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碑想把司马光苏轼钉在耻辱柱上，老天劈碎石碑，自己却遗臭万年

东方时空

立碑想把司马光苏轼钉在耻辱柱上，老天劈碎石碑，自己却遗臭万年蔡京 三百零九人被他刻成奸党，自己却饿死成乞丐，埋进自己建的穷人坟地——一块石碑如何翻转了北宋最无耻权相的命运！六贼之首带着百万金银逃命，沿途百姓宁可饿死也不卖他一口饭——八十岁蔡京的最后十天，写尽了权力小丑的窘境！蔡京三百九人奸党碑，六贼之首万年羞：一块石头铭刻北宋残酷党争党争祸根：从熙宁变法到蔡氏投机北宋熙宁二年的春风，吹皱了汴京城的一池春水。那年春天来得格外早，二月的汴河已经解冻，两岸柳树冒出了嫩芽。年轻的宋神宗赵顼坐在垂拱殿里，手里攥着一份奏章，眉头拧成了疙瘩。这份奏章是王安石写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字字句句都在说：大宋看似太平，实则危机四伏，不改不行。神宗把奏章拍在案上，叹了口气。他今年才二十岁，登基不过两年，可他已经看明白了——大宋的国库快空了，军队烂透了，官员们整天就知道扯皮。他需要一个能干事的人。三月，王安石从江宁来到汴京。神宗在紫宸殿召见他，开门见山就问：“卿有什么办法能让大宋富强起来？”王安石挺直腰板，声音不大但斩钉截铁：“陛下，臣的办法只有一个字——变。变则通，通则久。祖宗之法未必都是对的，陛下若有决心，臣愿肝脑涂地。”这场谈话持续了整整一天。第二天，神宗就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变法正式开始。消息传出去，朝堂炸了锅。御史中丞吕诲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在朝会上指着王安石的鼻子骂：“此人虽有名声，但迂阔自信，一旦大权在握，必乱天下！”王安石冷冷看了他一眼，转身对神宗说：“陛下，天下之议纷纷，但变法之事，非议所能阻。臣请陛下坚定决心。”神宗点了点头。于是，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一道道新政令像雪片一样飞向全国各地。可变法很快就变了味。青苗法原本是青黄不接时给农户贷款救急，利息很低，等秋收后再还。可到了地方官手里，变成了强行摊派——不管你需不需要，都得贷，贷了就得还利息，还不上就卖地逃荒。山东的农民李老汉就是受害者之一，他被逼着贷了十贯钱，秋收时还不上，家里的三亩薄田被官府收了去，一家老小只能沿街乞讨。李老汉蹲在田埂上，望着自家的地被插上别人的牌子，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地上：“这叫啥变法？这不是要俺们的命吗？”朝堂上也乱成了一锅粥。支持变法的叫新党，反对的叫旧党，两派人见面就掐，恨不得把对方生吞活剥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编纂间隙，写了三封长信给王安石，苦口婆心地劝他：“介甫兄，变法不是坏事，但你这法子太急了，下面的官吏趁机鱼肉百姓，你知不知道？”王安石回信只有八个字：“人言不足恤，天命不足畏。”司马光看完信，气得把信纸揉成一团，扔进了火盆。他对身边的范纯仁说：“完了，这人疯了。他以为自己是圣人，可圣人也得讲道理啊。”就在这场大风暴里，一个来自福建仙游的年轻人踏入了官场。他就是蔡京，熙宁三年考中进士，被派到钱塘做县尉。蔡京长得白白净净，一双眼睛总是笑眯眯的，见了谁都客客气气。刚到钱塘那天，县衙的老吏张伯给他介绍情况，说青苗法在本地推行得如何艰难。蔡京听完，脸上挂着笑，嘴上说着“辛苦了辛苦了”，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晚上回到住处，蔡京坐在灯下，拿出随身带的小本子，在上面写了几行字：“王安石得势，新党当红。司马光虽在野，但旧党根基深厚。两边都不能得罪，但也不能站错队。”他把本子合上，吹灭了灯，黑暗中露出一丝笑意。从这一天起，蔡京开始了他的政治投机生涯。他先是靠着同乡王安石的推荐，进了新党的圈子。王安石对这个同乡后辈很看重，几次在神宗面前夸他“办事得力”。蔡京也确实能干，在钱塘任上把青苗法推行得有声有色，老百姓叫苦连天，但他报上去的数字好看得很。王安石看了奏报，满意地点了点头。可没过几年，神宗驾崩，哲宗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旧党的后台，一上台就召回司马光，废除了所有新法。司马光回到汴京那天，满朝文武夹道欢迎，有人激动得当场哭了。司马光摆摆手，说：“别哭了，先把国家的事情办好要紧。”司马光要求五天之内废掉募役法，恢复差役法。这道命令一下，满朝文武都说做不到——五天？开什么玩笑？光是统计户籍就得一个月。可蔡京不一样。他在开封府做知府，接到命令后，二话不说，召集手下连夜加班。他自己也守在衙门里，三天三夜没合眼，盯着每一个环节。第四天一早，他就跑到司马光的府上，恭恭敬敬地递上一份文书：“司马相公，开封府的募役法已经全部废除，差役法已经恢复，请您过目。”司马光接过文书，翻了翻，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他看着眼前这个满脸疲惫却笑容灿烂的年轻人，忍不住拍了拍他的肩膀：“若人人都像蔡京这样，天下哪有办不成的事？”蔡京鞠躬退下，走出司马光的府邸，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他心里冷笑一声：“司马光啊司马光，你以为我是真心拥护你？我只是不想丢了官罢了。”果然，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新党又得势了。章惇当了宰相，一上台就要恢复新法。