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美篇昵称 王岳雷（上海）</p><p class="ql-block">美篇号 464230</p> <h1> 我于1969年3月11日凌晨到达吉林省珲春县凉水公社河东九队，插队期间，感觉两件事就是彷徨与苦恼。一件是没有活干很彷徨，一件是没有粮吃很苦恼。由于拿工分，做一天拿一天的工分，没有活做就没有工分。</h1> <h1>现在河东大队东面村口 </h1> <h1>现在河东大队西面村口</h1> <h1> 东北的大地，每年封冻将近半年。四月中下旬开春，是生产队开始播种的时节，这时农田的耕犁，由队里丰富经验的老农去干。我们知青只能在这个时候，短暂地做些补助劳动，如在水田旁用树枝搭建防风网，参加种子伴肥的育苗工作，没有几天功夫就没有活干了，只能在集体户整天呆着。</h1> <h1>我站在现在的原河东九队集体户房子前留影</h1> <h1> 五月时，队长安排我们去东山或图们江边的田里播散玉米、黄豆种子。之后，就是五月下旬最繁忙的插秧，大家全心投入，没有一个人落后，从这块地插到那块地，与社员齐奋战，完成插秧任务。</h1> <h1> 由于各种农活是有间隔时间的，秧插完了，我们也没活干了。只有队里几个老农每天到田里观察水情，如哪片地水少了，走到田梗发现进水口子被泥堵了，把它扒开。之后，女同学在水田里耘稻（除草），也是做整天弯腰动作，还要受到蚂蝗的叮咬。</h1> <h1> 直到七月，又开始忙了。主要是除草，朝鲜族人是手拿长五十公分的短铲子除草，我们也跟着铲地。每天弯着腰，把苗旁边的杂草除掉，每块地的庄稼要锄草两次。</h1> <h1> 记得我们队里最长的地是在孤山子，原先种植谷子，由于谷子产量只有400斤左右，后来改为种玉米。在此铲地除草，每天早晨5点半就要从队里出发，走到两、三公里开外的孤山子，由于一垄地很长，将近三里地，上午时间只能铲一垄地，铲到头就是图们江堤坝。中午休息后，再铲一垄地回来到孤山子。由于弯腰铲地，使得脚腿发胀，脚劲乏力，再走回至集体户，大家都没精打采。</h1> <h1>孤山子</h1> <h1>现在的孤山子，已经不认识了。右为孤山子，身后是朝鲜的山。</h1> <h1> 尤其到黄甸沟图们江边田里干活，从我们集体户的图珲公路41.7公里路标到33公里路标，每天来回走已经很吃力了，还要在那里干一天的活，够辛苦的。铲地结束，又没有活儿干。</h1> <h1> 之后，知青里的一些人想方设法与队里年纪大的摆的上话的人家示好，望他们与队长讲，好让有话干，这样又多了工分。</h1> <h1> 我们年终分的粮食，有大米、玉米，人反正先吃好的，后吃不好的。由于在冬季，大家都猫在室内，越没有活干就越想吃。由于每人分了一斤豆油，平时肚里又没有油水，整个冬季差不多把豆油和大米都吃了差不多了。</h1> <h1> 冬天，天天吃地窖里藏得冻大白菜，冻萝卜、冻土豆。把冻得烂掉菜叶扒掉，有的冻烂的菜只好扔掉。一个冬天下来，到开春时早就没有菜吃了。</h1> <h1> 我们一年口粮碾成米之后约420斤左右，平均每天1.1斤左右。当年我们正值年轻力壮，一顿就能吃半斤多，加上绝大多数时间里，肚里没有一点油水，饭量更大了。</h1> <h1> 由于属于农村户口，吃猪肉一定要生产队杀猪才能吃到，一般生产队杀猪只有在一年中的朝鲜族隆重节日才杀，多为清明节（朝鲜族称为春耕节）、端午节（朝鲜族称为五月节）、中秋节（朝鲜族称为八月节）、元旦（朝鲜族称为新年节）四个节日，其余时候一整年是吃不到猪肉的（除非谁家的猪瘟了或生虫子死了就有肉吃了）。整个集体户12个人也就分三、四斤肉。</h1> <h1> 到了五月份，开始播散菜籽，也要一个月才能长出来。没有菜吃的时候，天天凉水伴大米饭，延边大米很软糯，没有菜也能下肚。</h1> <h1> 插秧季节一过，大家基本上就开始吃玉米即苞米渣子，都是梗的，不像现在吃的都是糯玉米。吃的时候先要用水浸泡一晚，第二天放水烧煮，煮出的粒子又硬又糙，有时到碾米房加工成玉米粉。玉米粉与水拌合，粒子也很粗糙，放在大锅里，贴着锅边，让它烘烤，刚出锅时还有一点软意，冷了之后，咬也咬不动。</h1> <h1> 当年上面来招工，由队长、政治队长在集体户开会大家选举，再由生产队队长、政治队长把关，首先是成分要好，最好三代工人成分。之后按照每个学校的人去，这样建安中学的凌菊仙、天通中学的华伟珠、虹口中学的汤中建上调了。之后有的转入到南方去了。