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记忆 ——记原长治钢铁厂炼钢车间党总支书记焦守义

潞邑

钢铁记忆

——记原长治钢铁厂炼钢车间党总支书记焦守义

如果说他们是在讲述过去的历史，莫如说他们同时也在追忆自己曾经的青春年华。这里面饱含着那一代炼钢人对炼钢这片热土的深情，悲壮、豪迈、历久弥新。

一、焦守义，何许人也？

焦守义对炼钢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其执政炼钢车间期间，开创性的制定实施推行的炼钢生产经营管理规定“157”条。

提起焦守义，直到今天原长治钢铁厂炼钢车间曾与焦守义熟识的老同志们仍还不由地扼腕长叹。那是个多么优秀的好工人干部、管理行家啊！可惜陨落在文化大革命那场劫难中。

在采访一些当年炼钢车间的老师傅、老前辈时，追忆往事，人们仿佛一下子又回到过去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说起焦守义，必然会谈起焦守义当年推行的炼钢车间生产经营管理办法的“157”条。在交谈中，你能明显的感受到他们的叙述中那发自内心，对老书记焦守义及其“157”条油然而生的一种崇拜心情，甚至是神秘感。如果说他们是在讲述过去的历史，莫如说他们同时也在追忆自己曾经的青春年华。这里面饱含着那一代炼钢人对炼钢这片热土的深情，悲壮、豪迈、历久弥新。

焦守义，山西省长治市附城村人，1922年7月3日出生，家庭成分中农 ，高小文化。1947年在附城村晋冀鲁豫军工部八分厂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军工部枣臻炼焦厂开建后调往该厂先后当记工员、统计员。

那时工厂里的记工员，相当于现在厂里的考勤员，但是又有所不同。现在的考勤员基本上是每月管算算工资。那时记工员的工作范围职责较繁杂。记工工作涉及人事、器材、统计、成本、庶务、文书及会计等方面工作。记工员除了登记工人出勤以外，还要负责本部工人增减、调动、差假的登记事项，考察工人工作情况、劳动态度，填写领料单，记载机器效率，记录产品产量和每工序或每部件的耗工数，计算工人工资，进行工部生产旬、月报告及人员考勤登记等工作。每月编制工部的“出勤月报表”、“人员增减报告表”、“工人等级统计表”、“机器效率统计表”、“机器故障报告表”，并负责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

那时考查工人出勤的方法主要分牌箱制度和工摺制度。

牌箱制度，就是每个工人入厂报到的时候，由记工员发给他一个名牌，以后每次上工时，就将自己的名牌挂在本工部门口的固定牌箱内，下工后将自己的名牌摘下带回。记工员按牌箱内的名牌记载工人的出勤。当时的规定：

(1)工人每日上工挂牌，下工摘牌，记工员在上工后15分内锁闭牌箱，下工前牌箱开锁。

(2)挂牌不准代挂代摘。违犯者双方受到处罚。

（3）工人要遵守牌箱制度，不准不挂不摘。不摘者以早退论，不挂者以旷工论，按规定处罚。

（4）工人有病请假，必须经医生证明和工长批准，方为有效。工人应将病假条和名牌交给记工员，病好上工，到记工员处领取。

工摺制度，就是每个工人每月发给一张工摺，工摺正面填写姓名、部别及月日，背面记载逐日到工情形。每日上工后，工人将自己的工摺放到规定的工摺箱内，记工员将各工摺一一盖章，并记入工账，再放回原箱；下工后工人将自己的工摺取出带回。每月终记工员在工摺上结算工账，工人持工摺向会计部门领取工资。

统计员主要是负责编制反映工厂全面生产情况的厂务的统计表工作，表中包括产品名称、计划产量、实际产量、生产进度、完成计划率、耗用工时、耗用工资、耗用器材量以及半成品数等项目。

战争年代，由于生产受人力、物力、环境变化频繁的限制，工厂虽也建立了一些管理制度，但要做到精确的生产统计、成本核算是不可能的。解放战争期间，随着工厂生产环境的相对稳定，1947年军工企业统一推行“工厂会计的具体实施办法”后，生产中原始记录的健全，各种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使生产统计和成本核算制度日益精确、完善。

