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空军密档(一)

铁甲骑兵

新中国空军密档(一)

新中国空军组建

与发展内幕

空军司令部正式宣布成立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宣布：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军委航空局即行撤销，原航空局所有人员及业务工作全部交空军司令部。

经军委批准，空军领导机关设立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后勤部等机构。并任命刘亚楼、肖华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季，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王弼为空军副 政治委员。

自此，空军这支崭新的队伍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里正式写上了陆、海、空三军的名字。

后来，中央军委将1949年11月11日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成立日。

关于空军的组建，其间经历过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早在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了建立空军的问题。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 《目前形势 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党内文件中正式提出：

1949年及1950年，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并且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时东北老航校已经集结和培养了一大批空、地勤人员和其他技术人才。而且在已经解放的广大地区内接管了不少机场，缴获了一批飞机和航空器材，具备了建立空军的主客观条件。

1949年3月8日，在河北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特别召见东北老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听取汇报，了解航校培养航空技术人才的情况。当常乾坤谈到航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已经培养出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类技术人员500多名时，毛泽东连连称赞：“了不起！了不起！”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酝酿着创建人民空军的步骤和蓝图。

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统一领导航空事业。3月30日，航空局正式成立。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并任命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机关设作战教育处、航空工程处、民航处和情报科、供给科，编64人。同日，航空局在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正式办公。从此，中央军委有了直接管理全国航空工作的业务部门。

渡江战役后，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得到解放，航空业务增多，工作范围扩大。5月，增设航行管理处、秘书处、政治处，供给科改为供给处，全局扩编为172人。

军委航空局成立后，立即从东北航校调干部在全国各地设置航空办事机构。先后在北平、济南、南昌、长沙、汉口、上海、西安等地设立了航空办事处。在天津、徐州、 青岛、杭州、南京、太原、张家口等地设立了航空站。这些机构建成以后，就迅速展开工作。

1949年6、7月间，毛泽东等分析认为，在海上尚有解放台湾、海南岛两战役需费大力，而且国民党也正企图以台湾为其指挥基地。故欲达全胜，必须渡海解放台湾，而渡海作战的关键必须有空军和海军。

现有的空军力量太弱，难以担当渡海作战的重任。因此，中央决定，加快建立空军的步伐。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建立空军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

据朱德建议，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苏联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需考虑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请周召有关同志商酌。

周恩来随即着手进行组建空军的各项实际工作。1949年7月26日，中央军委在给第四野战军的电报中进一步提出，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作为当前首要任务。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

我们不但要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中共中央在作出建立人民空军决策的同时，即着手组建空军领导机构。经军委批准，空军领导机关设立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后勤部等5大部。并任命原军 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原军委航空局政委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

关于空军司令员的选择，早在司令部成立之前就已经确定下来。其间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致信给周恩来，提出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的计划。

毛泽东在信中说：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

当日，周恩来马上来见毛泽东，共同商量建立空军的问题。

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古今中外，一支部队的素质如何，往往取决于指挥员的水平，正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主席觉得谁来担当组建空军的重任更合适呢？”

毛泽东深思了一会儿说：“空军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军种，我们又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空军司令员得要了解我军的过去和发展航空力量的历史，又要有文化，智勇双全，能征善战。同时，还要考虑到我们建立空军离不开苏联的帮助，必须从野战军领导中找一个熟悉苏联军队的人。”

实际上，两位领导人一边说话，一边在脑海中勾画着未来的空军司令形象，他们都想为空军选一个好的司令员。

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夜，毛泽东在运筹组建空军、考虑空军司令人选时，想到了刘亚楼。很快，正打点行装准备挥师南下的刘亚楼，被召到毛泽东住地。

“刘亚楼，你的仗打的不错。要你从陆地上天，当空军司令怎么样啊？”一见面，毛泽东便开门见山。

太没思想准备了！刘亚楼听了一愣，说：“主席，我一直是搞陆军的，当空军司令能行吗？”

“好嘛，还没过上兵团司令的瘾吧？”毛泽东指着刘亚楼的脑袋，风趣幽默但语气坚定：“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不行的人来干！ 我们建设空军，需要依靠苏联的帮助，你懂得我军传统，又在苏联吃过面包，俄语讲得好。我看，选你当空军司令是合适的！”

就这样，刘亚楼兵团司令的瘾还没过，就挑起了组建人民空军的历史重担。

毛泽东想到这里，以征询的口气问周恩来：“你觉得怎么样？”

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主席，我们想到一起了……我看就这样决定吧！”

刘亚楼有“军中骄子”之称。

1946年，经苏联8年的学习和实习回国后，刘亚楼先 后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参谋长及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等要职，成为著名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指挥者之一。

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刘亚楼的表现十分出色！他不仅在辽沈战役中协助指挥战役， 确保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先打锦州”战略决策的贯彻执行和顺利实施。而且在平津战役期间担任“天津攻坚战”的前线总指挥，他神机妙算，精密部署，正确指挥，协调诸兵种联合行动，打了一场干净利落的城市攻坚战，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这场最大的城市攻坚战，进一步加重了他在毛泽东等 军委领导心目中的分量。也为他最后出任空军司令员奠定了基础。就这样，刘亚楼同志最终被正式任命为空军司令 员。

刘亚楼的司令员身份确立后，不久，他便以空军司令员的身份提出空军领率机关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系统表，经毛泽东批准，首先建立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 后勤部和干部部，干部部由于第十四兵团无相应的组织机构，当时暂缺。

为了解决空军初建时期后勤方面繁重的保障任务，经中央军委批准，1950年1月，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六分部改编为空军后勤部。4月22日任命谷广善为部长、杨尚儒为政委、石忠汉为第二部长。9月7日正式成立空军干部部，杨春甫任副部长。

与此同时，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空军党委，由刘亚楼、常乾坤、王弼、王秉璋、薛少卿、谷广善、杨尚儒、杨春甫、方强、王集成、李世安、刘风、吕黎平、黄玉坤等人组成。刘亚楼任党委书记。至此，空军领导班子基本配备齐全，领率机关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1949年11月11日，空军司令部成立，刘亚楼对毛泽 东确定的建设空军的方针切实抓好落实。他对机关建设很重视，对进入机关的干部都要亲自过问，原则是“宁缺勿滥”，杜绝“滥竽充数”。并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特别强调军容军纪和礼节。

1949年12月24日，空军召开空直机关干部会议，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常乾坤、副政委王弼、参谋长王秉璋在会上讲话。

刘亚楼在在讲话中阐述了空军建设的任务，提出了要建设机关业务工作，树立良好的作风。他明确提出空军的总任务是：

建立人民空军，保卫人民祖国。

刘亚楼在这次机关干部会议上提出了作风培养的七条要求：

一是加强政治生活和思想政治工作，强调空军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军种，要注重发挥政治因素的作用；

二是积极负责，努力完成任务；

三是团结一致，搞好与苏联顾问，与陆军，与旧航空技术人员和机关各部门的团结；

四是多动脑筋，开动机器，面对新问题、新情况，要动脑筋想问题，摸索经验，逐渐摆脱被动局面；

五是准确迅速，办事有始有终，不能靠想当然，要养成雷厉风行的作风；

六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七是加强组织纪律性，多请示多报告， 不能擅自做主，机关工作要有预见性、彻底性、及时性，提高工作效率。

为了在全军范围内监理业务系统，明确各项工作的方 针和原则，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空军司令部又先后会同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等部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切实解决问题。

1950年3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关于人民空军的任务，作了明确地指示：

我们建设空军，要达到和完成怎样的任务呢？首先，要配合完成解放台湾、海南岛以及消灭残匪的任务，做到在一定的领海和领空上完全取得制空权，能够击退任何侵略者的进攻。

4月10日至15日，空军第一次参谋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刘亚楼司令员和肖华政委讲了话。

会议着重提出和明确了如何认识对待空军的任务；加强纪律；参谋工作的地位和任务；航校的组织编制；关于航校参谋工作的中心任务等问题。

接着，空军司令部还召开了通信工程会议、机要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工作。同时，空军机关根据空军党委和首长的意图，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大量的组织计划和日常 事务处理。

根据空军建设的方针和任务，1950年8月，空军拟制了1950年至1953年的 《建设大纲》。根据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可能和空军担负作战任务的需要，至1953年底的主要发展目标：

从1950年11月起扩大已建立的7所航校的 培训规模，4年内毕业3期学员2.54万名。组建 航空兵部队97个团。即：以航校第一期1950至1951年毕业的学员组成23个航空兵团。第二期1952年毕业的学员组成45个航空兵团。第三期1953年毕业的学员组成29个航空兵团。装备飞机4507架，其中作战飞机2640架，组成1个空军陆战旅，建立11个飞机修理厂，修建机场107个。培养干部，选送80～90人出国留学，在陆军大学内开设一个航空系。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成立一个航空工程系，这两个系积累经验后，再组成单独 的航空大学。空军总员额29万人。

军委下令组建空军领导机构

1949年至1950年2月，各军区先后组建了航空处。航空处属军区建制，在业务指导及航空器材、航空人员的调度上，接受军委航空局的领导。其任务是：接收、清理和保管各地国民党空军遗留的航空器材，接收航空技术人员，保护修建各地的机场和航空修理厂、气象站等，管理各区范围内有关航空运输的事宜。

为适应空军初建时期的迅速发展，中央军委决定把军区航空处机构扩建为军区空军司令部。

1950年8月，在沈阳成立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东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和辽东军区、辽西军区、陆军第一七一师部分机构合编组成。第一任司令员段苏权，副 司令员胡奇才，副政治委员王德贵，参谋长欧阳家祥，政治部主任赵正洪。不久，由于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调刘震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后又调周赤萍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

1950年8月1日，在南京成立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扩建而成。第一任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王集成，副司令员张藩，参谋长蒋天然。

