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根在汉口江汉路（原创）

静乐寿

照片说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汉口江汉路是多么清静。图中汉口中国实业银行大楼一楼窗朝江汉路的两间房是我家故居。

汉口江汉路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我履痕所及最多的地方。虽然离开它已多年，老街上那些百年西式典雅建筑的轮廓在暮年的脑海中仍然清晰。

离江汉关不远的中国实业银行一楼靠江汉路的两间房曾是我家的故居。别以为居住在这栋经典高楼内都是高官巨贾的殷实之家，其实也有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无产阶级，我家就是其一。父亲是靠算盘字墨讨生活的会计，一生像乡里老农一样在江汉路上競競业业地刨食，直至退休。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斗转星移，中国实业银行几经易主，但从未改变其二楼以上办公，一楼为职工和家属宿舍的格局。我家在这栋楼内一住几十年，直到改革开放筹建啇业步行街前被迁出。这里凝固了我家艰难岁月中的历史，留下了父母的慈爱和兄弟姐妹的欢乐。

一九六二年春节兄嫂在此楼成婚，时值災荒之年，物资极度匮乏，每人每月只有四两油票、半斤肉票。母亲用从每人口中省下的肉票加上结婚证上的三斤特供肉票买了当年不受欢迎的瘦肉(因肥肉可以熬油妙菜，总是被早去的人买走)，招待来庆贺的亲友每人一大碗肉丝面。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从小就听他讲《朱柏庐治家格言》中的句子：“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可自己的长子大婚却如此寒伧，实属无奈之举。

婚宴虽俭，喜庆气氛丝毫未減，父亲的文友唐伯以遒劲古朴的六朝体书法用大红纸书写了一副自撰对联：“此日眉齐孟德耀；他年颔点郭汾阳。”贴在婚房门口。意思是祝贺新婚夫妻像东汉梁鸿和孟光(新妇字德耀)举案齐眉般恩爱有礼，白头到老后一定会像唐朝名将、五福老人郭子仪一样，寿辰时子孙几十人轮流上前拜寿，应接不暇，只能以点头来应答。此联用典高雅，对仗工整，堪称婚联中的佳品。

翌年灵秀乖巧的大侄女降生，家中有了第三代，二老臉上常露喜悦之色。兄嫂二人同在汉阳月湖边上班，哺乳期因难以订到牛奶，只好由兄长将婴儿放在铺上棉垫的竹蓝内，牢固地梆在自行车后骑经中山大道、武圣路，推过汉水桥放在单位托儿所喂奶，下班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将婴儿带回。直至断奶后才由奶奶在家中喂养。

家运无常，福虽双至，祸却单行。一九六四年暑假，最会读书的大弟接到武汉一中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一时高兴，受同学之邀去铁路外的罐子湖游泳，从此再也没有走进江汉路的家门。母亲哭干了眼泪，两天水米未进，落下一身病。父亲流泪处理大弟的遗物时，我背着父亲将学生证上的一寸登记照揭下收藏至今。同怀兄弟仅剩一张小照，老来每当触目到小照上大弟清瘦的面影，唏嘘之情仍不能自已。

子女再多也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直到三十年后母亲重病在床即将远行，老人家望着围在床前的子孙们说的最清楚的一句话是：“要是老三还在，又是一家人。”话毕两滴浊泪从眼角溢出。

我少时愚拙，是母亲最为担心的孩子。父亲则不然，常对母亲说：老二爱看书，书能化愚，长大如能认认真真地做事，不愁没有一碗飯吃。父亲的话使我更加热爱阅读，也养成了认真待事的习惯，虽一生受益却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年青时我读书和工作都在武昌，清晨听着江汉关六点的钟声出门，沿着日信洋行和日清公司的麻石牆基，绕到江汉关后面的居巷去江边搭轮渡过江。下班后步行到中华路轮渡码头，听着江汉关下午六点的钟声(那时没有现在喧闹，隔江仍能听到钟声)搭轮渡过江回家。当年的轮渡船多是民国遗留的蒸汽机船，航速慢，江中往返的一个多小时就成了我的阅读时间。那时年轻记忆力强，老来有印象的几本书，基本上是在那老式蒸汽机的喘息声中读完的。

建国后武汉新华书店总店就座落在江汉路上，其后门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化街交通路。新华书店古旧书门市部和外文书店以及众多的公私合营旧书店，依旧也分布在这条小方块麻石铺成的小街两边。这条街是我当年最爱逛的地方，在此淘了数十年的书，足有数千册。