当时兵工厂工人的工资报酬，已从原来的供给制转为实物工资制。1948年11月，军工部为保证职工战时最低生活水平，并根据多劳多得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倾向，以达到鼓励职工生产积极性与提高生产的目的，制定了统一的“暂行工资标准草案”。为使职工生活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确定以几种生活必需品为工资计算标准，实行以“c”为计算单位的薪金制。“c”是汉字“食”与“衣”两个字合在一起的英文读音。其含意是有饭吃，有衣穿。这个字汉语词典上没有，是1947年初，为了保障职工收入水平不受物价影响而创造的一个新文字。每“c”包括小米二斤，小麦一斤，油、盐各五钱，土布一方尺，煤一点五斤，按发工资当日长治市场物价计算“c”值。按当时的市价每“c”值大约可折合小米四点五斤。这种薪金制分五等，每等里又分为九级，共四十五级。最低的是一等一级，为26.6“C”，合小米120斤。最高的是五等四十五级，为321.2“c”，合小米1460斤。

解放初期，在普通工人中间，高小毕业生，就属于有相当文化的人。当时的工人每月工资按等级“c”值，实得多少斤小米折算工资，有的人弄不清楚，经常找焦守义给算一算帮解释明白。此外焦守义还常在厂里写写画画，帮助工友填个表代写个家信什么的，有时还代替职工教员给工人上文化课。在职工眼里其是个能人，比较有威信。焦守义参加工作后个人进步很快，仅两年多点，于194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初华北兵工局成立，将原晋冀鲁豫军工部所辖兵工厂，按生产专业化和大厂制统一整编，枣臻炼焦厂编为华北兵工局第二兵工厂四分厂，故县铁厂为华北兵工局第二兵工厂三分厂。

1952年3月，国家兵工系统调整，枣臻炼焦厂整体划归故县铁厂为焦化车间，原属故县铁厂代管的西沟耐火材料厂划归为耐火车间，焦守义调故县铁厂耐火车间任工会主席。1952年10月故县铁厂下放划归为山西省政府工业厅管辖。1954年7月故县铁厂炼钢车间成立，焦守义又调任为炼钢车间工会主席。1958年6月原炼钢车间第一任主任田兴华调走后，焦守义走马上任成为炼钢车间第二任主任。1963年2月——1965年10月任炼钢车间党总支书记。这一阶段也可以说是焦守义个人职业生涯最辉煌的时期，也即后来人们习惯上称之为炼钢车间的焦守义时期。

焦守义对炼钢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其执政炼钢车间期间，开创性的制定实施推行的炼钢生产经营管理条例“157”条。该条例为炼钢历史性的发展奠定下基础，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直到今天我们炼钢的各项管理制度，也可以说是在此基础上不断补充完善延续发展过来的。然而，这“157”条在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斥责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纲领”，成为焦守义被揪斗的主要罪状之一。

如果现在能寻找到焦守义当年“157”条的原始依据，将对我们更进一步了解那段特殊的历史，会大有帮助。早在2004年炼钢厂庆祝炼钢建厂50周年组织编写《炼钢50年》厂史时，我们曾经去公司档案室、资料室查找过这方面资料，但没能找到。从官方找不到，是否从民间渠道能寻找到有关这方面的蛛丝马迹呢？

二、在女儿的记忆中

在女儿焦保萍的记忆中，那段刻骨铭心的悲惨往事，犹如噩梦般印在她的脑海里，伴随着她一生，始终难以挥去。

我们寻访到了焦守义的小女儿焦保萍家。焦保萍原先曾在炼钢厂财务科工作过，我们彼此之间都比较熟悉。原以为在她家即便找不到“157条”原始资料，但是如果能寻见她父亲焦守义当年的工作笔记本啥的，或许还能从中获得一些参考信息，谁知连个只页片纸资料都没有。因为文革期间红卫兵三天两头来抄家找所谓的证据，抄走的抄走。剩下的一些书呀什么资料的，怕留下被说成为罪证，自家也偷偷地全给烧了。包括焦守义的个人照片，与家人和亲朋好友以及单位同事的一些集体合影照片，也统统烧了，以免连累到别人。焦保萍家里现仅有的一张她父亲焦守义的照片，是焦守义1963年在长治市党校学习时与同学们的合影留念照，那还是文革已经结束多年后从一位老师傅家得到的。

焦守义夫妻膝下有四个子女。当时长女焦爱萍刚参加工作在长治市里，长子焦保庆上的长钢技校还没有分配工作，二女儿焦旭萍念初中，小女儿焦保萍那年12岁正上小学三年级。焦守义的妻子杨翠鱼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