1950年9月24日，在武汉成立中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中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与陆军第五十一军军部合并组成。第一任司令员刘震，副政治委员吴富善，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主任王建中。1955年7月，中南军区空军机关由武汉移驻广州。

1950年9月22日，成立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以西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扩建组成。第一任司令员傅传作，政治委员余非，参谋长欧阳梃，政治部主任陈浩。

1950年10月，在北京成立华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以华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为基础，并调步兵第二○五师师部机关大部和华北军区部分人员加以充实组成。机关设 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工程部、干部管理部。第一任司令员徐德操，政治委员漆远渥，参谋长油江，政治部主任李克如。

至此，各军区空军司令部全部组成，空军的组织指挥领导体制逐步建成。

北京军区空军长期担负首都和华北地区防空作战任务，军区空军机关和部分部队先后参加抗美援朝、支援东南沿海地区作战等，为保卫祖国领空安全，做出重要的贡献。

在陆续组建各军区空军领导机关的同时，军委空军开始相继在重要战役方向组建空军军部和军级指挥所。

1951年11月，空军第二军军部当时在辽宁安东组建。段苏权任军长，张百春任副政治委员。

1951年11月，空军第三军军部在辽宁开原组建。该军部以驻广西的原陆军第四十九军军部为基础成立，曾国华任军长，李中权任政治委员，邓东哲任副军长，栗在山任 副政治委员，蔡永任参谋长。翌年4月，陆军第四十九军军部由广西贵县移防吉林四平，正式成立空军第三军军部。

1952年7月，经军委批准，组建空军第四军军部。其前身是华东军区空军上海基地司令部。11月，陆军第二十五军军部与空军第四军军部合并，熊应堂任军长，韦祖珍任政治委员，余明任副政治委员，刘国柱任参谋长，李勃任政治部主任。

1953年3月，空军第五军军部在山东潍坊组建。该军部为原陆军第十一军军部及直属队改编而成。安志敏任副军长，王汝昭任参谋长，裴志耕任政治部主任。

1954年5月15日，根据军委命令，各军区空军司令部改称军区空军部。

1954年7月18日，为加强广州地区防空作战指挥，以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政治部抽调人员为基础，在四川成都组建中南军区空军广州指挥所。西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兼任中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和广州指挥所司令员，西南军区空军副政委陈浩兼任政治委员，空十八师师长王定烈任副司令员，西南军区空军参谋长欧阳梃兼任参谋长，空二十三师政治委员魏国运任政治部主任。指挥所直接领导驻广州的空十八师以及驻柳州的空二十六师。

后来，随着各大军区名称的更迭，根据国防部命令，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军区空军部，于1955年5月，分别改名为沈阳、北京、南京、广州、武汉、兰 州军区空军。其中，原西南军区空军部、中南军区空军部分别于当年7月迁至武汉、广州，原中南军区空军广州指挥所同时撤销。

1956年3月，空军第六军军部在河北杨村组建。南京军区学院空军指挥系学院、空二十五师原师长吴宗先任军长，沈空政治部主任赵正洪任政治委员，空十一师师长牛玉川任副军长，广空干部部长李振声任副政治委员，空二 十六师师长王香雄任参谋长，原西康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朱兆林任政治部主任。同年6月，空六军军部移防山东济南。

1957年7月，空军与防空军合并，原隶属防空军的防空军第一军更名为空军第一军。该军以原公安部队第十二师师部为基础，在福州组建，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教育长方升普任军长，南京军区空军航空预科总队总队长兼政治委员罗维道任政治委员，防空军高射炮兵指挥所参谋长叶泰清任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高射炮兵第一○二师师长李成 春任副军长，原陆军第四军干部部长、中国援越顾问团顾问许法善任政治部主任。

1958年7月24日，为适应福建前线对台作战需要，根据国防部命令，以空军第一军军部为基础，空五军一部和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部分人员，在福建晋江组建福州军区空军领导机关。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任司令员，空五军政治委员裴志耕任第一副政治委员，空五军军长谢斌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空一军军长方升普、空五军副军长袁彬任副司令员，空一军副军长刘鹏任副司令员兼高射炮 兵指挥部司令员，空一军政治委员罗维道任副政治委员，空五军副政治委员张雍耿任政治部主任。

空一军军部改编为福州军区空军领导机关后，1958年10月1日，新的空军第一军军部以空军第五速成中学为基础，在吉林长春重建八航校。

政治委员李庆柳任政治委员，八航校校长李发应任副军长，北空副参谋长肖道生任参谋长，空五师政治委员于应龙任政治部主任。

次年4月，高级航空学校校长吕黎平任军长，空二十师师长马宁任副军长，十二航校政治委员赖达元任副政治委员。

东北局奉命筹建东北老航校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宣告成立。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航校从筹建到完成使命的3年多时间里，东北老航校人历经了千辛万苦，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日军在东北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并把这项光荣艰 巨的任务交给了常乾坤、王弼等人。

1945年9、10月间，常乾坤、王弼等30余名航空技术干部分两批从延安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东北。

在此期间，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已指示先期到达东北地区的刘风、蔡云翔等人开始了工作，并将归降的一支日本航空大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后又组成 了以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为主任委员的航空委员会。1946年1月1日，又将航空队改编为航空总队。

常乾坤、王弼等从延安来的航空技术干部与航空总队人员两支力量汇合后，继续抓紧进行创建航校的筹备工作。

创办航校，一无飞机，二无器材，筹建工作十分困难。经东北局同意，王弼率领部分人员分赴延吉、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东北各地搜集航空器材；常乾坤率领其余人员迅速赶赴通化进行校址建设。

当时为了收集航空器材，那些工作者们像打游击一样，在本溪、辽阳、营口、鞍山和大石桥一带搜集航空器材，这是当时一项非常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当时的东北，日军仓皇溃逃，遗留下大批残缺不全的航空器材装备和机场设施。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土匪手里，筹建航校的同志们在东北局领导下， 紧急动员，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四处寻找。

除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来得及抢运以外，在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北安一带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的范围内，收集敌人遗留的飞机，在深山密林处挖掘日寇掩埋的航材。在乡村田野追踪老乡的马车，换下装在车上的飞机轮胎。凡是有航空器材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大家一个一个地寻找飞机轮胎、仪表、铝皮、胶皮垫子，一桶一桶地寻找汽油、滑油。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搜集到各型旧飞机120架，发动机200多台， 仪表100多箱， 油料近千桶，还有不少其他航空器材。

收集到的这些航材，在各地人民政府和群众的协助下，用肩抬、牛车拉、骡子驮等原始的方法，最后都运到了目的地通化。这些“破烂”就是当时航校的全部家当，也是后来航校训练的主要物质基础。

搜寻器材的收获可以说是巨大的，付出的代价也是令人痛心的。很多人累出了病，还有的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然而，也正是这些勉强拼凑起来的飞机，成为了保证航校训练的主要物质基础。也正是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飞机为我国组建了第一支航空队伍，即“东北航空 队”，后来奉中央命令改称“航空总队”。

飞机和一些教学必需的航空器材，历经千辛万苦总算收集齐了，可是开办学校，如果没有教官，那也是一句空话呀！

为了这个问题，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和联军参谋长伍修权等已是几天几夜没合眼了。

这时候，传来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

司令部报告，被我军围困在上汤的正是日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十多年前日军入侵东北时，他们已是一支王牌飞行部队，其中有许多资深飞行员和教官。

东北民主联军指挥员们眼前一亮：“真是天遂人意，搞空军有望了！”

当夜，联军一支精锐骑兵队，闪电般地向这支日军部队包抄过去。

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下，日军队长林弥一郎率领队伍全部交出了所携带的武器。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上缴武器是在平等、宽松、友好的气氛中完成的。

回到村子里，更令这些日本战俘吃惊的事情接踵而来。知道日本人喜欢吃大米，村里的农民代表扛来了一袋袋稻谷，还带来了蔬菜和小鸡。林弥一郎和他的部属一时不知 所措，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中国东北，百姓们吃大米就是“经济犯”，轻则挨打，重则丧命。这些稻谷无疑都是农民留下的稻种。

过了两三天，林弥一郎和10名战俘代表受到了我军驻凤凰城二十一旅司令部的热情接待。一个多月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了，他们开怀畅饮、随意吃菜，饱餐了一顿。

两天后，林弥一郎和10名代表来到了沈阳。在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里，林弥一郎一个人被请进一间指挥室，里面坐着几位衣着简朴的高级干部。

“我们想请你们协助我们建立一支空军！”东北局书记彭真直截了当地对林弥一郎说。

林弥一郎吃了一惊：“可是，我们都是战俘！”他审慎地说道，面带难色。

“这一点，请不要顾虑！”坐在一边的伍修权说。“我们完全相信你！”彭真一副大将风度，落地有声。林弥一郎深受感动，“唰”地一下站了起来：“既然贵军如此信任我，我将竭尽全力，只是……”

彭真看出他有为难之处，便说道：“有何难处，请大胆讲！”

“作为飞行教官有下达命令的权力，这一点在俘虏和胜利者之间很难做到！”彭真马上回答：“给你这个权力，我们能够做到。”

“还有，教官和学生之间，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没有这一点就无法教学！”

伍修权和彭真相互看了一眼，点了点头：“这也没有问题。”

“那好吧，我同意来当！我也可以说服我的人帮助你们。”

彭真一听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会和你们很好地合作，我们会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

就这样，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20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72名机械员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成了我党我军创建第一所航空学校的重要力量。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是从解放区转送来的投诚和被我军俘虏的日籍航空人员。他们都被八路军和睦的官兵关系、与人民群众亲如手足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感 动，主动要求参加老航校的创建工作，奉献自己的力量。

