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路漫漫兮，心路漫漫 （1）: 考板 北美二师兄

北美二师兄

当夕阳余辉映在玻璃上时，我站在2楼的办公室望着窗外的停车场，良久惊醒，醒悟到自己并没有专注于哪一辆车，而是茫然地看着那块熟悉的土地，心里一片空白。 随后一怔：今天最后看一眼医院，医学中心，和这个停车场。收回眼光，环视了一下暂时还属于我的办公室。墙上曾经挂着的镶在镜框里的各种学位证书均已被除下，放进了纸板箱子运回家了。书架上厚厚的书本和期刊仍然留着，以后再也用不上了，尤其现在几乎所有知识都在网上，唾手可得。 又扫视了一下桌上的2块平行的桌面电脑屏幕和2个手提电脑，逐个清除个人信息，关机… 。 在最后一个电脑的屏幕一闪之后成为一块黑黑的了无生命的玻璃时，突然想起来这台电脑的自动闭屏功能又坏了——得向IT部门再次提醒一次，必要时可以忍着怒气低声咆哮一下：经久不关会减少屏幕寿命知道吗！ 进而哑然失笑：明天就不再是这个系统的一份子了，一块破屏幕关我什么，不就几百刀的事！

护士和MA们早已下班了，那是朝九晚五的工作，这年头谁也不愿意多做一点额外的事。临走前系里的十七、八个工作人员陆续来道了别，大多只是走过埸，一边说话一边脑子里大概已在想该去哪个菜市给孩子买什么东西；有的则是真心舍不得。我自己的2个staff 倒看得岀来忍住泪水（后来没忍住）拥抱再拥抱，一步一回头地走了，有一位眼见着背身用纸擦着眼睛。

办公室和楼道空了，只有一个勤杂工刚刚开始她的夜班。她正在一个一个房间清理垃圾桶和擦桌扫地：6个医生办公室，20多个检查室和护士台，3个厕所，在明天早上前都得整得干干净净。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位老太太（其实可能比我的岁数小得多，只是干瘦的胳膊和微驼的背看上去像个老人）今晚得做多少事啊！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轻声说：“早点回家休息吧，我觉得这里已经很干净了”。老人抬头用略微失神的眼睛看了我一眼，轻声说道：“谢谢你朱医生，我们都会想念你的”。原来这位在几千名医学中心工作中的位于最底层的老人家也知道我要退休了。我对她笑了笑，摆了摆手，随后又扫视了一下办公室，独自走了，脚步声还是如往常一样咚咚作响，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显得格外空洞。

今天，我翻过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页。惊回眸，生命中25年最有创造力的年华都献给了这个肯塔基的南部大学城。我的病人遍布周围10多个县，在近在咫尺至远达一百多英里之外的这块土地上付出了无数不眠之夜，挽回了许多生命，减少和解除了数不清的病人的痛苦，也获得了病人和家属的尊重，以及足够的经济回报使我能比较舒服地享受接下来的退休生活。

这25年中，有过欣喜和烦恼，沮丧和希望。有过被病人和家属百般地感恩，也有过被他们提起医疗诉讼的连续数年的极限压力；有过许多年连续被大众评为“年度最佳神经内科医生”的快乐，也有偶尔被病人或家属问到“你不是美国人吧，你的医学院在中国上的，怎么保证你的诊断和治疗符合我们美国的标准”的愤怒和悲哀。在这“红脖子州”，人们的爱与恨，信任和猜疑，都比两岸大城市精英们更直接了当，更不加修饰。可是到后来，“红脖子”们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拥抱了我这个黄皮肤外国人，几乎所有来诊所的人都愿意将他们和家人的性命和健康交到一位浙江医科大毕业的华人手里（那几个质疑我的出身的人后来又想回来，但被我婉拒了，因为这种歧视是深种在骨子里的，永不会褪色）。

