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石峁玉器》，－－心灵的漫游

闲云——国富

《石峁玉器》是由神木市石峁文化研究会编著，文物出版社于2018年5月出版的图书。该书编纂背景源于大批石峁玉器流散，研究会在抢救征集文物后，为分享成果、提供研究而编撰此书该书以图文并茂、中英文对照的形式，收录了近300件石峁玉器。书中玉器器型主要包括璧、环、钺、刀、琮等多种类型，玉质以透闪石为主。编纂者胡文高表示，希望该书的出版能为推进龙山文化研究及探寻中华文明起源提供帮助。 石峁玉器是始于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重要遗物，是研究论证石峁遗址遗存性质以及石峁文化发展的重要物证。由于各种客观因素，大批石峁玉器脱离了原始环境，流散于世界各地，这无疑对我们今天研究石峁遗址的历史文化和玉器史是一个巨大的缺陷。在这个关键时刻，石峁文化研究会主动承担起了“保护石峁遗址和抢救石峁文物”的重任，通过不懈的努力，不仅石峁遗址的发掘取得了“石破天惊”般的重大发现，而且石峁文物的抢救征集也硕果累累。今天我们以分享成果，提供资料的形式，首先选择有代表意义的石峁玉器编纂成书，展示给大家，希望《石峁玉器》的出版能起到一个拾遗补缺、推动研究的作用。 　　超级石城神奇玉器 刘云辉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这里属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大沙漠的南缘，黄河支流秃尾河及洞川沟交汇的台塬梁峁上。对石峁遗址的认识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为了弄清楚这些么出土情况，戴应新还清理了一座位于石峁小学脸的石椁墓，在墓主人胸部有一件扇形玉璜，未发大件玉器。（3）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长寿先生在石峁遗址调查，见到了石峁村民收藏的玉牙璋、玉刀、玉璧、玉璜、玉斧、玉钺等，他征集了其中3件（4)。 1958年，陕西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将其命名为"石峁山遗址"[1)。 1963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和西北大学老师曾在此调查，并记录"石峁山遗址"，断其为石峁文化遗存，面积约10万平方米（2)。 西安半坡博物馆也于1981年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小面积试掘，发现了石棺葬和瓮棺葬等，采集到包含玉器、石器、骨器、陶器等（5)。 1975年冬季，陕西省文管会戴应新先生到神木县高家堡镇开展文物调查，该镇收购站老收购员段海田告诉戴说，附近石峁地方老出玉器，都是当地村民在生产活动中发现的卖给收购站，县外贸每年下来收购两次，每次都能买到十多件到数十件不等的玉器。从他来收购站十年从未中断过，总计至少收到一千五六百件。县外贸将玉器转售北京总公司，加工出口，赚取外汇。当时只择其质地莹润、厚大精致者收购，凡质差粗黑或薄小者一律不收，估计还有不少玉器散落在各家各户中。戴应新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他现在愿意以较高的价钱收购还在村民手中的玉器，先后四次共收购了石峁玉器126件。 198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智荣先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调查（6)。在吕智荣调查之后的若干年，榆林市文物管理部门和神木县文体局等单位先后多次对该遗址进行调查，并征集到一些包括玉器在内的遗物（7)。 2010年，神木县人民政府报请陕西省文物局，请求派遣具有考古资质的专业单位对石峁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笔者当时在省文物局分管考古工作，在神木县的文件上签发了"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尽快安排考古发掘，并向国家文物局报送发掘申请，所需经费先由神木县解决"的意见。 2011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组成的联合调查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大面积调查。这次调查发现石峁遗址比以往的调查范围更广，工作更为细致，其技术手段和方法更为先进，调查的结果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 部分构成，内外城以石城垣为界，内外城墙长度为10千米，宽度约2.5米，目前地面所见残高1米左右。