就可以背靠大巴山，俯视川中、鄂西，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局面将是相当可观的。

然而，革命时期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四川的反动军阀在遭到当头棒喝之后，很快悟出了这一事变的意义，便气势汹汹地向起义军扑来。

而泸州方面义军，10多天迟迟没有向北运动的模样。面对这一形势，刘伯承便提出：“迅速撤出顺庆，向川鄂边区前进，发挥起义军的精神优势，吃掉弱小军阀壮大革命力量，向武汉政府靠拢。”

无疑，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四川军阀在兵员总体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如果起义军不能很快集中强大的兵力，乘胜进击，就会被敌人击溃和消灭。

正当一、二、三路起义军商议移动之际，忽然黄慕颜部学生队政治教官廖宗泽从重庆带来杨闇公的紧急密信，指示一、 二、三路原地坚守等候泸州义军会合。

于是，刘伯承又和黄、秦、杜进行会商，在兵力部署上重新作紧急调整：改撤出顺庆为坚守该城。急令各路义军做好战斗准备，并抓紧时间对部队施行政治教育，着力予以整顿。

严重的情况开始了！局势显然朝着不利于起义军的方向发展。首先是沙州方面一直未向顺庆靠拢，耽误了宝贵的时间；川中反动势力正在纠合起来，向起义军进行政治上的攻击和施 加军事压力。

早在12月6日，黄慕颜部在大河坝改道前往顺庆时，军阀邓锡侯立即派驻合川第三师王学姜、刘泣之两个团尾随其后，进驻嘉陵江右岸李渡一带，对顺庆取监视状态。紧接着，邓锡侯又加派驻遂定的李家钰部4个团，从西面逼近顺庆。

逃窜到南部县的何光烈，已被田颂尧委为四川西北屯殖副司令兼第五师师长，他搜罗了手下的胡炜混合旅、刘陛荣独立旅、李伟如第九旅、瞿联丞第十旅，叫嚣着要杀回顺庆报仇！同时，又派人到广安向邓锡侯部罗泽洲师乞借援兵。

罗泽洲对顺庆地盘早已垂涎三尺，便打着援何的旗号，率16个营从广安倾巢而出。并扬言：“何师长带兵回来了！”借 以扰乱人心。

至12月7日，罗泽洲率重兵在距顺庆仅4000米的都尉坝驻扎。各军阀部队杀气腾腾地从四面包围起义军。

在敌军压城的紧急情况下，刘伯承总指挥命令秦汉三部二团团长姚元锋率兵3个营，在西城外紫云寨、二郎庙、插旗山一带担任警戒，日夜巡视，防止敌人袭击。

12月13日和14日，敌人攻击十分激烈，“炮声隆隆，弹下如雨”。敌人以8个团的优势兵力，从三路向起义军进攻：第一路进攻驻小老君的杜伯乾部；第二路进攻江对岸的白塔寺，以牵制秦汉三部；第三路则在都尉坝与黄慕颜部对抗。

在起义军方面，兵力以秦、杜部为主，约12月14日，刘伯承总指挥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讨论放弃顺庆向东转移的方案。秦、 杜两部团、营长因有眷属在城内，5000人。但士兵多系顺庆人，一贯有养家肥己的传统习惯，这回仓促起义，不少人顺手牵羊发了私财，各自回乡。部队中的亲何奸细，不时与外部勾结，更是一大隐患。

黄慕颜部有2000多兵力，但各连排长多在学生队受训未回，直接参加作战的力量不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仗打得十分艰苦，起义军伤亡甚多，只得退回城内防守。 而泸州方面，时至12月14日，还没有北上会合的迹象。

表示不愿离开力主坚守。两种意见久持不决。

最后，由刘伯承总指挥作出决定：“敌强我弱，当避其锐气，起义军全部撤出顺庆。撤退方面采取攻击一面，以攻为守，冲出敌围。”

刘伯承说：“我们要以主力向围城部队全力四川边防军李家钰部进攻，只要敌主力阵地突破，城围自解，我可突围而出。此方案得到各方同意。”