此时，坐在家中沙发上，望着后院绿色的草地和数株高耸的大树，回忆这40年在美国打拼的日子，从坚决不愿做医生，到动摇，到欣然从医，这一段医路和心路历程，伴我从一个心高气傲自以为无所不能的青年，到今天退休赋闲的知天命者，这中间的痛苦和快乐，失望和希望，骄傲和自责又岂是寥寥数笔所能承载的！也许，回忆就从第一次知道中国医学院毕业生有可能在美国考板做医生开始吧（在美国，考医生资格称为考“Board”. Board 的通常意译是板）。

（一） 第一次听说考板。

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正在中部一个医学院读博。

彼时已经在东北部一所大学的生化系做了一年半“访问学者”，且做过近一年的送匹萨外卖的”pizza boy”. 英语听写说没什么问题，兼之那时记忆力和理解力都不差，前两年上专业课感到比较轻松，一时雄心勃勃，大有视天下衮衮诸公为无物之心。

尴尬的是，彼时奖学金只有区区$583一个月，供我夫妇及一个女儿生活，加上一辆车，以及华人中甚为流行的小孩学习小提琴，因此这点钱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太太来美3周后就开始为一家台湾人管孩子，12小时挣$10，几个月后学会开车就去中歺馆打工赚钱。 而我觉得身为男人当为家庭作出更多贡献，兼之功课并不怎么难，所以也找了一家香港人开的中歺馆打工做侍者。 其间见识了许多人世面面观，具体经历将来也许有机会回忆赴美求学时再详细叙述。

那时，上午上课，下午做实验（想早出几篇文章，找一个好的博后机会，然后去大学做科研，当教授，这是我当年来美求学的不二目标），傍晚去菜馆端碗打工，晚上9-10点歺馆打烊后再去实验室待一阵，11点左右去太太打工的歺馆把她和女儿接回。女儿才3、4岁，常常在歺馆脏兮兮的地下室一人玩着玩着就在桌布和铁架子上睡着了。这样贫穷艰难的幼时生活使她养成了极其独立并从不叫苦的性格。

回家后安置好孩子我通常会回实验室继续工作（家离校区只有约3分钟车程）。 半夜2、3点钟工毕回家，立即睡成一头死猪，直到天亮吃一口牛奶麦片上课去了。

第二年末，这里医学中心有一位北京的女性访问学者告诉我，听说许多中国的医学院校在联合国备了案，毕业生可以在美国考板，进而做医生，从而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她约摸四十几岁，记不清在国内做过妇产科还是心血管科医生，正在跃跃欲试。我很敬佩她在这个年纪的执着，但是告诉她我对做医生不感兴趣。来美国的唯一目标是做科学家。

此后她又劝过我几次但均不果。有一次她不知从哪里弄来考Step one (基础医学课内容)的一套模拟题。我看了一眼头就立马嗡嗡作响：那些解剖名词个个象妖魔鬼怪似地盯着我直笑，许多医学名词便像天书一般。我们的基础课本用的可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文概念和名词！我按照时间限制做完，发现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的题做对。当时很沮丧，告诉她我不是做临床医生的料，医学院才毕业没几年就像个留级胚似地考了40分都不到。她神秘兮兮地轻声说她只考了十几分，我没复习第一次就考了三十几分己经相当好了，接着复习考板吧！ 我回答说这种多选题只需要坚持勾“ C” 就能保底25分（几率分布），我只有比较有把握的才选正确答案，一头雾水的就坚持选C，半懂不懂的按信心度或选心仪的答案或选C，所以能答对三十几分，因为有25分保底。但这是用应考技巧投机来的；要真正考医生，这种小聪明如何使得！

2年后课程结束，由于已经有了不少实验数据，博士资格考试轻松过关。接着就是全身投入实验。我辞去了歺馆侍者的工作，3人生活只有每月6百美元不到的奖学金，加上太太打工加班，中午和晚上一天两班的小费收入（侍者收入大多来自小费，工资只有像征性的～$2/小时），堪堪糊口，并能每月腾出二百多刀来送女儿去幼儿园，尽早与别的小孩一起。当然，生活是极俭的：$200一月包水电气的一室一厅的租金，养一辆车，一个星期的伙食只用20刀左右或更少（我家2人数年在中歺馆打工从未从歺馆带回一次菜）。彼时邮局几乎天天送来各种减价券和广告（也许现在也是，只是现在我们不再看广告剪减价劵买菜和日常用品了）。