焦守义是在1968年12月11日傍晚7时多，跳西沟村农田水井自尽身亡。

在焦保萍的记忆中，那段刻骨铭心的悲惨往事，犹如噩梦般印在她的脑海里，伴随着她一生，始终难以挥去。

焦保萍清楚记得：父亲那天下班到家是傍晚6点左右，冬天日短窗外渐渐黑了下来。当时哥姐们都不在家，母亲已熬好了小米稀饭，炒的土豆丝菜，给父亲吃的白面馒头，家里人吃的是黄疙瘩。那个年代粮站供应的细粮少，家家又都是一大堆孩子，工厂家户都养成了习惯，有点细粮一般是先紧上班男人们吃。父亲那几天脸上气色不太好，脸色苍白显的疲惫不堪。每天白天上班在冶炼钢包组砌一天钢包，晚上还得去参加红卫兵的批斗会挨打。让人疼痛难忍的是，脖子后面几道深深的黑紫勒痕，据说是批斗时用的牌子是5厘米厚的钢板做的，上面写着“打倒资产阶级黑帮走资派焦守义”，穿上铁丝给挂在脖子上，还不让身子动。稍一动，就会遭到厉声呵斥，被揪住头发，前后上下掀动，让你“抬头示众”，“低头认罪”。有时父亲回到家，躲在一旁拨弄被揪乱的头发时，铺的旧报纸上黑压压头发落一层。父亲舍不得抽好香烟，平时抽的是火车牌烟，壹角伍分一盒。那几天他抽烟抽的太多，一个劲不停的咳嗽。母亲看着心疼，就给父亲买了黄金叶和金钟牌烟各一条，那时两角五分一盒的烟，算是好烟了。

焦保萍记得那天晚上 是她给她父亲端的稀饭：父亲喝了两碗稀饭吃了两馒头，平常是两碗稀饭一个馒头。饭后父亲点了根母亲给他买的烟，边抽边淡笑着说：“还给买上好烟了”。7点多钟父亲说要开会走，母亲问不是说8点开会怎走这么早？父亲说走的走的就到8点了。焦保萍回忆中说：不知是家里要出事，有心理感应先兆什么的？母亲突然说感到一阵难受的心绞痛。父亲说：“是不是中了隂了，我给用针扎一扎吧？”那个年代厂里的家属老婆们，虽然大多是没有文化；但有一点，就是非常支持自己男人的工作，。都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无条件服从，凡自己男人要去做的事都应该是正事，轻易不得耽误。父亲晚上去参加的是被揪斗批判会，即使那种情况下，母亲也不想因为自己而影响丈夫的“正事”。母亲当时对父亲说：“不用了，你该走走吧！让保萍去叫隔壁她李婶过来给扎一下就行”。

焦保萍说：这事过后想起来，让我们一生后悔莫及。假如当时母亲让父亲给她扎针，在扎针的那一瞬间中，父亲如果能豁然顿悟，联想到他就这样走了，妻子儿女该怎么办呢？或许父亲会改变想法，不会走上那条不归路。但是没有假如，父亲走了，就那样带着重重心事，满腹疑惑绝望地走了。

焦保萍回忆：那天父亲是晚上7点多从家里走的，8点多钟突然从外面进来几个人，进门就问：“老焦哩？”我母亲说：“不是说开会吗？他7点多就出门了，厂里没有吗？”来人说：“没有见，快去给找找！”来人是当时炼钢革委会的几个头头，其中还有熟悉的面孔，以前曾常来过我家找我父亲，记的还曾逗我玩过，人也挺和气的，我还叫过人家叔叔呢。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一戴上红卫兵袖章，就变的满脸严肃，谁也不认了。母亲急忙披了件衣服，跟着来人往外走，刚出门发现外面刮起了风有些冷，就又返回屋里找围巾。那时的家户也都没有啥家具，就有一个墙柜。母亲开了柜门拿围巾，一提围巾霎间一愣，发现下面压着父亲的手表。那是父亲身上唯一最值钱的东西，一般不离身。母亲当时就预感到不妙，惊慌失措，像疯了似的跌跌撞撞跑出门外。