内城将"皇城台"拱围其中，城墙大致呈东北一西南分布，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外城是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弧形石墙形成的封闭空间，城内面积约190万平方米。"皇城台"为大型宫殿和高级建筑基址的核心分布区，面积不小于2000平方米，其北侧为池苑，现存面积约300平方米，深约2米。最令人震惊的是"皇城台"周边有以多达十级的堑山砌筑的护坡石墙包裹，每层高3米左右，局部石墙石条上还雕刻有菱形眼纹。"皇城台"呈底大顶小的金字塔结构，错落有致，坚固雄厚。在"皇城台"周边发现了石雕人头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等。近年考古队对石峁"皇城台"门址进行了发掘，它亦由广场、外瓮城、南北墩台和内瓮城等四部分构成。有石砌的台基道路和护墙，广场在门址最外，面积达2100平方米。证据表明，"皇城台"它代表了一个早期王权国家享受族群最高等级规格，它对早期中国都城史和文明史的研究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实证。 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陕西省考古院和市、县文物部门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对石峁遗址开始发掘，经过几年的科学调查和考古发掘研究，取得了令学大可为震惊的丰硕成果，大量证据表明，石峁遗莫恢宏、布局严整、功能完备、人权为观止的中国北方早期文明内涵极为丰立的超级城址。 一、超级城址 (1）依据" C 系列测年和考古学证据证实，石峁城址的始建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左右，而废弃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该城使用约500年。其面积达400余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所知国内规模最大的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的城址［9)。良渚文化有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陶寺文化中期修建的大城面积已达280万平方米；石家河文化的石家河古城约120万平方米；根据最新的调查勘探，如果加上石峁古城之外与其有直接关系的遗存范围计算在内，石峁遗址的面积至少在1000万平方米。因此仅从规模观察称其为超级城址，毫无夸张之处。 石峁外城东门址位于外城东北部，门道为东北向，由内外两重瓮城、门道、砌石夯土墩台、门塾、马面等设施组成。这些布局和结构，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中国古城城市建造历史的传统认识。在晚期石墙的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300余片。其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图案。北京大学吕宇斐研究员经过观测，认为石峁东城门的方向略偏东北，夏至日太阳升起时，门道内无任何阴影。石峁东城门的设计，反映了石峁居民具有相当发达的天文学知识。 (2）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大部分 石峁遗址所处的秃尾河流域的石城聚落就有十几处，正如石峁考古工作者所言，这些聚落对石峁聚落而言就是众星拱月，它们是石王权国家的第二或第三级中心，它奠定了石峁王国生存四五百年的强大的社会基础。 总之，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是迄今为止所见时代最早、保存完好、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装饰华丽的城门遗迹，虽经四千余年的风雨剥蚀，现今仍然气势恢宏、高大威严，位于石峁城的制高点，是控制交通，外防内守的坚固屏障，被称之"华夏第一门"名至实归。 石峁遗址以其模宏大的级石城，功能齐全的城市布局（宫高级建筑区、祭坛、人头骨祭祀坑、手工业区、居住区、贵族墓葬区）,以及制作大量石雕人像、制作铜器，尤其制作大量精致的各种玉器等，都反映了石峁古国曾有大量的人口聚居，具有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架构，强大而有序的管理职能，能动员调动庞大的社会力量。正如易华先生所言实现了由玉帛古国到玉戈王国的华丽转身，毫无疑问进入夏时期的石峁古国已经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3）大型墓葬，对石峁遗址发掘的墓葬有瓮棺葬、石棺葬及竖穴土坑墓三类，瓮棺葬均为早夭孩童的葬式，与仰韶文化中的瓮棺葬极其相似；石棺葬多为青年人的葬式，它的出现与当地具有丰富的石材有关；竖穴土坑墓最为常见数量最多，皆为成人葬式，其规模和随葬品的差异巨大。