这期间那位北京朋友又几次劝我考板，我都婉拒了。期间还听说附近一位高雄医学院毕业的台湾人也在急锣密鼓地复习考板。

4年后我已经发表了或已被杂志接受发表4篇文章。不久我告诉了自己的导师，我想毕业，已经基本联系好了去处，现在需要他的推荐信。这是一位长我二十几岁的丹麦裔副教授，个子有一米九十多，两眼呈蓝色，走路略弓着背，一副大手是我见到过最大的。我和早我一年半的也是浙医大毕业的两个学生共为他出了9篇论文，4、5年期间几乎用2人之力把他从副教授托举到终身正教授。我俩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因为从第三年起就常常是我们带着他的思路走。

当他听说我想这么早毕业，就让我坐在桌子对面，眯起眼睛，慢条斯理地说“我听说医学院在传，有些外国医学生如今在考板进而做医生而改变身阶。如果你愿意，我安排你提早答辩。” 交换条件是作为博士后留在这里再做一年，带一个学生或博后，使得买验室继续开下去。而我只需每天做几小时，用余下的时间复习考板，同时工资从学生提到博后（当时的博后会有2万多元一年，对我这个苦哈哈的穷学生来说可是很大的加薪）。

我记得当时回答他“No”. 对他解释我飘详过海到美国来的唯一目标是做一个优秀科学家，不是做医生赚钱（现在听来这是多么苍白无力的话！）。 他显然怔住了，坐在几米远的办公桌后的宽大的皮椅上，把身子往后缩了几次，仿佛要把自己藏进那硕大的椅子内，眼睛困惑地盯着我看着，似乎想猜透对面这个中国人究竟是怎么想问题的。渐渐地，他的双眼黯淡下去，蓝色的眼珠变得混浊。良久，他终于叹了一口气，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你若不愿做医生别人没法强迫你，但直到离开这个城市之前随时欢迎你改变主意。我站起身来，探过身去握了握他的手，吓了一跳：原来他的手竟是如此之大，我的手在同身高的中国人中算是很大的了，可是埋在他的手里几乎消失了。

事后我去找了答辩委员会的另一位只长我不到十岁的副教授，由于平时关系很好，想征求他的意见，并请他在导师跟前疏通一下。 他说第一支持你追求自己的梦想，我们美国就是给有能力的人让梦想变成现实的国家。第二在我们这个小水塘你是一条大鱼，但是去了北边你就是一条小鱼。希望你在那里吃的鱼食更好，迅速长成那里的大鱼。

就这样，我拒绝了留校带人并复习考板，而北上走一条显然更为漫长且无保证的路。

（二） 终于考板。

93年2月携妻女和彼时访美探亲的岳母，一家4口租了一辆16尺的U-Haul卡车，车里塞得满满的，后挂一个汽车拖车架，把学生期间省吃俭用买的一辆红色丰田卡罗拉的前轮架在拖车架上，以“三节棍”的形式开了2300公里到波士顿。 车里装了一套4百多刀买的床和床架加2个床头柜（那时的东西可真便宜！），1套路边捡来的床和床架，还有一些拣来的旧傢俱，以及一个全新的31吋JVC“大彩电”, 和一台“ 4头JVC VCR”. 前者$750由全校研究生论文头等奖金买来，后者的$250是由系里的研究生论文头等奖买的。一路开得小心翼翼，唯恐颠坏了这些“巨大财产”。2月里驱车遡北飞奔2300公里，2次雪中投宿，有时飞絮漫天，有时阴雨之下的大地冰成明镜。其中不乏惊悚场面，也许以后写求学记事时会详细记载。

到波士顿后，稍稍安置一下后立即全身心投入工作。

当年做学生的前两年上课，打歺馆，做实验；后两年半则全心做实验。早上8点左右送女儿到幼儿园后一直待在实验室直至半夜1-2点回家，有时实验停不下来，就一直做到第二天上午，回家眯上2小时再开始新的一天。