焦守义家当时住故县粮站后的长钢职工家属院，早前他家住四工地大院马路东最后一排。六二年压缩城镇户口，领导干部带头，他家老婆孩子回了农村老家，原来的房子上交回公家。后来国家有政策，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家属不在压缩范围内。因此，他的家属后来又重返回厂里，分配住在了粮站后面家。从粮站后顺着路西铁路一直往北到四工地大院后，隔着一道深沟及农田，在对面土埝台上，西边是当时的长钢耐火车间，东边是原炼钢车间的加工工段（后来改为炉衬工段）。文化大革命中那个地方，是炼钢红卫兵组织，对“黑五类”、“走资派”、“反动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开大批判揪斗会，审讯“罪人”，搞“逼供信”的主要场所。加工工段南面靠沟边地里有一口荒废的水井。焦守义就是跳那口井死的。

其实，红卫兵造反组织革委会那几个人去焦守义家时，已经知道焦守义死了。据说，焦守义跳井时恰被西沟村一个老百姓看见，发现井台上有一双鞋，急忙跑回村叫人来打捞。捞上来后有人认出死者是焦守义。因焦守义也算是长钢的名人，当了炼钢车间的干部多年，周围村里的村干部们，彼此都熟悉。随后是西沟人通知了炼钢，炼钢单位派人前去 辨认，确认死者为焦守义。但毕竟是逼死了人，单位总得给人家家人一个交代吧。所以就来了前面那么个“假鸡叫”，实际是想推卸责任，缓冲一下情绪，虚张声势罢了。这还不算完，当天晚上红卫兵 制作了一个纸糊的焦守义戴高帽子的人像，押上长钢大街上批斗游行示威。随后，又到焦守义家门前围着喊叫了一阵子“打倒现行发革命分子焦守义”、“焦守义畏罪自杀，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等口号。文化大革命中普遍规律，凡遭批斗而自杀身亡的人，被视之为抵制抗拒革命运动，“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一概被打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说你不想活了，要“自戕”，还需考虑后果。

在焦保萍的印象中，文化大革命就是游街、抄家、暴力、死人、“红色恐怖”。电影《白毛女》上杨白劳被地主黄世仁逼死，“白毛女”喜儿还能嚎啕大哭一场。可文化大革命中把人逼死了，还不许人家家里人哭，让所谓的“划清界限。”那时的政治影响是可怕的，子女们还要“口诛笔伐”，明确表态与反动老子划清界限，否则参加不了工作。即便是个小学生娃娃，也会受到影响，不能参加学校“红小兵”组织，并且还会遭到同学们的歧视欺负。焦保萍当时年龄小，忍不住要哭，家里大人们就会急忙过来用手捂她的嘴，不让哭。急的她就咬，把她大姐的手都咬破了。当时她们家门外白天黑夜都有红卫兵派的人站岗放哨。

三、“157条”的由来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大前提下，炼钢车间酝酿催生出所谓的焦守义的“157条”。

焦守义的儿子焦保庆文革时长钢的技校毕业生，当时比他妹妹焦保萍年龄大一些，对文革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的，记得应该比较清楚，或许还能提供出有关“157条”的线索。因此，由焦保萍和她哥哥联系，我们找到了焦保庆的家。焦保庆家住长治市粮食局家属院，原任粮食局储运科科长，现已退休。

焦保庆文革期间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思想比较活跃，谈起往事，记忆犹新。

我们原以为 焦守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的，实际上于之前的“四清”中，即在1965年10月焦守义就下台了。

“四清”分为“小四清”、“大四清”，“粗线条”、“细线条”。“小四清”指的是刚开始在农村中开展的“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抚宁县桃园村搞“四清”试点，也即所谓的“桃园经验”，文革中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路线罪证。农村的四清与城市里的五反（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捣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1月，中央文件又对社教运动的性质作了统一的规定，指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为“四清”，取消城市的“五反”运动名称。

1965年9月山西省委派“四清”工作组约200多人进驻长钢。经过“四清”工作队的“对号入座”、“洗澡下楼”一番搓洗，修正主义路线的“官僚主义”代表人物焦守义被赶下台。

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开始的，实际上“四清”运动应该算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四清”运动中对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扩大化估计。一些地方先后向中央写报告反映：本地区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一股反革命的“黑风”刮的很大，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企图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从各方面威胁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如河南省报告在90个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揭发出来的阶级斗争情况：投机倒把活动10万起，“千字号”（千元以上）上万，“万字号”上千。反革命集团活动300起，地富反攻倒算的2.6万起，反动会道门3000起，党员带头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这中间就已经把一些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不同性质的问题，看成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一些报告反映，夸大事实，危言耸听。不得不引起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主席曾在一份蹲点报告上批示中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并且说：“官僚主义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四清”的后期，已经提出要整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在焦保庆家中，提到他父亲焦守义搞得那个“157条”的由来，焦保庆一语道破，让我豁然顿悟。原来那被老工人师傅们反复提及，颇有点神秘色彩的“157条”，实际上就是根据中央当时颁发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并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所制定的具体实施办法。