12月15日晨，为集中兵力攻敌一面，刘伯承命令起义军一路出两个营；二、三路各出3个营，共计8个营的兵力，由秦汉三任前敌指挥向李家钰部发起猛烈进攻。

因敌人兵多势众，火器精良，起义军多次组织进攻未能得手。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刘伯承亲临西山前线督战，鼓励起义军官兵英勇杀敌，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午后13时，在蒙子垭一带守卫的姚元铎团长，看到敌人十分猖獗，下决心挫其锋锐，他亲自率领第二营官兵在平桥向敌实施突击。

敌人据险抵抗。双方相距仅数十米，起义军奋勇冲杀，与敌肉搏。顿时血肉横飞， 杀声震天，敌人力渐不支，向后溃退。正在这时，姚团长头部中弹，不幸阵亡。

在这种情况下，各路起义军仍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奋勇突围。下午，黄慕颜部占领了距顺庆约10千米的望水垭。

敌人一面以敢死队猛烈进攻，一面利用何光烈的封建关系，在阵前乱喊乱叫，进行煽动，致使起义军内部的动摇分子弃枪逃走，有的甚至临阵倒戈。在郊区凉水井前线，连长戴守勤叛变，对起义军造成极大威胁。形势越来越险恶！

12月16日上午9时，双方在小老君进行激烈交火。刘伯承令黄、秦、杜各部“皆派部队拼死力战”。但终因敌众我寡，难以挡住敌人敢死队的疯狂进攻，下午15时左右，罗锋洲部两个团由何光烈亲自督阵，向距城2500米的西壤口防守紫福观、凉风垭、王凤山的起义军进攻。

杜伯乾部两个营临阵叛逃，致使罗择洲部趁机直冲入城，抢占了总指挥部。原被扣押的何部岳、刘两团长乘机逃脱，城内秩序大乱。

暗藏在起义军中的奸细和反动分子，趁战况最吃紧的时候，里应外合，搅乱阵势，并对刘总指挥图谋不轨。

这天傍晚，刘伯承率数名弁兵前往阵地视察，途经一片小树林，突然遭到叛军袭击，死的死，伤的伤。刘伯承骤遭急变，乃当机立断，拔枪击毙五六名尾随的叛军，随即从山崖高处跳入河中，游水脱离险境。

此间，敌人已攻破顺庆城，李家钰趁势集中兵力向望水垭的起义军进攻。起义军第一路官兵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后撤。当敌人进入大西门时，刘伯承命令起义军从城中撤退。

12月16日下午，顺庆起义军一、二、三路全部向灯台场方向转移。灯台场是顺庆东北面的一个乡镇。至黄昏时，灯台场挤满了撤退下来的部队，犹如兵山一座。副总指挥黄慕颜先期到达。

接着，刘伯承总指挥、秦汉三、杜伯乾等先后赶到。起义军领导就地开紧急会议，商讨今后决策。刘伯承提议，起义军全部暂退开江县整顿。

开江是杨森属下王仲澄、罗觐光部的防地，这两人与刘伯承素有旧谊，加上当时杨森面临困境，又有朱德早在上层活动，必能容纳起义军。于是，刘伯承偕参谋徐考安星夜前往交涉。起义军各部即向开江前进。

部队行军至蓬安县时，准备在周口一带渡过嘉陵江。当时，夜幕沉沉，寒风凛冽，几千人的队伍麇集江岸，只有一条渡船在波涛中往返，各部官兵争渡，显得十分拥挤。

正在此时，邓锡侯部派驻遂定的林翼如旅突然出现在前面。起初，黄慕颜思想麻痹，对林旅毫无戒备。因为前些日子，林翼如曾向黄高谈阔论，唱了一番“我们不革命谁革命”的高调。

谁知林旅到达以后，竟对正在半渡中的起义军发起进攻。起义军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在凤窦场一带激战4个小时，又退守岗山。敌军趁夜猛攻，占领山头，并抢去大炮一门，步枪800余支，起义军损失惨重。营长柴崇林英勇抗敌，捐躯此役。