10月下旬，这支队伍正式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共有飞行员17人，机务人员96人，其他各类保障人员180余人。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任命蔡云翔为航空队队长，黄乃一为政治委员，刘风为副队长。这支航空队中的日本留用人员，经改造和教育，后来绝大多数成为东北老航校的重要技术力量。

东北航校创办的时候正处于我党建立东北根据地的艰苦战争岁月，环境非常恶劣。当时坚持打内战的国民党当局，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当然也决不允许共产党有航空学校存在。

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损失，我东北老航校，包括其前身沈阳“航空队”先后被迫进行了5次大“搬家”。

前3次是1945年11月下旬，因国民党进攻沈阳，刚刚成立的航空队被迫撤出沈阳，转移到辽阳，最后又迁到通化。

这3次大搬家几乎是连续的，能飞的飞机由留用的日本飞行员驾驶进行转场，不能飞的飞机，他们就把飞机拆散装在大板车上，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在盘 旋曲折的山路上进行转移。

第四次是1946年4月中下旬。正当刚成立的航校准备开始训练时，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在占领锦州、沈阳、铁岭后，直逼四平。并派空军频繁轰炸通化机场，企图把初生的航校扼杀在摇篮里，航校又被迫由通化转移到牡丹江。

在这次转移期间，国民党空军15架轰炸机轰击了通化机场，打坏了最后一批准备空中转场的7架飞机。被打坏的飞机和其他航空器材，又以同样车拉马驮的方法，翻山越岭辗转几百公里，历经两个多月运到牡丹江。

第五次是1946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又追踪到牡丹江来轰炸、扫射，航校又被迫从牡丹江迁移到黑龙江省兴凯湖畔的东安。这时已到严冬季节，风雪满天，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手触到铁上就粘掉一层皮。

经过一个多月的赶运和抢修机场，航校终于在11月底在东安安了家。在一年时间里，我东北航空机构能够避开国民党空军的追踪袭击而生存和发展起来，这无疑又是一 个奇迹。

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保存实力已相当困难，要组织飞行训练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航校人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创造了一连串的奇迹。为了克服缺乏初、中级教练机的困难，他们打破常规，直接上高级教练机训练，闯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

为了战胜缺乏航油的困难，他们就积极探索研究，经过反复试验，开辟了用自制酒精代替航油做飞机燃料的新途径。

为了克服训练中缺乏航空设备器材的困难，飞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就用红、白旗和手势指挥。没有航空表，就用马蹄表代替。没有飞行服，就穿几层单军衣上天。没 有飞行帽，就自己动手，用帆布剪制简易帽，用塑胶玻璃磨风镜。没有降落伞坐垫，就用布袋装上稻草来代替。没有保险带就用麻绳把自己捆在座椅上飞行。没有充气机， 机务人员就用自行车打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为了防止敌机空袭，就在拂晓和黄昏时组织训练，飞行员“白天去种地，早晚开飞机”。

严酷的战争环境和不断“搬家”，带来生活上的重重困难。寒冬腊月，气温在摄氏零下30多度，许多人穿不上棉衣。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空、地勤人员，经常吃的都是高粱米、玉米棒子。

为了改善伙食，飞行员和机务人员组织起来，开荒种地，上山打柴烧木炭。他们冬季敲开草塘里厚厚的冰层抓泥鳅，春夏季挖野菜、拣鸟蛋，秋季去打猎。住的房子都是四面通风的旧营房，室内没有任务采暖设备，冬天，大家只得戴着棉帽睡觉，冻醒了就裹着被子在屋里兜圈子。

老航校人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生活环境中奋斗了将近4年的岁月。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航校于1948年3月由东安迁回牡丹江，1949年3月又搬到长春。

到1949年7月，老航校共培养出各种航空技术干部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务人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仪表参谋人员88名。

这些人员后来大部分成为建设人民空军，创办和发展中国航空工业和民航事业的骨干。

闻名全国的空军战斗英雄王海、刘玉堤、张积慧等人，就是这所航校初期培养出来的飞行员，人们亲切地称呼这所具有光荣历史的航校为“东北老航校”。

东北老航校是人民空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它的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前进的精神一直在人民空军中传扬。

航空局组建空军首个飞行队

1949年5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召见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和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方华。

周恩来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一个飞行队的决定，确定从东北老航校和各军区航空处抽调飞行员十多人，飞机十余架，主要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必要时协助陆军部队解放长山列岛。

遵照中央指示，飞行队于1949年8月15日正式成立，作战指挥和飞行训练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华北军区航空处具体指挥。

飞行队队长是徐兆文，政委王平阳。第一战斗机分队分队长赵大海，第二战斗机分队分队长杨培光，第三轰炸机分队分队长邓仲卿，第四运输机分队分队长谢派芬。飞行队的飞行员，大部分是驾机起义的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

飞行队下辖3个飞行分队和1个机务分队。9月，又把担负专机空运任务的几个飞行机组划归飞行队领导，成立第四分队。

飞行队成立初期只有五六十人，以后扩展到一百五六十人。飞机多是从国民党空军手中缴获或起义过来并经过修复的。各类飞机最多时达30多架，其中P-51战斗机19架，P-47型战斗机1架，蚊式战斗轰炸机3架，B-25中型轰炸机1架，B-24重型轰炸机1架。C-47运输机2架，C-46运输机3架，小北美教练机1架，PT-19教练机2架，L-5通信机1架。

飞行队成立时，为了保证训练飞行和专机飞行任务，飞机的定期工作和更换发动机等也都由飞行队的空地勤人员一起担任。大家集思广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日以继夜的冒寒风，顶烈日，克服种种困难，比较好地完成了战斗飞行训练和专机飞行任务，为以后飞行队担负重要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飞行队经过短期的紧张训练，1949年9月5日正式担负起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每天都有2至4架P-51战斗机昼间值班。从此，中国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力量。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为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飞行队担负了战斗值班任务，每天拂晓，有十多架战斗机要进行试车检查。

9月上旬，飞行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全队人员无不欢欣鼓舞。

为了保证开国大典的受阅任务，加强飞行队的作战能力，全队同志抓紧进行准备。为了搞好这次受阅，全体同志群策群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演练期间，正值全国政 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代表们听到飞机的呼啸声，有点惊慌，周恩来副主席当即宽慰大家说，这是我们的飞机，正在演练，为开国大典做准备的。代表们听说是自己的飞机，无不欢欣鼓舞，大家热烈鼓掌。

10月1日15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16时举行阅兵。南苑机场上的17架飞机，按预定计划先后起飞，均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

16时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在空中总领队的统一号令下，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900米、600 米、450米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

此刻，碧蓝的天空有少量碎积云，能见度好，地面清晰可见。接近东单牌楼时，已经可以看到地面上的人流和红旗，再往前是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骑兵。炮兵部队，铁流滚滚，浩荡向前。飞行员们的心情十分激动和自豪，感到今天的飞行，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飞行，从今天起中国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我们将不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飞行啊！飞过东单牌楼，天安门广场映入眼帘。

30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形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通过无线电波飞越万水千山，传到五洲四海。

开国大典后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宴会，宴请受阅的高级领导同志和驾机、驾舰起义的空海军人员。朱总司令亲切地对几个驾机起义人员说：你们是新起义的，我是老起义的，我曾经几次起义，最后才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你们都很年轻，还大有作为。我们空军还要大发展，你们是空军的“种子”，将来要起骨干作用。

开国大典后的一天，朱德总司令来到南苑机场检阅了飞行队。这天天刚亮，飞行队全体人员一齐出动，不论飞机能飞不能飞，能滑行的滑行，不能滑行的人推、汽车拉， 三十多架各类型的飞机，统统沿着东西旧跑道一字排开。所有机组成员都穿上工作服，情绪高昂地站在飞机前边，等待着朱总司令的检阅。

9时许，朱总司令在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总参作战部李涛部长、华北军区唐延杰参谋长以及常乾坤、王迅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南苑机场视察和检阅飞行队。

朱总司令兴致勃勃，不时走到飞机前仔细地观看，询问飞行员和飞机情况，并进入座舱观看各种仪表和操纵系统。他对B-24飞机颇有兴趣，专门登上B-24飞机，进入座舱观看，问这问那，使人备感亲切。

1950年春，全国大陆基本解放。但是，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在海上经常派海军舰只到渤海湾大沽口外巡弋。飞行队多次奉命派P-51飞机到大沽口外侦察。除此之外他们还参加一些联合演习，配合地面部队和高炮部队进行协同作战。

第四分队是运输机、名义上是归飞行队建制，实际上常年分散在各地担负专机任务，如接送和平谈判代表、全国各地政协委员、中央和各野战军首长。除此而外，还执 行过救灾、送医、送药、运送钞票、拍摄电影、观察地形、支援进军西南、西北和华东的任务。

1949年底和1950年初，为建立6所航空学校和军区空军发展的需要，军委空军将原在老航校受过训练的全部飞行员和一部分起义的飞行人员、地勤人员，调往航校和军区空军工作。飞行队将第一、二、三分队缩编为两个分队。

1950年7月26日，军委空军命令将飞行队的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一驱逐大队”。

1950年11月，苏联根据与中国政府的协议，派了一个米格-9式喷气式战斗机师到达北京，驻南苑机场，担任北京地区的防空任务，使首都的防空更有保障。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1950年11月19日，“空军独立第一驱逐大队”正式撤销，其人员和作战的飞机分别调往各航校和航空兵部队。