蔡京二话不说，立刻跑到章惇府上，把当年在司马光面前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只不过这次换了个说法：“章相公放心，我这就把差役法废掉，恢复募役法。”章惇看着他，眼神有些复杂。这个人太滑了，滑得像一条泥鳅。可章惇需要人手，还是用了蔡京。蔡京在新党和旧党之间来回横跳，每一次都跳得恰到好处。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新党里的人也不是傻子，有人就看穿了蔡京的把戏。御史中丞丰稷在朝会上公开弹劾蔡京：“此人反复无常，毫无操守，今日附新党，明日附旧党，天下哪有这样的忠臣？”蔡京被赶出京城，到杭州赋闲去了。可蔡京不是一般人。他知道，在官场上混，光有能力不够，还得有人。他盯上了一个人——童贯。童贯是宋徽宗身边的太监，深得皇帝信任。蔡京打听到童贯喜欢书画，就花重金买了一批名家字画，又把自己珍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拿了出来，托人送到了童贯手上。童贯一看，眼睛都亮了。他虽然是太监，但对艺术是真爱。两人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更绝的是，蔡京自己也写得一手好字。他的书法学的是王羲之和米芾，笔力遒劲，气势磅礴。有一次，童贯把蔡京的字拿给宋徽宗看，宋徽宗一看就愣住了：“这是谁写的？好字！”童贯笑着说：“回陛下，这是前开封知府蔡京的手笔。”宋徽宗点点头，把字收了起来。从此，他记住了蔡京这个名字。崇宁元年，宋徽宗决定重用蔡京。拜相的诏书下达那天，蔡京跪在丹墀之下，双手接过圣旨，眼泪哗哗地往下流。他哽咽着说：“臣一定不负陛下的信任，誓死效忠大宋。”可转过身，他的眼睛里就闪过一丝寒光。他心里清楚，自己这些年受的委屈，该一笔一笔地讨回来了。三次立碑：三百零九人的“奸党”黑名单蔡京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出“继承神宗新法”的旗号。他在朝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先帝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可那些元祐年间的人，把先帝的心血全毁了！陛下，若不惩治这些人，大宋何以立国？”宋徽宗坐在龙椅上，听得连连点头。他年轻，好大喜功，喜欢听漂亮话。蔡京这番话正好挠到了他的痒处。崇宁元年九月，蔡京递上了第一份名单。这份名单是他和几个心腹关起门来研究了半个月的结果。名单上列了一百二十个人，领头的就是已经去世的司马光，还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蔡京把这些人都定性为“元祐奸党”。宋徽宗看了看名单，犹豫了一下：“司马光虽然反对变法，但他是个正直的人，把他列为奸党，会不会……”蔡京立刻跪下，声音里带着哭腔：“陛下！司马光表面正直，实际上包藏祸心。他反对新法，就是为了破坏先帝的事业。若不惩处，天下人还以为先帝错了！”宋徽宗想了想，最终还是点了头：“那就按你说的办吧。”蔡京又提出：“陛下，臣恳请陛下亲笔书写这些人的名字，刻在端礼门上，让天下人都看看，这就是反对新法的下场！”宋徽宗答应了。他提起御笔，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一百二十个人的名字。写完之后，他放下笔，揉了揉手腕，对蔡京说：“蔡爱卿，这事就交给你去办了。”蔡京磕头谢恩，退出大殿。他站在宫门外，仰头看了一眼天空，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端礼门上的石碑很快就立起来了。石碑高三丈，宽一丈，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名字。蔡京特意让人在碑额上刻了四个大字：“元祐奸党”。每天上朝的官员路过端礼门，都要抬头看一眼这块碑。有人低头匆匆走过，有人驻足凝视，还有人咬着牙攥紧了拳头。翰林学士叶梦得就是其中之一。他站在碑前，看着司马光的名字，眼眶红了。他小声对身边的同事说：“司马相公一生清廉，死后连块像样的墓地都没有，现在居然被刻在这块碑上，真是……”同事赶紧捂住他的嘴：“别说了！你不要命了？”叶梦得甩开他的手，转身走了。回到家，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千古是非谁管得，一时恩怨总成空。”写完，他把诗稿烧了，坐在书房里发呆。第二年，有臣子上书说，京城端礼门有碑，可偏远地方的百姓不知道这些“奸党”的名字。蔡京正求之不得，立刻请求宋徽宗把名单颁行天下，让每个州县都立一块碑。宋徽宗又答应了。这一次，名单增加到二百零八人。蔡京把一些原来不在名单上的人也加了进去，比如他的亲弟弟蔡卞的政敌，还有几个骂过他贪污的言官。有人问他为什么加这些人，蔡京淡淡地说：“他们和元祐党人勾结，自然也是奸党。”到了崇宁三年六月，蔡京觉得还不够。他要趁这个机会，把所有和自己作对的人一网打尽。他对手下说：“你们去查，凡是得罪过我的，不管是谁，都给我列进来。”手下小心翼翼地问：“章惇和曾布呢？他们可是新党的人。”蔡京冷笑一声：“章惇？当年他看不起我，处处打压我。曾布？他抢了我的相位，让我在杭州喝西北风。你说他们是不是奸党？”手下不敢再问了。最终，名单定格在了三百零九人。这里面有旧党的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也有新党的章惇、曾布、李清臣。有文臣，有武将，有太监，还有几个和尚道士。蔡京把所有和自己有过节的人都塞了进去，名单之长，范围之广，堪称空前绝后。宋徽宗第三次亲笔书写名单，刻在文德殿门的东壁。蔡京则亲手抄写了一份，颁行全国所有州县。朝廷下了严令：凡是榜上有名的人，活着的贬到偏远地区，永不录用；死了的追夺官爵赠谥；子孙不准留在京城，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不准和皇室通婚，连进京都不准。