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曾见年画情

万里云罗飞雁

　　年画，是我童年里最鲜艳的记忆之一。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一间土屋、一面土墙、几张花花绿绿的年画，便是一个孩子整个春节的欢喜。那些画贴在墙上，也贴在心上，经年累月地浸润，竟成了后来多少年里挥之不去的底色。

　　我得到第一张年画，是在1984年的秋季开学典礼。那时候，开学典礼这个词还没有今天这般郑重。学校不过是几间瓦房教室、就五个年级不足一百个孩子、三四位老师，胡先生既是老师又是校长。我在二年级期末考试中得了第一名，因此忐忑地期待着那张神圣的奖状。胡先生走近我，将一卷纸递过来，我展开一看——不是奖状，是一幅岳飞题材的年画。那个年代的奖状大多都是年画，但是孩子们都很喜欢也很盼望，回家后贴在自家土墙上很洋气。手中的年画对开，左边是《枪挑小梁王》，右边是《银锏打粘罕》。每一幅画下都压着几行小字，简明地讲述着英雄的故事。母亲将它贴在了土炕后面的墙上，崭新的纸张嵌在经年烟熏的发黄墙面里，鲜艳得几乎刺眼。此后每次放学回家，我都要在那面墙前站一会儿，看岳飞的白袍如何在画工笔下翻卷，读那两行已经被我背诵下来的小字。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一套岳飞年画其实有两张，另一张是《大战金兀术》和《大战金龙阵》。我始终没有见过那一张，但仅仅这半幅英雄，已足以让一个乡村孩子对“精忠报国”四个字生出最朴素的神往。

　　第二幅年画，是吃席时看见的。大概是七八岁，随母亲去同村的远房叔叔家，那天是堂弟的满月（去年见到堂弟时我才说到这事）。吃的是什么早已忘干净了，倒是叔叔家墙上那幅《三打陶三春》让我足足站了半晌。一个女子竟能将郑恩打得满地找牙，后来又闯金殿、打御林军，最后被封为一品勇猛夫人。我趴在炕沿上，把画下的文字读了一遍又一遍，心里暗暗惊叹：原来女子也可以这般威风。郑恩、陶三春、赵匡胤，这些名字从那时便种在了脑子里。后来读到宋史，读到“杯酒释兵权”，读到赵匡胤的雄才大略，总不自觉地想起那个冬日午后，一屋子热气腾腾的烩菜味，和那幅被我看了数遍的年画。

　　第三幅，是在舅舅家的小黑屋里见到的。那间屋子其实是一间茶房，外公日日在那里生炉子熬罐罐茶，烟熏火燎了不知多少年，墙壁乌黑发亮，像上了一层老漆。我偏偏喜欢推开那两扇小木窗，让冬天的光从外边斜斜地射进来，照见墙上那两张不知贴了几年的旧年画。是《杜鹃山》，画着柯湘在刑场上毫无惧色，画着农民自卫军飞渡鹰愁涧。文字讲的是秋收起义后，一支农民武装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改造、成长、歼敌、会师。我站在炕上，又搭上木板凳，还踮起脚后跟，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了全部。那时的我其实并不能完全理解“党代表”“靖卫团”这些词的意思，却朦朦胧胧地觉得，画上那些人是真的，那些故事是真的，这种“真”让我肃然起敬。

　　记忆中的人物年画，还有《侠女十三妹》，《泉水叮咚》，《四大名旦》等。如今想来，那些年画哪里只是图画？它们分明是一扇扇小小的窗。岳飞让我第一次触摸到“忠义”的重量，陶三春告诉我世间有不让须眉的刚烈女子，杜鹃山则像一枚火种，引我后来去读《白毛女》、看《沙家浜》、听《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乡村孩子的世界原本逼仄，是这些年画贴着土墙，一寸一寸地替我撑开了天地。

前些日子在孔夫子旧书网上闲逛，竟看见了记忆中的那几幅年画。像素不高，色彩也褪了，但《枪挑小梁王》里岳飞的红袍、《三打陶三春》里郑恩滚在地上的狼狈、《杜鹃山》里柯湘横眉冷对的凛然，和我四十年前蹲在土炕上看见的一模一样。标价不菲，四五百，甚至上千。我盯着屏幕良久，终究没有按下购买键。买回来又怎样呢？贴在哪里呢？现在的墙白了，平了，干净得没有任何东西愿意往上面粘了。

　　可我总想着，也许哪天心血来潮，还是会下单买下一两幅。不为收藏，不为升值，只为展开它们的时候，能再闻到那一屋子罐罐茶的烟火气，再看见母亲小心翼翼往墙上糊浆糊的背影，再回到那个日子过得慢、一幅年画可以看上一整年的年代。

昔年曾见，终生不忘。那些画早就灰飞烟灭了，可它们在我心里，一直鲜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