</h1> <h1> 1970年10月，上面开始招工了，集体户童云生去了珲春马滴达公社三道沟金矿。1972年1月凌菊仙、华伟珠去了吉林化工厂与8200军工厂。1972年5月汤中建也去了吉林5704厂。</h1> <h1>九队集体户同学（1970年9月）：<br>后排（自左往右） 汤中建 蒋士龙 咸镛 王岳雷 张理康 陈大曾<br>中间（自左往右） 凌菊仙 江雅萍 周啟蓓 华伟珠 孙寅姣<br>前排（自左往右） 知青集体户户长崔正奎 童云生 生产队政治队长崔勇男<br></h1> <h1>河东九队上海知青王岳雷、蒋士龙、汤中建于1972年1月5日在吉林市松花江畔</h1> <h1>1971年7月23日河东九队年轻人合影<br>后排：安正虎、陈大曾（上海知青）、汤中建（上海知青）、王岳雷（上海知青）、将士龙（上海知青）、张理康（上海知青）、全应八<br>后前排：高基哲、金春松、金春风、吴仁哲、崔季男<br>中排：安今子、吴姬淑、朴浩男、方明子、吴仁淑、崔桂玉<br>前排：吴贞子、凌菊仙（上海知青）、江雅萍（上海知青）、周启蓓（上海知青）、华伟珠（上海知青）、全美淑<br></h1> <h1> 1972年5月后，集体户剩下六个同学了。因个人的情况不同，有的冬季回上海、有的人没有回上海继续在此过冬，年底开始把自己分的粮食各归各的，放在各人用木板做的箱子里。每次做饭大家各自做各自的。每天收工后，各自几个谈的来的人合伙烧饭，每天也增加了做饭的时间。豆油也不够吃，因为每年每人分一斤豆油，还没有到春天就吃完了。之后，基本上在每年5月后至10月底，烧菜见不到一滴油，菜里就放点粗盐或水。由此大家的信心也没有了，每天总指望队里能杀猪宰牛，能够吃到点荤味。</h1> <h1> 随着学生的毕业，队里的年轻人开始增多了，由于劳动力增加土地没有增加，队里只有那么点地，原本我们干的活儿被他们取代。每年的农活除了繁忙时节，空闲时多数呆在集体户里了，也给我们上海知青的身心蒙上了一层阴影。</h1> <h1>1973年10月26日与当地年轻人合照，<br>后排：陈大曾（上海知青）、王岳雷（上海知青）、将士龙（上海知青）、咸镛（上海知青）、吴春风、张理康（上海知青）、金泰春<br>中排：吴贞子、安今子、金福顺、金今子、崔仁淑<br>前排：吴凤禄、朴浩男、方明子、周启蓓（上海知青）<br></h1> <h1> 我们集体户的同学，干活都是一把手，从不计较活有多累、多脏，也没有人偷懒。由于活儿少了，那也就工分也少了，加上粮食不够吃，大家开始彷徨、苦恼、失落、空虚起来，农村的日子今后怎么过。</h1> <h1> 尤其是没有活干的时候，呆在集体户越是想着弄点吃的。在八、九月份，青黄不接时还经常断粮，不见一粒玉米粒，天天吃盐水煮土豆，大家还是同甘共苦，同命相怜。</h1> <h1> 此时，大家盼望的不是有机会上调到工厂，而是怎样与队长并同队里摆的上台面的人打交道，解决没有活干的困境。</h1> <h1> 之后，外面有了出民工的任务。我、张理康、将士龙、陈大曾四人去了敬信公社六道泡大队修水库，每天挖土挑土，挖至18米深，期间我还跟着县水利队搞过测量，也学会了看水准仪，测量高差。出民工的好处是每天能吃现成饭了。之后，出民工的次数也多了。</h1> <h1> “农业学大寨”，我们公社也不落后。记得在北大大队修梯田，每个生产队里的年轻人都要到此修梯田。</h1> <h1> 秋收后，整个山坡红旗招展，布满人员，展现出一幅轰轰烈烈的大干场景。大家拿着铁锹或镐头、锄头，把山坡削成一片片梯田。由于是大动员，从一开始每天早晨六点钟干活，到晚上六点。由于各个大队要争功劳，创造劳动竞赛，比如你们队早晨六点干活，我们队五点干活，之后有的队四点干活，比到后来有的队凌晨2点就来干活，大家也跟着凌晨2点起来干活。晚上从六点延长到十点，直至大家干的趴下，白天干活时许多人一晃就倒下睡在泥地里，许多知青逃走了回上海。之后，公社发现不对，重新叫停了比赛，恢复正常时间劳动，我和蒋士龙两人坚持下来了。</h1> <h1> 在北大大队修梯田，公社专门派人做饭。饭是有吃的，而且菜还够吃，不时地有猪肉汤，让我感到挺幸福的，像个活神仙。</h1> <h1> 之后，我们队里也把东山上的一些山坡地修成梯田。其实，当年学大寨修梯田，产生了土壤贫竭的问题，把表层的熟土翻挖掉做成堤，剩下底层又硬又生的土层，连犁也犁不动。山地原先种玉米、黄豆等，而且株干还高粗。一些地改成梯田后，种玉米、黄豆，长也长不高，而且稀稀拉拉。让人感觉，不是所有地区都能修梯田。