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三记》第一百一十三回 ‍婚礼从简别旧俗 儿名偶得出辞书

风雅一笑

婚姻这件事，到了真正操办时，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情。有人重仪式，有人重排场，有人重规矩，有人偏要和规矩过不去。我与刘丽商量婚礼，便属于后一种：能简则简，能省则省。没有媒人，没有伴郎伴娘，女方不提彩礼，男方不要嫁妆，连高邮旧俗里祈求多子多福的“童男子压床”，也被我一口拒绝。

说新潮也好，说不合礼数也罢，反正我那时觉得，婚姻是两个人过日子，不必叫一堆旧习俗在旁边充当见证。如今看来，这种“极简主义”未必多高明，却多少也反映了那个年代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一边生活在传统里，一边又总想从传统里往外迈半步。

新房家具，家里原本早有准备。我在蚕桑场时，父亲凭采购便利争取到木材计划，打了两套家具，本是我们兄弟各一套。可我嫌式样旧、颜色深，又没有我最看重的书橱，于是特地做了三组组合书橱。

儿子出生十天。
只是结婚前忙着修房、吊顶、刷墙、搬家具，我累得够呛。原定正月初六清早五点半去接刘丽，结果自己一觉睡到七点才醒。新郎接新娘，竟睡过了头，这种事说出来有损体面，却也最见真实。

我连忙从红旗中学宿舍骑车赶去刘丽家，她穿着在上海买的大红棉袄，胸前别着一枚很漂亮的胸针。我骑车带她到我家门口，一阵鞭炮，就算礼成。可喜事里偏偏总爱夹一点小遗憾：到家后，她发现那枚胸针丢了。这件小事，她竟记了一辈子。可见女人记忆婚姻，未必记得你说过多少宏论，倒常记住一枚胸针、某一瞬间的失落。晚上由同学王长生的父亲掌勺，在家里办了六桌酒席，婚礼便算热热闹闹地结束了。

然而婚礼结束，生活才刚开始。那时我忙得像上了发条：早上忙“一分钟时事新闻”，白天上课备课，晚上和周日家访。刘丽后来一直抱怨，说“你在宣传部、 建委忙我能理解，你在红旗中学的时候，就一普通老师，为什么还那么忙？大年初一都在学校，我生方梦阳时住院你也不在身边。”我只能嬉皮笑脸地说：“我天生就一劳碌命。”

其实“劳碌命”这三个字，也是一种偷懒的解释。真正的原因，大概还是我总想把事情做得有点样子，结果常常把自己也搭了进去。世上许多“负责”的人，其实并不高尚，只是不太会偷懒。

1984年1月26日，儿子在高邮城南医院出生。孩子生下来，紧接着就是命名。中国人对名字，一向很当回事。外公算是有学问的人，替孩子想了许多名字，我一个也没用，把老人家气得不轻。我与刘丽都是单名，便决定儿子一定用双名。
我先起了个“无为”，本意原是希望他顺应自然，内心平和，不争不抢。刘丽一听便反对，说这名字太消极，还容易叫人误会。后来我便说，名字其实就是符号，不必赋予太重哲学。于是拿来一本《辞海》——当时我手头只有文学分册——提议由她随手翻一页，不许反悔，我就在那一页里挑两个字，若我们都认可，就定下来。

这办法倒像抽签，公平得近乎儿戏，却也省得争执不下。她一翻，我一看，正见明代文学家李梦阳的名字。我便说，不如叫“梦阳”。刘丽听了，也觉得顺耳，就这么定了。

全家福

“梦阳”这两个字，现在看并无什么惊人深意，却有一点好：既不俗，也不拗；既带几分书卷气，又不至于过分张扬。人给孩子取名时，总爱寄托一生的期望，仿佛两个字便能装下未来。其实名字哪有那样大的法力？一个人将来成什么样，终究还是看他如何长大、如何读书、如何做人。

从结婚到生子，这一段人生并无多少传奇，不过是小城青年教师最寻常的轨迹：一间旧房，几样新家具，一场从简婚礼，一个忙得顾不上浪漫的丈夫，一个记得胸针丢失的妻子，一个从《辞海》里翻出来的孩子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