这道命令传到各地，哭声一片。苏轼的儿子苏迈正在家中整理父亲的文稿，听到这个消息，手里的笔啪地掉在了地上。他呆呆地坐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父亲的灵位前，跪下来磕了三个头：“父亲，您一生光明磊落，怎么就成了奸党？”苏迈的妻子在一旁抹眼泪：“这可怎么办？孩子们以后怎么办？”苏迈咬了咬牙：“搬家。搬到乡下，改名换姓，再也不提自己是苏轼的儿子。”可有些人连改名的机会都没有。黄庭坚的孙子黄㽦，当时才十二岁，被官府从学堂里揪出来，赶出了京城。他站在城门外，回头看了一眼汴京城的城墙，眼泪止不住地流。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只知道爷爷的名字被刻在一块石碑上，他就成了罪人的后代。蔡京要做的，就是把这三百零九人从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彻底抹掉。他以为自己赢了，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他万万没想到，这块碑从立起来的第一天起，就碰了钉子。石匠良心：刻碑路上的动人故事长安府接到刻碑的命令，找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安民。安民五十多岁，一辈子靠刻碑吃饭。他的手艺好，为人正直，在长安城里很有口碑。官府把名单递给他，他戴上老花镜，一个一个地看。看到司马光的名字时，他的手抖了一下。再往下看，又看到了苏轼、苏辙、黄庭坚……安民放下名单，摘下眼镜，对官差说：“这碑我不能刻。”官差瞪大眼睛：“你说什么？这可是朝廷的命令！”安民平静地说：“我知道。可我是个粗人，不懂什么朝廷大事。我只知道，司马相公是个好人。当年他在洛阳编书，我去给他刻过碑，他对我客客气气的，还给工钱多给了两贯。这样的人，怎么能说是奸党？”官差气得脸都绿了：“你这是抗命！信不信我把你抓起来！” 安民跪了下来，声音颤抖但坚定：“大人，我不敢抗命。可我实在不忍心刻这些名字。您要是非要我刻，那我就刻，但求您一件事——千万别把我安民的名字刻在碑的末尾，我怕后世的人骂我。”这件事很快传遍了长安城。茶馆里，酒肆里，人们都在悄悄议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秀才端着茶杯，叹了口气：“连石匠都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难道朝廷不知道吗？”另一个年轻人压低声音说：“朝廷当然知道，可他们装不知道。”老秀才摇摇头：“这世道，黑白颠倒了。”无独有偶，九江也有一个碑工，名叫李义。他接到命令，要铲掉苏轼和黄庭坚题写的匾额。李义看了看匾额上的字，又看了看官差，说：“这活儿我不接。”官差问为什么。李义说：“我小时候家里穷，吃不饱饭。有一年冬天，苏学士路过九江，看我饿得快死了，给了我五两银子，还帮我找了份刻碑的活儿。从那以后，我才有了饭吃，有了衣穿。现在你要我铲掉苏学士的字，这不是让我忘恩负义吗？”官差冷笑道：“你不怕死？”李义挺起胸膛：“怕。可做人不能没良心。你要杀就杀，反正我不干。”官差拿他没办法，只好换了别人。最让人唏嘘的，是黄庭坚的故事。崇宁二年，黄庭坚闲居在荆南。他住在城外的一座小院里，每天种菜、读书、写字，日子过得清贫但自在。有一天，承天寺的方丈慧觉禅师来找他，说寺庙新建了一座阁楼，想请他写一篇记文。黄庭坚欣然答应，挥笔写下了《荆南承天院记》。这篇记文写得很用心，黄庭坚在文章里回忆了自己年轻时在荆南游学的经历，感慨世事变迁。文章结尾写道：“江山依旧，人事已非，唯有佛性长存。”可就是这么一篇文章，惹来了杀身之祸。转运判官陈举，是个典型的官场小人。他一心想巴结蔡京，可一直找不到机会。当他得知黄庭坚写了这篇记文，立刻派人把文章抄录下来，送到蔡京那里。蔡京看完，冷笑着对陈举说：“你看这一句，‘江山依旧，人事已非’，这是在讽刺朝廷！还有这一句，‘唯有佛性长存’，这是在诅咒新法不长！”陈举连忙附和：“蔡相公说得对！黄庭坚这是在幸灾谤国，罪大恶极！”蔡京点点头：“你做得很好，我会记住你的。”陈举千恩万谢地退了出去。他以为自己的仕途要飞黄腾达了，可蔡京转头就把他忘了。陈举等了很久也没等到升官的诏书，后来郁郁而终。黄庭坚的命运就没这么幸运了。朝廷下诏，将他除名，押送到宜州管制。宜州在今天的广西境内，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瘴气弥漫，毒虫遍地。押送的官差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叫王虎。他奉命押送黄庭坚，一路上对他还算客气。可到了宜州地界，王虎就开始不耐烦了，催着黄庭坚快走。黄庭坚身体本来就不好，走得慢了些，王虎就用鞭子抽他：“快点！磨蹭什么呢！”黄庭坚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走。他的脚磨出了血泡，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可他一声不吭。到了宜州，当地官员听说来的是元祐党人，都不敢接待。黄庭坚只好住在城楼上的一间破屋里。那屋子四面透风，下雨天漏水，冬天冷得像冰窖。可黄庭坚不在乎，他每天靠着栏杆看书，有时候还会写几首诗。‍崇宁四年九月三十日，黄庭坚病倒了。他躺在破床上，浑身发烫，意识模糊。恍惚中，他听到了外面的雨声，淅淅沥沥，打在屋顶上，打在树叶上，打在石板上。他挣扎着爬起来，拿起笔，在墙上写下了最后一首诗：“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写完，他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第二天早上，邻居发现黄庭坚已经死了。