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爷爷

山中乡里巴人

我的爷爷在我的记忆中，永远穿着那身洗得发旧、早已经分不清原本颜色的中山装。他生在1910年前后，那是个风雨飘摇的年头，从荒年的饿殍堆里熬出来，从炮火连天的战乱里躲过来，最后在深沟大山的褶皱里扎下根，安安稳稳过了一辈子。日子虽穷，脚步却踏得稳当，他总爱摸着下巴的胡子笑，说自己这是福大命大，赚了一辈子的安稳。他中等个头，一辈子身板都挺得笔直，走路总喜欢把双手背在身后握着，像极了老屋院坝前面那棵高大的椿树，哪怕活到九十多岁，腰杆依旧直溜溜的。那顶洗得发白的蓝色解放帽底下，是张周周正正的方脸，鼻梁陡得像家后山梁的山脊，笑起来眼角爬满深深浅浅的纹路，那是常年在山里吹山风刻出来的沟壑，满满盛着九十多年岁月沉淀下来的温厚慈祥。

我记忆中的老家老屋，是两层五大间的干打垒土瓦房，院坝一头立着三棵香椿树，每到春天，还带着料峭寒气的风扫过枝桠，嫩红的香椿芽就挤满了枝头，鼓乎乎的像攒着一整个春天的香。这时候爷爷总爱扛着小梯子爬上去，赶在太阳把晨露晒干前，把带着潮气的春芽一芽一芽轻轻摘下来，满篮嫩绿转红，连竹篮缝隙里都浸着清香气。老屋另一头斜斜长着棵苦李子树，结的果子有核桃大小，虽叫苦李子，其实一点都不苦，只是酸得通透撩人，往往半个还没吃完，牙齿就酸得发软。那时候我们总挑最好最大的摘下来，小心码进旧纸箱里焖着，等表皮放软了才肯分着吃，哪怕酸得大家挤在一起皱眉咧嘴，满屋子却都飘着清润甜香的果子味。那香味穿过几十年风尘，直到现在还牢牢沾在我的记忆里，只要一闭眼，就会漫开来。爷爷一辈子只有一儿一女，父亲八岁那年奶奶就走了，他一个人咬着牙把父亲和姑姑拉扯大，其中的难，想想都觉得沉甸甸。父亲解放前就参了军，最多每年探亲才能回老家住上二十来天，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把爷爷接到了城里一起生活。

一楼正中是堂屋，堂屋左右各立着两大间带楼层的老房子，又用厚实木板隔成小间，一边做卧室，一边做灶屋。灶屋灶台上方垂着锈迹斑斑的铁索钩子，那钩子上永远挂着一把熏得发黑的顶锅，这里既是做饭的伙房，又挖了暖暖的火塘，一到冬天就是我们整家人窝着取暖的地方。我们总爱把洋芋、红苕埋进火塘滚烫的柴灰里，用不着等多久，焦香就顺着热气钻出来，剥开黑糊糊的外皮，里面软乎乎糯叽叽，香气直往鼻子里钻，烫得我们攥在手里来回倒腾也舍不得放下。三米长的长条桌端端正正摆在堂屋正中，每逢过年，爷爷都会点上三炷香，供上腌得红亮的猪脑壳，靠墙立着的大木桶，年成好的时候总装得满满当当，全是收上来的新粮食，爷爷摸着桶沿跟我们说：“庄稼人没粮就得饿死，存粮就是存底气。”这句话到现在我都记在心里。

通往二楼的木楼梯搭在堂屋右边墙角，斜斜靠着墙向上延伸，没装扶手，楼梯柱子上钉着几颗旧铁钉，向来挂着些需要晾干的东西。堂屋进门左手边的角落里，靠着个旧木板钉成的鸡窝，我小时候总爱蹲在那儿守着，等母鸡下完蛋离开，赶紧捡起还带着体温的热鸡蛋，喜滋滋的用双手捂着。有一回我起得懵懵懂懂，没拿稳鸡蛋，让它滚到地上摔得稀碎，迷迷糊糊就挨了妈妈一巴掌。那时候在农村，鸡蛋就是换洋油、换食盐的硬通货，顶金贵着呢。现在隔着四五十多年往回想，妈妈那一巴掌落在脸上火辣辣的触感，居然还能顺着记忆慢慢漫上来，连带着那时候堂屋的烟火气，都跟着清晰了几分。

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最爱的地方就是堂屋左侧灶屋改的二楼，那也是我们几弟兄挤着睡觉的地方。整间房被杉木板隔成两半，外间烧火做饭，里间搭铺睡觉，楼板全用竹片铺成，本来是专门用来秋收后炕苞谷的。人踩在竹楼板上，每一步都跟着一颤一颤，经年累月被灶屋的烟火熏烤，竹片浸饱了烟火气，变得黑亮油润。那时候生产队没有专门炕公粮的炕房，每到秋收，总有一部分苞谷拉到我们家来炕。竹片之间留着缝隙，被老鼠折腾过，总会有苞谷籽顺着缝掉下来。那点零星苞谷籽，简直是我们这群半大孩子的宝贝，摸出一块碎瓦片，把籽铺在上面，就着炕公粮余留的炭火翻烤两下，就是喷香的苞谷花了，那焦甜香气，到现在想起来还勾得人心里发痒。炕着的苞谷自然招老鼠，夜夜都能听见它们啃籽粒、在楼板上跑跳的窸窣声，爷爷只要听见动静，拿起烟锅往楼梯柱子上“咚咚”敲两下，那群机灵的小家伙立马就安安静静，连个声儿都没了。