在石峁韩家圪旦已发掘的墓葬规模多在2平方米以上，最大的一座墓 MI ，长约4米、宽3米、深6米，墓室面积达12平方米，出土玉器20余件，彩绘陶器10多件，还有一件金玉合璧的牙轮形器（10)。 简言之，近几年对石峁古城的考古调查和勘探以及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黄土高原上的早期中国提供了全新的认知。 (4）杀戮祭祀坑，在外城东门址一带其发现埋藏人头骨遗迹6处，每处人头骨数量不等，少则1颗，多则24颗，对K1内的头骨初步鉴定表明，这些被杀戮并深埋早期地基之下的死者以年轻女性居多，这一现象可能与城址修建过程中实施的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 二、神奇玉器 说石峁玉器的神奇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未进行考古发掘之前，这里发现的玉器都是当地村民在生产劳动中捡到的，或在一些不知用途的坑中挖到的，还有村民说石峁石墙缝中有玉器，这些都是当地群众的说法，由于不是考古发掘品，一些学者对群众的说法半信半疑，也有一调查表明，巨型的石峁石城亦不是孤立的存在，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以来，在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在晋西北地区大量出现面积从数百乃至数千平方米的聚落。仅陕北的石峁文化石城聚落的数些极为谨慎的专家对其时代甚至一些器物的真伪都有存疑，因此，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玉器全集》中未收录任何一件石峁玉器，据了解，编委会曾讨论过是否收录问题，由于怕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最后还是决定不收录［2)。近年来在石峁东城门一带的石墙和皇城台墙体中均发现了玉器，这些玉器或发现于墙体倒塌堆积之内，或发现于石块砌筑的墙体外缘，显踞出土状况分析，这些玉牙璋、玉铲、玉璜、物应是修建过程中有意嵌入墙体内的院孙周勇院长表示近来在皇城台遗址又发现了二座机）通过考古发掘还证实除了墙体中藏玉之外，在已发掘的大墓中也发现了玉器，在东城墙之外的祭坛（或为是瞭望建筑）也发现了玉器。这就解开了石峁玉器出土地点的谜团（)。在城墙和宫墙体中插入玉器，此种现象非常独特，说明了石峁统治集团信奉玉是神物的观念，墙中有玉可以增強墙体的神秘力量，玉器这样的神物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強大精神屏障。 出土的石峁牙璋最多。据现有资料可知，石峁牙璋最长的一件为53.5厘米，是1929年由萨尔莫尼收购，藏于德国科伦远东美术馆。近年来，在石峁遗址发掘出土的牙璋至少已有4个不同的个体，尽管已成残器，但其学术价值无疑很高，其玉色、玉质及形制特征综合观察，均证实流失海内外大量的牙璋绝大多数，就是石峁遗址出土的，勿庸置疑。 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大刀数量亦很多，除了陕西历史博物馆之外，收藏石峁玉大刀较多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录在《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中就有9件，编者将其中8件定为陕西石峁文化，另一件定为石峁文化。笔者认为从玉材、沁色、历史痕迹、形制、工艺特征综合观察，毫无疑问，它们均属神木石峁遗址的器物。而其中的一件5孔玉大刀长达78.7厘米，宽12.8厘米，厚度0.3厘米（16)；石峁遗址出土的另一件较长玉大刀，是戴应新先生征集的一件（此器早年断裂，被登记为两件，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工作人员无意中发现它们玉色、厚度一致，两件断茬可以无缝对接，由此证实原为一件，通长71厘米，大端宽11.5厘米，厚度0.25厘米，刀背钻有4孔，在大端一侧雕琢扉棱，其轮廓近似玉神人的侧面形象（17)。其二，石峁遗址发现的玉器种类庞杂，有玉璧、玉璇玑（牙璧）、玉环、玉牙璋、玉大刀、玉钺、玉琮、玉璜、玉雕人头像、玉笄、玉鸟等等，尤其是发现了时代最早的玉戈。其三，石峁遗址出土的最具特色的玉器是大型牙璋、大刀、玉璇玑。石峁遗址出土的牙璋数量至少在百件以上，除了戴应新先生当年征集的28件（还有3件改制的牙璋），绝大多数从石峁出土的牙璋都收藏在美、欧、日等国博物馆；国内以上海博物馆收藏在石峁遗址发现玉器中的璇玑数量也较多，据不完全统计，其数量至少亦在百件以上，而且型制多样，绝大多数选用优质玉材，制作考究。