随后，起义军向大竹溃退，敌军仍穷追不舍。在林坝溪一带又遭到罗择洲部截击，伤亡官兵30余人，损失枪支甚多。

部队正在急难时，刘伯承返回前来接应。对部队稍加整理后，又连续行军向开江疾走。是时正值隆冬季节，寒风交裹着冷雨、雪花，彻人筋骨。

起义军在崎岖蜀道上艰难地蠕动着，疲惫不堪。一天晚上，部队在农民家借住宿营，卫士们给铺好了床，黄慕颜派人叫刘总指挥休息，到处不见踪影，找了半天，后来才发现，总指挥早已用手做枕，倒卧在灶房的柴火堆上。

刘伯承到开江县、万县等地同党的负责同志杨闇公、朱德商讨完毕，又赴汤蹈火，前往泸州。

1927年元月20日，刘伯承以川军各路总指挥的身份到达泸州城。这时的泸州，虽然外部情形一时显得平静，但泸州城内部却是一种百乱待理的混乱状态。

按照原定计划，在起义以后即须主动放弃泸城，迅速通过荣昌、合川地界，到顺庆集中，与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部会合。

可是，泸州的几位起义军首领不肯开拔。陈毅以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劝说，竟遭到陈兰亭等人的嘲笑，说什么“洋学生不懂军爷们的事”。后来，又借口联系行军路线问题，让陈毅离开泸州，前往合川一带。

原来，在泸州方面的部队长官舍不得泸州的盐款，不想出发，天天说那每月80000元的盐款收入。这样，当顺庆方面军情十万火急的时候，泸州仍按兵不动。

12月中旬，刘伯承从顺庆急电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委托陈达三先生前往泸州，代表总指挥鞭策泸州义军北上。陈达三是四川军界颇有名望的人物，曾任熊克武部参谋长，时为省党部监察委员，参与策划四川军事。

陈达三到达泸州以后，既以省党部命令，又用军界前辈的身份，力促部队开拔，结果还是调不动。

在占领泸州以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兰亭部本来素质就差，参加起义时思想很复杂。陈部聘请的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右派分子，暗地里从事破坏活动，挑拨各部之间的关系，极力阻挠和反对到顺庆集中的计划。还怂恿陈部官兵争盐款、争税收，一时闹得乌烟瘴气。

陈兰亭本人也“旧病”复发，整天与地方绅士们周旋，四处伸手抓钱、抓粮以肥私。一面暗暗与贵州军阀周西成“吊膀子”，准备拉部队入伙。

起义军内部存在的问题，使泸州局势更加不稳定，呈现出不应有的混乱状态，顺庆方面也失去了宝贵的援助。顺庆失败以后，又反过来使泸州变得形单影只，独木难支。这些连锁反 应，使整个起义计划遭受严重的挫折，泸州起义军面临严峻的考验。

刘伯承到泸州以后，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全面进行整顿，为改造旧军队做出了艰巨的努力。

1927年1月24日，泸州城到处张贴着由刘伯承颁发的《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

刘伯承首先在考棚附近的原泸县道署建立总指挥部，以便监督陈袁两部，努力革命工作。原来的四、五路联合办事处即行撤销。

泸州全部军、政、财各务，由刘伯承集中统一指挥。并设立精干的办事机关，任用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以影响整个起义军。

总指挥部相当于临时权力机构，军民一体，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刘伯承将旧的衙门彻底改组，消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

为整顿泸州治安，建立革命秩序，维护市民的正常生活，设立警察局长一职，由张子良充任。刘伯承还亲自处理不良分子，借以整肃军纪。

1927年2月中旬，在校场坝举行的庆祝起义大会上，刘伯承总指挥作重要讲话，庄严宣布总指挥部成立，宣布四、五、六路正式成为国民革命军。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坚持革命。

刘总指挥的讲话鼓舞了军心、民心，振奋了士气，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仿佛看到了泸州的希望、四川的希望和革命的前途。

同时，刘伯承处处以自己竭诚革命、刻苦工作的精神和模范行动教育部属。他身穿朴素的青咔叽制服，拄着木手杖，到各处察看，了解情况，既不骑马、坐轿，也不带卫兵。他平易近人，对老百姓、对士兵和蔼可亲。

