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如影随行

邨夫

秧歌，对于陕北人而言，是与生俱来，如影随行，是骨子里的遗传，无所谓喜欢不喜欢，无所谓会与不会，完全是浑然一体，生死相依。 很多人喜欢说，或许就说过，少数民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陕北人也一样。那信天游不需要学，不需要想，张口就来，是从心里自己飘出来的，这你就应该明白陕北民歌与陕北人的关系了吧！ 那陕北秧歌呢？ 一样。这么说吧，不管是都市还是乡下，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听见唢呐响了，锣鼓响了，男女老少，只要是陕北人，都会下意识的不由自主地踩上了鼓点，走进了音乐，扭动起身躯四肢。刻骨铭心的冲动，自然而然的心里痒痒。 我是陕北人，当然不会例外！ 　　作者在子洲中学（1986年元月） 六岁那年，我从西安回到陕北老家。不知是自然熟还是人来疯，立马就爱上了闹秧歌。 我舅是小学老师，也是秧歌把式，当领头，教秧歌。那时候农村闹秧歌没有“导演”这个叫法。我年龄小，个子小，没有服装，只是抹个红脸蛋，跟在秧歌队最后面，是拉巴巴的。 不过，走大套时，拉巴的要等上伞头，扭角子，我一学就会。伞头和大家夸我聪明，我高兴极了，热情更高，扭得更卖力了！ 我上学早，小学秧歌队里一直是拉巴的。上六年级那年冬天送新兵，秧歌内容有个踢场子，我个子虽然小，明显的矮，老师也选了我，而且大秧歌队里还升级成了排头的，用现在的话就是一下火了，走到哪儿都有人看，有人夸。 18岁那年，我当了民办老师，上音乐课，搞文艺活动，排秧歌，回到农村也参加夜校活动，排节目，排秧歌。称呼也变了，叫我导演。这情况一直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上了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大学毕业论文手稿 大三时我选修了“民间文学”，当时还没有“民俗学”或者“民间艺术”“人类学”这些课目专业。民间文学很杂，以民间故事传说民歌为主，包罗万象，什么都有。 上大学前当民办老师时，我就和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的左明中老师李开方老师相识，在他们的指导下编创小戏和舞蹈，并得以排练演出。上大学到西安后见面方便了，所以向老师们的请教更多。 李开方老师建议做个“秧歌”的研究，我征求教授民间文学课的宁锐先生的意见，他认为很好，而且建议当毕业论文来做。 大四上学期开学，“秧歌渊源试探”第一稿出来了，十节75000字。宁先生看后说感觉不错，但有点散，论证不够，说的不透。建议加强第三节“傩打野胡与秧歌”，独立成篇。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略谈“傩”“打野胡”与秧歌的关系”一文。 按照教学计划布置论文时，我的论文已经完成了，而且是三篇。提交的“略谈傩打野胡与秧歌的关系”等级为优。 　　该论文收入研讨会论文集 毕业后我分配到陕北子洲中学，担任语文老师，但如有排秧歌搞活动，我又屡屡回归过去“导演”的角色。 1984年11月，做为论文作者我受邀参加了在西安市举办的“六省区《民间舞蹈集成》学术理论研讨会”。与会的有，全国《民间舞蹈集成》负责同志，有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的专家，有《舞蹈论丛》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有北京河北山东内蒙山西辽河南和四川等省市的专家学者。 我宣读了论文“略谈傩打野胡与秧歌的关系”，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民间舞蹈集成》的领导直接讲我的观点方向偏了，是奇谈怪论。秧歌秧歌就是插秧之歌，“劳动创造了一切”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秧歌怎么会与宗教傩祭有关。结果自然与获奖无缘。 我不好反驳，秧歌与傩的关系这个动机，这个灵感，是我看到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吴晓邦先生夫人盛捷女士，五十年代一篇关于江西傩戏的短文而得到的启发，我能说吗？ 