现在做了博后，家里共有4人，生活比较安定。女儿先由外婆带，后来我父母来美待了3年，学校接送就都由爷爷奶奶负责，奶奶兼做饭菜，我能全心投入工作，太太也去了隔壁实验室做技术员（人家说夫妻在同一个实验室做十有八九要吵架）。 就这样，一天干十六、七小时，偶尔20-24小时。一周7天连续干，一年有2、3周全家开车出去旅游（5人机票太贵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年，一直到1995年夏初。 3年前我曾在“美篇”写过一篇《交租》，以纪念父亲逝世24周年。在那里提到有一天父亲郑重问我给女儿存了多少大学学费，答曰她的成绩非常优秀，即使在Brookline和后来搬去的Chestnut Hill 这两个顶级学区的学校内都排在很前面，且她只读了一年级上半学年就搬到了波士顿地区，guidance counselor 照例面试一次新来的学生后说“不必读一年级下半年了，直接读2年级下半年吧。 我说这孩子的智力远超父母，将来凭能力应该能拿到大学奖学金吧。 父亲说他已经打听过了，顶尖私立大学只按经济条件而基本上不凭成绩发奖学金。将来在学校做科研挣的钱不足以因低收入得到奖学金，但也不会有足够多的钱来付一个孩子好的私校的学费和食宿费。 其实我也知道这一点，只是不愿去想而已。如今突然摆在了面前，使我无处遁形。如何能有足够的钱保证女儿能得到最好的教育机会，这是促使我考板的一个主要因素（所谓的人穷志短就是指这个吧）。

另一方面，科研做得也有一些起色：从动物组织打碎粗提蛋白质，经过层层萃取后纯化，做成单一蛋白后测序，到克隆一步做到底，再用酵母双系统删选出增强和灭活的纯蛋白，送去《细胞》杂志发表，被告知还缺一个功能性实验就会被接受。

此时正是意气纷发时，窃以为学术之路广阔无际。 有一天老板（曾是哈佛医学院历史上成为最年轻的终身正教授之一）告诉我，他是一个生物制药巨头的特别顾问，那个公司（略去名字）正在筹建一个跟糖尿病有关的科室，请他帮忙推荐一个人选做负责人。他说他已推荐了我去面试，同时希望我把那个功能性实验早日完成发文。这一消息弄得我心头好一阵痒：如此既可继续做科研又能挣大钱，真是两不误。 可是左等右等却不见邀请去面试，直到后来有一天，一位意大利籍的博后告诉大家他刚去面试了这个位置。我恍然大悟：原来老板需要我卖命干活为他出《细胞》文章，用此甜头拴住我，背后却推荐了每天中午跟他一起吃午饭，工作之余打高尔夫的意大利人。 我顿时如醍醐灌顶， 意识到在这个崇尚口才和人际关系的白人社会，仅凭认真工作多半没有多少出头之日。继而联想到隔壁实验室一位上海小伙子极其聪明和努力，连出数篇《自然》和《科学》这种全球顶级杂志的文章，却一直连助理教授的提升都轮不上，不得不去达特茅斯大学（虽然也是籐校但毕竟差一个等级）做助理教授。而有二个做得实在不怎么样的白人博后却相继晋升了哈佛的助理教授。这更让我看到了作为一个大龄华人在生物科学界将会遇上的玻璃天花板：看得见广阔天空却突不破顶层。

这些遭遇使我渐渐心灰意懒，明白了仅凭后天努力常常无法改变先天不足的现状。这就是现实，其实这是我早几年就应该参透的惨酷的真理。 一天晚上我对父亲说，我想通了，既然自己的梦看来实行不了，我就要全力为女儿打拼，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完成为父未竟的心愿。我去复习考板了。

十几年后，女儿也算是做到了我的前半生所追求而未竞的大部分：在NASA获得天体物理学博士，还在做学生时就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身份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封面文章，并是NASA历史上第一个以学生身份会同全球4位大佬召开新闻发布会（今天我怎么像所有为孩子自豪的父亲似的）…