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可脸上的表情却很安详。消息传到汴京，蔡京正在家里喝酒。他听到黄庭坚的死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了一句：“死得好。”可蔡京不知道，黄庭坚的名字虽然刻在了元祐党人碑上，但他的诗却流传了下来，一千年来被人传诵不绝。而蔡京自己的名字，却成了奸臣的代名词，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还有张耒，也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建中靖国元年，苏轼死在常州。消息传来时，张耒正在颍州做官。他听到噩耗，当场就哭了。身边的人劝他：“苏学士是党人，您千万不能去吊唁，不然会被牵连的。”张耒擦干眼泪，说：“我受苏公知遇之恩，就算因此贬官，我也问心无愧。”他带着下属，在颍州的官衙里设了灵堂，为苏轼举哀行服。他跪在灵位前，哭得像个孩子，一边哭一边说：“苏公，您走得太早了！这世上再也没有您这样的人了！”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朝廷。蔡京一听，勃然大怒：“张耒竟敢为奸党挂孝！这是对抗朝廷！把他给我贬到黄州去！”张耒被贬到黄州，安置在那里，永远不能升迁。可他从来不后悔。他在黄州住了十几年，每天种菜、教书、写诗，日子虽然清苦，但心里踏实。老百姓心里都像明镜一样，谁是奸，谁是忠，哪是一块碑就能颠倒的？蔡京让州县立碑，有的地方官干脆把碑扔在厕所旁边，有的偷偷打碎埋起来，没人真的把这块碑当回事。星变毁碑：权力的疯狂终有尽头崇宁五年正月，一颗彗星扫过北宋的天空。那天晚上，汴京城里的百姓都看到了。彗星的尾巴很长，像一把扫帚一样扫过天际，发出幽幽的白光。老人们吓得跪在地上磕头：“老天爷发怒了！老天爷发怒了！”皇宫里也是一片慌乱。宋徽宗站在御花园里，仰头看着那颗彗星，脸色煞白。他问身边的太监：“这是什么征兆？”太监战战兢兢地回答：“陛下，古书上说，彗星出现，是上天示警，说明皇帝做了错事……”宋徽宗打断了他：“胡说！朕有什么错事？”太监不敢说话了。可第二天一早，大臣们就纷纷上书了。太史局的主管官员第一个站出来，说彗星出现在紫微垣，主君臣不和，必有冤狱。接着，中书舍人刘逵也上书，说元祐党人碑立得不妥，得罪了上天。宋徽宗坐不住了，赶紧下诏，让大臣直言朝政得失。诏书一下，奏章就像雪片一样飞来。有人说党禁太严，有人说蔡京专权，有人说应该废除新法。宋徽宗越看越心烦，可他又不敢不听——老天爷都发怒了，他能怎么办？蔡京也慌了。他跑到宫里，跪在宋徽宗面前，声泪俱下地说：“陛下！彗星只是天象，和党人碑有什么关系？这都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宋徽宗皱着眉头说：“可满朝文武都这么说，朕能怎么办？”蔡京还想争辩，宋徽宗摆了摆手：“行了，你回去吧。朕自有主张。”蔡京退出大殿，心里七上八下。他回到家，一个人在书房里坐了很久。妻子王氏端了碗参汤进来，小心翼翼地问：“老爷，怎么了？”蔡京抬起头，眼里满是疲惫：“没事，你出去吧。”王氏放下参汤，退了出去。她站在门外，听到里面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几天后，宋徽宗下了一道诏书：全国各地的元祐党人碑全部销毁，解除党禁。消息传出，蔡京差点晕过去。他再次跑到宫里，苦苦哀求：“陛下！碑不能毁啊！这是先帝的意思！”宋徽宗冷冷地看着他：“先帝？先帝都死了多少年了？朕才是现在的皇帝！朕就想让天下消消气，你听不懂吗？”蔡京跪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就这样，立了不到三年的元祐党人碑，绝大多数都被打碎了。工匠们拿着锤子，一块一块地把石碑敲碎。碎石头堆在地上，像一座小山。有人捡起一块碎石，上面正好刻着“司马光”三个字，他把石头揣进怀里，悄悄带回了家。蔡京也因为这一次星变被第一次罢相。他收拾东西离开汴京时，站在城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眼睛里满是怨恨。他心里说：“等着吧，我会回来的。”果然，没过多久，蔡京又回到了朝堂。他利用宋徽宗对他的信任，重新掌握了权力。可这一次，他收敛了很多，不再那么明目张胆地整人了。因为他知道，老天爷都看不惯他了。颠倒历史：奸党碑变光荣榜二十年后，金兵南下。靖康元年，金军攻破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被掳走，北宋灭亡。太学生陈东带着几百名学生，跪在宣德门前，上书请求诛杀“六贼”。陈东的声音嘶哑，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六贼不除，天下不宁！”宋钦宗没办法，只好下诏处置蔡京。此时蔡京已经八十岁了，满头白发，走路都需要人搀扶。他被贬到儋州，就是今天的海南岛，那是当时最远的流放地。蔡京带着满满一船金银财宝上路。他以为自己有钱，到哪里都能过上好日子。可他错了。船到了潭州，蔡京想上岸买点吃的。他让仆人拿着银子去买米，可走了好几家店铺，都没人愿意卖给他。仆人气得跺脚：“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蔡太师！”店主冷冷地说：“知道。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才不卖。你们走吧，别脏了我的店。”仆人回去告诉了蔡京。蔡京坐在船舱里，脸色铁青。他不信邪，亲自上岸去找吃的。可他一露面，老百姓就认出他来了。有人朝他吐口水，有人骂他是奸贼，还有人捡起石子砸他。蔡京狼狈地逃回船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接下来的几天，情况越来越糟。