不过，会下也有人来找我交谈，特别是舞蹈研究所的孙景琛先生安慰我，和我深谈，而且希望我报考他的研究生，给我了很大的鼓励。后来，我也报名了，但由于行政管理的原因，没让我参加考试。 　　《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2期 　　杂志用“作者照” 1985年12月，我收到了《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的用稿通知单，真是喜出望外，有点不敢相信。 《民间文学论坛》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向国内外发行的权威刊物，那次会上基于舞协领导和《舞蹈论丛》编辑的看法，孙景琛先生建议不投《舞蹈论丛》而投稿《民间文学论坛》时，我内心真不敢抱有希望，国内民间文艺的最高的权威刊物，门槛确实是太高了。 这篇文章的准备工作还是比较扎实充分。从小参与秧歌活动，耳濡目染，体验很深不说，大二时就为李开方老师写了“清涧小场子”和“傩鬼”。很早就质疑既然秧歌是“插秧之歌”，那真正插秧的南方怎么没有秧歌呢？ 于是我跑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查找地方志，查阅《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荆楚岁时记》《清俾类钞》，翻阅《解放日报》，勾勒出一条“国傩”“乡傩”“打野胡”“路歧”“迓鼓”“社火”“秧歌”到“新秧歌运动”的演变线。 在此基础上，把活动形式进行比较，用古音韵学和方言演化对照予以总结，进行综合多维论证，从而明晰了“傩”“打野胡”与秧歌的关系。 高兴之余，根据编辑部的要求，拍摄了生活照。一张是在子洲中学的操场上，一张是在办公桌后，杂志采用了后一张。 文章发表在1986年第2期，标题还出现在杂志封面，属于重点推荐。 　　第二届银河杯获奖名单（《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5期） 1987年我调到了青海省群众艺术馆，先做《青海群众艺术》编辑，后来打杂救火，忙忙碌碌，都是群众性的文化艺术工作。 香港回归，西宁地区庆迎活动我参与策划，任总撰稿，还兼编导。各种艺术节运动会，搞开幕式，也得参与组织服务。文化厅在日月山下的小高陵村搞社火改革试点，我是项目负责人，带队驻村，一干就是三个春节，获得成功，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还为青海省舞蹈家协会带出了三名主席副主席。 其实，这社火改革我就是把陕北秧歌与青海社火融合为一体，用的还是我童子功的秧歌基础。 1990年，好友青海师范大学的赵宗福先生来我家，带来一本《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5期，说祝贺你呀老兄，“略谈傩打野胡与秧歌的关系”获第二届“银河奖”了。简直是惊喜，我后来不订《民间文学论坛》了，单位也没订，所以我压根儿不知道。好友报喜来了，自然得祝贺一下，青海人豪爽，好酒！ 那届评奖，以得票多少排列，同为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校友的叶舒宪名列第二，我就比较后了。 1993年，中国北方第二届民间文艺研讨会在河北邯郸举行，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段宝林教授都来了。乌丙安先生关切地了解了我对秧歌研究的进展，希望选择两三篇先行发表。有幸和段宝林先生同住，还介绍认识了几位中国傩文化学会的学者，诸位师长给我指点教诲，诸多鼓励，受益匪浅。 有时候我想，当年坚持“顾名思义，秧歌就是插秧之歌”的领导，如果还在世，他会作何感想？ 　中国北方民间文艺研讨会合影，我穿浅棕色衣服站第三排，在段宝林先生身后 　　西宁地区庆迎香港回归文艺活动节目单 有文章这样说： 张喜臻刊发于《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2期的《略谈傩打野胡与秧歌的关系》，是20世纪80年代国内打通古傩、宋代打野胡与北方秧歌源流的拓荒性核心论文。