主意已定，我开始四处寻找学习资料，希望能迅速转型。有些朋友，包括2位德国、一位西班牙、一位法国的博后，都问我如此突兀转向会不会对不起自己素来的报负和梦想，以及已经显露出来的科研“才华”？那些欧洲人都比我年轻，未婚无嗣，想不通中国人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改变职业选择，丢掉十几年的积累。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中国的父母愿意为孩子牺牲一切（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为了我的前途，不顾自己只剩下几天留在人世而把我赶回美国，这些记载在3年前的《交租》中）。

于是我便开始搜集文档。可是在1995年中期，学习资料极为匮乏。 我让家人赶紧找出过去的旧教科书，托来美的朋友带来。这些大部头的解剖，生理，生化，病理，病生，微生物，以及内、外、儿、妇等书过了十几年，我深知用处已有限，更何况美国这边有许多疾病名当年在国内连听都没听说过。

那时网络尚未普及，所有的英文内容都在纸质书里。我们能买到的最常用的叫做 “考板急救包” （First Aid for USMLE Step I和 Step II）. 它们的作用果真如同急救包。初打开看时简直有看天书的感觉，毕竟解剖和生理生化是1978、1979年读的，距离1995年已有16、17年之久。看了2个晚上，所能记得的少得可怜，但是从开始复习到离Step I的考期只有3个多月了，除了一周7天在实验室雷打不动，只是从十七、八小时工作减到约10小时一天，且不再同时开3、4个实验。而是到晚上7、8点把样本往冷室里一放，回家吃了现成晚饭后立即上楼看书。

阅读资料涵盖医学院前2年半的学业，而我只有3个半月，且必须读、做英语功课。记得考虑良久，情急之下先把书本抛开，为自己拟定纲领和步骤：用3周时间把中文的生化学、生理学、病理学、病生学、药理学、微生物学通读一遍，同时战略性放弃生物学、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寄生虫学等，因为后面几个学科短时间内完全无法记住，仅人体解剖学就有五千多组织器官的英文名字要记，这可会把人逼疯的。我没有哪怕1小时可以浪费。余下的近3个月便全数用于看英文书。急救包 （1） 包括了所有基础医学内容：是美国医学生2年多所学。记得急救包这本书并不厚，似乎2百页不到，但是极为精练，涵盖了几乎所有基础医学知识。说透了，这简直是一本课堂大纲，只有骨头连带一些薄肉，无法吃饱。

于是我向几个学生借了几本书补充，甚至在长木大道的医学院的旧教科书堆里买了几本书以充实急救包。

实验室的朋友们也知趣地不再来喊我去楼下的Au Bon Pain (中文称欧潘) 喝咖啡了，只是有时习惯地走到我的工作台前来简短地问一个技术性问题然后走开，也不再拖一张椅子过来聊天聊地。但是看得岀来他们的眼中流露出的疑惑和不信任：你能在3个月内读完美国医学生2年多的课程并且全职上班？当时有一个德国博后跟我关系极好（我俩每天从5楼下去楼外抽烟，聊天聊地，颇有共同语言），经常鼓励我去科隆的麦克斯-普郎克工作，说那边因为他出了《细胞》文章而要招他去做代谢所的头（果真他后来很快便在德国崭露头角，2011年升任麦克斯普朗克的代谢所主任并任职至今）。另一个从瑞典来的研究员窜掇我去他已颇具根底的卡罗琳斯卡学院，别考什么劳什子的医生了。我只是朝他们笑一笑，摇摇手，又在跑电泳的间隙中低头看书了。有时老板踱步过来，问一下实验进程。我总会有几张新的膠片放在抽屉里给他看，因为我已经多生了一个心眼：不能再每次把所有数据和结果都告诉他，知道做老板的都是无底之壑， 永远不会满足。他显然看到过几次桌上的基础医学书，但从未对我提起一个字。 后来有一次太太告诉我，我这位老板跟她的老板说，他为我可惜，因为看到我在准备走一条浪费才华的路。我不知道他是否想借第二者的口传话给我，让我放弃考板，继续为他出数据。

那时看书时的标配是：一本英语书，一本中文书，一本“新英汉词典“，一本“英汉医学辞典”。这4本书外就是一杯泡得很浓的茶。这极苦涩的茶水常常使我想起当年考大学时的用功程度，尽管还差那么一点。