蔡京每到一处，当地的百姓就自发组织起来，不卖给他任何东西。他出再高的价钱，也没人肯卖。有人甚至在岸边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蔡京与狗，不得入内。”蔡京彻底绝望了。他瘫坐在船舱里，两眼无神，嘴里喃喃自语：“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八月，蔡京走到了潭州城南的东明寺。他已经饿了好几天，浑身浮肿，连站都站不稳了。他扶着墙，一步步挪进寺庙，跪在大雄宝殿前，对着佛像磕了几个头：“佛祖，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可佛祖没有回答他。当天夜里，蔡京死在了东明寺的地上。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仆人。他的尸体蜷缩成一团，像一只被遗弃的老狗。寺里的僧人发现后，用一张破草席把他裹起来，埋在了漏泽园——那是蔡京当政时创立的官办墓地，专门收埋无人认领的穷人尸骸。谁能想到，当年权倾天下、富可敌国的蔡太师，最后居然躺进了自己创立的穷人墓地，连一块墓碑都没有。蔡京临死前，写了一首绝命词：“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只因贪恋荣华，便与其余无事也。”写满了悔恨，可又有什么用呢？蔡京死了，可那块碑的故事还没完。南宋建立之后，元祐党人得到了彻底平反。宋高宗下诏，追复了所有元祐党人的官职和名誉。司马光被追封为温国公，苏轼被追封为太师，黄庭坚被追封为直龙图阁……这三百零九人，从被唾骂的“奸党”变成了人人敬仰的忠良。元祐党人的后代，纷纷把家里藏的碑拓拿出来，重新刻碑。他们把祖先的名字刻在石碑上，当成家族的荣耀。现在能看到的两块完整的元祐党人碑，一块在广西桂林的龙隐岩，一块在广西融水的真仙岩，全都是南宋时党人的后代重刻的。九百多年过去了，今天去桂林桂海碑林，还能看到那块龙隐岩的元祐党人碑。碑额上四个隶书大字“元祐党籍”，正文是蔡京当年亲手写的楷书，笔力遒劲，确实是好字。可来参观的人，没人骂碑上的司马光苏轼，反而都对着蔡京的名字冷笑。有个游客站在碑前，对同伴说：“你看，蔡京的字写得真好，可惜人品太差了。”同伴点点头：“是啊，他想让这些人遗臭万年，结果自己成了遗臭万年的那个。”两人相视一笑，转身走了。五条金句权力能刻动石头，却刻不动人心，更刻不动历史的定评。蔡京想靠一块石碑定千秋功罪，殊不知历史最是公正，转个身就把功罪颠了个倒。真正的奸邪从来不会把奸字写在脸上，反而最爱把奸党两个字扣在对手头上。一块石头立了又毁，毁了又刻，刻进去的是权力的傲慢，留下来的是人心的向背。靠整人上位者，最终都会被整人者所整，靠泼污水成名者，最终都会淹没在自己泼的污水里。念奴娇·题元祐党人碑端门刻石，把元祐名士，尽标奸佞。谁道权相能定鼎，翻笑痴心未醒。石匠辞工，书生抗命，公道民心炯。星变一夜，诏书尽碎碑影。休说九十年前，汴京尘梦，往事都销凝。三百九人留姓字，今日翻成荣炳。艮岳荒烟，长沙残草，蔡氏千秋屏。岩头片石，只留笑柄堪省。参考资料：《宋史·徽宗本纪》《宋史·蔡京传》《宋史·司马光传》《宋史·苏轼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明清《挥麈录》陆游《老学庵笔记》周密《癸辛杂识》桂林桂海碑林博物馆馆藏资料 蔡京：有才无德的大奸臣，令人轻叹道：“字是活的，人早臭了。”在阅读此文前，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图文编辑/品史悟事儿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朝堂上呼风唤雨17年的权相蔡京，极尽骄奢淫欲，可直到临死前方流下悔恨的泪水，绝命诗中再无往日跋扈，只剩对贪婪的悔恨。看到他的诗和书法，才华是有的，可惜走错了路，民心尽失，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蔡京的仕途起点堪称完美。熙宁三年（1070年），23岁的他以进士第一名及第，入仕便开始崭露头角。初为钱塘尉、舒州推官，仅几年就调回中央，任中书舍人，后又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他的行书《节夫帖》笔力遒劲，少数人认为他能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可惜后世以其“人品奸恶”，遂改为蔡襄。宋徽宗初见他的《草堂诗题记》都赞叹道：“蔡卿笔墨有龙蛇之姿，当为翰林魁首。"传说后世宋徽宗闻名于后世的廋金体便是模仿蔡京笔意。可惜这份才华没有用到正道上，本可成欧阳修般的文坛领袖的他，却将才智用于钻营：王安石得势时高呼变法，司马光上台后连夜砸新法石碑。他最狠毒的，莫过于他对异己的打压。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拜相后将司马光、苏轼等309人列为“元祐党人”，刻碑立石，禁止党人子孙居京、科考，史称“元祐党籍碑”。史载称：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当石匠颤抖着落下最后一凿，他抚掌大笑：“从此朝堂清净，可容吾等施展抱负。"殊不知这碑文浸透的不仅是墨汁，更有读书人的血泪。靖康元年（1126年），因金军南下入侵边事日紧，蔡京遭到侍御史孙觌等人弹劾，接连被贬。在其充军发配的一路上，百姓知道是蔡京，纵他有万贯家财，可就是不卖给他一汤一饭。长沙城外破庙中，这位八旬老人饥肠辘辘，他蜷缩在草堆写下绝命诗：“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无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他字里行间再无往日跋扈，只剩对贪婪的悔恨，往日繁华终成一场梦话。