这些对起义军有很大的影响。过去，高级军官外出开会都习惯坐轿子，现在纷纷下轿试足，以至于有时候空轿子整整排了一条街。市民们说：“这才像革命军的气象。”

刘伯承把加强政治工作，向起义官兵灌注进步的革命精神当做整顿泸州的根本大计。在泸州起义以后，共产党重庆地委曾以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先后派出张际春、秦少括、彭定述、李文学、王映秋、颜努西等一批政工人员。

后来，党中央又加派了22名党员到沙州附近搞农运工作。

刘伯承到泸后，又陆续调来二三十名政工人员，分派各起义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四、五、六路设政治部或党代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总指挥部明确规定：部队对上对下的公文，必须经政工人员共同签署，方为有效。

鉴于对旧军队各种弊病的深刻认识和加紧改造起义部队的需要，刘伯承对陈、袁、皮三部政治工作极为注意，除由政治部进行外，本人随时监督。由于加强了政治工作，振奋了革命精神，起义军和泸州人民又沐浴在浓郁的革命气息中。

刘伯承到泸视事，号令严明，整顿内部，措置裕如。在两个来月的时间里，就使混乱的沙城面目为之一新。革命的泸州，声威远播，引起川中各界的瞩目。在这一段时间里，泸州像磁铁般吸引着反帝、反军阀的各处力量。附近各州县的许多有志青年，也纷至沓来，慕名投奔革命军。

革命的泸州，早就成了刘湘等反动分子的眼中钉。在泸顺起事之初，反动军阀刘湘就坐镇重庆，暗地指使军阀们先镇压顺庆起义军。本来急欲南下，荡平泸州，但迫于当时形势，还不敢立即兴师。

待到刘伯承从他鼻子下潜赴泸州，刘湘深感后患无穷，终日里坐卧不安。凭着反革命嗅觉，刘湘敏锐地感到：刘伯承等不只是打国民革命的旗帜，而是要拉“赤化”的武装，闯共产党的天下。

素来老成抑郁、轻不外露的刘湘，表面上仍与莲花池省党部虚应故事，私下却唆使反动分子造谣煽惑，肆意攻击。当时，武汉政府迟迟未发表泸顺起义军番号，刘湘等就趁机诬蔑，百般诋毁，说泸顺起义是兵变、内讧，咒骂起义军为匪兵、逆贼。

整个重庆阴霾密布，反共、讨赤的喧噪，一时甚嚣尘上。重庆对岸的团阀曹燮阳、申文英、卢汉臣等，以刘湘为后台老板，组织所谓“讨赤军”，石青阳、王陵基、蓝文彬等刘湘的亲信，参与擘划一切。连日来，市面上出现许多“反共反赤”“拥护蒋总司令”的传单、标语。

1927年3月中旬，蒋介石密派向育仁、吕超返川，与刘湘等密室策划。

3月23日，蒋介石密电刘湘：“限两周内消灭川境革命力量。”

同时，由刘湘军部传出消息，说莲花池都是共产党，故莲花池党部的人可杀。

蒋介石要刘湘在最近以任何手段解决重庆党部，解决川省革命或比较革命的军队，以便将来助蒋介石扑灭武汉中央，统一中国于蒋介石之下，刘湘可做第一功臣。

如果说，在此之前，刘湘的反革命行径还有所顾忌，那么到了这时，刘湘则赤膊上阵对革命人民大开杀戒，有计划、有步骤地捕杀革命领导者和左派人士，成为进而围剿泸州起义军的急先锋，并蓄意把四川变成蒋介石制造惨案，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演习场。

共产党重庆地委为了回击刘湘等人掀起的反共逆流，维护泸顺起义的革命旗帜，充分利用莲花池省党部的名义，在川中各界积极进行工作，宣传泸顺起义的正义性和革命意义，巧妙地与刘湘等人周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3月31日，为抗议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罪行，在共产党重庆地委的领导下，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 发起一个市民大会，援助国民政府的外交，反抗英国帝国主义。事先，大会筹备处曾向刘湘打过招呼，并通告警厅和卫戍司令部。