石峁玉器从工艺特征观察，是器大而薄，尤 其是牙璋，有些厚度甚至不到两毫米，身薄如纸，有几件牙璋其重量仅为三十至五十多克，拿在手中似乎有断裂的危险。四千年前的石峁玉工制作如此大而薄的器物，其工艺之精湛，可视作鬼斧神工。 美博物馆中的石峁玉器以科技手段检测发现铁离子和锰与镍的含量较高的成果，并提出了可能因为陕北发现了铁、锰含量高的深色闪石玉，制作牙璋和多孔长刀特别薄锐坚韧的观点（19]。 其四，在石峁遗址出土的众多玉器中，除了石峁玉工自已制作的玉器之外，还有良渚文化的玉琮（改制器），又有石家河文化的玉虎头，鹰形笄，以及齐家文化的玉璧、玉琮等。反映了石峁国势的强盛，或者说石峁古国统治者能够包容开放，广泛吸纳其他文化，为已所用。 三、神木石峁文究会的玉器藏品 石峁玉器的流死至少始自清末，民国时期也曾有大量流失，海外许多博物馆都收藏有石峁玉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玉材卖，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戴应新先生当年的征集功不可没。近十几年的流失情况也很严重。一方面有群众的无意发现，也有个别人利欲熏心，钻了监管缺失的空子，暗中从事违法盗挖活动。胡文高先生为神木市人，出于对家乡文化的挚爱，上世纪九十代以来，因职业关系，耳闻目睹石峁附近的村民家里有玉器、陶器、石器等古物，且有不少已相继流失到了北京、上海、山西、河南等地的藏家手中，他感到十分痛惜，便萌生了征集收购这里发现的古物的念头，由他发起并申请成立了神木市石峁文化研究会，二十余年来投巨资将流失在外地藏家手中的玉器再买回来。其征集出自石峁遗址的陶器、石器、玉器等古物，达上千件之多，其中玉器达数百件。神木石峁文化研究会自成立起就秉持一个基本原则，征集的器物绝不参予倒卖牟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将神木市文化的根留在神木，将这些藏品提供给学术界研究，近十几年来到该会来观摩研究的中外学者和社会各界人 其五，石峁遗址出土玉器究竟是在哪里制作的？勿庸讳言，那些良渚文化玉器、石家河文化玉器、齐家文化玉器显然不是在石峁制作的。但那些精致的玉牙璋、玉大刀、玉旋玑等具有代表性的玉器是由石峁玉工在当地制作的。但也有学者甚至认为石峁遗址出土的玉牙璋都是从石家河文化居民中掠夺的「""。此种观点缺乏足够的证据，是一种对石峁玉器的误读。 其六，从石峁遗址出土的众多玉器来观察，其材质多样，有少量白玉，亦有青白玉，青黄玉，而最具特色玉牙璋和玉大刀绝大多数是用一种较为特殊的黑色墨玉制成的，邓淑苹研究员认为这种玉具有明显的变质作用之前的母岩沉积岩纹理，如不规则团块或波浪条斑，闻广教授曾对这种闪石玉做过取样分析，确知都是由很小的雏晶紧密堆积而成，因而解释了何以可以剖制成大而薄的片状带刃玉器却不会崩碎。邓淑苹研究员还引用陈东和对法国吉士达数千人之多。该会还广邀海内外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近百位知名学者，围绕这些流散征集品召开了若干次学术研讨会。有不少，还有柄形器等；还有多种动物形佩玉，如玉蚕、玉鱼，玉蛙、玉蛇、各式玉鸟，虽然业非完全写实，但能够抓住轮廓特点，活灵活现，如在一件片状玉上表现两只背靠背的立鸟（第334页），采用突出外轮廓并加镂空技法，看似简单，但仍栩栩如生：另一件玉鸟佩（第331页），顶部为一回首鸟，下为多只鸟互相联在一起，其上有十字形和互相对称的"£"形镂空，其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充满了灵动。最引人注目的是玉牙璧数量多，形制丰富，工艺精湛。部分玉璧薄如纸，抛磨光洁度之高，令人不可思议。其中一件玉镯形器（第300页），外表阴刻极为纤细的纹样，不用侧光则很难看清，但其纹样仍然是良渚式的，而玉质则特别温润，从玉色和玉质表象观察似乎与良渚有别，这似乎可做两种诠释，要么是石峁玉工自已仿良渚纹样所雕琢，要么是良渚玉工所刻，由石峁玉工加以改制而成。笔者赞成后一种说法，尽管我们在石峁的牙璋和玉刀上都发现了极为纤细的纹样，但这些纹样均是直线或交叉斜线，迄今并未发现良渚式的曲线，玉色和玉质表象不同，笔者以为相同的玉器埋在太湖流域的南方土壤中和埋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土壤中，经历了四千余年之久，其表象必然会不同。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石峁玉器的流失，究其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对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当地群众就仅知道这个地方偶然出玉器，玉器还能卖点小钱，至于什么时代的，有什么用途就更不知道二是，众所周知，石峁遗址地处偏僻，山道路崎曲，远离村庄，人烟稀少，长期以无专门的遗址保管机构，也无指定的文保员示验，从客观上讲保护的难度很大。神木有极丰富的优质煤炭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投资采煤而致富的人数不胜数，而关注并投资抢救征集文物者少之又少。