我也想过去偷偷旁听几堂医学生的课，可考虑再三后作罢，因为他们的进度太慢。

复习时手中的实验数据除了想投《细胞》的那篇文章外，已经能大约生成另2篇文章，后来登在了“JBC(生物化学杂志)和MCB(分子细胞生物学)。老板暗示了几次催要文章，但是我必须拖到95年9月考完第一部分后才能有时间动手写文章，就一直敷衍他。即便凭他的精明肯定看穿了我的鬼把戏也只好随他去了。顺便说一句：这个犹太人乃我一生所见最聪明的人，没有之一。最后，那篇本想送《细胞》的文章，终究因为没补全最后一个功能实验而被《细胞》拒了，后来在PNAS ( 《美国国家科学院杂志》）发表。

时间过得飞快，我强迫自己必须按照既定的分科阶段完成复习，否则拖一下满盘皆输。如果某一科目在设定时间内没完成，就推迟上床时间，多次看到天色微明才合上书卷。所幸我从小到大就“没心没肺”，头还没碰到枕头就已经睡着了。我的辞典里从来没有“失眠”这个词。所有的烦恼心事都可以被block 掉，即挡在外面。

“生物化学”比较轻松，尽管它本身是一个很庞大的学科。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年我在浙医大就是生化研究生毕业。后来在美国读博也涉及了不少蛋白化学，到波士顿的前2年因为做实验的需要也狠狠研读了一些蛋白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内容。而“生理学”有许多内容不用死记硬背，因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合理性使得许多系统存在一定的推理基础。“病理生理学”则在生理学的基础上衍生。“药理学”不容易记，不过也不算太难。由于时间有限，我逼自己每看一个章节必须掩卷闭眼数分钟回忆看过的内容，以期一次定音。如此复习可能更便于固化知识。回想当年复习考板学得还算扎实，以致现在30年过去了，带住院医和医学生查房和看门诊时常常多化些时间从生理、病生和药理学角度为他们把一个病讲透。

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夏天来了又走了，那些枯燥的书本渐渐变得不那么乏味了。父母在身边，和太太一起把家里的一切都梳理齐整，让我没有了任何分心的理由。当然，我有时还是会站起身来找零食吃。这个坏习惯至今未改。

另外还记得自己认识到基础不如刚毕业的中国学生，或美国读医学院的小年轻，就必须加倍努力、扎实地读书，才有机会挤进这趟列车。

然后就到了9月份。现在已经忘了是9月的哪一天考试。但是记得复习进度稍微比计划提前了一点，离考期还有一个多星期就看完了一遍（除了那几门战略性放弃的科目没看：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寄生虫学等）。于是我就用很快的速度把前面3个月的内容又过了一遍。这一来心里有底得多了。不记得那时是否做过习题，也许没有，记得不想把时间放在做题上面，也许是根本找不到练习题。

于是到了考试那天。波士顿有考埸，我拿了2块巧克力去，以免消耗过多而虚脱。考前的晚上父亲问我会不会紧张而睡不着，回答：我一向缺睡，从来不会因为紧张而睡不着觉。那天晚上果然睡得很安稳。

我的印象中考了满满的2天，可是查了谷歌求证却说是350个问题用8小时考完，即一整天，并有几次15分钟的休息，共45分钟喘息。只记得几次中埸休息时都有人在走廊墙边坐下翻书，我心想现在看书只能把脑子看混了，我乐得借此跑出去飞快地抽2根烟，当然在出清了体内的负担之后。

整个考试过程如今回想起来相当模糊，即非一骑绝尘，也非坐着啃笔头，只记得有不少模棱两可的题目，只能用排除法，通常可以排除到只剩2个答案，然后在心里把天上文曲星和地上地藏王各拜一拜，随手涂一个，反正几乎有50%的机会蒙对。。