上午9时，数万群众有秩序地分路到“打枪坝”会场集合。30000多人陆续聚集在一起，满怀对英帝国主义的仇恨等待着大会开始。杨闇公、李筱亭、冉钧、周贡植、程秉渊、黄慕颜、陈达三等都坐在主席台上。

这时，王陵基预先布置好的便衣打手，早已混入人群，裹甲以等。会场的进出口， 被层层堵断，附近巷口均有重兵埋伏。城墙上下排满了穿便衣的打手，其中有蒋介石近期派来的20多名党棍、特务，被收买的流氓、地痞，还有巴县的反动团练士兵等，共计数百人。王陵基、蓝文彬、曹燮阳、申文英等，则在会场一侧高地调度一切，指挥屠杀。

11时许，大会还未开始，进口处就排枪齐放。在门口维护秩序的数名童子军应声倒地。顿时，场内骚动起来。杨闇公等在主席台上大声指挥，叫大家不要乱。

在稍得一刻安静之后，场外预伏的一大群凶手冲进来，连声狂喊“杀呀！”“打呀！”场内埋伏者四起响应，刀枪棍棒向群众身上击去。

3万多无辜群众处于四面洗屠之中，呼天喊地叫父母的凄惨声和豺狼的打、杀声交杂在一起。面对着反动派有预谋的屠杀，人们猝不及防，争相奔逃。

冲出大门的，又被躲在巷口的士兵击倒；跌入水池的，或被淹死域被当作打死；跳下数丈高城墙的，多被摔死、跌伤，侥幸者又遭便衣的毒手。靠近城墙的斜坡上，死尸堆积，有工人、学生、商人，尤以女生和小学生惨死最多。

事后统计，死者200余人，伤者700人以上。而刘湘反动当局，却将事先印好的布告满城张贴，说是“工学冲突”造成的悲剧。

在打枪坝屠杀的同时，刘湘又布置刽子手到莲花池省党部、省农会、市总工会、妇联会、四川日报馆、中法学校、中山学校、四川师范学校、巴中师范学校、巴县中学等地进行搜剿，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以求一网打尽。

整个重庆淹没在血雨腥风之中。许多共产党员在会场遇难。陈达三父子被枪杀在五福宫前，冉钧被枪杀在蜈蚣岭，左派人士漆南薰，也被当做共产党逮捕杀害，杨闇死得更惨烈。接着，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傅烈、穆清、刘元安、袁诗尧、向希平、程优声、黄中元等也都先后被川中反动派杀害。

“三 ·三一惨案”震惊中外，刘湘等反动分子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鲜血，却受到蒋介石等国内外反动派的嘉奖。实际上，“三 ·三一惨案”是“四 ·一二大屠杀”的预演。

严酷的事实揭示出正是蒋介石和旧军阀互相勾结，把中国人民推入了血泊之中。这时的泸州，确实变成了四川革命的中流砥柱。共产党重庆地委的重担自然落到刘伯承等人的肩上，莲花池省党部的工作，实际也转移到泸州。

为声讨刘湘制造惨案的罪恶行径，泸州起义军总指挥部在澄溪口河坝大校场，举行万人大会，愤怒声讨新旧军阀相互勾结，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

会上，刘伯承发表了极为愤慨的演讲，他严峻地指出：单单悲痛是不够的，应当奋发起来，战斗下去。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吞，含恨讨还血债，找蒋介石、刘湘算账。

会后，刘伯承领衔发出讨伐刘湘等反动军阀的檄文，文中写道：“城存则存，城亡则亡，正义所趋，义无反顾。表达了誓与泸州共存亡的决心。”

刘湘在重庆等地实行大屠杀、大搜捕之后，又乘着蒋介石的清党毒焰，气势汹汹地向泸州进逼。原先曾一度投机过革命的大小军阀，这时也加入到反动的“神圣同盟”，在蒋介石反共的大纛下麇集起来，一哄而上，趁火打劫。

