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論》筆記：學而優則仕

雄鹰于飞

前言

依稀记得，上个世纪“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有揭批孔子“读书做官论”，说是在两千多年前他即开始贩卖“學而優則仕”的谬论云云。

“谬论”是一个带有情感褒贬色彩的用词。窃愿撇开那个时代政治性情感成分，仅以现在学习古代文化典籍的角度出发，主要根据《論語》文本，尝试理清对于“學而優則仕”相关的几个问题，尤其欲考察：“學而優則仕”到底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说它是“读书做官论”？“读书做官论”应不应该批判？ 敢请大家赐教、批评。

“學而優則仕”断章于《論語•子張》，完整章句如下：

19.13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很清楚，说者不是孔子，而是孔子门弟子子夏。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卜商，衛人……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一、传统解读

何晏《论语集解》对“仕而优则学”一句有注，其引马融曰：“行有余力，则可以学文也。”但对“学而优则仕”不释。其实马融所曰者即出自《论语》孔子语录，徒增一“可”而已：

1.6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两句都释，且释“優”字：“云‘仕而优则学’者：优，谓行有余力也。若仕官治官，官法而已，力有优余，则更可研学先王典训也。云‘学而优则仕’者：学既无当于立官，立官不得不治，故学业优足，则必进仕也。”邢昺《論語注疏》：“此章劝学也。言人之仕官行己职而优闲有馀力，则以学先王之遗文也。若学而德业优长者，则当仕进，以行君臣之义也。”

但朱熹《论语集注》说：“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刘宝楠《论语正义》也说：“言人从事于所当务而后及其余，不泛骛也。”句意略有不同。而对于“优”字释义则是一致的。

本章句有俩“优”字。何晏引“马融曰”只注其前而不释其后，可见在其是以为一意的。皇侃疏不破注，在由句到字，具体落实“优，谓行有余力”的统训以后，再在整句疏通中，分释前“优”为“优余”，后“优”为“优足”，自然因为二者都有裕余、充足的意蕴，而仅在意义所指对象方面有所不同：“优余”系对“仕力”，而“优足”则指“学业”。所以，从训诂的角度而言，“行有余力”的通训，无论对于“优余”还是“优足”都还是有统摄力的。

当然在邢昺，他是将皇侃的“优余”、“优足”分别进行了置换，作“优闲”与“优长”。

但问题不在于其释“优”字，到底是“优余”、“优足”？还是“优闲”、“优长”？甚至是否另外还有其它的“优”什么？

问题在于对整句的疏通。当他们都把“优”当作无论“仕而学”或者“学而仕”的兼作或者转换的中介以后，却将这种兼作或者转换，视作是基于对“优”的假设的结果。简言之，就是他们都把“仕而優則學”与“學而優則仕”都看作是假设的关系，而兼作或者转换则自然而且必然。窃以为，如此，无论在逻辑的合理性，还是对于“子夏曰”本意把握的准确性，都存在问题。

仕官假如“优”，行职优闲，力有优余，固然“更可研学先王典训”，因为这只是主观层面的问题，只要该“仕官”者本人进行必要的自我管理即可，所以可以以之为自然而且必然。学假如“优”，学业优足，德业优长，“则必进仕也”，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虽然“仕官”是孔子儒家教学对其“学”者、同时也是“学”者对孔子儒家教学的最基本的诉求或者期许，但并不只是“教”与“学”者主观有即可实现的问题，它起码还有待于君主、执政者的赏识、举用。因此，它是更多关涉社会的客观层面的事情。就此层面而言，“學而優”者的“則仕”不仅不见得自然而且必然，而且连主动似乎都很不容易说。

在《论语》，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有孔子告诫门弟子“人不知而不慍”；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也有孔子揭露门弟子 “居則曰：‘不吾知也！’”的抱怨；14.35章句更有孔子自叹：“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可见，当时“學而優則仕”就很难。

二、我的理解

（一）对于“优”

为了努力实现理解本章句的逻辑合理性与文本符合性，还是要再提“优”字，深入一议。

在《论语》，“优”字凡三见。除此19.13章句两次，余一次在14.11章句。

14.11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何晏引孔安国曰：“公绰，鲁大夫也。赵、魏，皆晋卿也。家臣称老。公绰性寡欲，赵、魏贪贤，家老无职，故优；滕、薛小国，大夫职烦，故不可为也。”皇侃疏：“优，犹寛闲也。……赵、魏贤人多，职不烦杂，故家臣无事，所以优也。”

假如前述二“优”一指时间、精力余裕，一指学识、修养丰厚。那么这一“优”显然是指状态、境况优游寛闲了。

许慎《说文解字》：“優，饒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食部饒下曰：飽也。引伸之，凡有餘皆曰饒。”是所以马融曰“行有余力”而孔安国曰“家老无职”也。

“行有余力”，按朱熹、刘宝楠所说就是“当其事者”不费全力就“尽其事”“所当务”；“当其事者”不费全力就“尽其事”“所当务”，说明其既从事能力强，又从事效果好。意思表达已经至于如此程度与境界了，岂不是已经明摆着此“当其事者”的“优秀”吗？“优秀”之为词语固然待两汉而后起，但其义蕴明显已然前置了。

