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的那些碉楼是怎么来的？……文/宗春启

北京之声

西山的那些碉楼是怎么来的？

文/宗春启

香山脚下，今天的北京植物园里，还可以看到一些石砌的碉楼。它们大都是实心的，无法登临。这些碉楼是做什么用的、又是什么人建造的呢？

清朝乾隆十二年，居住在四川西部大金川的番人土司莎罗奔作乱，清朝派兵前往征讨。当地番民利用石砌的碉楼与清军对抗，使清军不能取胜。

那些碉楼坐落在山坡高地之上，用石块砌成，四四方方，上下笔直，高可达十数丈，四面有窗，可居高临下箭射来犯者。而来犯者却只能在下面远远观望，对里面的人无可奈何。

听到前方作战不利的消息，乾隆皇帝很伤脑筋。他翻阅史料，发现清朝初年八旗兵很善于登云梯攀城墙与敌人肉搏，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乾隆皇帝命于香山脚下，仿照金川的番人碉楼也砌了一座，选拔身手矫健士兵练习登攀。不到一个月，“得精其技者二千人”，随大学士傅恒前往金川效力。然而，没等这些云梯兵到达金川，莎罗奔就投降了。

虽然没有用上这些云梯兵，但乾隆皇帝认为，“已习之技不可废”。于是，“合成功之旅立为键锐云梯营”——这是是乾隆十四年夏天的事情。

在为键锐营驻地建造营房的同时，乾隆下令仿照金川地貌，依山建碉。正黄旗、正白旗、镶黄旗各建九座，其余五旗各建七座，加上八旗印房四角各一座，总共六十七座。也就是说，除了一座碉楼是乾隆十三年建的，余下六十六座均建于乾隆十四年。建造这些碉楼，不仅为了纪念金川之役的胜利，更主要的是为了练兵。十年之后，键锐云梯营在平定准噶尔回部叛乱和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后话。

那么，建造这些碉楼的是什么人呢？是从金川俘虏来的番民。

乾隆皇帝在他的《番筑碉》诗中说：“俘来丑虏习故业，邛笼令筑拔地高。昔也御我护其命，今也归我效其劳”。乾隆称这些番民是“丑虏”，形容他们椎髻环耳，肤色黝黑，嗜酒食肉。俘虏中还有不少妇女，“其妇工作胜丈夫”，可见是跟着丈夫一起被虏来的。

番人，就是藏族人，被清朝人称为“土番”。《红楼梦》里贾宝玉胡闹，让芳官剃了头发扮成男妆。芳官说：“你就说我是小土番”。“土番”这个称谓，唐、宋、元、明，一直沿用，也作“吐蕃”或“西番”。《旧唐书·吐蕃传》：“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新唐书·吐蕃传》也有类似记载：“吐蕃，本西羌属，盖百又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

遥想当年，六十多座碉楼一起建造，所需人劳力至少要数千人，说明当时来京的藏民人数可观。当年那些藏民后来去哪儿了？海淀文史专家严宽先生告诉我说：演武厅西，小营山上，曾经有一个“番子营”。“番子营”的居民就是当年藏人的后代。

严宽说，民国年间，写《啼笑因缘》的作家张恨水来香山一带游玩，发现小营山上“番子营”的居民服饰、民风、生活习惯与当地居民迥然不同，于是写了一篇游记在报上发表。“番子营”遂引起新闻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不断有人来调查采访，追溯这些人的民族和来历。然而当时得出的结论是：生活在“番子营”的居民是苗族人的后代。“番子营”的居民也说自己是苗族。直到“文革”前，民族学院的苗族学生还来这里联系同胞之谊。

“文革”后，有一个叫邓光辉的年轻人来小营采风，了解到“番子营”的“苗族”同胞中保留着一种古老的民歌，歌词无人能懂。年轻人用录音机录下了一首名叫《阿冻国（音）》的民歌，请懂苗族语言的专家来听，却听不懂，说：这不是苗族人的语言。

严宽先生说，这位年轻人找过他，也请他听这首歌的录音。严宽先生建议这位年轻人去请教一下懂藏语的人。果然，藏语专家听懂了，原来这是一首藏语歌，歌词大意是：“金川啊我美丽的家乡，我时刻怀念你……”

这样一来，“苗族说”被推翻了，证明这些人其实是藏族，也就是乾隆年间从大小金川掳来的那些番民。

上世纪80年代，晚报副刊登载过一篇介绍“番子营”的文章：《香山的藏寨》，作者方兴。文中说，“番子营”的居民来自金川，是乾隆四十一年，清军平息大小金川叛乱时抓回的无辜藏民，原有二千人，大部分被杀害，只留下189个能歌善舞的，在香山集中居住，称“番子寨”。并说，这些人的后代一直过着被歧视受凌辱的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获得新生。不过，这篇短文没有提到这些藏族同胞的先人与修造碉楼的关系。

严宽先生说，“番子营”的居民最初只有四十余户，清朝同光年间发展到三百户。后因生计艰难，村民纷纷出外谋生。1963年，留在“番子营”的33户居民，全部迁居到山下门头村，现在还能找到二百余人，姓氏有萨、郎、杨、龙、伊、阿、白、张等。

我认为，这些藏民被掳到内地来后，便成为旗人主子的奴才，姓氏是随他们旗人主子的。

（摘编自本人2019年出版的《地名·文史密码》）

（编辑/维恒、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