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忻州东呼延里苏元德墓表考释

陀罗山人

一、引言

墓志铭与墓表是研究区域社会史的重要民间文献。本文所录《培良苏公墓表》，材料来源于王志勇先生发表的忻府区文史资料，系清末民初忻州文人王建屏为同乡商人苏元德所撰。此表不仅记录了苏元德由贫贱而经商致富、晚年归乡的人生历程，更生动反映了清代忻州商人“走西口”过程中宗族互助与乡土认同的复杂面相。与一般墓表多颂扬个人功业不同，本文以苏元德收葬同族枯骨一事为核心，凸显了商人群体的宗族观念与道德情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墓表录文

为便研究，先将墓表全文标点录文如下：

培良苏公墓表

中原自陆沈以来，家族之义不明，视同族之人死生存亡往往无关痛痒，不幸族中有馁而之鬼、暴露之屍，亦淡漠置之。夫执以而过问，至所谓“原隰哀而兄弟求”者，吾不敢谓世无其人，然而不数觏矣。异哉！培良苏公，其古之遗民乎！

公讳元德，字培良，世居忻之东呼延里。父延兴，母贾氏，农家者流，家资仅中人产，后中衰。故公少时殊贫贱，弱冠后服贾塞北，在今归绥道属之萨拉齐。其地华夷杂处，人情风俗，庞杂悍横。公久居其地，忠信明决，素孚于众望。土人稍有违言，公为之排难解纷，每一着手，焕然冰释。片言折狱，公实当之无愧。至于今，公其往矣，塞北之口碑不啻人置一通焉。

然此特公之才耳，非吾所崇拜祝颂者也，而吾所崇拜祝颂于公者，则敦睦族谊、泽及枯骨之一事。公族中有在宁远属之营盘梁垦荒者，歌于其地，哭于其地，聚族于其地，盖已数世矣。后系忽绝，屍骸皆暴露，于其间白骨垒垒，历历数之，其骨具殆十有二焉。死者其有知也，当月黑天寒，朔风凛冽之际，惨痛之状，殆不可以言语形容也。公念及此唏嘘酸鼻，喟然叹曰：使我同宗之人常为异域之鬼，果谁之咎也？由是检诸遗骸，盛以棺具，载以囊驼，跋山涉水，阅数百里悉返，葬于祖坟，案族谱而排之，而幽魂于以得所。公之敦睦族谊，为何如哉！世有闻古之风而兴起者，而种族之观念将自此深矣。

公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六月二十日申时，卒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十二日戌时，历春秋六十有六。配郭氏，女佳偶也，中馈无亏，后公六年而卒，历春秋七十有四，哲嗣男女各二。

三、墓主苏元德及其家族

苏元德（1835—1900），字培良，世居忻州东呼延里。东呼延里即今忻州市忻府区东呼延村，系忻州望族苏氏聚居之地。据墓表所载，苏元德出身农家，家资原属“中人产”，后家道中衰，遂于弱冠之年（约二十岁）远赴塞北经商，落脚于萨拉齐厅。

萨拉齐厅设于乾隆四年（1739），属归绥道，地处土默特右翼旗，为清代蒙古地区重要农业垦区及商业枢纽。道光以后，萨拉齐一带汉民聚集日众，商贾云集，成为晋商“走西口”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苏元德在此经商数十年，以“忠信明决”立身，深孚众望，常为土人排难解纷，颇有乡望。墓表谓“塞北之口碑不啻人置一通”，足见其商誉与人格在当地影响之深。

四、撰表者王建屏事迹补证

墓表作者王建屏（1870—1950），字树侯，法号力宏，忻州三交镇车道坡村人。其人生平颇具传奇色彩：1893年中秀才，入令德堂学习，因家贫返乡教书。1907年经梁俊耀（硕光）介绍加入同盟会，此后以教徒身份为掩护，在归化、萨拉齐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曾任萨拉齐耶稣堂附设学堂教员，并介绍郭鸿霖、李士秀、李士元等人加入同盟会。太原辛亥起义前奉命南归，途中随张瑜北路军攻取代州、怀仁，后任忻代宁公团忻州分团团长。