我学摄影的兴趣也是因为在古旧书店淘到一册民国时期陈怀德编著的《摄影入门》而引起的。这是一本深入浅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好书，除了丰富的摄影知识，对相机的种类也有介绍。我根据书中的推介，在南京路附近的利民寄售啇店淘到一部德制老徕卡135相机和一部德制老蔡司伊康120相机。几十年下来拍摄了不少黑白照片，市面上卖的相册太小，我只好自制了一部硕大的相册存放它们，因太重难以拿在手中，只能平放在桌上逐页翻看。可惜的是一些文革时期的照片被父亲强逼销毁，仅有几张因质量不佳，夹在书中幸存了下来。

学摄影是件辛苦活。当年囊中羞涩，只能去汉口保华街照相器材商店买廉价的简装120胶卷，拿135暗盒去裁装一元一米过期不久的电影胶卷。冲印药水是拿深色敞口瓶去工啇联对面的武汉图片摄影社零买用过的处理品。晒相箱、放大机和上光机都是自制的，从冲胶卷到照片的印放一条龙自我操作。无专门暗室，只能等家人晚上睡后用红纸包上灯泡进行工作，通宵达旦，乐此不疲。

因摄影也结识了几位当年业界高手，如捏球(人像摄影)高手朱传昌、童银生，相机修理高手朱礼武等人。二朱是1964年国务院首批公布享受国家津贴的高级专业技师，我曾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指点，感念至今，只是自愧在摄影方面没有搞出什么名堂而有负于他们。

这些高手们虽然身怀绝技却清贫一生，其子女也多承父业，改革开放后也多在影楼、照材和相机修理方面执业。初时挺风光的，可近年数字化科技飞速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此行业日渐萧条，这些高手们的后辈谋生也越来越困难。

江汉路旧时被誉为金字街，银行栉比鳞次。位于江汉路洞庭街口左边的中国实业银行建于1935年，至中间塔楼共九层，是当年武汉最高的西式建筑。上层为砖红色，底层为黑色大理石牆面，典型的西方现代派建筑风格，已被列为市级优秀历史建筑。

我家原靠江汉路的两间房，在商业步行街改造中开牆装修成时装卖场。每次回国我都要进去走上几圈，怀念那些逝去的艰难而又温馨的时光。每当有好友同行，我必对其数说：“这里是父母的房，这里是我们兄弟的房。”“这里是放我们兄弟共用书桌和书架的地方。我写《书缘》一文所用的题图照片就是坐在这张书桌前用三角架自拍的。”

与中国实业银行隔江汉路相对的是日本人1915年建成的台湾银行。1944年底美军飞机轰炸日占武汉，投弹台湾银行未中，炸塌了附近的楼房它却丝毫未损。幸好这是一位蹩脚的投弹手，不然武汉这栋法国古典式建筑就不复存在了。可惜的是文革初期破四旧，勇敢无畏的红卫兵将楼顶两边各有四个裸女背负地球的巨大雕塑砸毁，使这栋经典建筑缺少了陪衬，失去了整体艺术美。幸好文革前我在中国实业银行楼顶平台以此雕塑为背景自拍了一张照片，半个多世纪后置于拙文《书缘》之中，使能读到的朋友一睹它的芳容。

江汉路洞庭街口右边是1949年春建成的永利銀行，又称兴华大厦。此楼也属西方现代派建筑，是裕大华(裕华纱厂和大兴纱厂)企业集团的产业。此企业集团是在民国时期由四位民族资本家联合创办，其中孝感人石凤翔之女石静宜是蒋纬国夫人，伉俪情深，后难产死于台湾。

建国后此楼曾是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和武汉晚报的社址。楼后另有印报车间，印刷工人戴着用印废的报纸折成的帽子通宵工作，赶在天亮时由上海路邮局来车拉走再分发各地。当年这里是江汉路最繁忙的地段。

文革开始兴华大厦改名红旗大楼，字体摘自鲁迅墨迹。报纸是舆论工具，红旗大楼成为各派争夺的目标，因而也是武汉文革多事之地，虽未发生大型武斗，小型武斗也触目惊心。

武汉地区文革初期有两大工人组织，即所谓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组织“钢工总”。在一九六七年初钢工总占领红旗大楼期间，占据附近江汉公园的百万雄师，轻常有满载头戴柳条帽，手持铁矛武斗队员的车队，喊着“消灭钢工总”的口号经过红旗大楼示威。此时大楼大门紧闭，是无人敢吭声的。有一次我在家中拉开铁花格窗户内窗帘的一条缝观看，突然听到对面台湾银行人行道上围观的人中不知谁喊了一句“打倒百匪”的口号。汽车立即停下，车上武斗队员手持铁矛跳下来追杀围观的人，众人迅速地跑向黄陂街的方向，那里有许多小巷便于逃离。过了好一会武斗队员们才返回乘车离去。有一位掉队的武斗队员返回时车已开走，被赶回来的人群打翻在地，我看到有两人抬起人行道上的水泥垃圾桶对着其头部，我拉上窗帘不忍心再看下去了。人类残忍之性何至于此？他们或许还是同一工厂的工友啊！