当时中央先后下发文件有《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调整农村的生产关系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简称《农业60条》。工业上也即这个人们熟知的简称为《工业70条》。《工业70条》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国营企业管理的经验教训，对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提出来一系列的指导原则。

1958年——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由于当时片面追求高速度刮“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盲目地“以钢为纲”大炼钢铁，造成国民经济生活的极度滑坡，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生产环节严重比例失调，大批基建上马后，由于缺少后续资金和各种建筑物资，不得不停业待料，各种灾难性后果接踵而来。

为克服“大跃进”以来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1961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正式颁布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一些国营企业按照经济合理，拉长短线，保留骨干的原则，大刀阔斧地进行关、停、并、转。同年9月16日，中央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也即人们通常讲的《工业七十条》。“工业七十条”提出了国营企业管理工作一些方针、政策和措施，是为克服三年“大跃进”中许多企业胡乱现象，把企业的各项工作引上正确轨道。该条例规定为“五定五保”也即：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为：定生产方向和生产规模；定主要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的资金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保产品的质量、数量；保不超过工资总定额；保成本计划；并且力求降低成本，保上缴利润；保主要设备使用年限。同时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责任制。并且明确规定企业的技术管理、财务管理、劳动管理制度；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在工资奖励制度方面，要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

《工业七十条》的着重点就是要求企业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按照经济的办法搞经济工作”，用等价交换去迫使（企业）搞好独立核算，降本增效、提高生产。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大前提下，炼钢车间酝酿催生出所谓的焦守义的“157条”。“157条”，实际上就是根据中央有关《工业70条》的精神，结合了本炼钢车间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台的炼钢生产经营管理办法。包括对各工段、班组制定出的生产经营、技术、成本指标，以及炼钢车间主任、副主任、工段长、班组长、个人的岗位责任制。就是将炼钢生产成本管理中的上百千个指标，细化分解到每道工序，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个人头上；包括每一块砖，每一颗螺丝，每一根焊条。 真正做到“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头上有指标”。成本管理细到什么程度，据说炼钢炉台上交接班，有炼钢工发现有本班掉在炉台上的一小合金块，都要捡起来放在自己的更衣柜里，好下次再用上。班组写纪录用的铅笔，用得都剩下个小短头，手都捏不住了，还舍不得扔掉。

当时先由各工段、班组上下反复酝酿研究讨论，将其制定的生产成本各项计划指标上报车间，经车间审定。据说，上报的计划，焦守义都要亲自一一过目审定。前面已经提到，焦守义先后干过记工员、统计员等基础工作，在成本计划、材料统计方面比较内行。有的单位送的报告上下来回几次都通不过，急的该负责人都快哭了，说：“焦书记！你不能把我们都给计算死了，总得让我们的指标那怕多少也有一小点余头呢？”由于材料费用实行“责任认定，费用转移”，各家都在精打细算、斤斤计较。单位与单位之间经常为一些费用究竟该摊判给谁家，而争吵的面红耳赤。有人将此情况当做个问题反映到焦书记那里。焦守义说：“那就对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说明各家都有了压力而上心了。”

焦守义认为这还远远不够，还需再加一把火。又召开各种动员会，层层动员全体职工就如何降低成本进行讨论，拿出最好节约办法。班组与班组，工段与工段展开竞赛，纷纷写出“挑战”、“应战”白皮书，开展“百分赛”等。据说当时的工长们有的每天上班夹着个算盘，随时随地算一算，很怕亏了。厂里各种材料费用使用实行小票制，小票相当于人民币，标有价格，在内部流通使用。

各项制度的出台，仅仅是个开头，关键在于执行力如何，也即是否便于实际操作应用。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对各项制度逐条进行不断的补充和完善。这还需要一个下边的接受适应过程。在这中间领导层有人担心上边“出牌”太快，下边跟不上节奏。焦守义解释说：不用担心！这就像学校里的学生，总会有接受快的与理解慢的。这就需要我们去做工作：“抓两头，带中间”，才能“政策对了头，一步一层楼”。同时开展“三基工作”。一是练基本功，在岗位上干啥练啥；二是做技术上、工艺上、管理上的基础工作；三是做基层党小组、团小组和工会小组工作。

