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关于《青云梯》

lily

关于《青云梯》

范稳

这是一部解析一个家族百年血缘密码的书，也是关于一条铁路百年历史的漫长故事。在这个刷小视频看新闻读故事的时代，讲述一段百年故事似乎在冒险,也有些不讨巧。但我还是认为有历史感的故事就像从时间的纵深处驶来的一列火车，满载岁月的传奇。读到它的人，都是它的乘客。

多年来我在云南的大地上“到处乱跑”，我崇尚文化发现式的写作。而云南这片高原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正如它“有色金属王国”和“动植物王国”的美誉，它的民族文化也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我把自己当一个谦卑的学生，伏下身段向各民族文化学习，也把自己当成一个寻宝者，在丰沛的文化宝藏里潜心开掘。我深信，唯有在云南这片土地上浸淫经年，游遍民族文化百花园，饱尝各民族“百家饭”后，才能对民族与文化，地域和历史，族群及其渊源，有发现新大陆般的喜悦和收获。每一片土地，都在无言地诉说它所养育的人们的过去和现在，也在昭示着未来。

写作这部书的缘起应该在十多年前。二〇一〇年前后，我浪迹天涯打马行到滇南，那时我为创作长篇小说《碧色寨》，关注的重点是建成于一九一〇年的滇越铁路,是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多民族地区的冲突和演变。上世纪初法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用火车头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这条从越南海防至昆明的铁路，轨距只有一米，俗称“米轨”，但它是当时中国第二条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由法国人投资修建并管理的滇越铁路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了蒸汽机文明的同时，又傲慢地刺伤了自尊的中国人的心。那时滇越铁路沿线所有车站的站长和重要岗位都由法国人担任，铁路就像那个时代的法兰西帝国扩充殖民版图的尖兵。可以想见，在二十世纪初，当一列蒸汽机车头如一头怪兽般闯入这片古老蛮荒的高原时，还在马帮时代的云南人是多么惊讶、惶恐、迷惘乃至愤恨。滇南的人们曾经为反对这条受西方强权保护的铁路，爆发过一次“阻洋修路”的大起义。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规划中，他们并不满足于将铁路修到昆明，他们的目光还看向了云南各地，甚至邻近的四川、贵州、广西和西藏。十九世纪末，中法已经在南中国边境打了两次战争了，滇越铁路就是中法战争第二阶段的产物。法国殖民部的野心家们还企图通过铁路权的争夺，再挑起中法战争，即“铁路战争”。所幸的是，历史再没有给法国人机会。

我在滇越铁路线上的一个特等大站碧色寨车站采访时，第一次和“个碧石铁路”相遇，它就在法国人建的老车站西端，从站房、铁轨到机车，都是小一号的，轨距只有六十厘米宽，俗称“寸轨”，火车车头像大地上的玩具。两条铁路在这里交会，却不接轨。人们告诉我说，这是在滇越铁路通车仅仅三年后，我们自己修建的铁路。这是一次被打痛之后的奋起一跃，把路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既杜绝了法国人的觊觎，更阻止了他们挑起“铁路战争”的任何借口。“师夷长技以制夷”，云南人也勇于担当。从视火车为“怪力乱神”般的洪水猛兽，到自主修建属于云南人的铁路，在那个年代，有如此勇气的中国人能有几许？当时我站在铁轨上，回望黄墙红瓦的碧色寨车站，再西望同样是法式建筑风格的“个碧石铁路”的车站，感到自己就像站在两个历史的节点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这里迎头相撞，这段精彩的历史必然蕴含着动人的故事。

那时的“寸轨”铁路上已经不跑火车了，但路基还在，铁轨掩没在荒草中，锈迹斑斑，纤细而沉静，像一段正在消失的历史。我当时就想，这是另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就像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是两条不同性质的铁路一样。我得先弄清它的第一段历史，再来面对它由此带来的某种转变。不过，写一条民族铁路的建设史，以及修铁路的人们，我那时还没有准备好。

直到二〇二二年，我感觉到写“个碧石铁路”的时机到来了，那列湮没在历史风尘中的老火车正从大山深处缓缓向我驶来。我再次收拾行囊奔走于滇南。这条铁路像蜿蜒在滇南高原大地上的一架云梯，架在古老的马帮驿道上，架在几座偏远小城的家门前。除了和一座著名的矿山相连外，它并不是一条主干线，但每一座城镇、每一户人家，都有和这铁路相关的许多动人故事。支撑这条铁路的不是雄厚的资本、繁忙的商旅，而是坚韧的文化，是悠久的华夏文明在面对新的挑战时那种知耻而后勇、敢为天下先的家国情怀。而我则像一个探寻者，在铁路的纵深处去寻找过去年代的老火车。

而作为一个在云南生活工作四十多年的外省人，我想通过这本书向世人证明的是：地处大西南一隅的云南，从来不缺乏现代性，更不缺追逐现代文明的梦想和勇气。比如在上世纪前半叶，云南人已经能驾驭火车时，中国内陆的许多省份，还不知道火车为何物。这是神奇的云南的另一面。