1913年至1915年任萨拉齐厅知事期间，因好周济穷人，卸任时竟亏空四千余元。1916年转任山西省议员，兼太原私立中和中学国文教员与《晋阳日报》编辑。后因拥护续桐溪反阎锡山，政治上失意，遂于1922年前往陕西终南山拜妙舫法师为师，同年秋于五台山受戒，法名力宏，从此潜身佛门。1931年前后任京西万寿寺方丈，后在太原担任崇善寺、宝灵寺、北十方院、双塔寺住持及海子边佛教协会负责人。1950年圆寂，享年八十。其一生最大贡献是抢救驰名中外的《赵城金藏》五千余卷，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王建屏由秀才而同盟会会员，由知事而议员，最终遁入空门，人生轨迹折射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革命、仕途与出世之间的辗转沉浮。其晚年皈依佛门后仍心系文献保存，抢救《赵城金藏》之举，与早年抢救同族遗骸的苏元德在精神气质上实有相通之处——皆以“泽及”为念，一及于人，一及于书。王建屏为苏元德撰表，或亦寓有自况之意。

五、墓表所见忻商“走西口”的悲情面相

墓表最值得注意者，是苏元德收葬同族枯骨一事。文中记载：苏氏宗族中有数代人在宁远厅属营盘梁垦荒，“歌于其地，哭于其地，聚族于其地”，然“后系忽绝”，十二具遗骸暴露荒野。苏元德念及“同宗之人常为异域之鬼”，遂检拾遗骨，盛棺装载，以骆驼跋涉数百里，归葬忻州祖坟。

这一记载揭示了清代忻商“走西口”的另一面相。以往对晋商的研究，多聚焦于其致富荣归的成功叙事，而墓表则生动呈现了商贩垦民在外可能遭遇的惨淡结局。宁远厅即今内蒙古凉城县一带，与萨拉齐同属归绥道垦殖区。苏氏族人“聚族于其地，盖已数世”，说明东呼延苏氏在口外已有长期、成规模的垦荒经商活动，但最终“后系忽绝”，或因病殁，或因战乱，或因生计困顿而无人收葬。这类悲剧在“走西口”的历史中应非个案，然因文献阙如，鲜有记录。墓表以私人书写的方式，为此类底层移民的生命史留下了珍贵注脚。

苏元德“检诸遗骸，盛以棺具，载以囊驼，阅数百里悉返，葬于祖坟”之举，并非单纯的慈善行为，而具有深刻的宗族文化意涵。清代宗族观念强调“敬宗收族”，归葬祖茔既是对“魂归故里”传统观念的践履，也藉由仪式性的安葬行为，将散落口外的族人重新纳入宗族谱系之中——“案族谱而排之”——从而维系了宗族在地域离散中的连续性。

六、墓表的历史价值

综观全文，此篇墓表具有多重史料价值：

其一，为研究清代忻州商人家族提供了具体个案。苏元德由农家子弟而塞北商人，其生平折射了忻州地区人口外流与商业发展的地域传统。东呼延苏氏在口外数代垦荒经商的事实，表明忻商在归绥道的活动并非零星的个人行为，而是带有宗族组织特征的持续性迁徙。

其二，墓表以“收骨归葬”为核心叙事，凸显了晋商群体在商业活动之外的宗族伦理与道德关怀。这种书写方式本身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在乡绅眼中，商人的财富累积尚在其次，“敦睦族谊”方为可传之后世的美德。

其三，墓表提供了清代口外移民社会生活史的具体细节：营盘梁垦荒、白骨暴露、骆驼载棺、数百里归葬，皆为珍贵的历史场景还原。对于研究清代内蒙古地区汉民移民的生存状态与死亡处置，此文是不可多得的民间文献。

其四，撰表者王建屏的特殊身份——同盟会会员、萨拉齐厅知事、佛门高僧——为墓表增添了多重解读空间。其以“种族之观念将自此深矣”作结，将宗族收骨之事与近代民族观念相勾连，体现了清末民初知识界以传统宗族话语接引现代观念的思想痕迹。

七、结语

《培良苏公墓表》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在众多墓志文献中别具一格。它不仅记录了商人苏元德的生平事功，更通过“收葬枯骨”一事，呈现了清代“走西口”移民潮中宗族纽带的坚韧与脆弱。当苏元德以骆驼载着十二具族人的遗骸，从塞北跋涉数百里回归忻州祖茔时，他所完成的不仅是一次物理空间的迁移，更是一次宗族记忆与乡土认同的重建。此表由王建屏撰文，亦可谓得其所哉——两位忻州人，一以商人之身收族人遗骨，一以佛门之身救传世藏经，虽时代悬隔，而其“泽及”之心，实有同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