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逝去的岁月之四—-大霍初中的四年

北斗星

　　一九六四年，小孟高小考入大霍初中的有魏同科，孟增坤，赵胜得，张连衣，杜连记和我。我与杜连记是应届生，其他都是插班生。刘翠格是学习最好的一个，考上了二中，没有一个考入一中的。三年自然灾害是造成绩差的主要原因。这也反映了距县城偏远地带各方面条件差的现实。大霍初中距我家四十里路。来往都是步行，三四周才回一趟家。每季两三元的助学金就够学费了。因为自己知道只能勤俭节约才能维系自己的学业，所以总是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几乎不从家里拿钱。学生从家里自带粮食换饭票吃饭。我们生产队小麦收的少，只能从家里背高粱到学校换成粗粮饭票。每天啃硬帮帮的高粱饼子，配着稀菜汤就着老咸菜。尽管如此也能笑纳一日三餐。

大霍初中招了两个班。我们为12班，班主任是徐时中，教物理的。另一个为13班，班主任是雷桂琴女士，教数学的，人和蔼可亲。后来固城的一个初二班迁到大霍成为12班。我们班改成了14班。学校领导班子没有几个人。刘志安校长，沉默寡言，看起来低调稳重。陈主任和教务处的段老师。陈主任不久调走了。薛贞云只教几节政治课，也不像学校的领导人物。文革中有个班写大字报说他是走资派。但有人提出他根本不是干部。新选出的学生委员会人员，我只记得有11班张春才主席，有十三班的武荫尧副主席。武荫尧是我的发小。他随父亲在尹村生活，是从尹村学校考入大霍初中的。

初中的学习条件好多了。宽敞的教室，明亮的玻璃窗，整齐的课桌，平整的砖墁地面，令我十分舒心。晚上两节自习课，先是自点蜡烛，不久换成汽灯，接着又换成电灯。班主任徐时中，高高的个子，严厉且责任心很强。他任物理课，教授能力也很好。班里的学生干部自然是班主任慧眼识真指定的。班干部学习成绩也是比较好的。班长副班长有高志国，性格高傲；赵成英性格内向；魏同科性格温和；学习委员赵胜得像一个温柔的小女生；文体委员何爱珍热情幼稚；生活委员孟增坤性情蔫吧。当时班里分成六个值日小组，主要负责打扫卫生。我任六组组长。后来接替孟增坤担任生活委员。我虽然在高小学习成绩不错。但到了初中尽管努力也不过占个中上游。我五音不全不爱文艺，但爱好体育。喜欢打篮球、乒乓球、跑跳。曾经在学校运动会拿过三千米冠军和亚军；跳远亚军；400米接力冠军。班里的语文课代表郑顺海语文成绩好，字写得漂亮。我一直协助他办墙报。徐彦英英语好，后来考取了国办教师。当了多年的大霍乡中校主任。

班里有几个捣蛋生闹得鸡犬不宁。有一个学生仗着老子是残废军人和自己能说会道，拿着最高的奖学金，神气十足，常常为难徐老师。有个郭姓男生和一个刘姓女生疯狂谈恋爱。同学们都喊他俩“203”和“小白鸽”。有几个同学为这事推波助澜，大肆渲染。不知道是支持还是别有用心。我那时就是一个傻子，对此事从来不感兴趣，知之甚少。还有一个一米八几的学混子，不知道怎么进入校门的，从来不交作业。听说文革中徐老师的自杀与他有关。他偷了学校的收音机被查出来，却诬陷是徐老师指示的。公社武装部对徐逼供信，徐老师这样清高的知识分子怎么受得了这么大的侮辱，跳井自杀了。这一死就被扣上一顶反革命的黑帽子。听说后来平反了，但家破人亡的结果谁能挽救回来呢？

初中时期学校的政治气氛十足。一进校门就开始学习中央《九评赫鲁晓夫》的文件。国际上风云变幻，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国内的政治斗争逐渐尖锐化。六四年开始四清。六五年我参加了一次校长刘志安检讨的会议。师生们也没提多少问题。有人说他是国民党员，没见他否认。过了几天，趁午睡时间他跳到开水锅里死的很惨。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是隆尧人最难忘的日子。晚上五点多强烈的地震把我们从睡梦中摇醒。同学们顾不得开灯穿衣就跑到院里了。过了一会没动静了才穿好衣服上早操。而后自由活动。黎明，看到南面公路上有汽车和部队行进。上午又有飞机飞过。这才知道隆尧白家寨一带闹大地震了。第二天，周总理来到隆尧，并亲历白家寨窝棚里看望受灾群众。还召开大会讲了话，提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号召。很快，全国四面八方开始支援灾区建设。后来把重心转为生产，口号换成“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重灾区统一建造八尺半高的卧砖防震房。将个人现存的砖瓦等原料一律入集体，国家给予补贴，按户口每人给七分间住房。经过三四年大部分家庭住进了新房。由于盖房烧灰，铺路用石，仅三十年就把尧山挖的面目全非。

四清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六六年五月，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学生运动很快席卷全国。在这之前，以上海文汇报为主的报刊就开始批判文艺黑路线了。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笔杆子成了名人。后来才知道都是四人帮的干将。“三家村”，“四家店”，《海瑞罢官》等文艺作品被批得体无完肤。继而是全国大论战。我们班的郑顺海同学爱看报纸。他锐敏地觉察到这次运动非同一般。要打倒一大批人，还有高层的领导。后来事实证明就是如此。不久出现了红卫兵。毛主席八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由此风起云涌，史无前例。