在采访当年炼钢厂的一些老师傅时，听着听着他们的讲述，我突然觉得怎那么熟悉，似曾相识呢？这是巧合吗？怎么与90年代初河北省的“邯钢”搞的那个内部成本核算模拟市场如出一辙那么相似呢？

这可不是牵强附会。

我们山西人素以做买卖精于计算，会经营管理有名，现今山西境内仍保留下的那一处处晋商的深宅大院，就是最好的证明。

可惜焦守义生不逢时、命该如此。我们山西人当年未能持续发扬光大的事情，隔了30年后却让人家河北的“邯钢”人搞的有声有色，以至成就了“刘汉章”（原邯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辉煌。

当然，这中间有历史大环境的原因，或者说是个人命运在历史大环境面前的无可奈何吧。

1958年大跃进期间，炼钢车间职工人数增至1100人。三年困难时期后，职工总数由1100压缩为270人。年钢产量降至为1.170万吨。

三年调整期间的1963年炼钢车间钢产量也仅1.440万吨。

从1964年起，生产经营呈现欣欣向荣景象，钢产量恢复到3.140万吨，生产技术指标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1965年，中央出于加强战备的考虑，提出“小三线”建设的重要决策。毛主席指示，建设“小三线”要小而全。长钢以“靠山、隐蔽、分散”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曾经从事过军工生产，被列为全国第一批九个“小三线”建设的钢铁企业之一。

1965年6月，“小三线”建设开始，冶金部对长钢进行了整体规划，投资1200万元（占长钢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原来的基础上，对现有生产工艺进行改建和扩建，由普通钢厂改为特殊钢厂，既生产民用产品又生产军用产品。

1965年，炼钢车间冶炼低合金钢占到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当年10月采用镁渣炼钢，提高转炉炉龄，创造了直筒转炉炉龄161炉的新纪录，突破了1964年5月份创造的154炉历史最高纪录，也是当时国内6吨直筒转炉最高纪录。采用侧吹转炉代替电炉炼出了优质的碳素工具钢，汽车弹簧钢，低合金螺纹钢及电机硅钢等新钢种。

1965年炼钢车间创造的“百分赛”经验，吨钢成本比国家计划降低61元，钢产量达到5.580万吨。长钢成为山西省乃至华北地区骨干钢铁企业之一。长钢结束大跃进以来连年亏损局面，取得“地球转一圈，盈利两万元”的好成绩。同年，省政府授予长钢“五好企业”光荣称号。

正当焦守义等一班人踌躇满志，准备再加一把火，大刀阔斧地大干一场时;谁知，“山雨欲来风满楼”，“四清”运动来了，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那魂牵梦系的“钢铁梦”一下子又变得遥遥无期。

　　四、焦守义的三个想不到

对待曾经的历史，我们不应该似是而非，一笔糊涂账；而应勇敢直面，尽管它会勾起多少难堪甚至痛苦的回忆，我们都不能回避。

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内容稀奇古怪啥也有。毛主席曾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革命的大字报，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长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切反动派的威风，大灭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的威风。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

当时，总厂有关部门组织专人负责抄写大字报一些内容，后来有人贴大字报反对，说抄写大字报内容是搜集证据“反攻倒算”，准备将来给写大字报的人“秋后算账”。后来就停止再让抄写大字报。

毛主席当年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重要指示：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如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焦守义在1965年10月“四清”中已经靠边站了，炼钢车间总支书记由原副书记韩永祥担任。1967年1月，上海红卫兵造反组织“一月风暴”夺权后，各地纷纷效仿开始夺权，炼钢车间红卫兵造反组织也把韩永祥的权夺了。

文革中造反派批判焦守义为炼钢车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座山雕”。把一些工段长说成是焦守义手下的“八大金刚”。这些被排斥的人与一些本身就不太服气造反派那帮夺权的人，就联合起来竖起旗帜也成立起红卫兵组织，这样自然形成了两大派。两派组织辩论、争吵，直至双方大打出手。造反派掌权的把“在野派”的头领都给打跑了。

炼钢车间里被说成是焦守义手下“八大金刚”的是：转炉工长崔登科、铸锭工长李麦青、机修工长孙百川、炉衬工长吕福增、化铁工长侯勤孝、材料库负责人李树生。另外两个“金刚”没有搞清楚是谁。