至此，第一支能胜任防空作战任务的飞行部队，完成了自己的光荣历史重任，载入我军的史册。

中央军委批准创办航空学校

1949年10月，中央军委批准了创办航校的方案，并于第一次航校会议上，提出“一切为了办好航校”这一空军初建时期的指导方针。

空军遵照中央的指示，以老航校的人员为骨干，在陆军的基础上，在苏联顾问帮助下，航校迅速创办起来。

由于这个时候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因此校址选择，依据了这样的原则：

1、便于争取时间，及早开学。2、节省经费开支，尽可能利用现有机场设备。3、有较好的气候条件，以保证飞行训练。4、受敌机轰炸威胁小，有较安全的环境。

空军派出专门小组，进行了实地勘察，提出了建校地址的具体方案上报中央军委。

10月30日和11月1日，中央军委先后批准以下几所航校：

第一航校设在哈尔滨。第二航校设在长春。第三航校设在锦州。第四航校设在沈阳。第五航校设在济南。第六航校设在北京南苑。

此外，为了利用东北老航校的一批日籍航空技术人员和日式飞机、航空器材，经中央军委11月18日批准，在牡丹江又成立第七航校。

校址确定后，整修航校使用的机场、营房、教室便成为紧迫的任务。

在东北、华北、山东军区和当地党政机关、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到1949年11月底，除机场外，教室和营房大体上准备就绪，保证了各航校按时开学。

选择航校校长、政委，是办好航校的关键。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对校长人选逐个考察。各航校的第一任校长都是从东北老航校有飞行经验的干部中选任的。一航校校长刘善本；二航校校长刘凤；三航校校长陈熙；四航校校长吕黎平；五航校校长方子翼；六航校校长安志敏；七航校校长魏坚。

航校的政委，由于空军中缺乏合适的人选，空军领导于1949年10月21日报告中央军委，请求从野战军中选调适合做航空工作的人担任。

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指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并要求各野战军提出3倍的名单交由军委选定。

各野战军共提出19名预选对象，军委于11月18日从中确定了7名：一航校政委、原二野二十八师政委姚克祐； 二航校政委、原四野一一五师政委李世安；三航校政委、原三野一○一师政委王学武；四航校政委、原一野三师政治部副主任李发应；五航校政委、原三野六十三师政委王绍渊；六航校政委、原四野一四一师政委张百春；七航校政委、原二野五十四师政委罗野岗。

航校机关和教职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二是从陆军中选调；三是从国民党空军起义和留用人员中任用；四是从青年学生中招收。其中90%以上是从陆军部队中选调来的。航校学员的选调，则是依据中央军委于8月3日向各野战军、各军区发出的指示。

指示要求：

为了迅速建立人民空军，经决定训练飞行员1200人，地勤人员2000人，并规定了选调学员的条件和各区分配的人数。经过各级严格审查把关，共选出空勤学员1672名。9、10月间先后到达长春，经体检复查，有742名不符合飞行条件改学地勤，实际符合飞行条件的学员共930名，地勤学员1980名。

由于航校建设一直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而且在建立过程中得到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因此，6 所航校仅用了五十多天都已建齐。

1949年12月1日，6所航校同时开学。

12月11日，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陪同下，参加了开学典礼。

1950年1月5日第七航校开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是从中央军委所属航空局发展建立起来的，期间经历过一个漫长的筹备工作。

1948年5月，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和渡江战役运筹准备，建立空军的事宜更加得到毛泽东等中 央领导人的关注，很快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1949年1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这是党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建立空军的任务。

身兼东北航空学校校长的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看到党中央的决定，结合飞速发展的形势，感到责任重大。在征得东北野战军首长的支持后，刘亚楼致电在东北的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迅速赶到北平。常乾坤和王弼赶来北平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经召开。

为了使党中央、中央军委了解东北航校建设的情况，也为了使航校建设直接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亚楼报请参加全会的东北野战军首长同意，派常乾坤、王弼去西柏坡向中央首长汇报。

3月8日早上，两人抵达西柏坡后，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结合一路上的思考与讨论，将航校情况、下步任务和建议逐一详细列出。

这个汇报稿长1万多字，以文字为主，并配多处表格数字，逻辑清晰，内容翔实。

3月8日晚上，常乾坤、王弼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了西柏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陈毅、邓小平等中央首长已等候在这里。

周恩来迎上前来同常乾坤、王弼握手，并且把他们介绍给中央领导。

常乾坤和王弼向在座的首长立正敬礼。常乾坤拿出汇报提纲，开始汇报。他压根也没有想到，今天有这么多的中央领导听他汇报。他看到党中央、毛主席这么关心航空事业的发展，十分激动，几次不知说到了哪里，还是王弼及时地补充。

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东北老航校的建设很感兴趣，在听取汇报过程中，不断插话询问学员来源、训练水平、装备数量、飞机性能、教学能力、保障条件等等，对创办航校 取得的成绩十分高兴。

当常乾坤谈到航校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已经培养出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类技术人员500多名时，毛泽东连连称赞：“了不起，很好，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 到的事情，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

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东北老航校的工作给予高度赞扬和鼓励，也是对常乾坤和王弼艰苦创业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充分肯定。

常乾坤、王弼的汇报和建议，使党的领导人对航校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为加强航校建设，加速培训航空人员，为创建空军做准备，应该成立一个全军的航空机构。

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一批人员，组成军委航空局，负责统一领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

同日，航空局在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开始办公。1949年11月，刘亚楼司令员通知宣传部长朱鸿，要空军宣传部拟定一个航校政治教育计划。

拟定航校政治教育计划，必须对空军的情况、空军作战的特点有一个初步认识。

空军作战是在广阔的天空，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以高度的速度和机动进行搏斗，不像在地面进行战斗，有指挥员直接掌握，有友邻紧密依托，这就要靠每个空军战士以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发挥武器装备的作用，独立自主去制胜敌人，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勇敢和牺牲精神，没有自觉的纪律性、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没有机动灵活的战斗作风是不行的。同时，现代化航空武器装备极为精密复杂，在空中飞行，不像在地面活动，有了故障差错可以停下来修好再前进，任何环节失误，都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因此，就要求空军指战员既要高度机动灵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讲科学性、准确性，要有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航校学员部分来自部队的战士和基层干部，部分来自地方学校中的青年学生，要把他们培养成符合上述要求的人民空军战士，需要进行很好的思想改造和锻炼。但是，由于训练任务急、教育时间短，不可能进行系统、完整的政治教育，必须采取“少而精”的原则，从根本上着手，解决学员思想里最基本的问题。

在教育内容上，为使学员建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树立创建人民空军保卫祖国的坚强观念，培养人民空军战士应有的品质、作风，空军宣传部初步拟定了如下专题： 一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二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三是人民空军的任务、特点、制度、作风；四是人民空军战士的思想品质，此外还有时事教育等。

在教育方法上，强调要从学员的思想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思想改造。提倡形象化教学，运用参观、访问、典型报告、控诉、电影、戏剧、讲故事等实际材料，把宣传和鼓动结合，理性和感性结合，启发阶级仇恨，提高爱国热情和战斗情绪，激励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采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启发诱导，群众讨论，用群众自己的经验解决群众自己的问题。

根据上述考虑，空军宣传部拟定了航校政治教育计划草案，向刘亚楼司令员和空军领导汇报，得到他们的同意。

刘亚楼对其中教育目的的提法给予了很大注意，他认为应该把它作为培养人民空军战士的标准，并逐条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忠实于祖国，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党。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

钻研掌握先进的航空业务知识与技术。

具有政治坚定的、自觉遵守纪律的、集体主 义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准确敏捷的作风。

关于政治教育时间，为了迅速培养能飞行和作战的空军战士，要以更多时间用于技术训练。政治教育时间空勤学员拟占全部教育13％，地勤学员拟占17％。

计划草案拟定后，空军领导要宣传部长朱鸿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请示。后来，空军领导要宣传部起草一个报告，将政治教育计划草案报请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批示。

刘亚楼特别对这个报告作了认真修改，专门写下这样的话：“我们第一次办航空学校，教育方面的经验一点都没有。这个教育计划草案是否妥当，没有把握。特别是教育目的的提法，政治教育时间在一般教育时间内的比例等问题上。不知是否提得对？”

1949 年12月1日送上报告，只隔4天，毛泽东同志就看了并批示：“请少奇酌定，并经聂荣臻转告刘亚楼。”

刘少奇对教育计划仔细作了审阅，每一句都加了点，并划去了其中多写的一个字，然后批“照办”，在第二天就退了回来。

这样，航校第一个政治教育计划就经过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亲自审批确定了。

12月9日，空军政治部下发了这个计划，并编发了每一课程的讲授要点。

为了解决政治教员问题，毛泽东同志亲自批示从北京各学校指定调选，这些人陆续分到各航校任教，成为航校政治教育的重要力量。

1950年3月9日，空军政治部召开航校政治工作会议进行讨论，空军政委肖华在会上作了总结。他着重指出，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是改造思想，树立革命人生观，航校政治部要把政治思想教育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中心工作；要 求航校政委要关心政治教育，亲自动手布置、研究、审查教育提纲，主持教育准备会，担任讲课，总结教育经验。 一切都要围绕思想教育的需要开展活动。

在空军创建中航校政治教育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经过航校培养出来的人民空军战士，在抗美援朝和保卫祖国领空等战斗中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他们以初步学到的技术、战术，一出手就重创了凶恶老练的美国侵朝空军，创造出光辉的战绩，涌现出大批战斗英雄，表明他们不愧为具有高度政治素质的、捍卫祖国领空的忠诚无畏的卫士。

1950年3月10日，在空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朱德总司令指出：

要很快把学校办好，越快越好，快一个月也好。

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1950年，先后经过3次扩大航校培训规模，逐步形成中国空军培养空地勤人员的办法，为空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空军领导创办人民空军杂志

1950年3月，空军领导专门开会，以空军司令部、空军政治部名义，作出了 《关于出版(人民空军)的决定》。

这个决定，确定了 《人民空军》杂志的创办宗旨：

代表空司、空政实行对各航校、航空处之思 想领导、工作指导与学习指导，反映学习工作情况，交流经验，成为空军建设中推动工作，帮助学习，提高军事、政治、技术素养的工具。“决定”明确规定了杂志的内容：