随后的日子过得相当漫长。等待是很难熬的，因为这不像平时的课堂考试，多有很大的把握，这次考试真的让人心中无数，无论我求拜多少次文曲星和地藏王都没用。同时，过去3个半月拖下来的部分工作也得有个交代。因此又恢复了每天工作16、17小时或更多的习惯。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中午，父亲打来电话，说收到一封信像是我们一直在念叨的成绩通知书。他说读不懂英文句子，但是左上角有4个字母“P. A.S.S”. 我说这就够了，不必再管下面分数了。他问这下不用再考了吧，我说这才一半呢！接下去要考临床各科，不过我已经不怕了，况且考期不是3个半月，而是将近6个月以后。

由于时间充裕，我把临床的考板急救包（2）买来，并且买了医学院的内、外、儿、妇和医学伦理学等七七八八的旧书（大多是早一年的教科书，许多像簇新一样，给我这种老留用用足够好了）.

然后再把上班时间缩减到每天只有10小时左右，当然还是一周7天，每天复习约7-8小时。这一轮，基本上可以把每一门课复习2遍还有得宽裕。读书的习惯仍然是在一个章节几十页读后掩卷几分钟反刍刚才看过的内容，如果记不清楚就化几分钟再过一遍。

冬去春来，波士顿的大雪几乎融尽。我每天仍旧和太太合开那辆勃艮第红色的丰田卡罗拉上下班。那是一辆最低配的4门轿车，单薄的轮胎常常在雪地上打滑。可是阮囊羞涩的我们无力升级座驾。这辆貌似弱不经风的汽车一年多后却当我在新泽西做住院医时在高速上救了我的性命，它自己的后半部被一辆巨型的双挂货车压扁，我这个惊得半死的驾驶员却毫发无伤。这是后话。

时间来到1996年3月USMLE 2的考期，具体日子记不清楚了。查了各个网站和AI, 却给出了相互矛盾的日子，有的还狡辩说30年前的事件无法确证，哼！

就像考Step 1, 我明明记得是2天，可网上却说是1天。不过这不重要，记得那天考到最后人有点发冷虚弱。吃下2片巧克力后稍好一点。考完后觉得比较累，这可是二十年未曾有过的事。结束后我坐轻轨地铁的绿线到达长木站（Longwood Medical Area), 走到以前住过的Brookline 肯特街的公寓停车场（非法停的，好省点停车费），在车里坐了许久才能谨慎地开车回家。

第二天和第三天待在家里，整理我9个月未曾插手的家，以及接连抽烟。第3天晚上11点抽完最后一根万宝路，直抽到海绵蒂头烧红，随即把大半条烟扔进垃圾桶，从此以后未曾碰过 一根烟。那是从插队落户做知青开始抽烟的20年烟史，每天2包从不间断。走出考埸时我知道一定考过了，因为整个过程我很少在心里拜文曲星和地藏王。既然一定要做临床医生了，接着就是无可避免地做出戒烟的决定。此后3周的戒烟过程中我经历了几乎非人的戒断症状。太太跑遍波士顿收集所能找到的最凶的辣酱和辣椒，我这个微辣都不敢碰的人便一瓢一瓢地往嘴里放辣酱，用此产生对放入嘴里的动作的厌恶感，并麻痹味觉。常常辣得满脸通红，汗如雨下。3周后，胃已不适，但是对香烟的想念也越来越淡，于是不再自残。此后的30年来一马平川，从未拿起过一根烟。

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我对成绩单的到来不是很纠结。有一天，父亲又打电话来，说成绩报告上也是一个“P.A.S.S”. 那天回来后看到分数还挺高的，不过我远没有像第一轮考试通过那样激动。

（三）申请住院医

接着就是寻找住院医的位置。当年找住院医不像如今的全国统一匹配和同一天公榜，而是自己找合适的医院，寄去申请表，推荐信，简历和成绩单复印件，然后静等…

尽管博士学位是神经药理学方面的，但是我对神经内科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尤其对神经解剖有天生的惧怕，再加30年前的风向是内科占绝对上风而专科次之。我先发了三十几封信给周围许多医院的内科，满以为总会有3、4个面试吧。不料一个多月过去了，却如石沉大海，连拒绝信都没有，弄得我疑神疑鬼，怀疑我在个人陈述信中写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或者邮局把地址弄错了。结果什么错误都没有。此时警惕起来，意识到作为一个大龄，外国医学院毕业十几年以后的人，考试成绩也非出类拔萃，恐怕得不到多少机会。这个念头一生，顿时后背惊出一身冷汗。随之想到既然多个负面因素降低了我进住院医的几率，就必须主动全面出击，以大数量补强小概率。主意既定，收集信息，发出总共约520封面试信。记得当时全家5个人在歺桌上流水作业：折迭纸文，塞信封，粘封信封和贴邮票。520！ 事后回顾不禁感叹：此生殊为不易！