焦守义当时下放在钢包组砌钢包，这一段时间他还比较安生。厂里的造反派顾不上修理他们，因为造反派正忙于参加长治市里的两派大武斗。长治市红卫兵两大派已经真枪实弹地干起来了，机枪、迫击炮、火箭筒都用上了，不断传来有的地方被炸，有的单位被打、砸、抢，有人被打死的消息。

一些干部职工人感到困惑不解、忧心忡忡，曾找焦守义让他给帮助分析解释。焦守义告诫他们不要参加两派斗争，更不能参与两派的武斗，去做那无谓的牺牲，要坚守岗位。要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决不会让这种局面持久蔓延下去的。

晋东南武斗惊动了中央，1968年2月17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用飞机向晋东南撒发传单通知，要求晋东南两派群众组织双方立即停止武斗，释放互抓人员，拆除工事，封存上交武器，双方人员各自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九军开进长治城支左，正式颁布戒严令。

这可真成了人们唱的那个歌了：“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救星共产党，盼来了亲人解放军。”196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30多人进入长治钢铁厂，对长钢实行军管。军代表当时成为厂党、政一把手，总厂军代表负责人是张培宪，炼钢车间军代表姓庄，人们称“庄军代表”。

军管人员进厂后，首先引导两派革命群众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接着，组织广大革命职工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光辉指示，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所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发动群众“揭盖子”，揭发、检举公然诬蔑我们伟大毛主席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清查原来当权派中的坏人，清查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当中混进来的坏人，包括清理革命队伍中的一切牛鬼蛇神。当时给牛鬼蛇神下的定义：牛鬼蛇神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对领导干部经审查后，好的干部实行“三结合”，可以结合进领导班子。

实行军管后，首先主要的是稳定职工情绪，尽快恢复“抓革命，促生产”的正常生产秩序。军代表新来乍到主要还是依靠当地，接触到最多的当地代表就是当时执政革委会的那一班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嘛。因为革委会中有靠造反起家当上领导的人，他们对焦守义太了解了，焦守义一旦被解放，再结合进领导班子后，凭老焦的威信，还能再有他们的戏嘛？再者，还有那“八大金刚 ”也得给个说法吧。另外还有一点，关键是要把前段时间那些热衷于在外面参加武斗打派仗的积极分子的心收拢回来，不能再让他们跑到社会上去打派仗去乱。眼下最大的政治就是稳定，得给他们找点事干，先给他们找个反面“教材”让其斗着。要顾全大局，要有大局观念。如果能在厂内部掀起一个斗、批、改高潮，或许是个转移他们精力的权宜之计。通过一番发动工作，上纲上线，焦守义又成为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个“靶子”。

焦守义的“157条”升级了，文革初期批判焦守义时说其“157条”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黑纲领，焦守义不服与他们争辩，说是根据中央文件《工业七十条》制定的。当时中央还没有公开“打倒刘、邓、陶”，还不好给它上纲上线。可眼下，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已经被揪出来，《工业七十条》也已被定性为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之一。焦守义这下被铁板钉钉打成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黑帮在炼钢的代理人。“157条”就是焦守义疯狂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黑纲领，在炼钢车间对工人实行管、卡、压，剥削压榨工人的罪证。焦守义就是黑帮路线在炼钢车间的代理人、工贼，他手下的“八大金刚”是为黑帮路线摇旗呐喊的帮凶、打手。

焦守义有三个想不到。

第一，他没有想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没完没了持续这么长的时间。按以往运动的常规，刚开始一般运动都会是来势汹汹，像暴风骤雨失去控制，裹挟着污泥浊水一并下来；待高潮过后，便会逐渐恢复于理性阶段，风平浪静，步入正轨。总会有那么个运动后期落实政策阶段，该定性的定性，该平反的平反。因此，他翘首以盼会有那么一天。所以当解放军一进工厂实行军管，他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先兆，这也正是他所期待的。可谁知，实行军管后，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随后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好转。这点使他感到困惑不解，非常失望。

第二，他没有想到他搞的那个“157条”，最后上纲上线竟然成了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黑纲领”。为此而遭到“口诛笔伐”，招致人们都对他深恶痛绝。就连一些平时他认识的老实吧唧的人，也会对他突然变脸。在批斗会上，对他下手打的最狠的，竟然会是人们平时所认为的老实人。他没有想到这些老实人怎么一下子不厚道起来。