以配合当前工作，传达领导意图，介绍各种经验，帮助干部与学员的军事、政治、技术学习为主。

“决定”还对刊物的作用、对象、编辑方针以及出版发行工作等作了规定，并确定成立“党报委员会”，成员共13人，肖华为主任。党报委员会负责办报方针、内容的审核及对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的督促检查。

在决定创办 《人民空军》杂志不久，毛泽东、朱德、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罗荣桓、聂荣臻、粟裕等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为 《人民空军》杂志题了词。

毛泽东题写了“人民空军”的刊头。毛泽东还题词：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这个题词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办刊物本身，他赋予并规定了空军的使命、性质和任务，对空军建设具有纲领性指导作用。

刘亚楼司令员在一次干部会上，专门对此作了阐释。 他指出：

题词是毛主席赋予我们空军的使命，是对我们创建空军应有的精神状态的要求。

毛主席为什么不说建设，而要说创造呢？这说明我们空军的建设工作，目前是处在从头做起的阶段上，一切工作都带着打基础的性质，要求我们创造性地工作，要有开创性的精神状态。

毛主席为什么要讲强大的人民空军呢？这是规定了我们要创建的空军的性质，必须是人民的空军，必须是强大的空军，而不是美国和国民党那样的空军。创建人民空军是准备战斗的。歼灭残敌是讲我们搞空军的当前任务，巩固国防是讲我们的长远建设任务。无论是执行近期战斗任务，或长远建设任务，我们的工作都是带有初创性质的，都是紧迫的，不能按部就班地进行。

这番话，后来始终贯穿于空军领导工作的全过程，也指导着 《人民空军》杂志的工作。

除了毛主席的题词之外，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提了词。

初创中的空军所办的一份杂志，得到那么多领导人的题词，确实是一件十分鼓舞人心的事情，是对空军全体指战员的有力的勉励和鞭策。从中不难领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自己的空军，是寄予多么大的厚望。

1950年4月15日，《人民空军》杂志创刊号出版。创刊号印出来后，空军领导专门开会讨论这期杂志，到会的领导同志都对创刊号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和鼓励，特别是对封面踏步前进的陆军上面飞驰着空军年轻的鹰的设计非常满意。

刘亚楼司令员经常为办好刊物出主意，甚至亲自出题目。有些重要文章和报道，亲自动手改标题。还亲临编辑部指导工作。

空军领导还规定，凡空军召开的有关会议，一定要有 《人民空军》社的领导同志参加。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或有重要想法需要宣传，刘亚楼司令员都到杂志社来讲话或及时告知，使杂志社同志很好地领会领导意图。

在 《人民空军》创刊一周年时，刘亚楼还亲临祝贺。 他提出，《人民空军》要设立“批评与建议”专栏，主张在杂志上开展批评要有真人真事，这才有力量。他强调对 一个问题，要抓住不放，连续宣传，不能蜻蜓点水，搞一次就算，有些问题要“准备说一千次”，这样才能给部队造成深刻印象。他还主张对某些问题，要发动群众展开群众性讨论。

对于创刊后的 《人民空军》主要内容登些什么，刘亚楼司令员不仅过问得很具体，而且也有他独到的见解。对于 《人民空军》开设的“批评与建议”专栏，刘亚楼还规定，每期杂志如果没有批评与建议的文章，就不准出版。

在空军领导同志的关怀下，《人民空军》先后着力宣传了空军建设的一些重要原则。首先是毛主席关于“创造 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的题词，在第二 期上，刘亚楼司令员专门撰文系统阐述了这一题词对空军建设的指导意义。

《人民空军》 杂志的创办开始是一无所有，白手起家。为了完成办好杂志的任务，编辑部的同志夜以继日，辛勤工作，加班、加点、开夜车是经常的事。稿件来源也有困 难，常常要费很大劲去组织采写。即使来了稿，编辑们也得下大力气改稿，做“语文教员”。

还要从来稿中沙里淘金，发现报道线索。编辑人员就是这样和部队许多同志认识并交了朋友，扩大了稿源。还为领导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同时自己也在繁忙艰辛的工 作中经受了锻炼，逐步成长起来。

空军领导提出“要办好报纸，必须全体同志共同努力， 贯彻全党全军办报的精神”。并要求各航校成立通讯组，政委或政治部主任为组长，设立5～9人的通讯员队伍，每月至少给杂志投稿10篇。各军区空军还设立了通讯站。空军上上下下都很重视 《人民空军》的编辑出版发行，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关怀。刊物出版100期时，空军党委专门 开会研究杂志工作，进一步明确了办刊方向，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意见，使办刊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人民空军》杂志得到了空军部队各级领导和广大指 战员的欢迎和重视，许多读者经常来信，给予鼓励和赞扬，提出建议和批评，殷切地希望杂志日益进步。广大指战员 把 《人民空军》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

1959年2月13日，根据空军党委决定，《人民空军》 报改名为 《空军报》。

航校陆续分建各类专业航校

1951年开始，空军将初期创办的既训练飞行人员又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航校，分建为单一的空勤航校和地勤航校。

1951年5月，将第四航校培训的歼击机地勤学员分出来，由在沈阳新成立的第八航校负责培训。

1952年8月，又将第一、二航校培训的轰炸机地勤学员分出来，由在长春新成立的第九航校负责培训。

同年，将第三、五、六航校培训的歼击机地勤学员也调出，由在太原新成立的第十航校负责培训。

1953年1月，在陕西户县成立了第十一航校。该校最初的任务和歼击机航校相同，后来改为担负轮训部队飞行中队长和新机种改装的训练任务。2月，在山西临汾又成立 第十二航校，担负培训歼击机飞行学员的任务。

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到1953年底，空军航校共培训出飞行人员5945名，机务人员2.4万余名，军事干部396名，政治干部690名，后勤干部310名，为一批又一批地组建航空兵部队创造了条件。

从1954年以后，空军根据任务的需要，新建了一批院校，并对院校培训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1954年10月，为了解决各类专业干部的培训问题，在太原组建空军后勤学校，在洛阳成立空军政治学校，分别担负培训后勤和政治工作基层干部的任务。

1955年8月，国务院批准将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划归军队建制，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气象专科学校”，由空军领导，负责培训气象人员。

1956年10月，在四川新津组建空军第十四航空学校，负责培训基层通信技术、指挥干部。

1957年，将原防空军所属高级防空学校、高射炮兵学校、雷达学校、技术学校和防空学校划归空军建制，防空学校与雷达学校合并，建成空军雷达兵学校。

1958年9月，在保定组建特种武器学校，称为第十五航空学校，为全军培训地对地、地对空、地对舰导弹技师。

1959年9月，在吉林组建空军第十七航空学校，专门培训歼击机机械员；

1961年4月，在长春组建空军卫生学校，负责培训初、中级医务人员。

空军院校由单一的航空学校训练逐步建立起与空军编制相适应的多专业、多兵种、多层次的院校培训体制，基本上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空军建设需要的办校道路。

到60年代中期，空军院校体系构成是：空军学院、空军工程学院等高级专科学校4所，空勤航校10所，地勤航校5所，政治、后勤、高炮、雷达、通信、卫生学校各1所，航空预备学校2所，共计29所院校。初步建立起多专业、多兵种、多层次的院校体制。

军政大学培养首批女飞行员

1951年初，空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始着手从华东军政大学和航空预科总队选调55名女学员，送到驻牡丹江的第七航空学校学习。

这批学员到校后，编在第二期丁班。学校根据她们个人身体素质、文化水平和机组配套的需要，确定培训飞行员14名，空中领航员6名，空中通信员5名，空中机械员30名。

首先是航空理论学习。因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女同志在学习上感到了许多困难，什么飞行原理、无线电学，公式、定理，简直摸不着门路。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失去信心。

面对这样的情况，组织上提出为妇女争气，为祖国争光的号召，以“想想长征难不难？想想抗美援朝的战士难不难？”为题，组织座谈讨论，鼓励她们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

通过各类教育，女学员们克服困难的信心足了，课堂上能专心听讲，课外认真复习，星期天也不休息，抓紧一切时间学，终于攻克了航空理论这一关。

理论学习后，进行飞行、领航、通信分科专业训练，机械人员学习维护飞机课目。

这些从未坐过飞机的姑娘，认为到天上多么美呀！可是一到空中她们就觉得天旋地转，头晕脑胀。教员刚带了几个起落，有的就呕吐起来。困难又来了，可是她们以中国妇女素有的坚韧不拔的毅力，迎接考验。

身体健壮的上海姑娘施丽霞表示：“男人能做到的，我们妇女也一定要做到。”就是这个意志坚强的姑娘，教员带她第一次飞起落时告诉她，飞行中要是感到不适支持不住时，就用手拍拍脑袋，好早点着陆。施丽霞在飞行时真的吐了起来，可她坚持住了。一直到飞完课目，最后吐到尽是黄水，也没有去拍一下脑袋。

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对汽油味道敏感。却偏要把汽油洒在自己的手帕上，时刻与汽油“作伴”、“亲吻”。用这样的强制方法磨炼自己的味觉神经。她们操纵飞机驾驶杆，拆卸发动机力气不够，就拼命锻炼。

她们和男同志一起打篮球、跑步、打秋千、滚旋梯，练习器材少，她们把扫把、凳子腿代替驾驶盘演练，坐在地上手拉手脚蹬脚地练习拉杆蹬舵。

目测不准，她们就在卡车开动时练习判断运动速度。飞机降落时离地高度变化掌握不准，她们就在楼梯跑上跑下地练习。就连晚上在被窝里也握住手指头，蹬着床头作练习飞行。

困难终于被一个个克服了，技术一点一点掌握了。学飞行的13名姐妹都放了单飞。只有黄碧云还未放单飞，她非常苦恼，担心自己飞不出来，难过地哭了起来。还写了一个条子：“我没有飞行的天才。”并说：“我怕是飞不出来了，我干不了这一行。”