天不负我，大批群发后收到了内科，病理，神内，麻醉等多个医院的面试邀请。去了纽约，佛罗里达，亚特兰大等十几个地方。大多地方的会面只是泛泛而谈。

记得当初南德科达大学医学院内科的邀请信写得非常热情诚恳（后来知道人家也是群发的）。遂从波士顿搭机到芝加哥，在一个雪茫茫的晚上，又转搭一架只有6人的玩具似的小飞机飞到苏福尔斯。在不算太大的风雪之中，小飞机颠簸着穿行在黑暗之中，有好多次我心里咕哝：天皇皇，地皇皇，敬请保佑这架玩具飞机安全降落！我这辈子真的没做过多大坏事，不该如此短命！终于飞机降落了，手掌心生痛，想必是紧握双手时指甲几乎掐破了皮肤。面试相当顺利。自忖给人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去机场回家的路上听到车上半导体路况报告，某某高速公路因雪封了，某某路因路滑发生连环车祸了。归程仍坐着玩具飞机，不过雪已停，且是白天，心里不再紧张。从机舱往下看，一片皑皑白雪，似乎无边无际，一直往天边延去。我对自己说：挺好的医院，挺好的人儿，可我不会去那里，那地方会憋死人的（当然，如果最后无处可去，大概率还是会去那里的）。

又过去了几个月，依旧没有确定的消息。此时一位大学兼研究生时的挚友也连过了2步考试，正在焦急地等待消息。他太太早一年已经做了儿科住院医，使得他更为着急，几次想住进旅馆换个地方思考，却终于因为钱包太瘪而作罢。

终于有一天，一封来自新浙西中部一家医院的神经内科寄来了录取信（先前已经去面试过了）。那些日子里我尽管在人前装作若无其事，可心底实在是煎熬得很。这件事使我意识到，来美国后一直到此事都算顺利，可是走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上终究会有磕绊曲折, 风雨飘摇，绝不能放弃。

神经内科由一年内科或过渡年（transitional year)加3年神内，共4年组成。该医院有近500张床，神经内科有15个亚专科。但是它不提供第一年培训。当我正在为找不到第一年住院医一愁莫展之际，一位朋友（他那时已经在波士顿做病理住院医了）跑来对我说：“建议立即赶去新泽西，找到他们的头，请他帮助找第一年的位子，因为你已经是半个他们的人了”。一句话点醒了我。于是次日我便开车南下，找到了神内主任，当场给另一个医院的内科主任打了一个电话，对方要求先面试再决定。于是当场去见那个医院的内科主任，面谈了约半小时，双方一拍即合，立即签字。

那天清早心中惴惴，驱车南下闯关，自忖只有不到10%的成功机会；傍晚返程北上，却已合同在手，不由意气风发，顾盼睥睨。自此摒弃来美初衷，中途改换赛道。如今常在夜深之际回首，却从未曾后悔。

这是在下3年半前去南美的巴特哥尼亚时，半夜登山，在凌晨5点登上智利百内的三塔峰的留影。进入住院医的时候就是那样的心情：经历了许多艰难后终于见到了日照金山。

人可以为自己规划无数条道路，可是当现实像大山一样横亘在面前时，是低头挖山还是寻路绕山而行，这可能会影响今生的命运。少不更事时，尝以为以己之力可以移山；待遇到诸多坎坷后方懂得了人力常有不逮之时，只凭自信常常不能远行。

就这样，我甘愿放弃科研之路，而加入了日益壮大的华人医学生在北美做医生的洪流。待到踏上这一条路后，完全不同的多个障碍就摆在了面前。可那时已经别无退路，惟有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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