学校很快进驻了工作组。先来了一个县中队的郭队长，后又来一个老邢。在工作组的指导下，成立了学校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组织（亦称官办红卫兵）。苏晨喜老师任革委会主任和学校红卫兵领导。各班选出优秀学生成为红卫兵。我成为第一批红卫兵。学校红卫兵总部代替了学生会。我们学校离冯村车站近，大串联的消息迅速传来。于是我班选出包括我在内的十名红卫兵去北京串联。记得有赵建鹏，赵胜得，张庆申，李小英等。我们是九月初去的。北京接待处安排到东直门小学住宿。好不容易找到位置，发现只有空床，没有被褥。我们都穿着单衣，忍受了一夜的寒冷和蚊子咬。第二天早饭后分头去大学取经。我去了北大。其他同学有去清华的，地质的，北航的····。我到北大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的大字报。最醒目的是聂元梓等人炮轰北大领导的大字报和毛主席支持聂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更多是批判北大书记陆平彭佩云等领导和工作组长张承先的。我只顾抄写大字报，不肯浪费一点时间欣赏北大的文化景观，实为一大憾事。记得有个北大的学生记了我的通讯地址。后来，我收到了北大寄来的未署名的邮件：一幅山水画和一本赵孟頫的字帖。我一直保存到1993年。后因离家工作连同很多书籍和照片都丢失了。

在北京三天我们就回来了。到冯村一下车，就碰到我们班里的几个同学正要发传单。一看，原来是找我们的“寻人启事”。我们当时就感到十分惊诧。回到学校，同桌高文奇跟我要纪念章，我把自己仅有的一枚给了他。他悄悄跟我说“工作组要整你们了”。第二天，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大会。邢组长滔滔不，批评赴京串联的同学目无组织纪律，将我们的红卫兵除名。以后，各种矛盾迅速激化。我们班于九月十五日成立了“九·一五”红卫兵组织。发布宣言，废除官办红卫兵。宣言是郑顺海，张怀金等人写的。笔锋牟利，特别有战斗力。第一句用了当时最响亮的毛主席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最后一句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随后，把学校红卫兵总部的牌子，旗帜和印章捣毁。后来，又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这两个红卫兵组织都说是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经常开展大字报，大辩论。谁说谁有理，谁也说不清。这时大串联席卷全国。我和孟增坤等几个同学去北京参加了毛主席第六次接见。

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是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的，陶铸同志主持。红卫兵队伍从天安门下通过。由于人多队伍行进太慢，陶铸不时地向红卫兵喊话“红卫兵同学们，抓紧时间往前走，毛主席已经累了，大家要关心毛主席的健康！”。这次我们看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国家领导人。毛主席精神焕发，频频挥手。红卫兵高喊“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如雷轰鸣，不绝于耳。毛主席不断对红卫兵喊“红卫兵万岁”。本来计划上午十点接见开始，十二点结束，结果一点多才结束。

　　后来我们又串联到上海。在南京我和董继军等几个同学上了火车。还有同科，彦英等人没挤上去，由此分成了两伙。学生们挤满了闷罐火车，久久不开车。听说严重超员把车厢压坏了，修后才开动。火车是搭坐轮船过江的。路上走走停停成了老慢牛。下午走到一段两边是岗坡的地方停下了。人们抢着下车方便，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饥饿的人们围住担着箩筐的农民，抢买红皮水萝卜。傍晚终于到了上海。我们住尽南京路的“上海第一百货商”。有人发给了被褥。褥子下面铺的稻草。我们参观了不久才制造出的江南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浏览了黄浦江大桥；还参观了叶弗康的“”水晶宫”展览”。叶弗康过去是做礼帽生意的。他把买卖做到了国外发了家。解放后保留了他这所“洋房”。这洋房是平房，内部的房间装潢了水晶玻璃材质。房间天花板和四周墙壁全贴满了多棱形状的水晶镜片，在五彩灯光的照射下，反射出光怪陆离的奇异幻像，令人称奇叫绝。洋房互相连接，每间屋收藏一种什物。有“宝石”，“手枪”，“首饰”“钟表”“衣服”，“皮鞋”等等（洋玩意甚多），令我们眼花缭乱。因为火车紧张七八天后才回来。

上海回来后形势越来越乱。我回家住了几天。怀金，同科，彦英来家找我回校闹革命。我父亲不愿意让我去，说“不要再闹了，这是有人在利用你们，最后挨整的还是你们。”我们听了不以为然。到六八年，文革开始收敛了。我们成了站错队的，需要灵魂深处闹革命做检讨。有几个同学还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群殴。孟俊青回到学校报名参军却被打的头破血流。我们想不通：自己一直严格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为什么错了呢？这时候同学们才悟出我父亲曾经说得话的真谛。一九六八年秋后，我们响应上级号召回到老家。我的初中生活就此结束。

在家劳动了一年，到一九七零年初，固城高中开始招生。我又上了高中。这一年招了两个排（学校军事化了）。校领导和教师多是从原一二中调来的，水平较高。但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只能先从初中复习开始。我的语文基础好些，老师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读。我喜欢化学。化学老师是原一中的名师冯士俊。当时没有课本，冯老师叫我和褚拴虎刻板油印成活页教材供学生用。所以我的化学成绩比较好。后来我教初中化学时，还得过校区考核前三名。 六九年珍宝岛战役后，战争气氛十分紧张。学校响应“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在学校开始挖地道。一排有个北京回乡的固城女同学胡光辉，不但长得好，学习好，而且作风正派，性格活泼。别看是从大城市来的，不怕脏，不怕累。干挖地道这苦累活特别卖力气。后来听说他考上了唐山工业学院。不幸赶上大地震，与未婚夫双双遇难。遇难的还有同学曹志安。我在固城高中学习了一年，响应国家号召，于七零年底参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