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也很着急，刚开始时航校领导提出绝不让一个同志掉队。现在同伴有困难了，要想方设法帮助她。

首先树立她的信心。大家说：“碰上困难，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咱们是新中国的妇女，是第一代女飞行员，天大的困难咱们也要克服它！”

领导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黄碧云“会诊”，找出她掌握技术的难点。让先放单飞的同志向她介绍动作体会，教员、学员一起组织起来帮助想方法。

人多智无穷，黄碧云终于克服了难点，和众姐妹一起比翼齐飞了。

航校的各级干部和教员。对培养新中国的女飞行员付出了比培养男飞行员更大的心血。不仅耐心教她们理论、技术，还千方百计地培养她们的胆量和意志。

由于飞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每当女学员们飞行时，特意在机尾挂上红布条，以提醒空中其他飞机和地面指挥员给她们以特别照顾。

1951年11月，14名女飞行学员，用时仅7个月，平均每人飞行77小时，全部飞上了蓝天。

同时，41名空中领航员、空中通信员和机械员也陆续毕业。

至此，新中国第一批55名女飞行员无一掉队，全部学成。

毕业后，她们都分配到空军第十三师运输部队。

在空十三师，她们开始进行了苏制里-2 型飞机改装训练。

1952年2月，这些毕业后的女飞行员接到空军指示，准备上北京，在“三八”妇女节上为中央首长和首都人民进行飞行表演。

于是，她们转场到北京西郊机场，进行“三八”节受阅前的训练准备。

3月8日这一天，首都各界7000余名代表和五十多位各国驻华使节的夫人以及中外记者等来到西郊机场，应邀参加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起飞典礼。

女飞行员共编6个机组。13时，6架里-2 型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及首都人民的检阅。

飞机在西郊机场着地后，朱德总司令、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以及总政副主任肖华，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陪同下，检阅并接见了女飞行人员。

朱德在讲话中热情地赞扬了全国各条战绩上妇女做出的贡献，特别指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女飞行人员，是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学习的榜样。

邓颖超在讲话中说：“今天举行女飞行人员起飞典礼，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实现。这也证明，妇女只要打破自卑感，有信心，有勇气，自强不息，努力学习艰苦奋斗，一切工 作都可以做，而且能够做好。”

女飞行员代表戚木木讲了话，她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们培养成飞行员，是人民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只有在新中国，妇女才有广阔的道路。”

她代表她的同伴们表示：

一定要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奋斗终身。

3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飞行表演的女飞行人员。

毛主席关怀地询问刘亚楼：“她们都成器啦？”

刘亚楼回答：“都成器了，能够独立执行任务了。”毛主席高兴地笑了。

参加完典礼后，空军党委决心将55名女飞行人员全部留在北京，归空军独立第三团建制，单独编为第二大队第六中队。

经过紧张的昼夜间复杂气象的训练，她们的翅膀硬起来了，开始能够独立执行任务。

第一个执行任务的是秦桂芳，她一听说让她执行任务，心里异常高兴。怎么能不兴奋！毕竟是第一次啊！

但是她担心，这次任务完成得好坏，不仅关系到她今后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女飞行员，而且影响到全体飞行员单独执行任务的信心。

领导上看出她这种心理，鼓励她说：“你现在是新中国的女飞行员了，要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勇气。”

秦桂芳回答：“我以一个革命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决完成任务。”

当其他女飞行员知道秦桂芳就要单独执行空运任务时，都感受到了莫大鼓舞，纷纷鼓励她说：“你大胆飞吧，你拿出劲来，为咱们女飞行员打响第一炮，为大家做出好样 子。”

第二天，秦桂芳来到机场，大家怕她过于紧张，笑着说：“拿出你打球的那股子勇猛劲来，好好完成任务。”

秦桂芳充满信心地登机起飞，终于安全顺利地完成任务，这大大鼓舞了女飞行员单独执行任务的信心。

1954年寒潮侵入内蒙古草原，风雷交加。草原上覆盖着1尺多厚的积雪。锡林郭勒牧场上牲畜不能放牧，有些地区牲畜已经大批死亡，上级决定派飞机空投粮食和饲料支援牧民，抢救牲畜。

女飞行员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请求空投任务。部队决定陈志英和她的机组执行这个任务。

她们连夜进行飞行前准备，第二天天刚刚亮，飞机就起飞了。飞机越过长城飞向内蒙，刚进入草原，天气突然变坏。恶劣气流云团给飞行带来困难，飞机颠簸、摇摆、上下浮动。

陈志英沉着操纵着飞机，勇敢前进，机组以敏锐的目光，仔细搜索着机翼下面的地形地物。

领航员首先看到蒙古包，陈志英按领航员指引的航向飞去。牧民们从蒙古包里跑出来，一个个手舞红旗向飞机欢呼。一包包的粮食和饲料，带着党的关怀和温暖，投放到牧民的手中。

陈志英和同志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怀着兴奋的心情返回基地。

与此同时，秦桂英也接受了一次艰难的空投任务。有一支铁道筑路队被大雪困在大兴安岭里，100多名筑路工人和100余匹骡马，断粮缺料，情况十分危急。

秦桂芳和机组同志们冒着零下十多摄氏度的严寒，给飞机发动机加温，装载物资。她们的脸冻青了、手脚都麻木了，但热情很高。

飞机起飞了，机翼下面是广阔的林海雪原，没有导航点，也辨不清地标，按飞行时间推算，应已到达目的地上空，但从飞机上看下去，什么目标也未发现。

秦桂芳盘旋了几圈，连人影都没有看见。她心里想，不能这样回去，一定要将粮食送到工人手中。她不顾危险降低高度，勇敢施实低空飞行。

被围困的工人，闻声跑出来，用红被子铺下T字布。于是，一包包满载党和人民深情厚意的物资投到指定位置， 工人们得救了。

1958年12月30日晚上，部队的新年晚会正在热烈进行，突然接受一个紧急任务，要立即派飞机飞包头，装运氧气，再转乌兰浩特。这个任务要在24小时内完成，因为乌兰浩特钢铁厂的锅炉爆炸，那里急需焊接氧气。

部队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伍竹迪和她的机组。当时的情况是，乌兰浩特地区天气恶劣，机场跑道又短又窄，而且还没有导航设备，这给机组执行任务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伍竹迪同机组全体同志连夜进行了充分准备。

第二天黎明，便按计划起飞了。

飞机先飞包头，装上氧气后，又向乌兰浩特飞去，途中山峰重叠，强大气流将飞机一会儿掀起来，一会儿沉下去。伍竹迪艰难地操纵飞机，不知是紧张了还是因为生孩子后体力不济，她的内衣都湿透了。

伍竹迪和她的战友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傍晚准时到达机场上空。

飞机绕场一周，巡视一下机场情况，跑道的确太短，按正常着陆方法不行。伍竹迪采用小下滑角、大油门、尽量减低飞机速度，准确地在跑道上着陆。

飞机停稳后，钢铁工人围了过来。伍竹迪刚出机门，有人惊奇地喊道：“是女飞行员！”伍竹迪一下子被工人们包围了。

一位年轻工人握住她的手激动地说：“我代表钢铁工人向你们致敬！”

氧气瓶卸完后，天色将晚，由于这个机场没有防寒设备，机组同志担心飞机上的导管冻裂，便不顾十多小时的疲劳，又驾机起飞返航。

那位最后一个放单飞的黄碧云，每次在部队执行任务时都飞得很好。

1958年秋季，她同机组执行专机任务，从张家口接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元帅回北京。飞机飞得非常平稳，贺龙元帅问驾驶飞机的飞行员是谁？

机组回答：“是女飞行员黄碧云。”

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轻轻着陆了，贺龙特意来看黄碧云，亲切地对她说：“你飞得很好，下次我还乘你的飞机。”

这是首长对她的鼓励，也是对全体女飞行员的关怀和希望。

1969年全国妇联授予她们机组“三八红旗集体”的光荣称号。

新中国的第一代女飞行员为空军部队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们驾驶的飞机飞遍了祖国各地，执行空运、空投、抢险救灾、人工降雨、航空测量、科研试飞和专机服务等任务。她们为人民空军赢得了荣誉，为新中国妇女争了光，为祖国争了光，开创了新中国妇女飞上蓝天的先例。

组建北京南苑航空修理厂

1948年冬，以方华为首的东北老航校进关搜集航空器材的小组进入南苑机场。当时我军在北平城南的前沿阵地推进到永定门外的大红门一带，小组进入南苑机场时，整个机场空荡荡的，看不到一个国民党空军人员。

南苑机场，原是国民党华北空军的重要基地，驻国民党空军四大队，装备P-51型飞机，一大队，装备B-25型飞机，八大队，装备B-24型飞机，以及十二中队，装备P-38型侦察机，因当时西郊机场受我西山游击队威胁，国民党空军十大队，又名空运大队，装备C-46、C-47型飞机，也逃到南苑机场。国民党空军的这些部队在撤离时，一批有故障的飞机无法飞走，弹药库有枪、炮、炸弹以及 各种器材、机床设备，还有几十辆开不动的各类汽车。当时的南苑机场一片混乱，停机坪上杂物遍地，机场的铁路专用线站台上也有许多东西没有装上火车，其中就有一架 贵重的飞机练习器林克机。

这些就是南苑航空修理厂建厂的物质基础。

1949年1月31日我军入城前，东北老航校搜集航空器材小组已改名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部航空接管处”。我军入城后，航空接管处接管了国民党空军和航空公司的各机关、仓库、住房等。当时这些单位的大部分人员都不在了，后来航空接管处贴出布告，他们才陆续回来报到。

