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三记》第一百一十二回，‍ 席梦思归惊众目 婚纱照后寄香江

风雅一笑

所谓婚姻，从来不是诗的自然延长，倒更像账本的突然展开。1975年认识刘丽，到1982年大学毕业，整整七年。七年里情分是有了，问题也跟着成熟了：毕业分到哪里？两人能否在一处？何时办婚礼？这些事若放在今天，年轻人也许说“顺其自然”；在当年，却是一步都离不开现实条件。1982年初，刘丽来信，说她母亲的意思是：你们年纪都不小了，毕业后就把婚事办了吧。我本来并不想那么早结婚，原计划是推到1985年。证据还在日记里 。

1979年9月13日，我一本正经地替三年规划：工作第一年存五百，第二年六百，第三年再六百，到1985年便有一千七百元，再加上家里贴补，便凑足两千元，把婚房布置得在高邮“无人能及”。 三年规划
如今想来，年轻人的雄心，真像晒在阳光下的肥皂泡，色彩斑斓，也经不起一戳。但那时候我却很认真：红地板，白墙，高低床成套家具，席梦思，高保真收音机，电唱机，《万里长城》织锦，半六角玻璃镜梳妆台，高脚酒具，五头吊灯，最要紧的是一排书架。说到底，虚荣心固然有，更多却是想把“成家”这件事办得像个样子，既像生活，也像理想。

人往往这样：计划做得天衣无缝，现实偏偏另起一行。毕业确定回高邮，双方家庭都催，学校又很快批准了婚房，最大的障碍一去，婚事便顺理成章地排上了日程。只是原先准备到1985年才攒够的那两千元，自然成了纸上富贵。既然计划赶不上变化，便只好提前“啃老”。

不过，我这个人有一点好，也有一点不好：凡认定了的生活样式，总想尽量实现。离校前我就东挪西凑，花八十多元买了一张席梦思床垫，还托父亲单位的车从南京带回高邮。今天看，一张床垫算什么；放在当年，那可是稀罕物，连红旗中学不少青年教师都特地跑来看看“席梦思”长什么样。

1982年底拍摄

学校给我的婚房，在教职工宿舍区，一栋三间两厢老房子，我分得一间一厢，已经很满足。现在的人住惯了商品房，很难体会那种“一间便可成家”的感动。房子虽旧，总还能布置。同事赵玉平等老师帮我拖黄沙、水泥，浇地坪，哥哥方衡帮我在房顶拉铁丝成网，上面铺纸板，吕庆良等再帮糊报纸、白纸，吊顶就算做成了。

墙刷成乳白，地刷得红彤彤，再配上按我意思新打的淡黄颜色家具，尤其那三组下橱上柜的组合书橱，才算把我多年来的书，安顿出了一个像样的归宿。

结婚前，还得去一趟上海。那时置办新婚衣服和用品，仿佛不去上海便显得不够郑重。带着600元，去上海办三件事：

一是买衣服，刘丽买了几件新婚衣裳，还有一枚漂亮的胸针。我自己只花四十八元买了一件格呢小翻领外套；

二是拍婚纱照，1983年1月31日，在中国照相馆拍了一张彩色婚纱照，花17.8元。今天的人随手一拍，滤镜几十层；那时一张彩照放大还要寄香港去，稀罕得很，仿佛婚姻也因此沾了点国际气息；

在中国照相馆拍的婚纱照

三是买书。我竟花两百多元买了几大捆书。别人去上海采办的是锅碗瓢盆、被面呢料，我却成捆成捆往回搬书。刘丽一路抱怨拎不动。表姐夫赵永富在高邮肉联厂冷藏船上做大副，正赶上送货去上海，便托他把书捎回高邮。

那段筹婚时光，倒觉得很有意思：一边是理想主义青年对婚房审美的执着，一边是现实生活中票子不够、条件不足的窘迫；一边想把日子过成自己设想中的样子，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大多数婚姻都是在“将就现实”的底板上开场的。

可也正因为有这些七拼八凑、东拉西借、提前实现、局部妥协，生活才显得真实。人年轻时总嫌现实粗糙，过后才知道，婚姻最可珍贵的，恰恰不是那点布置得体的体面，而是两个人肯在简陋里，一点一点，把日子磨出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