其实，认真分析一下，就会明白这中间的蹊跷关系。

所谓的老实人也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在工作上也平平淡淡一般，在单位大都处于被领导的处境。在工作中磕磕碰碰难免会遇到不愉快，或被人欺负，有时受到班组长、工段长的批评或处罚等等。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先后被不同的群众造反组织吸收为队员。自从参加组织后，感觉就是不一样，人们再见了后，不得不刮目相看。同一派组织的人，不会再欺负他；另一派组织的人不敢再欺负他；原来欺负过他的人再遇见他都躲着他跑。他们这才找到一种扬眉吐气，活的像个人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才使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原来过去那一切都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所致。焦守义原来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黑帮的孝子贤孙，其“157条”就是他对我们工人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剥削压榨工人“管、卡、压”的铁证。思前想后，联系到当下，出于工人阶级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刘少奇及其走狗焦守义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他们能善罢甘休吗？想打刘少奇他们够不着，打你焦守义是你罪有应得没个跑。

第三，他没有想到就在他的“八大金刚”中，有人在他背后捅了一刀子，出卖了他。就像达芬奇的著名油画《最后的晚餐》中的故事，耶稣被他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位叫犹大的给出卖了。在那个“一个人说真话，两个人说假话，三个人说笑话”的年代，出于趋利避害之心，检举别人之所作为，不也是一些人常会选择的吗？检举者揭发，焦守义曾经劝告他们不要参加两派斗争，是不让他们参加革命群众组织，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焦守义曾经讲过故事说朱元璋打下天下后，火烧庆功楼，把一起打江山的功臣都害了，借古讽今，影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为可恨的是，他竟然敢替大叛徒刘少奇喊冤叫屈，说国家主席是按国家宪法，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怎么能说打倒就打倒呢？

这一时期，国家的上层建筑一些机构已经失控，各地的“公、检、法”被砸烂，代之而起的是各级群众组织的“无产阶级专政办公室”，在行使“公检法”职权，管抓人、审讯、判刑。群众组织说了算，想收拾谁，就收拾谁。

从今天的角度看“文革”最触目惊心的，是对人及人的尊严的践踏。“文革”点燃了人们的复仇欲望，也更显现出人性的邪恶与丑陋。见风使舵，出卖亲友的卑鄙小人；过河拆桥，趋利避害的政治掮客；自私冷漠的胆小鬼、无情汉等等举不胜举。借群众专政，羞辱、虐杀、逼死人命，让人都没有作为人起码的尊严。黑五类如此，走资派如此，根正苗红之辈也如此。人们亲眼所见，前一天还在往死里整别人的打人凶手，忽而也莫名其妙被打倒，马上被请君入瓮，也被打得半死。然而，形形色色的暴行，却是以绝对正当的名义实施的。很多人去检举揭发别人，跟在人群里喊打喊杀，有时也是出于无奈，其实是为了自保。不积极去表现自己，不表示自己的义愤，也许下一个被打倒的就是你。今天是座上客，明天就变成阶下囚。

在采访中，我还特意接触了几个人们所说的在“文革”曾打过人的所谓的“老实人”。当我们与他们面对面时，我怎么也看不出他们像是那种会打人的人。在闲聊中我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我惊奇的发现，他们大多人至今还依然认为毛主席如果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就会夺了毛主席的权。他们还依然认为焦守义是刘少奇黑帮线上的人；焦守义的死，是因为“八大金刚”揭发了他的罪行，才畏罪自杀的。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上看，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他们没有丝毫的内疚与忏悔。望着他们那一脸的无辜，我真相信了，他们确实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老实人”！

尽管，这中间也不失有历史大环境影响，被时代风暴所裹挟之种种的原因吧，但其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焦守义当时被周围一些人们的不理解，被自己最信任的人检举、揭发、背叛、出卖，接二连三的打击，他彻底崩溃了。况且，那些被揭露出的罪行，如上纲上线，每条都足以定他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重罪，而且死有余辜。焦守义无奈被逼上了绝路。

　　1972年落实政策为焦守义平反，当时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不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因此给焦守义死亡结论是，因为其不能正确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自寻短见身亡。按一般病故死亡结案处理。这比起早先的“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现行反革命“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罪名，已经算是不错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才又一次为焦守义彻底平反。结论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不论现在人们对那段历史如何评价，焦守义之死，不得不说是一场令人惋惜的时代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