早些年老家还没通电，家家户户一到天黑，檐角的天刚沉成墨蓝，各家各户就点起了一盏盏昏黄的煤油灯。那时候每到晚上，我总跟着姐姐弟弟，四个圆乎乎的脑袋挤在坑坑洼洼的旧木桌上写字，爷爷就搬个矮板凳安安静静坐在旁边，守着瓦罐在火上煨得滚沸的罐罐茶，抽他那袋抽了几十年的旱烟。我攥着削得尖尖的铅笔头，在糙黄的本子上一笔一画描着老师白天刚教的生字，翻到本子封面写自己名字那页时，爷爷总会停下搓卷烟叶的手，那只爬满深褐色皱纹的手在空中轻轻顿一顿，慢腾腾跟我们念叨名字里的辈分派系。他虽说只读过几天私塾，可自家传下来的辈分，横竖分得明明白白，一点都不含糊。他就着跳荡的灯花点着旱烟，猛吸一口，烟锅里的火星子随着他的呼吸明明灭灭，淡蓝色的烟雾顺着窗缝溜进来的山风慢慢飘散开，裹着煤油灯特有的淡淡的油星味儿，和旱烟醇厚的焦香，把小小的屋子烘得暖融融的。再开口时，他的声音带着烟渍浸过的哑沉，像老槐树皲裂的树皮，听着却踏实：“你爸爸八岁就没了娘，从小在山里放牛，他那点文化都是后来在部队摸爬滚打自己拼出来的，你们这一辈要好好读书，将来能走出这大山沟，就是最好的出路。”煤油灯的光被风晃得轻轻摇，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坑洼不平的土墙上，晃晃悠悠跟着灯影摇。那句话轻得像飘在灯旁的烟，却沉得像老家屋后压了千百年的山，稳稳压进我童年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也在我往后每一个动摇迷茫的日子里，慢慢攒出了一股非要活出样子的心气，走到哪儿都散不去。

小时候夏天纳凉，我们总围着爷爷蹲成一圈，催他讲古，讲他在山里撞见的怪事。最让我记到现在的就是那次走夜路迷路的故事，每次想起都还能感觉到当时后颈冒凉气的劲儿。爷爷总拍着大腿说，这哪是编来哄娃的瞎话，是他实打实亲身撞上的。那回他去山里帮工，主人家留饭，多喝了两杯苞谷酒，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全黑透了。山里本来就只有踩出来的窄土路，那天偏又没月亮，走着走着，他忽然觉出不对，脚下坑坑洼洼的土路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平平整整，两边齐腰深的茅草也没了，眼前凭空多出一条直溜溜的宽路。他顺着路走了快半个时辰，还没摸到家门口，明明一里多地的路程，往常半个时辰都能打个来回。山风扫过来，路边连虫鸣都听不到，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酒意一下子全醒了。他按着老法子定住神，再睁开眼，哪有什么平路，自己正站在离天坑四五丈的地方。我那时候听得攥着爷爷的衣角，连大气都不敢出。长大以后懂了道理，知道不过是夜里看不清方向迷了路，哪有什么神仙鬼怪？可现在再回想起爷爷讲这个故事的语气，还是觉得那是老一辈人一脚一步走山路走出来的，专属于山野乡居的，神秘又鲜活的记忆。

爷爷这辈子，旱烟、苞谷酒、粗茶三样，是刻进骨子里的离不开。他那根旱烟杆，除了下地干活，要么攥在粗糙的掌心里，要么斜斜插在后脑勺的衣领上，一抬头就能看见烟杆头儿露在外头。烟杆被摸了几十年，磨得发亮发红，早跟他的胳膊腿一样，成了身体的一部分。这烟杆也不光用来抽烟，还是我们孙辈小时候的“戒尺”——谁要是做错了事，爷爷不骂也不打，远远就把烟杆探过来，“咚”一下轻轻敲在额头上，不怎么疼，却能让你记好久。后来长大才懂，那一下轻敲里，藏着庄稼人最朴素的道理：说话得有分寸，做事要懂规矩。爷爷装苞谷酒的旧酒瓶总摆在窗台上，被山里的日头晒得暖乎乎的。每天天刚蒙蒙亮，他就靠在窗棂边抿一口，“咕咚”一声咽下去，那声响就是我童年最早的闹钟。至于喝茶，爷爷喝得更是随性，旁人晚上喝了茶睡不着，爷爷是睡不着了才爬起来喝茶，喝完翻个身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这是属于山里老头独有的安逸。

自从爸爸把爷爷接到城里，这座山里的老屋就空了，如今只剩一栋破损的骨架立在坡上，只有院坝边那片竹林，还和几十年前一样郁郁葱葱。旧影像里，爷爷还穿着那件发旧的中山装，两个衣兜微微鼓着，我一眼就能猜到，那定是他刚在后山摘了我们喜欢的水果，揣在兜里要等我的来吃。屋里的煤油灯早就灭了许多年，可当年他说的那些话，却一字一句刻在我心上，一点都没磨褪色。每次回到故乡，我总忍不住绕到老宅边转一转，风顺着山坳吹过竹林，掀起一阵沙沙叶响，我总好像能听见熟悉的脚步声，不紧不慢从远处田埂过来，带着点旱烟的微呛气，混着爷爷放在灶头温着的苞谷酒醇香，一步步，慢悠悠走进我永远醒不来的温柔梦里。

—2026.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