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三记》第一百一十一回 ‍解结怨先讲平等 凭家访再收人心

风雅一笑

我这个班主任，来得并不“名正言顺”，倒有几分“临危受命”的意思。因为学生与老师发生矛盾的事，我这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被推到台前。

那时候我心里很明白：这不只是一个班带不带得好的问题，甚至也不只是我个人脸面的问题，夸大一点，有“78级大学毕业生究竟行不行”的无形压力，你做得好，人家说“到底不一样”，你若做砸了，便成了“也不过如此”。所以我只得背水一战。

接手以后，我先不忙着摆威风。第一步是先“抓两头，带中间”。先找班长赵勇、团支书沙枫等班干部谈，想摸清这场师生冲突的底细。于是我开班会，不先讲纪律，不先讲处分，先讲“平等”。从苏霍姆林斯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讲到中国古人的“教学相长”；从林肯那句“所有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又讲到费尔巴哈以及南京大学老师那句略带调侃、却极形象的话：皇宫里的人想什么，茅屋里的人想什么，也许不同；可一进浴室，衣服都脱了，大家是一样的。

少年人未必爱听大理论，却很吃比喻这一套。那一句一说，全班都懂了：老师和学生，身份不同，职责有别，但在人格上并无高低贵贱。当然，话也不能讲偏，所以我最后落脚仍在“尊师”上：人格平等，不等于没大没小；彼此尊重，才是课堂的起点。所以我毫不留情的批评了那位学生。

第二步，是家访。如今人们一听“家访”，脑中多半先浮出“打卡”“留痕”“形式主义”几个字；但那时候反倒没有制度要求，全凭教师自觉。我利用晚上和星期日，一家一家跑。红旗中学学生多住在中市口以南，一次走四五家，不到一个月，竟把全班都访完了。

家访。

起先不少学生听说老师要来家里，吓得如临大敌，以为我要上门“告状”。不料我到谁家都不说一句坏话，只谈孩子的长处、性情、习惯，也听家长说家里的难处、孩子的脾气。家长们很感动，有人说，孩子念到高中，还从没有老师主动上过门。教育说到底不是“学校单打一”，而是老师愿不愿跨过那道门槛，把学生看成一个具体家庭里长出来的人，而不是教室里一连串学号。

第三步，是活动。一个班若只有作业和训话，便像一口闷锅，时间久了，不是煳了，就是炸了。所以除常规班会外，1983年“五四”青年节，我组织了“青春美，新春乐”的主题活动，团县委还专门来搞现场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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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分文理班，我们文科班在数学竞赛、作文比赛、体育比赛、歌咏比赛中，居然都拿了团体第一。这里头当然是学生自身的努力，但班级气象一旦转过来，人的精气神真会连成一片，像散沙重新和了水泥，自然能起墙。

我还喜欢带学生谈时事。政治课若只会背概念，学生只会背过就忘；若让他们碰一碰现实，脑子便活了。我组织“国际形势大家谈”，不规定答案，不事先划线，完全自由讨论。文科班的孩子本就爱说、敢想，你给他们一点空间，他们会把教室谈出几分天下之势来。

最得意的，还是每天早读前的“一分钟时事新闻”。我住学校宿舍，每天早上六点半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记下关键词，七点进教室，站定开讲：胡耀邦访问日本，邓小平谈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老山主峰收复，人民公社体制废除、乡镇政府建立，居民身份证开始颁发……只讲一、二分钟，不占太多时间，却像在学生心里开了一扇小窗，让他们知道，世界并不只在课本里，国家也不是作文里的大词。

后来高二结束我便离开学校，没能亲自检验这“一分钟”的长远效果，但我始终相信，一个年轻人若在十六七岁时就养成关心时代的习惯，总比只会低头做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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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若不能让人抬头看看世界，至多不过是训练；教育若不能进入人心，也不过是一阵喇叭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