不必拘泥于如《尔雅》、《说文解字》之类原始、古典的辞书是否收录词语、有无列举义项吧，其要当在考察、认定词语在具体文本、具体语言环境有无涉及此义项的意思表达，然后即时在大众语言文字中找到最恰合其所表达的那一个，把它翻译出来。

辞书的对于词条的收录以及义项的编列，毕竟只是编纂者个人或者团体一个时段内主观努力的结果，是否就是当时的“行有余力”的结果，客观的，其实既不好评判，也不宜苛求。

（二）对于章句

阅读理解本章句，若可以以现代汉语语法学的方法分析，“子夏曰”部分其实是一个二重复句。

第一层：“仕而優則學”与“學而優則仕”，之间是并列关系。

第二层：前“仕而優則學”为复句。“仕而優”与“則學”之间诚然是假设关系，但假设点异于前述黄侃们的仅限于“優”，而在于既“仕”且“優”：假如要“仕”且“優”，那就得“學”。后“學而優則仕”亦复句。“學而優”与“則仕”之间是条件关系：只有“學”至于“優”，方才可以“仕”， “優”是必要条件。黄侃们的整体疏解将此句亦同前句解读为假设关系。

邢昺《論語注疏》说：“此章劝学也。”是很对的。但子夏只是自己门弟子的先生，不是社会官吏们的上司。所以，他没有资格训导“仕”者应该如此这般，他只能以先生的身份和口气告诫门弟子，要求他们弄清楚学与仕二者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要明白现在的“學”以及“優”对于将来的“仕”以及 “優”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因此，文本中的“學”都是现在时的，而“仕”则都为将来时。为什么说黄侃、邢昺的整体疏解有问题？除了已经上述的诸方面，还有就是在于此对“學”与 “仕”的时态把握不准。他们都把“仕而優則學”中的“仕”当作是现在时，而将“學”当作将来时了。

然则，既然“學”重要而且关键，为什么子夏说话时要先“仕”而后“學”呢？这是因为也已前述，“仕”就孔子儒学的教学而言，无论师对弟子，还是弟子对师，都是通过“學”而有的最基本的诉求或者期许。也许就是因为孔子儒学教学师弟子都对“仕”有诉求或者期许，所以成为了后世斥其为“读书做官论”的缘由。

（三）对于“仕”

其实先秦时期，尤其在孔子儒学教学的观念中，其“仕”与后世的所谓“官”，无论在“學”与“仕”的目的性、行为方式，还是道德规约，都存在明显区别和不相容。

愿以《论语》文本内容举例说明：

1、 “穀”、“禄”

8.12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15.32 子曰：“……學也，禄在其中矣。”

仕則有穀，不仕則无。“穀”也就是“禄”，诚然是孔门学子“三年學”，“學而優則仕”的目的。养家糊口、养生送死，凡人谁不有基本的物资供应、生活需求？

2、取舍、进退

但他们有取舍、知进退，“仕”在他们是可自主选择的人生实践，却不是非走不可的唯一出路。

4.5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8.13 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孔门之“仕”，诚然有其基本的生活目的性，然而更抱有终极的理想追求——“道”。

3、“道”

同样在15.32章句：

15.32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

“穀”与“禄”只是作为人履职养家的基本需求，孔门之“仕”，终极目的是在于为“君子”而“謀道”。

何为孔门之 “道”？

4.15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6.28） “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2.2/15.24）合“忠”、“恕”之二以为一是“仁”，是即“夫子之道”。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12.1)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4.5）

仁道就是孔子儒家的政治社会理想，也是孔门之“仕”的终极目标。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18.7）这道理连子路这样的粗人都懂。

4、表现种种

4.1.修己

“夫子之道”，落实在孔门“仕”前之“学”以及“仕”而“为政”的过程中，即化而成为学者以及仕人的私德要求或者行为表现：

克、伐、怨、欲不行（14.1）；能行恭、寬、信、敏、惠（17.5）；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逺，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8.7）；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6.28）；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2.2/15.24）；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5.26）；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14.42）。

4.2.为政

“夫子之道”化而成为孔门“仕”者“为政”的理念或者实践：

為政以德（2.1）；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2.3）；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16.1）；近者說，逺者來（ 13.16）；逺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16.1）；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1.5） 。

4.3.治民

舉善而敎不能（2.20）；勝殘去殺（ 13.11）；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20.2）；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5.16 ）。

还有：旣庶矣，富之，旣富矣，敎之（13.9）以及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12.9）的富民政治以及民本主义思想，尤其是超仁入聖的博施於民而能濟眾（6.28）更是孔子儒家以“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而植入于中华民族政治道德与哲学文化机体的有强大生命和繁殖能力的优秀基因之一。

后语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那些当仁不让的循吏，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言行表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公仆”的自觉定位，“‌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的清醒认识，和“为人民服务”的诚恳担当，相当程度都是在孔子儒家这种关于“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道”学“道”统基础上，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

对比古往今来为“官”者中的龌龊者，不但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还骑在人民头上，各种欺世盗名、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甚而至于徇私枉法、助纣为虐、祸国殃民者，他们的“读书做官论”，有什么理由可以不让理性的社会正义和朴素的劳动人民痛恨、揭批呢？！

（图片引用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