1927年4月13日，刘湘军进占泸州城东北部小市一带，与赖心辉部一起，隔沱江窥视起义军。刘湘部李雅材师进驻立石站一带。罗伟师进驻排山坳、滩场一带；鲜英师占胡市一带。黔军中的毛光翔师早已占领泸州东侧沙湾一线。这样，刘湘、赖心辉等反动军队很快对泸州形成包围态势。

在敌人的包围面前，刘伯承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友诸方面的情况，召集各路司令和营以上指挥官会议，反复讲清利弊，认真进行商议，决定先利用泸州的天然地势据险防守，待形势发展，相机而动。

因为在当时武汉虽然出现混乱。但国民政府依然发号施令，曾设想过派兵入川援助泸州或接应革命军转战川陕边区、会师武汉，然后再继续北伐或东征讨蒋的计划。

后来，局势日趋严重，又改令刘伯承就近讨伐刘湘，进行牵制，以防数万川军东出援蒋，压迫武汉。

刘伯承率泸州义军直接或间接地拖住川军10余万人，对保卫武汉政府的安全，曾起到重要作用。同时，驻在万县的杨森，为争做巴蜀霸主，曾试图借起义军力量合围重庆，直捣刘湘巢穴，这也是刘伯承、朱德利用川军矛盾，创造新局面的又一策略。

然而，当时杨森又发生了变化，开始投向蒋介石的反共阵营。朱德被迫于1927年3月乘轮东下，前往武汉。刘伯承在泸州没有得到这一消息。以至有一段时间，泸州起义军仍然以“打到重庆去”作为一个战斗口号。

1927年4月间，在刘伯承和起义军面前，形势的确极为严重。首先是军阀赖心辉出任所谓“川黔联军总指挥”，卷土重来，企图夺回泸州，消灭起义军。

这时，联军的进攻态势是：刘湘部李雅材师进据小市一线， 赖部马昆出师占蓝田坝，黔军毛光翔师占沙湾，刘文辉部张仲明旅进抵龙透关。自联军占领大河沙湾、蓝田坝、碗厂、小河小市、豆芽沦岸诸地后，长江、沱江封渡。

刘湘总计调动了28个团的兵力，加上团阀肖镇南的数千名地主武装，号称10万人马，比起义军兵力约大10倍。整个泸州被围得水泄不通。赖心辉亲赴前线，设总指挥部于蓝田坝，自以为拥数万之军，可一鼓作气攻克泸州。

在敌人的军事进攻面前，刘伯承气壮山河，只知革命不知其他。凭借泸州三面环水的天然地势，坚守泸城。刘伯承在总指挥部再次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守城部署。

第四路陈兰亭部，从小关门起向东沿长江河岸设防，阻止敌人从两江相会的管驿嘴渡河攻城；第五路袁品文部，防守沱江沿岸，阻敌从沱江渡河攻城；第六路史光泽部，防守龙透关侧突出部分，直抵龙透关城墙脚下，阻敌从陆路进攻。

江中大小船只二三百艘，均为起义军集中控制，并在两江沿岸一带，挖掘战壕，安置刃钉。军民同仇敌忾，入城死守，异常严密。

全城昼夜警戒极严，会津门也用铁条封锁，不准普通人行走；南门澄溪口安设机关枪3挺，大炮一门，会津门机关枪两挺。

钟山安设大炮5门，龙透关警戒更严。城内各街口用砖石砌成坚固工事，并用柜台做成活动障碍，准备进行巷战。

龙透关是通往城内的唯一陆地通道，地势极为险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不知是哪个朝代留下一块“众志成城”的石刻匾额。

共产党在军中的政工人员就以古时将领守关抗敌的故事，阐述“众志成城”的新含义，鼓励官兵坚持革命，团结战斗，奋勇杀敌。敌军先后20多次前来抢关，每次都遭到义军官兵的英勇抵抗，败阵而逃。