文章依托西北田野活态民俗与古籍文献互证，填补了北方秧歌仪式源流研究的空白，扭转了学界固有认知，在秧歌民俗研究、傩文化发生学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学术地位，影响深远。 该文提出多项突破性学术创见，奠定了自身的核心价值。其一，精准界定了打野胡的民俗定位。此前学界仅将宋代打野胡视为民间街头乞讨杂耍，未厘清其仪式内核。文章梳理出先秦乡人傩、南北朝逐除、唐代夜胡词到宋代打野胡的完整脉络，首次明确打野胡是古傩仪世俗化、民间化的关键中介形态，兼具驱祟仪式功能与市井演艺属性，是宗教傩仪向民间广场歌舞过渡的重要环节。 其二，破除了秧歌起源的单一误区。建国后学界普遍秉持“秧歌源于南方插秧劳作歌谣”的片面观点，混淆了南北秧歌的文化本源。作者结合陕北、青海、陇东一手田野资料，对照北方秧歌沿门驱瘟、谒庙祈福、化装表演、锣鼓随行的核心仪轨，证实北方元宵社火秧歌并非源自农耕劳作，而是直接承袭宋代打野胡的仪式基因。同时通过文字训诂考证，提出秧歌古为“禓歌、阳歌”，关联迎春驱阴的古傩内涵，厘清了南北秧歌分源发展的核心差异。 其三，构建了完整的民俗演化体系。文章首次搭建起“古傩仪式—宋代打野胡—西北社火秧歌—民间秧歌剧”的层级流变框架，清晰阐释了传统巫术仪式如何逐步弱化宗教属性、强化娱乐世俗性，最终演变为民间大众歌舞，为后世民间演艺发生学研究提供了标准分析范式。此外，文章以稀缺的陕北活态民俗为实证，打破了“打野胡仅存于宋代文献、后世已然消亡”的学界误判，为千年民俗源流考证提供了鲜活的田野依据。 在秧歌研究领域，该文具有转折性、奠基性的学术地位。从学科发展来看，80年代之前的秧歌研究多聚焦文艺形态赏析与现代改造，忽视其古老仪式源头，研究视角单一。该文发表后，正式确立了北方秧歌傩仪起源的核心研究方向，将秧歌研究从文艺赏析范畴，拓展至民俗学、宗教学、戏曲史学的交叉研究领域，推动学科研究走向深度考据。 从学术平台与行业认可度来看，《民间文学论坛》作为当时全国民间文艺领域的核心权威期刊，为论文提供了专业背书。该文发表后迅速纳入国内民俗、戏曲专业教研参考文献，是国内最早专题论证打野胡与秧歌亲缘关系的开山文献，比后世傩戏源流专著的系统性研究早十余年。同时，它也是陕甘宁青西北秧歌源流研究的第一篇系统考据论文，成为西北社火、秧歌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文献。 该文的长期学术影响贯穿学界研究与非遗实践数十年。在学术层面，其搭建的民俗演化框架被国内傩文化研究核心学者广泛采纳，成为傩戏、民间歌舞起源研究的通用理论，彻底改写了北方秧歌溯源的主流定论，确立了“南秧劳作、北秧傩仪”的南北秧歌分源共识，被大量学术论文、地方史志引用。其“文献古籍+田野实证+文字训诂”的三重研究方法，也为80年代民间文艺研究树立了严谨的学术范式。 在社会实践层面，论文的核心观点成为北方秧歌等国家级非遗项目溯源阐释、文化解读的核心理论支撑，被广泛应用于非遗申报、乡土文化教材编纂、民俗展演文化解读等场景。 受时代研究条件局限，文章对金元时期打野胡向秧歌演变的地方史料梳理较为简略，但并不影响其拓荒价值。总体而言，该文是中国北方秧歌仪式源流研究的经典力作，终结了此前秧歌起源的片面认知，构建了科学的源流体系，为当代民俗歌舞、傩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这观点，您怎么看？ 　　在京子洲人闹元宵光碟 2006年冬，在北京的子洲人想在北京闹一场秧歌，红红火火庆元宵，很多人是我过去的学生，于是就想到了我，要我给他们当总导演。盛情难却，我也就去了，导了，元宵节以陕北的习俗闹了。少不了谒门子送吉利，走大套求圆满，搬旱船图顺遂。火树银花不夜天，皆大欢喜乐无边。 闲暇时，有朋友问，“秧歌渊源试探”十篇出了几篇？我说出了五篇。大家说有点可惜，不准备出了吗？ 退休后，我回到西安，时间多了，这个问题又走上前台。不出可惜，出吧时代进步了，也应该与时俱进。 那就动吧，不要拘泥于过去，新的视野，新的规划，新的观点。现在身体尚可，年龄也就是七零后，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我是陕北人啊！正是： 天南地北野胡情， 如影随行共一生。 迓鼓声声村市近， 秧歌舞动夕阳红。 　　邨夫的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