最终，这位曾经“富可敌国”的宰相，被活活饿死在荒野之中，死后连棺材都没有，草席裹尸葬于收埋流浪者的漏泽园。回想昔日权横一时的蔡京，身后落个饿死的结局，不由得使人想到因果报应一说，可谓“天报现报，自作自受”。长沙城南的荒坟前，至今立着无名碑。当游客惊叹蔡京书法时，总有人轻叹：“字是活的，人早臭了。”他临死才懂——才华能赢得龙椅上的喝彩，却买不到百姓手里一碗粥；权力可筑起黄金囚笼，终困不住历史公正的审判。蔡京的绝命诗与吕蒙正的《寒窑赋》，恰似历史的两面镜：一个写尽得势时的张狂，一个道透落魄时的风骨。当我们在名利场中摇摆，不妨想想长沙城外那具腐烂的躯体——它提醒世人：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心不载道，纵才倾世亦枉然。（本文据《宋史》《钱氏私志》《宣和遗事》综合考证，饿死细节参照宋代笔记）从蔡京的传奇故事中，大家能否学到些什么？欢迎留言交流！【图文整理来源于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我是品史悟事儿，感恩相遇，感恩关注。#蔡京##历史人物##历史# 北宋宰相蔡京，虽以奸臣闻名，却在其担任宰相时将司马光、苏轼、苏辙、秦观、黄庭坚等120余人列为奸臣，还为他们立碑。后来他又把名单扩大到309人，命令各州县刻石记载，想让这些人遗臭万年。可真正的奸臣却是蔡京自己。北宋宰相蔡京的名字，总跟“奸臣”俩字绑在一块儿。这人干过最缺德的事儿，就是把司马光、苏轼、苏辙、秦观、黄庭坚全打成“奸党”。不仅如此，甚至还立碑刻字让全国百姓围观。名单从最初的120多人一路扩到309人，连变法派的章惇、曾布都被他塞进去凑数。可历史最讽刺的莫过于，真正遗臭万年的，恰恰是蔡京自己。蔡京搞的“元祐党人碑”堪称北宋文字狱的巅峰操作。他让全国州县照着名单刻石头，子孙不许当官，皇室不准通婚，连苏轼的诗集都得劈了烧火。有个九江石匠死活不肯刻苏轼的名字，说靠刻苏字吃饭几十年，良心上过不去。其实，老百姓心里最清楚谁忠谁奸。后来元祐党人的后代反而把碑文当光荣榜重刻。蔡京之所以能混成“六贼”之首，全靠一身投机绝活。王安石变法时他抱新党大腿，司马光上台五天他就把新法废得干干净净，转头又对旧党反攻倒算。宋徽宗喜欢书画，他立马化身艺术赞助人，修《宣和画谱》搞花石纲，把国库五千多万缗存款挥霍得精光。老百姓饿得啃树皮，他家里厨子做道包子馅都得用几百只鹌鹑。金兵打过来他第一个卷钱跑路，临走还写词怀念“玉堂十度宣麻”的富贵日子，半点不觉得自己祸国殃民。要说蔡京最遭恨的，还是把朝廷变成黑帮现场。309人的黑名单里，有他亲弟弟蔡卞的政敌，有骂过他贪污的言官，连早年提拔过他的王安石派系都挨刀。太学生陈东气得直接上书：“蔡京童贯这些蛀虫不杀，大宋迟早完蛋！”结果钦宗刚把蔡京流放海南，老百姓就集体断他活路。客栈不给住，饭馆不卖粮，八十岁老头饿死在长沙破庙里，陪葬的只有满船金银和三个小妾。当年他创办公费殡葬的“漏泽园”，最后自己草席一卷埋进去，连野狗都懒得刨他的坟。可就是这么个烂人，偏偏写得一手好字。宋徽宗《听琴图》上那首马屁诗，笔力遒劲得让后世书法家牙痒痒。原本“苏黄米蔡”的书法四大家，老百姓硬把“蔡京”换成他族兄蔡襄。回头再看那309人的黑名单，苏轼在海南啃芋头写“日啖荔枝三百颗”。黄庭坚在宜州城楼听雨打芭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成了帝王教科书。倒是立碑的蔡京，连族谱都嫌他丢人。靠整人上位的，最后成了笑话，被整的，反而活成了光。信息来源：中国日报网《揭秘蔡京宦海浮沉》澎湃新闻《北宋王朝垂危之际的“靖康党论”》光明网《书法宋四家中的“蔡”是谁？》 苏轼随手帮高俅一把，蔡京追杀苏家人，唯独这个"大反派"拼命护着文|避寒编辑|避涵北宋末年有一桩怪事。《水浒传》里那个逼死林冲、祸害梁山的大奸臣高俅，在真实的历史里，却是苏轼后人的救命恩人。蔡京把苏轼列为奸党之首，苏家子孙被禁止做官、禁止进京、禁止和官员通婚，几乎要被斩草除根。偏偏就是高俅，顶着蔡京的压力，一次又一次接济苏家人。这事听起来荒唐，细想却合情合理。善恶从来不是非黑即白，一个人对你的态度，往往取决于你当年怎么对他。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汴京城里风云突变，高太后驾崩了。这位老太太在世时，一直压着新党不让翻身。她一死，哲宗皇帝亲政，立刻开始清算旧党。苏轼是旧党核心人物，他太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与其等着被贬，不如主动请辞。苏轼自请外调，去中山府做知府，这一走，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临行前，他忙着处理一件小事——给自己手下一个叫高俅的小吏找个新东家。高俅是什么人？说白了，就是苏轼身边负责抄抄写写的文秘。在书法大家东坡先生手下干这活，字肯定写得不错。苏轼看他有点才气，不想让他跟着自己去中山府吃苦。前途险恶，何必拖累一个年轻人？苏轼先把高俅推荐给翰林学士承旨曾布，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三朝元老，朝廷重臣。要是高俅能在他手下混，前途一片光明。曾布没要。因为府里文秘够多了，再来一个发不起工资。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好朋友驸马都尉王诜。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宋徽宗的姑父，皇亲国戚，书画名家，跟苏轼是多年至交。这回成了，高俅进了驸马府，苏轼也启程去了中山府。两人就此分别，谁也没想到，这次随手的帮忙，日后会救苏家一门的命。有人可能要问，苏轼为什么对一个小吏这么上心？