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毕业季】半生漂泊，一声同学

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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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个人相册

今年的高考，又成了时下的热门话题，我不由地想起了自己高中离校的日子。

那时，虽然没有什么决定人生的高考这一说，但同样意义不凡。四十九年后再回首，仍然让我心绪难平。

我翻出老相册，找到了高中毕业照。全班师生亲如一家地挤成四排。前排女生抿着嘴笑，其中有六名女同学梳着现在少见的一根马尾长辫，后排男生则昂着头。那时的老师真好，没有什么师道尊严，不像现在毕业照坐在前排，而是分散挤站在48名同学中间，后排最中间戴眼镜的就是班主任王阁贤老师。照片虽然已经泛黄，但每个人的眼睛都亮晶晶的。照片上方的黑底白字：“内江四中高七七级一班毕业留影，一九七七.七.二十”，定格了我们那时的芳华。

那天去椑木镇照相馆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从四中到椑木镇要走四里多地，要经过成渝铁路线上的那座横跨沱江的大铁桥。桥只通火车，靠边的人行道上铺的是一排排木板，有些地方已烂掉，有的已朽了，能透过缝隙看见底下几十米深的江水。

我第一次过这桥时，腿都软了，吓得不敢过，是杜晋普同学半扶半拽把我拖过去的。他说：“别往下看，看着前面，一直走。”今天，我俩又并肩走在桥上，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火车正好经过，脚下的铁桥轰隆隆地震动，火车带来的风把我们的衣服吹得鼓鼓的。

镇上的照相馆很简陋，而且还在翻修，只好在墙上临时挂了一块背景布。摄影师是一位戴眼镜的半大老头，他老道地指挥着，让个子低的女同学坐前面，男同学站后面。本以为他经验丰富，没曾想，竟把掉在地上的扇子也照进毕业照了。他钻进那块黑布里摆弄相机，探出头来喊：“后面的同学笑一笑！第三排右边的大个子，别绷着脸！”“大个子”是我，我咧开嘴，听见快门“咔嚓”一声，把我们的中学岁月永远留住了。照片中，我比数学老师高出一头多，嘿嘿。

一周后，到校拿照片，这也是临毕业的最后一天。前一天，内江下了一场雨，从下午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才停。母亲后来说，那是老天爷在替你们哭呢。

上午是最后一次班会。同学们拿到了毕业照，边看边议论，谁照得好，谁笑得开心，谁心里好像装着“小九九”。班主任王阁贤老师走进教室，全班立即安静下来。那一年，王老师五十六岁，两年里，头发白了不少。从批林批孔到狠斗“私”字一闪念，除了学习上严格要求我们外，他还带着我们到四川拖拉机厂“学工”，到椑木公社“学农”修水渠，早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了。

“同学们，”他的目光从第一排扫到最后一排，“这两年，我对你们有些严格，有的同学被罚过站，还骂你们不争气。可今天我要说，你们是我带过最好的一届学生。”说着说着，他就哽咽了，眼泪也掉了下来。坐在前排的孙亚铃哭了，许多同学也跟着哭。我的眼眶热热的，但没敢掉下泪。王老师摘下眼镜，眼泪闪着光：“不擦了，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这个老头子也是会哭的。”

班主任王阁贤老师，学识渊博。他教语文课，常旁证博引，引得我们这帮孩子如醉如痴。一次，即兴讲到外来语时，随口便说出“干部”一词是从日本转过来的，至今还记的。师恩难忘，发此图，以志纪念。

班长黄兵站起来，声音有些异常：“同学们，我们就要分别了，但无论今后如何，都不要忘记我们是同学，都要为母校增光添彩。”黄兵坐我前排，他个子不高，但说话总像大人一样。那时，他常转过来问我这题、那题的。有一次，为了一道几何证明，我们趴在桌上讨论了很长时间。我笑他爱钻牛角尖，他说：“白大汉，你不懂，做任何事都要这样。”后来恢复高考，在万人争过独木桥的高考中，他如愿考上了大学，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2015年我们在上海重逢，他已是该所的所长了。说起当年的那些往事，他一个劲地傻笑，但仍会一本正经地说些人生感悟。

我的同桌的是团支部书记杜晋普，外号“杜老二”。他父亲是部队的副师长，在我们这些部队大院子弟里，他成熟得最早。他劝我早点入团，对今后人生路会有很大帮助。我把申请书写好后，交给他。他又逐句逐字地帮我修改，边改边说：“你这思想觉悟，还要再提炼提炼啊！”高二那年“五四”青年节，我在全校师生大会主席台上，向团旗宣誓。他握着我的手说：“白大汉，从今天起，你就是共青团员了，一定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起好带头作用，争取更大的进步。”

谁也没想到，如今，我离开内江四十九年了，竟再也没有见过他一面。有时，在太原的夜里醒来，我会想起他扶我过椑木镇铁桥的样子。我知道，那年夏天他扶我走过的，不只是一段桥。

