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毕业季]熄灭的宴席

赵文锋（崇文顺风）

青春需要绽放，岁月却要静好。

一

那场谢师宴是六年前的六月，我最后一届当高三班主任。

酒店订乐清市城南的福满楼，一个俗气的名字，但本地人认它，因为菜量大、包间敞亮、服务员会笑。场地很大，宴席一共摆了七桌，学生五桌、家长代表一桌、任课老师一桌，还有几张桌备用，后来被家长们带来的各种礼物填满了，有鲜花、有锦旗、有一幅装裱好的书法横幅，写着“师恩如山”，落款是全班四十二个孩子的签名。

我穿着熨过的白衬衫，是妻子提前一晚给我备好的，领口挺括，袖口扣得整整齐齐。站在包间门口的迎宾水牌旁边，我看着那些孩子一个一个走进来。男生们换了平时不穿的鞋子，有的还喷了香水，重得熏人；女生们化了淡妆，有几个把马尾放下来，长发披肩，忽然就不像课堂上的模样了。他们叫我“陈老师”，声音里带着酒还没喝就已经上来的兴奋。

摄像师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扛着机器在人群里穿梭，镜头盖打开的红灯亮着，像一只不知疲倦的眼睛。他指挥大家“看这里”“笑一下”“老师们站中间”，学生和家长都很配合，摆出各种组合的合影——师生合影、全班合影、男生合影、女生合影、住校生合影、走读生合影。快门声啪啪地响，那些笑容被一张张截取下来，储存在一张小小的存储卡里。我当时想，这卡真值钱，一辈子就这一回了。

晚宴开始后，我坐在主桌的正中。左手边是数学陈老师，右手边是英语王老师，对面是家长代表老周——他儿子周明远是班上的班长，考上了省城一所不错的大学。老周穿了一件深蓝的POLO衫，头发梳得很整齐，面前放着一杯白酒，满的，一直没动。

菜上到第三道的时候，老周站起来了。他端着那杯白酒，清了清嗓子。包间里渐渐安静下来，连隔壁桌碰杯的声音也小了。

“各位老师，”他开口，声音有些紧，“各位家长，各位同学。我代表所有家长，敬老师们一杯。”

他顿了顿，低头看着杯里的酒，忽然就哽咽了。“我家明远，高一进来的时候，数学五十六分。五十六分啊，我当时觉得这孩子完了。是陈老师——陈老师找他谈了一个下午，后来每个周末给他补课，不要钱，连我们家留他吃顿饭他都推说有事。”他抬起眼睛看我，眼眶红了一圈，“我不是说成绩，成绩最后也就那样。我是说，这孩子这三年，没长歪，没学坏，没变成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回家会叫我爸了，会跟他妈说学校的事了，会半夜起来复习了。这些改变，我看在眼里，我——”

他喝掉了那杯酒，然后深深鞠了一躬。

掌声响起来，有人掏纸巾，有女生偷偷抹眼睛。我看见周明远坐在家长桌旁边的那一桌，低着头，肩膀轻微地耸动。

数学陈老师站起来回敬，说了些“应该的”“孩子争气”之类的客气话，但我看得出他的手也在抖。他在我们学校教了二十二年数学，送走了多少届学生我数不清，但每年这个时候，他依然会被家长几句话说得失态。

接着是英语王老师，接着是专业张老师与李老师。每个老师站起来，都有人鼓掌、有人欢呼、有人流泪。酒桌上的气氛像一锅慢慢煮沸的水，温度持续攀升，到了某一刻终于彻底翻滚起来。

语文刘老师喝得有点多了，她平时滴酒不沾，那天被学生起哄灌了半杯啤酒，脸上泛着红晕，忽然举起酒杯对着全桌人说：“我教了十五年书，这一届是我最喜欢的一届。不是因为你们考得好，是因为你们——你们让我觉得，当老师这件事，有意义。”

这句话出口，桌上安静了五秒。

然后一个叫林小曼的女生忽然站起来，她平时在班上话很少，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作文写得好但从来不肯站起来朗读。此刻她端着满满一杯橙汁，声音在发颤：“刘老师，我记得高二有次我写了一篇作文，你评语写了整整一页。那页纸我还留着，夹在日记本里。我有时候觉得撑不下去了就翻出来看看。我一直没跟你说过，但你那一页字，救过我好几次。”