苏轼有句名言，叫"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弟弟苏辙多次劝他：哥，你交朋友能不能有点门槛？苏轼说：我知道这是我的毛病，但我改不了。他这辈子，上可以陪皇帝聊天，下可以跟乞丐喝酒，待人从不设防。这种性格，害了他一辈子，却也在最绝望的时候，救了他的子孙。高俅在驸马府一待就是七年。七年里，他从一个小文秘慢慢混成了王诜的心腹。日子不算差，但也谈不上出人头地。直到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一把梳子改变了他的命运。那天王诜和端王赵佶一起等着上朝，赵佶出门急，忘了带篦刀子——就是宋朝人用来梳头修鬓角的工具。他向王诜借了一把，用完之后觉得样式新颖，夸了两句。王诜是个会来事的人，立刻说：我家里还有一把新的，晚上派人给你送去。送梳子这种小事，派谁去不是去？王诜选了高俅。这个决定，彻底改写了高俅的人生。高俅到端王府的时候，赵佶正在花园里踢球。蹴鞠，宋朝的国民运动，赵佶是个艺术家皇帝，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踢球却是业余水平。高俅站在旁边等着通报，眼睛却一直盯着球场。他年轻时在街头混过，蹴鞠是他的看家本领。看着赵佶那半吊子球技，他实在憋不住，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神情。赵佶注意到了。"你也会踢？""会。"赵佶让他下场试试。这一试，高俅把浑身的本事都使了出来。球到了他脚上，就像粘着一样，上下翻飞，左右盘带，踢得赵佶眼花缭乱。赵佶大喜，当场派人给王诜传话："篦刀子我收下了，送篦刀子的人我也留下了。"就这样，高俅从驸马府跳进了端王府。一个月后，哲宗驾崩，端王赵佶登基，是为宋徽宗。高俅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徽宗想提拔他，但宋朝有规矩：文官要有进士出身，武官要有边功。高俅两样都没有，怎么办？徽宗把他派到边关，塞进名将刘仲武的帐下"镀金"。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高俅在边关的那几年，宋军居然打了几场胜仗。功劳簿上有他的名字，他就顺理成章地升了官。几年之内，高俅从一个小文秘，变成了执掌禁军的殿帅府太尉。他爹、他哥、他侄子，全都鸡犬升天。整个汴京城，谁不知道高太尉的名号？高俅飞黄腾达的时候，苏轼正在走向死亡。元祐八年苏轼离开汴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先是贬到中山府，还没站稳脚跟，又被贬到英州。英州在哪？广东。苏轼还没走到英州，新的贬谪令又来了：改贬惠州。惠州还没待多久，又被贬到海南儋州。儋州是什么地方？"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瘴气弥漫，物资匮乏，连药都买不到。苏轼在那里熬了好几年，差点把命丢在海岛上。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朝廷大赦，苏轼终于可以北归了。他走到常州，病死了。苏轼死了，噩梦才刚刚开始。第二年，蔡京当了宰相。这个人跟苏轼有旧怨。他们都是当时顶尖的书法家，"苏黄米蔡"四大家里的"蔡"，原本就是指蔡京。但在政治上，两人是死敌。蔡京掌权后，立刻炮制了一份名单，把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定为"元祐党人"，刻成石碑，昭告天下。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元祐党籍碑"。被列入党籍的人，活着的贬到穷山恶水，死了的剥夺封号、禁毁著作。更狠的是，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被连坐。苏家人不能做官，不能进京，不能和官员家庭通婚。在流放地，他们还要受地方官的凌辱和刁难。有些元祐党人的后代，就这样被迫害致死。此时的高俅呢？他正坐在太尉府里，位极人臣，风光无限。一个在云端，一个在地狱。谁能想到，这两个命运天差地别的人，居然还有交集？南宋人王明清写了一本书，叫《挥麈后录》。他的外祖父曾纡，是曾布的儿子，曾布就是当年拒绝收留高俅的那位翰林学士。王明清记录的这段历史，几乎是第一手资料。书里有一句话，写的是高俅发迹之后的事："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翻译过来就是高俅始终没有忘记苏家的恩情，每当苏轼的子孙进京，他都亲自接待，管吃管住，临走还要塞钱。蔡京把苏轼定为奸党之首，满朝文武谁敢跟苏家人沾边？高俅敢。苏轼的三儿子苏过，人称"小坡"。他在父亲去世后两次入京，都住在高俅的府邸里。当时有个诗人叫赵鼎臣，跟苏过是朋友，写了一首诗调侃他："朱门但识将军第，陋巷难逢长者车。"意思是，苏过你小子眼里只有高俅的将军府，我这个老朋友你都不来看了？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苏过住在高俅家里，在当时不是秘密。高俅为什么敢这么做？第一，他位高权重。执掌禁军二十年，是徽宗的心腹，不怕蔡京报复。第二，他跟蔡京、童贯不是一伙的。靖康元年金兵南下，徽宗仓皇出逃，童贯和高俅都带兵护驾。走到泗州的时候，两人闹翻了，童贯继续护送徽宗南下，把高俅一个人扔在了泗州。高俅以生病为由，回了汴京。这个决定救了他的命。后来童贯、梁师成等"六贼"全被钦宗处死。高俅因为提前离开了徽宗集团，没有卷入父子皇帝的权力斗争，最后病死在家里，算是善终。有人说，高俅之所以能善终，是因为他做了一件好事：他没有像蔡京那样忘恩负义。当年苏轼不过是帮他找了个饭碗，这点小恩小惠，换成别人，发达了之后谁还记得？高俅记了一辈子。