为了迅速开展工作，航空接管处人员按既定的行动方案各就各位。2月4日，航空接管处进入南苑机场。航空修理厂的厂长是朱鸿，政治协理员刘子宁、副厂长卫兴基、 副协理员叶兵。以下设装配股、发动机股、配件股、总务股，还设一个技术研究室。为了加强修理厂基层政治工作，上级又从野战军选调了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政治指导员。整个厂的干部不到20名。

工厂的工人，除个别由沈阳来的之外，绝大多数是原国民党空军的机械士，有近300人。技术人员来自两个方 面，一是上级分配来的理工大学生和大学教师。还有一部分是起义人员，其中有老技术人员，还有几位原国民党随机机工长。当时，航空接管处对美制飞机不熟悉，这些人员发挥了作用。他们成了装配股的“台柱”。

建厂初期，厂里开展了深入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原国民党人员报到后，航空接管处对他们做了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欢迎他们参加革命，向他们表示：“革命不分先 后，一样光荣。”解除了他们自视俘虏因而抬不起头来的思想顾虑。

尽管当时国家财政有很大困难，航空接管处对他们的生活给予保障，他们非常受感动、一个个愉快地来厂报到。

全厂人员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克服困难，勤奋工作，他们都把自己当作修理厂的主人，而不是雇员，为尽快修好飞机而出谋划策。没有设备，就土法上马，土洋结合， 自己动手创造。一次修理C-46飞机的自动驾驶仪，没有试验台，只能在飞行中观察，但在空中又不能调试，仪表班的同志用两张桌子将整个系统吊装起来，做了假机翼、方向舵，进行模拟试验，解决了难题。当时的工作，没有“8 小时”的概念，根据工作需要，常常是从早到黑地干，干完为止。有时还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

航空接管处还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课，逐步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从理论上提高了对革命的认识。华北军区航空处特意请了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 作专题报告，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

经过各种形式的政治思想教育，航空接管处领导下的修理厂全厂职工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极大地发挥了工作的积极性，厂里的修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只用了约半年的时间，就修复各式飞机数架，以及各类汽车几十辆。

南苑航空修理厂组建之后，得到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 1949年4月，朱德来到该厂，看望全体干部和职工。

朱德着装非常俭朴，身边只跟着一个警卫员。他到了装配股、发动机股、配件股，所到之处，都亲切地和工人们交谈，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在装配股，朱德同一位瘦弱的老工人握手时，还问他身体怎么样？有没有病？伙食好不好？在发动机股，朱德和正在刮轴瓦的几个老工人坐在小凳上促膝谈心。朱德对老工人十分亲切，专门告诉青年人要很好尊敬他们，从各方面关照他们。在看望职工时，由于朱德衣着俭朴，也没有众多的随员前呼后拥，所以工人都不知道跟自己谈话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朱德总司令，直到朱德离开后，才传开了。

朱德来厂视察，极大地鼓舞了全厂干部职工的革命热情。全厂同志热火朝天地投入抢修飞机的工作之中。

到5月下旬，南苑航空修理厂已经赶修好一批飞机，并准备成立飞行队。

朱德要当时的华北军区航空处的处长方华陪着来看飞机。这次朱德不仅看了飞机，还让方华驾机升空进行了飞行表演。朱德看到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也能驾驶飞机，显得特别高兴。

朱德后来还来过南苑航空修理厂一次， 是在1949年“十·一”飞行队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之后，朱德由聂荣臻、李涛、常乾坤等陪同检阅了飞行队。

那天，南苑航空修理厂摆出了三十多架飞机，场面相当气派。朱德3次亲临南苑视察我们航空修理厂，说明他 是多么重视人民空军的建设，多么热情地关怀他的诞生和成长。当年那些聆听过朱德教诲的同志，都深受感动。

1951年4月，南苑航空修理厂由空军转属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

1952年随着重工业部分成几个工业部，修理厂变为第二工业部第四局所属的二一一厂，仍从事修理飞机的工作，开始主要是修理苏制飞机，以后又仿制米格型飞机。

南苑航空修理厂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为人民空军的武器装备建设做出了贡献。

刘少奇赴苏商洽建空军事宜

1949年7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争取苏联援助我国建立空军。

27日，刘少奇与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谈时提出：

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空军战斗部队，参加渡海作战，解放台湾，请苏联方面给予援助。

拟向苏联定购雅克式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

拟请苏联空军学校代我训练空军人员1700名。 其中飞行人员1200名，机械人员500名。

拟请苏联派出高级空军顾问，于9月底来华参加中国空军司令部及航校工作。拟派刘亚楼率代表团来苏参加这一计划的商谈。

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对中方计划表示原则赞同。但又指出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设在中国国内。刘少奇会后致电党中央，通报会谈情况。

中共中央接到刘少奇的复电后，决定派刘亚楼、王弼、吕黎平赴苏联，具体商谈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空军的问题。行前，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就与苏联商谈的具体问 题作了认真仔细地研究。

31日下午，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在中南海先后受到朱德和周恩来的接见。17时，3 人又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刘亚楼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指出：

你们谈的意见比较符合实际，就以你们的意见作为方案吧。我看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第二，我们经济仍很困难，苏联又不能无偿援助，因此买飞机、购器材、请专家都要精打细算。

现在是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组建空军是件大事，你们为中央出了好主意，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把空军建设好。

8月1日，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出发，9日到达莫斯科。早已到达苏联访问的刘少奇、王稼祥接见了刘亚楼、王弼、吕黎平一行。刘亚楼将临行前毛主席的指示和初步考虑的方案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13日上午，刘少奇、王稼祥、刘亚楼、王弼、吕黎平由一名苏军少将陪同，来到苏联武装力量办公大楼。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热情地迎接他们，并客气地说：“我们已得到斯大林元帅的指示，由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请中国同志先谈谈设想和意见。”

刘亚楼用俄语谈了中国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和意见：

无论从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直接需要出发，还是从巩固国防战略考虑，中国都需要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空军。希望苏联援助我们，在一年之内建立一支由300到50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战斗部队。请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拟出一个开办航校、聘请专家、购买飞机和相应设备的具体方案来，以便共同商量。

王弼补充说：“训练飞行人员与地勤人员的比例为1：2，妥否？”

参加会谈的苏方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问：“你们要求组建由300到500架飞机构成的作战部队，根据是什么？歼击机、轰炸机的比例如何？”

吕黎平回答说：“我们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空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将是国民党空军的200到250架作战飞机。我们在数量、质量上应占优势，故提出建300到500架飞 机的空军战斗部队，歼、轰比例是否以2：1较为合适。”

刘少奇说：“方才他们所谈意见，事先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因而也就是我们党中央的空军建军方案。请元帅同志据此意见拟具体援助计划。”

华西列夫斯基说：“听了中国同志的方案，我们有了初步依据。为使援助计划搞得更细些，建议刘亚楼同志和维尔希宁元帅再谈一次，草签一份协议，我们报请斯大林 同志批准。”

8月14日，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到苏联空军总部参加第二轮会谈。

苏方代表详细询问了我东北老航校的训练情况，飞行员技术水平、各类飞机数量、机场面积、地勤人员数量、国民党空军实力等情况。中方则了解了苏空军总部的机构名称，航校体制编制和训练情况，飞机种类等。

最后，维尔希宁说：“好，情况就是这样了，双方心里都有数。你们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所提方案可以实现。具体援助计划我们3天内提出来，到时再请你们来这里商 谈。”

8月18日，中苏双方进行第三轮会谈。维尔希宁元帅特别指出：

我们认真研究了你们的设想和方案，训练350到400名飞行员应组建6所航校，其中歼击航校4所，轰炸航校2所。每个飞行员在初、中、高级飞机上各飞50到60小时，总共飞行150到180小时即可毕业。中国自己已经训练出的110名飞行员，可编到6所航校去，经过半年改装和战斗课目训练，即可组建1个混合师。一年后，6所航校的飞行学员全部毕业，又可组建两个歼击师，1个轰炸师。飞机总数可达350～400架。航校训练飞机的配备问题，拟每所航校配雅克-18初教机15架、雅克-11中教机15架，6所航校共配教练机270架。每所歼击航校配拉-9战斗机30架，每所轰炸航校配图-2轰炸机20架，作战飞机共有160架。专家的数目，每所歼击航校100人，每所轰炸航校120人，加上地勤、理论教员共878名。

以上就是我们制定的援助计划，请贵方研究一下，如果同意双方就签字，以便上报。

刘亚楼对维尔希宁元帅说：

苏联方面所订援助计划，我们表示同意。为此，我以代表团名义，向斯大林元帅、苏共中央、苏联政府、苏联武装力量部致以崇高的敬意。有些具体问题以后可继续磋商，至于购买飞机、器材以及聘请专家的各项经费，请按世界通常价格计算，由我国政府核实估算，将来向苏联政府偿还。

接着，刘亚楼、维尔希宁元帅代表中苏双方在协议上签了字。

10月6日，中共中央电告刘亚楼，与苏方谈的一切计划都很好，中央完全同意。

7日，刘亚楼一行启程回国，组建空军的工作全面展开。

空军在开国大典上空中受阅

1949年10月1日，在举世欢腾的开国大典上，出现了一支由17架各式飞机组成的空中受阅机群。

当人民解放军的空中机群轰鸣着通过天安门广场，并按照预定方案进行精彩的空中表演时，30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轰鸣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成了欢呼沸腾的海洋。

毛泽东第一次深情地检阅自己的空中部队。朱德兴奋地说：“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这支空中队伍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受阅，同时还担任着防空任务，战斗机上携带着炸弹，准备应对突然而至的空中袭击。