神木市石峁文化研究会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四处奔波，出钱出力，才使这里发现的玉器绝大部分留在了神木，为研究石峁遗址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否则，这些重要器物流失，我们将永远很难看到石峁玉器的庐山真面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胡文高先生及神木市石文化研究会的收藏功不可没，其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神木市石峁文化研究会的玉器藏品，除了尚未有典型完整的牙璋之外，其他种类较为齐全，如大量的玉璧中除常见的，还有有领玉璧、玉璇玑（牙璧）、三联式璇玑、有领式璇玑；玉琮分为高体玉琮和矮体玉琮，以素面为主，亦有分阶式玉琮，也有良渚式玉琮被切割改制的器物；玉璜以弧形窄体璜为多，也有扇形璜；玉钺和玉刀。 概言之，神木市石峁文化研究会的石峁玉器，种类丰富，绝大多数玉质温润细腻，制作工艺精湛，对于人们认识研究石峁玉器，是弥足珍贵不可多得的文物瑰宝。 今天的石峁遗址，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和各级文管部门对该遗址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当地政府成立了文物保护机构，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还专门制定并颁布了《石峁遗址保护条例》，当地干部和群众遵法守法、保护文物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石峁遗址历史上文物流失的现象不会再重演了。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开展，已有多种迹象表明，位于黄土高原上四千年前的石峁古国，还会有更多的令人震惊的秘密面世。注解：[1］范佩伟：《高家堡史话》，陕西人民出版社，现石峁古城》，文物出版社，2016年。[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1983年第7期。2015年；神木县档案局1958年档案资料。[2］孙周勇、邵品：《石峁：过去、现在与未来》,《发现石峁古城》，文物出版社，2016年。当年对石峁遗址调查后形成的《遗址登记表》,由安志敏转交给巩启明先生保管。[9］同［8][10］邵晶：《石峁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年报》,[3］戴应新：《回忆石峁遗址的发掘与石峁玉器》,2014年。《收藏界》2014年第5、6期[11］同［8][4］张长寿：《论神木石峁出土的刀形端刃器》,[12］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河北人民美《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术出版社，1996年。[13］孙周勇、邵晶：《关于石峁玉器出土背景的几个问题》,《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5］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魏世刚：《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掘二三事》,《史前研究2000》，三秦出版社，2000年。[14］林巳奈夫：《中国古玉研究》，台湾艺术图书[6］吕智荣：《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发现细石器》,公司，1997年。《文博》1989年第2期。[15]2016年底在郑州召开的《东亚牙璋》学术讨论会上，张尉研究员介绍了上海博物馆收藏[7]孙周勇、邵晶《石峁：过去、现在与未来》,《的12件石峁牙璋。[16］故宫博物院编：《故官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1新石器时代》，紫禁城出版社。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年。谜》。《三峡大学学报》（人文2014年9月第36卷第5期。[19］邓淑苹：《杨家埠、普侯墓、芦山昂出土四件玉琮再思考》。《玉润东方﹣大汶口石．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年。[17］这件器物原编为两个号，即SSY83、SSY117。[18］持石峁牙璋为掠夺观点的是台湾正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