4月下旬，敌军又组织2000多人的“敢死队”，猛攻龙透关，并以数团兵力和肖镇南的民团沿岸佯攻，企图一举攻占龙透关，拿下钟山，打开泸州大门。

起义军侦知敌军诡计，遂将预备队移至龙透关加强防御。为控制关下的一个“死角”，伏击敌人，总指挥部在夜间派出 一个连到关外构筑隐蔽工事，潜伏以待。

第二天拂晓，当敌军“敢死队”耀武扬威攻到关下，起义军营长聂文清率部奋勇出击，许多士兵从城墙上一跃而下与敌肉搏。此时，埋伏在城外的勇士们纵身而出夹击敌军，接连3次打垮敌人的冲锋。所谓“敢死队” 弃尸200余具，抱头鼠窜。

敌军在遭到惨败的情况下，赖心辉又飞电急调刘慕贤赶赴前方指挥作战。此人早年曾任熊克武督军署军务处长，与刘伯承共事多年，后到第二混成旅任团长，骁勇善战。

但刘慕贤心地狭窄，不但不“慕贤”，反倒嫉贤妒能。往日曾试图与刘伯承一争高下，这次又当起军阀们的马前卒，杀气腾腾地到泸州，想显一显身手。

此时已属初春时节，春雨纷纷，河水急涨，江面陡然加宽，泸州更像是邀游大海的蛟龙。刘慕贤等纵然踌躇满志，也只能望城兴叹，连呼“天公不作美”。

但赖心辉军令如山，急于攻下泸城，刘慕贤只好又冒雨组织进攻。

4月30日午后，赖军同联军各部均在五峰山用大炮向城中轰击，至夜间10时狂风暴雨大作，此时大河黔军自小关门、碗厂方向进攻，小河川军自管驿嘴、大北门、枇杷沟三路进攻。

双方战斗十分激烈，敌军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乘数百艘快船进击，枪炮声、风雨声、喊杀声交杂着，气焰嚣张至极，大有踏平泸州之势。

城中起义军据险防守，用机关枪快放，许多船被击漏、翻沉。敌军顿时大乱，有的饮弹而亡，有的溺水而死，亡命冲上来的20多名歹徒，全部被起义军活捉。

刘慕贤哀叹：“昨夜大小河复发水数尺，泸城更难进攻矣。”正在泸州守城战的激烈时刻，1927年4月27日至5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指出中国革命令后发展的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

大会虽然通过了一些革命的决议和宣言，但处在幼年的党，还缺乏充足的力量，缺乏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锻炼。大会未能指明前进的道路，以及具体地解决那些摆在党的面前的种种困难和新问题。

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和彻底的清算。张国焘对泸顺起义的极不负责的态度，又使党中央未能对救援泸州革命采取应有的措施，实际上放弃了对这一重要武装斗争的领导，以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起义军内部，陈兰亭、皮光泽等人，原来参加革命的目的就不明确，起义之初，他们在广大士兵和民众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共产党人刘伯承等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督促下，暂时站在革命的一边，并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但是，一到革命遭受挫折，便渐渐露出旧的劣迹来了。待到敌人以高官厚禄相诱，便脱离革命，滚入泥坑中去。陈兰亭在国民党右派黄季陆的拉拢下发生动摇，时时想把队伍拉出去。

刘伯承曾对他耐心劝导，严肃批评。又派袁品文以洽谈公事为理由，盯住陈兰亭做工作，反复讲明革命正义，讲清利害关系，以使外邪不入。当时曾有些效果，暂时起到稳定作用。

后来，赖心辉派该部旅长马昆山又入城劝降，陈兰亭终于暗中应允。第六路司令皮光泽，在举事之初和守城战中，还能冲锋在前，不怕困苦。但此人名位权欲熏心，一看处境艰难，孤城难守，就向陈兰亭方面倾斜，与之打得火热，最后也当了新军阀的尾巴。

不久，刘伯承接到党中央的通知，证实杨森部已出兵宜昌，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泸州方面原来“夹击重庆”的设想已成泡影等待援兵也毫无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随即召开军事会议，征询各方意见。袁品文等表示：原守泸州是等待支援，现外援无望，守城失去意义，主张及早撤退。