班会后是自由活动时间。那时，没有现在的毕业纪念册，也不时兴买点糖果、瓜子开个茶话会，或是吃个散伙饭什么的。要好的同学三五个聚在一起，贴心的话语说了一遍又一遍。我在课桌上用小刀刻下一行字：“白大汉曾在此学习！”，只想许多年后回来，还能找到自己的痕迹。

孙亚铃同学最是有心，拿出笔记本让同学们留言、签名。她是学习委员，热情活泼，美丽大方，她到哪，哪里就立刻燃起一团火。我那时常离开教室，参加篮球集训和比赛，数月后，功课落了一大截，她总是督促我赶快把落下的课程补起来，还把她的笔记借给我学。离毕业两个月，我代表内江市男篮参加内江地区八县一市篮球赛，夺得男篮比赛第一名。

临毕业前两个月，我还在校外参加篮球比赛，并取得好成绩。

自古文体不分家。史晋昆同学是文艺委员，我是体育委员，平时班委会开会，或班里搞些文体活动，男女同学中，我俩接触得多一些。何况我们都是部队大院的子弟，她爸还是我爸所在部队的师长。这时，她缓缓地走到我跟前，笑着说：“白大汉，你将来有出息了，可不要忘记我们了！”

“哪敢，哪敢！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呢！”我知道，她是出于礼貌来交谈的。

她说：“不管将来如何，我们都要常联系。”

“好的，好的，常联系。”

可那个年代，信息落后，没有手机，没有QQ，没有微信，连电话只有单位才有少得可怜的几部，一别就是天涯。

毕业后，我们这届高中毕业的七八个部队子弟，包括杜晋普、史晋昆等一起到了内江凤天公社下乡当知青，但不在一个生产队。我背着铺盖卷来到了农村。地里的庄稼绿油油的一片，很是喜人。我学着插秧，蚂蟥叮在小腿上也不敢叫，每天在广阔的农村天地里炼红心。下乡一个多月，人瘦了一圈，脸晒黑了，肩上磨得掉了一层皮……9月份，我请假回家，准备参加12月份恢复的高考，奶奶、父母见到我农民般的样子，心疼不已。此时，部队特招篮球兵，我便放弃高考，靠着内江地区主力中锋的名头被部队选中。当兵那天，走得太匆忙，竟没有与杜晋普、史晋昆他们告别，想着以后有的是机会，相聚不难。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没过两年，我爸转业离开了部队。1981年我退伍后，没有回内江，而是直接从西藏回到太原与父母团聚，然后在这里成家立业，一晃就是大半辈子。数十年里，我再没回过内江。那些泡桐树还在吗？还有那些夏天里叫个不停的蝉鸣。我在课桌上刻的字，恐怕早已找不到了。更要命的是，我与内江所有的同学都失联了，像一个无根的“浮萍”漂泊在千里之外的太原。许多个夜晚，我梦见内江的部队大院，梦见四中的教室和篮球场，梦见凤天公社的稻田，醒来时，只有窗外太原清冷的月光。那种孤独、无奈与伤感，真是难于言表。

没曾想，2013年4月的一天，奇迹竟降落在我的身上。高中毕业36年后，内江四中筹备高七七级首届同学会，大家都在找我这个“失联”数十年的“白大汉”。同学会结束后，史晋昆同学返回深圳途中，受同学们委托，专门绕道太原来找我。她在茫茫人海中问战友、问亲友，问东问西，硬是“大海捞针”把我从茫茫人海中找见了。

我见到了史晋昆。看着那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只一句那久违的川音：“白大汉，你让我找得好苦啊！”，立刻让我破防，眼眶瞬间湿润。那种感觉，真如我第二天激动写下的一样——《我被天上掉下的幸福砸中了》。那篇文章，是我含着泪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沾满了重逢的喜悦，充满了割不断、舍不去的同学情。

2013年，毕业三十六后，吏晋昆同学在太原把我找见。

送别了史晋昆，当晚孙亚铃同学就从成都打来电话，嘘寒问暖，感动得我稀里哗啦。一声同学一生情！我俩互加了QQ好友。那时，她正在编辑《内江四中高77级首届同学会纪念册》。得知我数十年从事的是新闻宣传工作，立刻把电子版发给我，让我这个“内行”帮着编辑。我尽其所能，从卷首语的修改，到照片选择，以及主题提炼、版面美化、重新撰写解说词等，尽心尽力，助力这本记载着同学情、师生谊的纪念册顺利出版。一来而去，我俩熟了，我便把网上交往的趣事，写成了《三戏孙亚铃》一文。此文没有公开发表，只私传于她，逗她开心。她笑着打来电话，说：“白大汉，没想到当年那个跟女同学说话都脸红的乖学生，学坏了！”哈哈哈，她开心，我也开心。

2017年9月，毕业四十年后， 我在成都与孙亚铃同学相见。

2017年9月，我到成都参加进藏参军四十周年战友会。孙亚铃得知消息后，立刻与我联系，一见面就捶我肩膀：“白大汉，老同学，四十年了，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们坐在茶馆里说起当年，说起王老师的眼泪，说起椑木镇铁桥上的江风，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

半生漂泊，原以为是无根的浮萍；一声同学，才知那根一直深扎在故土，从未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