刘老师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走过去抱住林小曼，两个人在包间的灯光下紧紧搂着，旁边的学生开始起哄，开始鼓掌，开始有人加入那个拥抱。最后变成了一圈人围在一起，像某种奇异的仪式，不需要祭品，只需要这片刻的、滚烫的、毫无保留的袒露。

摄像师站在椅子上，从高处拍下那个画面。镜头里的孩子们哭的笑的挤在一处，老师们被围在中间，有人举着酒杯，有人举着纸巾，有人举着什么都忘了只是举着手。老周在旁边端着空杯子，笑着笑着又抹了抹眼角。

那晚散场的时候快十一点了。我在酒店门口送走最后一个学生，看着他们的背影三三两两消失在夏夜的街灯里。有人大声喊着“老师再见”，有人回头用力挥手，有人摇摇晃晃地勾着同伴的肩膀，唱走调的歌。

我回到空荡荡的包间，服务员正在收拾桌子。摄像师已经走了，他说片子三天后能剪出来，发给我。我站在那堆歪倒的酒瓶和残羹剩饭中间，心里填得很满，满到要溢出来。那种感觉像一场大火烧过后的余温——炽热已经过去了，但皮肤的每一寸都还记得那个温度。

二

那是我最后一次感受到那种完整的、不加节制的、不需要考虑“会不会伤害谁”的师生情感的顶点。

后来教育局下了文。一纸红头文件，措辞温和但态度明确：严禁以任何名义举办“谢师宴”“升学宴”，严禁教师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的宴请活动。文件下发到各学校，学校专门召开了教师大会学习，书记特地宣读了违反师德，顶风参加谢师宴而被处分的几个全国各地的案例，德育处组织全体教师学习，签了不参加谢师宴的承诺书。

我签名字的时候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但我没说什么，甚至在心里说服了自己：合理。杜绝人情往来中的利益输送，维护教育的纯洁性，是对的。那些借谢师宴之名行送礼之实的现象，也确实该管。

只是从那以后，毕业季变成了一件“按规定”的事。各班在教室里搞一个简单的告别班会，班主任说几句勉励的话，学生代表念一封感谢信，然后发毕业证、打扫教室、锁门、离开。全程录像的没有了，包间里的拥抱没有了，那些憋了三年的压在心底的话，再也没有一个被酒精和气氛点燃的场合可以释放出来。

后来我听说有些班试着“变通”——不在酒店，改在某个学生家里；不明说谢师宴，叫“毕业聚会”；不提老师参加，老师“恰好路过”或者“顺路坐坐”。但这些都带着一种偷偷摸摸的紧张感，谁也不敢真的放开。为了保护老师们，特地强调整个过程一律不准拍照，不合影留念。气氛刚到某个临界点，有人会下意识地看一眼手机，看一眼门，看一眼时间。那种随时可能被拍下来、被截图、被上传的风险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所有本来要飞起来的东西都拽回了地面。

再后来，连这些变通也没了。所有人都学会了在毕业那天保持体面的微笑，握手，说“谢谢老师”，然后转身离开。情感的表达被压缩进一张贺卡、一条微信消息、一个朋友圈的九宫格。那些应该在酒桌上借着醉意说出来的话，最终烂在了各自的肚子里。

带完那最后一届，我感到了疲倦。于是决定不再当班主任了。从那以后，每年六月，我看到年轻班主任们在办公室里准备“毕业班会”的材料——买气球、订蛋糕、写寄语卡片。一切都井井有条，一切都安全稳妥，一切都踩在规定的线内。

有一次我路过高三（七）班的教室，里面正在开毕业班会。门开着，我站在走廊上看了几分钟。班主任李老师是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他站在讲台上，面前摊着一份打印好的稿子，大概是提前写好的临别赠言。他念得很认真，学生听得也很认真，但所有人的表情都控制在“认真”的范畴内，没有人哭，没有人激动，没有人突然站起来。念完了，学生鼓掌，鼓掌的节奏均匀而礼貌。然后开始切蛋糕，一人一块，塑料叉子叉下去的声音脆生生的。