还有恶心的一次是发生在1967年11月，稀水县的一个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王仁舟为令司的造反组织“巴河一司”，将他们在该县武斗被打死的六人抬尸到武汉游行，并占领红旗大楼十多天。将棺材摆放在红旗大楼左侧洞庭街口的人行道上，正对着我家和邻居共用的厨房，尸水从棺缝中流出，奇臭难闻。

文革之初我还亲见湖北日报社长雷行和长江日报总编郭治澄在红旗大楼门前台阶上被红卫兵戴高帽，挂铁牌，架飞机批斗，备受凌辱。他俩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报人，为共和国的新闻事业作过诸多贡献。虽经文革十年磨难，仍以坚强的意志挺了过来得到善终。

郭老与我父亲同庚，也相熟识，在我印象中是一位信仰坚定、清廉正直而又和霭可亲的长者。1985年他逝世后有人写诗悼念他：“荡荡胸怀浅浅居，文章若剑意若虚。何事最足传当世，一身正气半壁书。”

当时批斗他俩的莫须有罪行已无印象，只记得雷行的一条：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在湖北日报副刊《东湖》上开辟杂文专栏《花边文学》，供极右派份子陈泽群发表反动杂文，还亲至武昌长湖南村陈家中拜访。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曾与陈泽群同处一机械厂，虽不在同一车间，因时而碰面，对他这个武汉的传奇人物还是略知一二。解放前他曾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也是打入敌营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转业到工厂任厂办秘书，1957年以“楚天舒”的笔名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积极分子的杂文《倚牆为生的人》被划为极右，送黄石铁山劳教五年后回厂在铸造车间抬铁水。

有一次该车间一位不识字的老工人请他写一则寻碗启事，他却将启事的题目写成“还我飯碗”堂而皇之地贴在飯堂门口，免不了又遭一通狠批。当时我感到此人心中戾气太重，划右在所必然，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可因一篇评论积极份子的杂文而招来的厄运，磨难了他二十二年并累及家人，未免太不值。好在他晚年逢盛世，1979年右派改正，被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院院长关云锦聘为中文系教授，后该校并入江汉大学，因其是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晚年享受离休待遇。更可喜的是他枯树逢春，与广西老家退休校长刘威莉重组家庭，过了十几年的安逸生活。好人有好报，2008年以八十一岁高龄善终。

提携他的关云锦院长是武汉著名的教育家。湖北钟祥人，1946年毕业于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建国后任武汉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为武汉地区培养了大批初等教育人材，她的学生曾支撑了武汉地区初级教育的半壁江山，连武汉市副市长高顺龄和著名的曲艺家何祚欢都师出其门。我的老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武汉一师毕业证上盖的就是她的签名图章。老伴执教小学三十八年未挪窝，也算是鞠躬尽瘁共和国的教育事业了。

小时候父亲奖励给我的几本童话故事书我看了一遍又一遍，记的滚瓜烂熟，及至长大淘了数千册书，能读完的却是极少数，大部份只是在书店浏览了一下，觉得喜欢就买下置于家中书柜再很少翻开。总是想：“不急，不急，等退休后多的是时间，再读也不迟。”及至退休老眼昏花，记忆力減退，且为儿孙俗事缠绕，更无读书的时间和兴趣了。青少年时曾立志博览群书做个有知识的人，老来方有自知之明，徒有满壁图书，自己充其量只能算四分之一架两脚书柜，连半架也算不上！

晚年为了帮衬在美求学创业的孩子，长年与亲家轮替行走在中美之间，感触最深的是美国城镇中众多的图书館和博物馆。美国人爱阅读，也热心帮助外来美国爱阅读的人。勿论是探亲或旅游，只要是凭护照办理了公交充值卡，即可去图书馆凭卡办理勿须押金的借书证。图书馆建筑古朴典雅，环境幽静舒适，館内中文经典书籍丰富。我本已衰減的阅读兴趣受到诱惑又开始启动，闲暇之时去图书馆阅读和借书又成了我最感快乐之事。古稀之年在美戴着深度老花镜，一段一思地倒还认真读了几本好书，回望七十多年的沧桑岁月，顿觉视野开阔，心境豁然，颇有“少时空翻千页书，不如老读字几行。”之感慨。

驶笔至此，我想到武汉老诗人曾卓的《我遥望》一诗。此诗虽短，抒发人生两个年龄段的深刻感悟却使我感同身受。特敬录于后以装飾拙文：

《我遥望》

当我年轻的时候在生活的海洋中，

偶尔抬头遥望六十岁，

像遥望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

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而今我到达了。

有时回头遥望我年轻的时候，

像遥望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

照片说明：如今的汉口江汉路已开辟为啇业步行街，人流如潮，流光溢彩。红色经典高楼是1935年建成的汉口中国实业银行，对面是1915年日本人建的台湾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