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铁中心医院西迁的历史长歌（二）

MaRsDr.

——抗战烽火中一所铁路医院的西迁史诗与几代铁路人的不解情缘（二）

文字：MaRsDr.

ID号：73029149

图片：MaRsDr.

（宝天铁路秦岭段）

【重生：秦岭峡谷的马灯与无影灯】

“划着火柴点油灯，点着油灯找电灯。”

这句顺口溜，是1942年刚落脚甘肃天水北道区的医护人员，最真实也最无奈的生活写照。

从温润的江南水乡，到粗粝荒凉的西北秦岭峡谷，生活与医疗环境的落差不啻天壤。刚刚组建的“宝天铁路工程局宝天医院”，全部家当不过十六名职工、十二张简易病床。

这里没有自来水，医护人员就到山沟挑水澄清，兼作医用与生活用水；这里没有通电，夜幕降临后，整所医院全靠一盏彻夜不熄的马灯，在寒风里摇摇晃晃照亮前路。

(父亲与工程人员在宝天铁路秦岭爬山攀岩勘测铁路线路，照片中横架于山涧的三块巨石，就是民间传说的“三石梁”。）

当时，作为抗战大后方战略通道的宝天铁路正在全线赶工。工人们在秦岭悬崖峭壁间凿山开路、爆破填谷，日日都有大量工伤急症。长期风餐露宿攀山越岭，加上秦岭阴雨潮湿、炮烟弥漫，不少工人都落下了矽肺、关节炎等难缠的慢性病。

我的父亲，当时正是宝天铁路的土木工程专业助理工程师。

常年奔波在施工一线，恶劣环境叠加积年劳累，让他患上了严重痔漏。最严重时疼得站坐不得，只能卧床受苦，别说去工地勘测桥涵，连日常生活都难以自理。在宝天铁路抢工的紧要关头，这对一心扑在铁路上的父亲来说，无疑是难熬的煎熬。

在痛苦与焦灼中，父亲最终住进了这所简陋的宝天医院。

当时医院仅有的十二张病床早已挤满伤病员，面对被顽疾折磨得无法起身的铁路技术骨干，时任院长温幹臣没有半分推诿，立刻在有限的走廊空地为父亲加了一张临时病床。

那间极其简陋的手术室里，温院长亲自主刀。

头顶那盏从镇江西迁带来的无影灯，在没通电的峡谷里成了摆设。为了点亮它，手术室外的工友们憋足力气，奋力摇动手摇发电机。微弱闪烁的电流终于牵起一片光亮，这场精准的手术成功根治了困扰父亲许久的顽疾。

手术后，在温院长和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父亲臀部的感染慢慢消退，伤口一点点愈合。

当他重新站起，再次背起沉重的标杆与测距仪，奔赴秦岭峡谷的测绘一线时，我们一家三代，就和这所铁路医院结下了拆不散的不解之缘。

（父亲当年在宝天铁路秦岭段46号隧道前留影）

1949年，天水的崇山峻岭间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天水解放后，这所历经战火洗礼、曾在马灯下拯救无数筑路工人生命的医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完成了向公立医院的转变，纳入新中国铁路医疗体系，更名为“郑州铁路局天水医院”。

这所医院在天水的使命告一段落，但它和我们家族的缘分，却远未结束。

1950年，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成立，为支撑西北大干线的建设步伐，医院奉命西迁兰州，再次升级更名为“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中心医院”。

那是一段白手起家的激情岁月。

刚到兰州没有现成院区，医护人员撸起袖子自己动手，平整满是砂石的荒地，一锹一铲粉刷墙面，靠着从镇江带来的一箱箱旧设备，硬是在荒地上搭起了完整的诊疗体系。短短两年，这所西迁医院就凭着精湛医术，成为兰州当地口碑顶尖的综合医疗机构。