我悄悄走开了。

三

那天晚上我在书房里翻出旧相册，找到那场谢师宴的照片。

摄像师后来把剪辑好的片子发给了我，十五分钟，配了背景音乐，画质其实一般，灯光太黄，构图也谈不上讲究。但画面里那些人的表情是真的。刘老师抱着林小曼哭的时候，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一起，眼睛肿了，妆也花了，可那种毫无防备的狼狈，比任何精心摆拍的笑容都生动。老周端着空酒杯鞠躬，腰弯得很低，低到头顶的头发稀疏处被灯光照得发亮。

我把相册合上，推回书架深处。

妻子在旁边织毛衣，头也没抬。“又看那些了？”

“随便翻翻。”

“那时候多好。”她说，语气很平，像在陈述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

我没接话。窗外在下雨，六月的雨，来得急去得也急，打在空调外机的铁壳上，噼噼啪啪的。我想起那晚从福满楼出来，也是这样的雨，我站在门口等出租车，雨水溅湿了裤脚，白衬衫被风吹得贴在身上。但我不觉得冷，一点也不觉得。

而如今我很安全。所有的行为都有文件可依，所有的付出都有规定可循，所有的情感都有分寸可量。不会再有人因为一杯酒哭得妆花了，不会再有人抱着我说“那页字救过我”，不会再有人把埋了三年的真心话一口气倒出来，倒得满地都是，亮晶晶的，烫人。

我们被保护得很好，从那些可能被误解、被举报、被放大解读的风险里被妥帖地隔离开来。教育变成了一份准时上下班的工作，老师在课表划定的四十五分钟里燃烧，然后下课铃一响，火焰自动熄灭。没有人再过度燃烧自己了，因为没有那个场合需要了。

这当然是进步。现代社会要求所有关系都变得清爽、透明、可审计。师生情谊也不例外。那些酒桌上的失控、那些越界的亲密、那些不加区分的投入，在制度的眼光里都带着某种危险的非理性。

但我有时候会想起那个摄像师站在椅子上俯拍的画面。画面里的我们挤成一团，表情扭曲、泪流满面、丑极了。可那一瞬间，所有人的心都是敞开的，像雨后被推开的窗。

现在窗户关上了，屋子里很整洁，也很安全。风进不来，灰尘也进不来。我们坐在各自的椅子上，舒适、放松、没有负担。只是偶尔，特别是有雨的六月夜晚，我会隐约想起那种被风吹过的感觉。

然后第二天照常上班，照常在规定的时间里走进教室，照常在三十分钟内结束毕业班会，照常对学生说：“祝你们前程似锦。”这句话没错。但有些话，再也没人说出口了。

四

今年春节回龙泉陪父母。父亲八十七，母亲八十三，老房子在瓯江边的巷子里，青石板被除夕的雨洗得发亮。妹妹妈妈摆出黄粿和炖笋，一家人坐在八仙桌旁。

侧耳听了听窗外。我说。“今年真静，一声炮响都没有。禁了？”

“禁了好。”父亲端起米酒，抿一口就放下，“以前那炮仗啊，震得屋顶都在抖，到处是乌烟瘴气。有一年还把巷口老张家的房顶也点着了。那时候年轻，觉得热闹就是好的。现在——”他抬了抬眼皮，目光越过我，落在墙上的老钟上，“现在这样最好。安安静静的，干干净净的，把一顿饭吃完整了，谁也不吓着谁。”

母亲往我碗里夹菜。“你爸现在听见大声响就心慌。”她说这话时不带抱怨，像在说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像说天黑了要开灯。

外甥女和她的丈夫却不同意这种观点。她说：“我还是喜欢小时候的过年，放烟花，打鞭炮，四处奔跑，年味多浓，多开心啊……”

我低头吃菜。桌面的黄粿还烫着，热气拂过我的脸。我想起很多年前那间包间里的碰杯声、哭声、椅子在地板上拖动的刺耳声响。那时候我们觉得掏心掏肺才算深情，如今父亲只觉得安静才叫慈悲。也许不是我们变得寡淡了，是终于懂得了“好”字还有另一种写法——不需要烟花，不需要祝词，不需要所有人都看见。

只要灯亮着，一家人都在，汤在锅里冒着泡……

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