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丰碑·两弹一星⑤ 张爱萍篇之一

真善美

文字：真善美图片：网络 　　在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身影如灯塔般矗立，穿过岁月的迷雾，照亮民族前行的征途。在“两弹一星”璀璨队伍里，曾有一位被战火喂大的开国上将，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带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可就是这样一副刚烈脾气和绝不低头的军人风骨，秉持“再穷的叫花子，也要有一根打狗棍！”，为大国铸剑，为英雄扶犁，最后硬生生为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砸出一声震惊世界的巨响！这个人就是张爱萍。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一生是两个30年。从1925年参加革命到1956年，主要从事作战和军事工作；从1956年到1987年退休基本是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工作。”就是在这后30年，这根“打狗棍”从戈壁深处拔地而起，用战略家的宏阔格局、实干家的赤诚初心，成为了“两弹一星”事业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奠基人与领航者。 一、临危受命：一个月跑出个“中国时间表” 1959年9月，张爱萍受命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正式接过“两弹一星”事业的重担，从此与原子弹、导弹、卫星结下不解之缘。彼时，我国核工业与尖端科技近乎空白，技术封锁、资源匮乏、人才短缺，三重困境如大山横亘在前，而更严峻的是，1960年苏联照会中国撕毁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了一切原定设备材料供应。还扔下一句嘲讽：“离开我们，你们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正当三年自然灾害到了关键时期，为激励斗志，牢记老大哥背信弃义的这一天，我们把苏联停止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定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这就是“596”工程，也叫“争气弹”。那是个饥饿的年代，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展开了激烈争论。要吃饭还是要原子弹?两者都是关乎基本国策的大问题。老百姓没有饭吃，社会就无法稳定；而没有核盾牌，战争就难以避免。就在这个节骨眼，张爱萍被中央点将去摸清家底。 　　当年我国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由军队、国防工业部门、国防科研院所三部分组成，横跨军队、国务院两大系统，分别归口贺龙、罗瑞卿以及聂荣臻领导。仅在军队又分成总参和国防科委两大块，又分别由罗瑞卿和聂荣臻分管。机构多了，头绪及扯皮的事也就多了。在这之前，张爱萍是以主管装备的副总参谋长身份，归口管理国防科研机构设置、编制、试验基地的建设，以及武器装备规划、定型、列编、管理和常规武器科研。这样他成了一仆三主，总参副总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办副主任。他这一辈子，一直想把这几摊撮合起来，可就是不行，哪家都不干。没办法，只有靠他这个给三摊都当管家的人，拳打脚踢地来协调了。 　　张爱萍是个聪明人，在正式摸底调查之前，他找了两位搭档：一位是武汉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为了协调“国家科委（管科研规划和新材料）”与“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武器研制和试验场）”之间的工作，刘西尧也被加上了两个兼职：国防科委副主任和国防工办副主任。另一位是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朱光亚，张爱萍常对人讲，这位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原子核物理专业博士是他的第一位老师，此后在两弹一星的事业上，他们成为挚友并携手走过了30年。 　　形势所迫，没有给张爱萍更多时间。他与刘西尧、刘杰（时任二级部副部长）带领调查组一起深入到二机部所属的厂矿、科研、生产等单位进行调查研究，考察采矿、冶炼、生产的设备和研究、设计等方面已经具备的条件与存在的困难，特别是必须解决和可能解决的问题及措施。每到一处，他都问四个问题：一是你担负的是什么任务，在全局中的位置?二是进度和遇到的难题?三是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什么条件，哪里可以提供这些条件?四是满足了这些最快什么时候能完成任务?”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跋山涉水，张爱萍带领调查组完成了上报中央的《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份长达5000余字的详尽报告，确切讲就是一篇学术论文。它有别于给最高决策层行文的惯例，佐证翔实，措施缜密，充满数字和技术名词，带有明显的项目可行性论证特点。无怪眉头上邓小平批示：“送主席，周，彭(彭真)阅。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 　　这个报告的核心就三点：一是1964年进行核爆试验是可能实现的。一年后，罗瑞卿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加了“力争”两个字。二是当前遇到的困难主要不是科研攻关问题，而是工程问题。工程问题是可预测的，是可通过加大力度实现的。三是原子弹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涵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因此，结论是：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各中央局、各部委、各省市和军队，进行一次全国性大协作大会战，1964年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为此，张爱萍向中央最高决策层传递了一个冷静的、斩钉截铁的重要信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而在于组织和协作；不在于再投入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各系统各单位的潜力；不在于争论上马还是下马，而在于怎样去做才会成功。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如果换一种思路，说不定，鱼和熊掌可以兼得。最终，毛主席大笔一挥：“同意，大力协同做好这件事。”就这样，中国原子弹的“死棋”被一步步走活了。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何再难再艰巨的事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手里，总能迎刃而解？直到把目光投向那个特殊的群体，我才恍然大悟。在中国共产党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的确造就了一批具有特殊才干的领导人。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但非常实际，一个猛子扎下去，就能抓住第一手材料；他们极具悟性，又足够聪明，能够迅速进入情况，抓住要害。每当他们涉猎一个全新的领域，即便是面对许多从未见过的纷杂事务、面对高深的科学原理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报告时，他们就有这个本事，能很快地领悟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要害，并能迅速地抓住问题的症结，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没有“准备期”，没有所谓的行业“鸿沟”，一切像是在不知不觉中便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领导者的跨越。他们不是专家，甚至压根就没想过要成为专家，我也想过，如果他们一旦成为了专家，可能就一事无成了。奇怪的是，他们领导下的那些顶级专家，无不对他们心服口服，那种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敬重总是写在脸上，透在骨子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