不仅如此，为填补大西北医疗资源的匮乏，医院还在兰州自主创办卫生学校，面向西北农村招收贫困家庭青年，免费开展护理与临床技能培训。

这批在黄土坡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为后续进疆储备了近两百名本土医疗骨干。

在阎揆要、王竹亭等西北铁路核心管理者的推动关怀下，全新X光室拔地而起，正规实验室相继落成。此时的它早已不是当年只有十二张病床的临时落脚点，而是名震西北的干线核心医疗单位。

“关山初度尘未洗，秣马厉兵再出征。”

1952年，毛泽东主席为天水至兰州铁路通车欣然题词：“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新中国最长的钢铁干线——兰新铁路，就此在兰州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建设序幕，那所西迁而来的铁路医院，以及我们一家的命运，也随之转向了新的征程。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父亲的人生也在这一年迎来了意义非凡的转折。

兰新铁路从兰州启程向西，跨过黄河，翻越海拔三千米的乌鞘岭，踏入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穿戈壁，过嘉峪关，最终延伸进新疆。在这条钢铁大动脉西进的征途上，后沟到达坂城之间的天山隧道群与桥涵工程，是最艰难也最关键的咽喉要塞。

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父亲被任命为达坂城后沟乌铁局二处十九工区工程师，投身这场劈山开路的筑路大会战。面对险峻地势与恶劣气候，父亲和战友们毫无退意，以桥涵、路基、隧道错峰施工的方案攻坚，靠肩挑背扛，逢山凿路遇谷填坑，在天山峡谷间用血汗硬生生凿出了前进的通道。

就在兰新铁路建设如火如荼，钢铁干线向西挺进的热血岁月里，我在甘肃兰州降生了。

彼时，那一路西迁而来的医院已经定名“兰州铁路基地——新建铁路工程总局第一工程局职工医院”，正是护佑我们一家的港湾。

当父亲在千里之外的达坂城工地风餐露宿、抢赶工期时，身体孱弱的母亲，在这所铁路医院里迎来了我降生的第一声啼哭。这声啼哭仿佛是宿命的序曲，让我的生命从呱呱坠地起，就和这条横贯西北的钢铁大动脉紧紧绑在了一起。

因为父亲常年驻守荒滩戈壁的施工一线，无法归家，比我大三岁，也出生在这所医院的姐姐和我，便和母亲相依为命，在这所铁路医院度过了无数日夜。

(未满周岁的我和年幼的姐姐，1958年拍摄于兰州。）

我未满一岁时，曾遭遇一场生死考验——麻疹并发肺炎。

当时我高烧不退，气息微弱，被紧急送进铁路医院，甚至下了病危通知书。母亲心急如焚，寸步不离守在病床前，几天几夜不曾合眼，只是紧紧攥着我冰凉的小手，一声声唤着我的名字，仿佛只要她不肯放手，死神就夺不走她和远方丈夫的孩子。

或许是母亲的执着感动了天地，也许是这所西迁医院的医者创造了奇迹，我硬是从鬼门关闯了回来。可那场大病过后，我落下了扁桃体炎的病根，一发作就是接连几天高烧。每一次病情加重，都是母亲不顾风雨，用瘦弱的脊背把我背进这所铁路医院。

在那个动荡艰苦、父亲总在远方修路筑桥的年代，医院这一方小小的天地，就是为我遮风挡雨的温暖港湾。

1958年12月，兰新铁路的铁轨一路向西延伸，终于铺到了甘新交界的红柳河，标志着铁路正式进入新疆，刺破了戈壁漫天风沙，直指天山腹地。

为了支援新疆铁路建设，这所见证了我的出生与患病、名震西北的医院，再次毫无怨言收拾起全部家当，整建制西迁乌鲁木齐。

他们奔赴的，是当时还是一片荒滩的乌鲁木齐新市区二工铁路新村。而我和母亲，不久后也将沿着父亲和工友们亲手铺就的铁轨，奔赴那片飘着沙枣花香的浩瀚疆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