</h1> <h1> 到了1974年只有我、张理康、将士龙、陈大曾与河东7队调来的孙新民五个人了。1975年，集体户只剩下我、将士龙和陈大曾三人。此时的政治队长取消了，由于我有点文化，队长方淳哲、副队长李昌道，会计全应八等也不论我的成分不好了，开始信任我了，期间我也入团了。</h1> <h1>重回河东村（现改为龙虎村，因清朝吴大澂重勘中俄边界，在河东大队图们江边大石头上刻下“龙虎”两字 ），原九队队长方淳哲、原九队知青王岳雷、原九队社员吴凤禄、原九队副队长李昌道、原九队知青孙新民留影</h1> <h1> 接着，我与队里主要骨干吴日学、崔文权、李化春、金泰龙、安昌国、罗明权等人一起干活了。烟叶收下后，在烤烟楼挂烟，又去干黄烟管理员，检查每捆烟叶的等级是否达标。又干起了队里科学种田活动，怎样配药防虫防病菌、发现异种进行培育。</h1> <h1> 1975年9月的一个晚上，村里人吃过晚饭，在各自的院子里，突然看到对面朝鲜的王在山，山顶上烟花飞舞，映照天地，把图们江两岸黑暗的山岭照的一片亮丽，当地人从来没有看见，我们上海知青讲，对面放烟花了，还解释什么是烟花。看见烟花下有一座高耸的塔，但也不知道为啥造。之后才知道金日成当年是从河东大队的松洞沟处，跨过图们江回到朝鲜进行抗日武装斗争，所以建造了一座塔。</h1> <h1> 由于我脑筋死，不会转弯，干活认真，一竿子到底。之后，到孤山子的边防检查站。秋收时节，我作为大队森林防护员，每天一早，坐在村口，望着各队社员，有没有去砍伐树木。但是，对知青集体户砍伐的树木一律放行。</h1> <h1> 我在大队里做事认真，后又借调到珲春工商管理处凉水管理所，所长给我办了珲春工商管理处的证件。</h1> <h1> 之后，我每天检查往图们方向的车辆，是否有珲春特产私带到县外，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当年珲春出产木材、木耳、蘑菇、中药材等，一旦发现有人携带出珲春，就要扣留，扣留后的货物送至凉水收购站。在这期间，发现最多带的货物是木材、木耳，发现就扣下来，往往被扣的人死活赖账、哭闹耍皮，看见这个场面，我也动心，扣下一点交差，其余让带出去。</h1> <h1> 尤其是在初冬节时，在珲春的知青回上海，带着大捆的木板木方，还有木耳等，我很远就看见车上带的东西，因与原装货物不一样，把车给拦下，下来人一看，讲我们也是上海知青。如货物少，我一挥手把栏杆抬上放行。如有很多货，大多为木材，就不能放行，知青讲带到上海做家具，我也知道上海木材要凭户口薄，每家只能买二十元钱的木材。这时，我横竖与他们讲，太多了，要扣掉一点，如果你们再犟，所长过来就不好办了，其实只扣了一些另碎木料，木耳等土特产一律放行。</h1> <h1> 在此时期，我认识了延边运输车队和珲春运输车队的司机。如果，有谁要去图们或珲春，我就拦车让去的人坐在驾驶室旁。当年大队里有许多知青回上海，我提前一、两天通知驾驶员在我集体户门口停一下，送知青到图们，即节约了长途车费，也少了等车时间，顺便也把身边带的几个旅行袋带上车，省去了许多力气。那时珲春至图们的长途汽车每天上午两班，中午和下午两班，一天四班车。如果人多了，也坐不上车。</h1> <h1> 在珲春工商管理处凉水管理所时期，我于1977年考上延边师专大专政治系。</h1> <h1> 我在农村十年，从来不知道偷懒，使出全身力气，凭自己的本事干活，还要超过社员。由于每年干活的天数也就百十个工，年终扣除粮食款与平时向队里借的钱，最多也就不到百元钱，最少时分红只有四十元还不到。</h1> <h1> 在农村十年，因为单次火车票要40元钱，由于没钱回上海探亲，除了1979年最后一次告别农村回上海，中间也就回来过4次。第一次逃票到长春再乘253次到大连（没有查票），再买五等船票9.4元钱坐船回上海。第二次逃票是坐火车到长春转58次车回上海，在长图线天岗站到黄松甸站（两站之间要运行近一个小时）查票时，我与延边和龙县的上海知青两个人在黄松甸站被赶下了车，之后拖着行李跑到前面车厢又上了车。另外两次由于受到李庆霖的一封信，拿了两次八十元钱，大大方方回上海。</h1> <h1> 想着当年没有吃的苦恼，没有活干的彷徨，至今仍在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影响。</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