《水浒传》把高俅写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这当然是小说家的艺术加工。真实的高俅，确实有问题。他掌管禁军期间，把军营的地皮占了建私宅，把士兵当私人劳动力使唤，导致禁军战斗力稀烂，金兵打来的时候，几十万禁军一触即溃。这笔账，他逃不掉。但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也不公平。他对刘仲武有恩必报——刘仲武在边关帮他"镀金"，后来打了败仗，是高俅在朝中替他说话，保住了他的官位。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推荐他的儿子刘锜做大将，刘锜后来成了南宋抗金名将。他对苏家有恩必报——蔡京权倾朝野的时候，他公开接济苏家人，让苏轼的子孙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活了下来。苏家人熬过了北宋末年的腥风血雨，到了南宋，终于得以平反。苏轼被追谥"文忠"，苏家子孙重振家风。这里面，有高俅的一份功劳。人性从来不是非黑即白。苏轼当年那句"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听起来像是书生意气，不切实际。但正是这种对人不设防的赤诚，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救了他的后人。你永远不知道，今天随手帮的一个忙，日后会不会救你一命。参考资料：1.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记载高俅出身及其照顾苏家后人事迹2. 《宋史·李若水传》，记载高俅死后被追削官秩之议3. 封面新闻《蹴鞠那点儿事儿④ 苏轼的侍僮高俅、柳永的大哥都因球踢得好发迹》 权相蔡京的“官二代”儿子们个个都死得很惨——北宋末年，东京汴梁，太师蔡京的府邸内可谓“满床簪笏”，势焰熏天。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奸，不仅自己四度拜相，权倾朝野，更利用手中权力，将他的儿子、孙子甚至姻亲尽数安插在朝廷内外的重要职位上，编织成一张盘根错节的巨大权力网。当时便有“朱勔子孙皆得官，蔡京子媳尽封夫”的民谣，辛辣地讽刺了这一现象。在这张网的核心，便是他的儿子们，他们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命运早已与父亲的权势乃至北宋王朝的国运捆绑在一起，最终在国破家亡的悲剧中，迎来了集体覆灭的凄惨终局。蔡京有八子，史载其名虽略有出入，但蔡攸、蔡绦、蔡翛、蔡鞗等人无疑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们大多凭借进士出身（其中不乏其父权势的运作），迅速跻身权力高层。长子（一说次子）蔡攸，是宋徽宗面前的红人，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封英国公。他的权势一度与父亲不相上下，甚至到了后期，父子二人为了争权夺利，竟各立门户，反目成仇，“父子遂为仇敌”，成为北宋末年官场的一大奇观。幼子蔡绦，最得蔡京钟爱。在蔡京晚年老眼昏花、无法理政时，朝廷大事实则均由蔡绦在背后代父决断，他趁机安插亲信，把持朝政，引得朝臣侧目，积怨甚深。此外，蔡翛官至礼部尚书，蔡鞗则娶了宋徽宗的女儿，成为驸马都尉。蔡氏一门，可谓显赫至极，达到了“父子专权，兄弟秉政”的顶峰。然而，这般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景，终究是镜花水月。北宋王朝在宋徽宗、蔡京等君臣的挥霍与腐败下，早已积贫积弱，危机四伏。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铁骑大举南下，直逼汴梁，北宋迎来了它的灭顶之灾——靖康之变。国难当头，朝野上下将亡国的罪责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以蔡京为首的“六贼”祸国。新即位的宋钦宗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下诏清算蔡京一党。蔡京的权势大厦瞬间崩塌。年逾八十的他被革职流放，在前往贬所潭州（今湖南长沙）的途中，其恶名已使他到了“天下人人皆欲啖其肉”的地步。沿途百姓商户，无人肯卖予食物茶水，甚至有人当面唾骂。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权相，最终在饥寒交迫与万民唾弃中，饿死于潭州的一座破庙，结局极具讽刺与凄凉。而他的儿子们，命运则更为惨烈。随着蔡京的倒台，这张庞大的权力网被连根拔起。蔡攸与蔡翛作为核心成员，在流放途中被钦宗下旨同日诛杀。备受宠爱的蔡绦同样被流放，虽在父亲死后一度遇赦，但很快又在新的政治清算中再次被贬，最终死于流放之地。其他如蔡脩、蔡鞾等子，也无一例外地被罢官、流放，最终或死于贬所，或湮没在随后而来的更大国难中。唯独驸马蔡鞗，因是皇亲，在靖康之耻中随同徽、钦二帝及众多皇室成员被俘北上，史书上此后便少有记载。其结局虽为亡国奴，悲惨无比，但相较于被皇帝下诏诛杀的兄弟，却算是留下了一线生机。纵观蔡京诸子的命运，正应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规律。他们凭借父荫，平步青云，享尽荣华，却也因这不受制约的家族权力而深度捆绑，最终在王朝的末日审判中集体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蔡京家族的覆灭，不仅是其个人弄权的恶果，更是北宋末年政治腐败、纲纪崩坏的一个缩影，留给后人无尽的深思与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