这份神奇在滇南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演绎得超出任何一个作家的想象，它下属的几个城市个旧、建水、蒙自、石屏、开远等地，不仅在工业文明、城市建设等方面可比肩任何一个内陆城市，在文化传承和历史积淀上也“不异中土”。尤其是后者，它的汉文化传承正统又庄严。正如我这部作品里的吴家花园，它的原型正是建水县具有百年历史的朱家花园。

这座百年前的豪门深宅，享有“滇南大观园”之盛誉，却像一部封面上了锁的厚重大书，引无数文人学者折腰。破译它，便可解读一段历史风云，也可读出许多不一样的家事国事天下事。建水朱家花园的主人朱朝瑛是“个碧石铁路”的主要倡修者之一，一个家族和一条铁路的关系，正是我要找的故事原型。朱家花园的遗世独立，也足可说明在一片多民族聚居地区，中华文明坚韧的生命力，无声地诠释着民族共同体强劲的力量。

建水古城里的朱家花园再次向人们证明了云南文化让人眼睛一亮的多元性。这是边徼之地的汉家气派，尽管都是屯田戍边者之后，但祖先卸下征衣的地方，就是后辈的家园，就是他们的故乡。房舍毗邻，鸡犬相闻，家族繁衍，人丁兴旺。一代又一代的血脉传承，一辈又一辈的英雄豪杰，“此心安处是吾乡”。当人们认同了这片土地，并为它所滋养时，家就是这红土高原上一棵不断长大、枝叶茂盛的大树，摇摆在世事的风雨中，无声地承载时代与社会的砥砺。无数的家族，大抵就是这样构成我们民族的基本单元。恰如六百多年前从湖南麻阳迁徙而来的朱氏家族，他们历经十代人的努力，本是想把一座洋洋大观的花园建筑群落，作为光宗耀祖的家族财富传诸后人，但却没有料到它会成为一笔历史文化遗产留存于世。古建筑本身就是历史的隐喻，文明的象征，更何况是保存完好的大家族建筑。

在建水的朱家花园，面对一张朱氏家族谱系表，我看到了生命的延续，家族的丛林，我还看到了血缘密码的奇妙，看到了大时代下命运的无常。

我也算是个铁路职工子弟吧。我父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加入到共和国的铁路大军队伍里。他大约参与修建过成渝铁路、宝成铁路、内昆铁路、成昆铁路、黔渝铁路，最后落脚到贵州遵义的一个车站。他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四处漂泊的人，与我们这个家有说不出道理来的疏离感——我们情愿他少回来。小时候跟随母亲去探亲，住在铁路边的红砖房里。火车在房子外不到一百米处日夜驶过，车轮就像在枕边哐当哐当地碾轧。开初让人睡不了觉，几天以后就是蒸汽机车扯开嗓子鸣笛也吵不醒我了。我大约在十多岁就学会了扒火车，尽管父母对此有多么严厉的禁令。但我经常和我的几个表兄扒火车去到几十公里外的某个地方，买一只土鸡，买点小米，去看某个伙伴，或者什么都不做，纯属贪玩。我们像身手敏捷的“小铁道游击队队员”，在火车进出站放慢速度时飞身而上，或纵身跃下。有一次我从火车上跳下来时，没有测算好距离，差点一头撞在路基路桩上。我的一个姑父是货运列车的守车员，这是个负责在火车进出站与车头的司机打信号的岗位。那个年代的火车车尾要挂一节小房子般的守车，大约有四五平方米左右，里面没有铺位也没有座，只有一个火炉，休息时就斜靠在守车的飘窗上。我姑父出生在上海的大户人家，却任劳任怨地跑了一辈子火车。他的信号灯和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样，他挂在守车上向车头挥舞信号灯的样子，让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威风凛凛的工作。我对铁路是有特殊感情的，关于铁路的回忆大约可以载满一列火车。

过去我的长篇更偏重于历史和文化的发现，多写异域风情和他人的生活。这部作品的主要部分同样涉及文化、历史的探索和写作，也有意识地加进了个人成长经历方面的内容。作家有时隐藏在作品的后面，有时又把自己掰碎了融化在文本里。长篇小说的文体模式让作家有腾挪闪转的广阔空间。尤其是当你将所要讲述的故事设定在一百年的时间和几代人的命运范畴之内时，似乎唯有长篇才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你可随心所欲地重新组合叙事时间，让过去与现在相交织，让历史观照现实，让现实之光照进历史的幽暗深处。《青云梯》是我写得比较从容的作品，单是修改就花去整整一年时间。每一句对话，每一个词，都在目光里过了数十遍。不断地调整结构，丰富人物，打磨语言，像个老工匠。我用写中短篇的劲头来写长篇，力争让每一段故事、每一个人物都准确、生动、形象。即便是写一段铁路的修建史，我也希望能写出冰冷铁轨上的温度。

每写一部长篇，我的足迹都要进入一个陌生地域，面对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我把每一部长篇的写作当作修一门新功课，技法退居其次，民族文化和地方史的研究与学习则是主攻对象。在一个作家的写作生涯里，一部长篇的完成就是他修到的写作课“学分”。或许他永远毕不了业，因为他一生都在修行中。

正是这种“毕不了业”的状态让我有把长篇小说坚持写下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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