大多数人也都同意撤退。

刘伯承分析形势后提出，趁敌人兵力移动之前，向龙透关方向突围，从陆路经富顺向川北方向前进。所经路线，已派人交涉，可设法冲过去。

袁品文说：“我与当面之敌冷寅冬有历史关系，可以城换路，撤出泸州。”

因这一时期江水猛涨，有人又提出仍按原来的设想从水路突围：即顺长江而下，经合江、江津、綦江、南川，退向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再转陕鄂。

刘伯承强调：“撤退是为了保存实力，撤退方向是向武汉靠拢，各部应立即做好准备，究竟走哪一条路线，最后按总指挥部的命令执行。”

陈兰亭、皮光泽等对突围方案表示冷淡。因为他们已经私下与赖心辉达成默契，准备就任赖心辉部的师长。更为险恶的是，陈兰亭、皮光泽等在敌人的引诱下，竟准备出卖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为人质，换取封建军阀的高官厚禄。

这是革命转入低潮时，上层官佐中表现动摇的一面。但起义军广大中下级军官、士兵和群众，在泸顺起义以来的100多天激烈斗争中，逐步地认识了一些救国救民的道理，初步有了革命的信念。

在生死搏斗的守城战中，对刘伯承从内敬重和佩服。袁品文部的二团团长许剑霜， 代表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向刘伯承建议：陈、袁、皮三人极不可靠，即应严申战地革命纪律，应将他们三人的军职撤掉，改由革命立场坚定的同志带领部队。还有袁部的向营长，曾声泪俱下地向总指挥部参谋长韩伯诚请求处决袁、陈、皮。

刘伯承临危不惧，深谋远虑，极为冷静地说。革命不是一下就能成功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泸州是不会沉下去的！

刘湘对泸州军民恨之入骨，对刘伯承更是必欲杀之而后快。他以50000元巨额到处通缉悬赏刘伯承。同时，邀集各路联军于5月中旬在连鱼洞密议，召开分赃会议。

在一切准备妥当以后，刘湘于5月21日发布对泸州的总攻击令。集中全部大炮、连山炮和新式武器装备，甚至还邀请英国军舰配合，疯狂进攻，镇压泸州革命。

但是，当联军团团围攻泸城的布阵中在况场与龙透关交界地区，却露出一条小小的缝隙。原来是在这里布兵的刘文辉部张仲明旅长按兵不动。

刘文辉因仰慕刘伯承的才华，这时也利用大军压境的优势，私下派人进城谈判许诺虚师长之位以待。

当所谓谈判代表前来诱降的时候，刘伯承正气凛然地对左右说：“难道我不知道什么叫军阀吗？想劝我当军阀的走狗，真是痴人说梦！”

说后，命令部下将“谈判代表”赶出城外。

鉴于当时形势，党中央多次指示刘伯承前往武汉。许多党内同志和左派人士，见总指挥处境非常危险，纷纷劝说刘伯承转移，以免玉石俱焚。

在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为顾全泸州人民的利益和保存革命力量，刘伯承决定分头进行撤退。首先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目标大的左派人士，以各种名义差遣出城，有组织地先行 疏散，又将地下工作布置妥当，做到隐蔽精干。

然后，从容地召集营以上官佐讲话，强调泸州起义的正义性，褒奖全体军民坚守护城，誓死保卫革命成果，跟蒋介石、刘湘等新旧军阀作斗争的壮烈之举。 教育起义军官兵认识革命事业的艰巨性，发扬百折不回、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

1927年5月16日傍晚， 刘伯承偕总指挥部参谋长韩伯诚、参谋周国干移到泸州城西南侧的龙透关下。刘伯承在第六路第二团的临时指挥所内稍停片刻，向该团副团长李际权询问情况，然后，从容地由龙透关缒城而下，悄然出走。

泸州顺庆起义从1926年12月1日，至1927年5月16日刘伯承出走，时间长达167天，终于失败。

但是，泸顺起义却创造了中国革命暴动的崭新模式，在中国革命史和人民军队建军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革命者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们虽败犹荣。

刘伯承指挥的军队和旧军阀展开的泸州保卫战，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城市保卫战。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