可是，有谁能想到，这样一支编队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组建训练完成的呢？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对北平南苑机场进行袭击。8 月，中央军委航空局调飞行员林虎和孟进到北平南苑飞行中队任战备飞行员，担负保卫 北平的任务。在机场昼夜24小时都保持4架战斗机值班。

8月下旬到9月初，朱德、聂荣臻先后视察了南苑机场。这时，飞行中队接到了一个令他们意想不到的任务，就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

接到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任务，全队同志都很兴奋，立即开始进行受阅编队队形的训练。起初只用9架P-51战斗机，编成3个“品”字队型跟进。

军委接受任务后，聂荣臻认为，参加受阅的9架飞机太少，希望有更多的飞机。战斗机修不出来，什么飞机都可以，能够安全通过天安门就行。于是，立即挑选了21名飞行员，调集了17架各型飞机，按照机种的不同，组成6个空中分队。

飞机数量问题解决后，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一是时间紧，仅一个月时间。二是机种复杂，特别是机种之间飞行速度差别很大，要组成一个整体空中受阅机群，需要严密的组织协同和多次演练。三是飞行员彼此陌生，来自四面八方，互不熟悉。

让人欣慰的是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经历，驾驶过不同的飞机，但心里都装着一件事，就是力争全队准确、整齐、安全地通过天安门的上空。

由于缺乏有先进的设备，也没有专用的航空地图，因此就以北平地图当作航图，用尺子量量算算，把航线标定，选择了通县的双桥镇作为标地。因为那里有个比较明显的 楼房，上头摆上白布，如果天气能见度不好，只要到双桥镇上空把方向罗盘对好，就可以直接飞到天安门上空。

通过天安门不能飞得太偏离地面游行队伍，高度也要调好，保证观礼台上的人抬头就能看到，下边游行群众的也能看到。

经过几天的反复研究和推敲，上级向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提交了一个带弹受阅飞行的方案，并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认可。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聂荣臻亲自来到南苑机场挑选了带弹飞行的飞机和飞行员。受阅前，各级领导最担心的是飞机的安全，专门请苏联专家机务人员检查把关飞机的质 量。

10月1日15时，开国大典开始的时候，预定参加空中受阅的飞行员都站在自己的飞机前面，准备起飞了。

16时整，飞行编队接到起飞命令，按预定方案飞向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人民空军的首次公开亮相震惊了世界，它向世界宣告：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从此拥有了自己的空军部队。

中国空军英勇扬威几大战场

195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解放西藏。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由陆军第十八军和第四十一军一部分执行进军西藏的任务。

由于康藏地区社会情况复杂，经济非常落后，交通十分不便，一切军需必须靠自己携带和内地供应。进藏部队虽然于3月中旬至4月初，取得了西昌战役胜利，打通了进军西藏的通道，但是，后勤供应随之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为此，西南军区致电中央军委，请求空投支援。

3月30日，毛泽东指示空军立即派出飞机空投粮食。接受空投任务时，空军尚未组建运输航空兵部队，唯一能执行空投任务的只有华北军区航空处所属的一个空运队。该队仅有陈旧的C-46、C-47型运输机，且只有少数飞机能勉强使用。空军接到指示后，立即组织较好的2架C-46、1架C-47型飞机和机组，于4月2日转至四川新津机场，连同西南军区航空处接收的4架C-46型飞机，以及后来又从北京调来的3架C-46型飞机组成空运队，在西南军区航空处的领导下，执行空投任务。

康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海拔平均在4000米以上，高山终年积雪，云雾弥漫，气候变化无常。要在这里开辟航线，执行空投任务，必须克服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为 此，空运队从实际困难出发，结合飞机状况和高原飞行特点，提出逐段试航，逐步延伸航线，分段前进完成空投任务的办法。并对安全措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

从川西飞向康藏高原，第一关要飞过海拔在6000米以上的康定山口。当时使用的飞机在装载物资的情况下，很难飞过这个高度。要飞过康定山口，必须找出顺着山谷穿 行的航线，而山谷中气象条件又很复杂。

4月3日，谢派芬机组驾驶C-47飞机进行首次试航，果然因为气象原因被迫返航。第二次、第三次试航，也都因气象条件恶劣，加上飞机性能的影响，接连失败。第四 次试航，改用C-46型飞机并装上氧气设备，终于成功地飞到康定上空。但因为有云遮住了地面目标，未能完成空投任务。

4月15日，第五次试航和空投终于获得成功。

当飞机将粮食和其他军需用品投到地面时，在场的陆 军指战员们情不自禁地发出阵阵欢呼声。试航的成功，不仅解决了陆军部队的急需，而且也增强了空运队完成任务的信心。

进藏部队得到补给后，继续西进，空投任务也必须西进。4月28日，进藏部队抵达康北重镇甘孜。从5月3日 起，由副分队长王洪智、飞行员李嘉谊驾驶C-46型飞机，克服重重困难，经过4次试航，终于飞越大雪山，经康定到达甘孜。连续两天向甘孜、康定空投2.3万公斤粮食，解决了部队的急需。

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空运队以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先后9次航行，完成了向康定、甘孜进藏部队的空投任务。

10月，进藏部队取得昌都战役胜利后，准备向拉萨进军。为了适应进藏部队对物资供应需求日益增大的情况，空军采取了扩编空运部队，增强空投力量。开辟新航线，扩大空投范围。修建甘孜机场作为空投前进基地。在机场和空投区健全保障设施等措施，使进藏部队从空中得到了补给，保证了进军西藏的顺利进行。

从1950年4月至1952年11月，空军在康藏高原共开 辟航线25条，出动飞机1282架次。向康定、甘孜、巴塘、丹巴、卡贡、昌都、边坝、太昭等地进藏部队空投物资232.6万公斤。在执行空投任务中，空十三师等单位做出了重要贡献。涌现了24个先进集体，有312人立功受奖。他们的英名和业绩，将永远载入胜利进军西藏的史册。

当然，我国空军为国家带了的荣耀和贡献并不仅仅是解放西藏的战争中。

1950年7月，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侵入朝鲜半岛，一直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并不断派遣飞机侵犯我国领空，刚刚成立的中国空军被迫开往朝鲜空中战场。

为了在短期内达到参战水平，部队用两个半月时间进行了战前突击训练。在战场建设、工程机务和后勤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为参战创造了条件。

1951年3月15日，在辽宁安东成立了以刘震为司令员的志愿军空军司令部。考虑到与朝鲜人民军空军协同，又组建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4月25日，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开始履行全面领导空军参战部队的职责。

1950年12月，在中、朝军队连续取得两次战役胜利，美国空军以“空中封锁交通线”和“密切支援”地面部队加强对中、朝军队攻击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进入安东前线机场，开始了与侵朝美军的空中作战。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侵朝空中力量达15个联队，拥有各型作战飞机1200余架。其中，美国空中力量有14个联 队，各型作战飞机1100余架，且性能优良。飞行员近半数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空战经验丰富，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

而中国人民空军仅有新组建的2个歼击航空兵师，1个轰炸机团，1个强击机团，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绝大多数飞行员飞行时间只有30小时，最多的也只有600小时，都没有参加过空战。

双方空中力量对比之悬殊，并没有动摇人民空军入朝作战的决心。空军领导遵照毛泽东主席“慎重初战”的指示，决定先以飞行大队为单位，在做好准备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实战锻炼，从小仗打起，揭开空战之“谜”。

志愿军空军把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空军第四师十团二十八大队。

这个大队的飞行员，都是来自陆军经过战斗考验的年轻优秀干部、共产党员。他们是在东北老航校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速成的方法学会飞行技术的。平均飞行时间200小时，在喷气式战斗机上只飞了二十多个小时。但是他们在出征之前，庄严地宣誓：“坚决打好第一仗，以战斗的胜利回答祖国的信任和人民的期望！”

1950年12月21日，这个大队在师长方子翼、政委李世安率领下由辽阳开赴安东浪头机场，开始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进行实战。

方师长带着几个参谋在机场北端山头上一个简易棚子里设立了指挥所。指挥所里只有1部无线电台，1块标图板，1部电话机。这位经历过长征，在新疆航空队学过飞行的人 民空军师长，便开始了第一次空战的组织指挥工作。

1951年1月21日，美国空军出动20架F-84战斗轰炸机，对平壤至新安州铁路进行轰炸，企图阻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供应。

随着两颗绿色信号弹升上天空，大队长李汉奉命率6架战鹰飞向战区，在清川江桥上空与美机展开空战。李汉乘美机慌乱逃脱之机，迅速抓住战机，将1架美机击伤。

这次战斗是志愿军空军与侵朝美空军进行的第一次战斗，取得了击伤1架美机的战绩。空军首长在贺电中对此战给予高度评价：“这次战斗证明，年轻的志愿军空军是 能够作战的，是有战斗力的。”

初战的胜利鼓舞着这个大队乘胜前进。1951年1月29日，他们又取得了击落击伤美机各1架的胜利。

这次空战创下了志愿军空军首次击落美空军飞机的纪录。连同第一次空战，共击落击伤美机3架，而自己无一损伤。

继二十八大队之后，志愿军空军第四师十团二十九、三十大队和第十二团的各个大队，也先后进行了实战。3月2日，空四师完成了实战练习任务。在整个实战练习中，全 师共战斗出动28批145架次，击落美机1架，击伤2架，获得了非常宝贵的实战经验。

1951年7月10日，美方被迫同朝、中方面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方并无诚意，一面谈判，一面发动新的攻势，企图凭借空中优势取得军事和谈判的主动地位。8月18日， 美军发动“夏季攻势”，美空军开始执行空中封锁铁路线的所谓“绞杀战”计划。当时，侵朝美空军已增至19个联 队，作战飞机1400余架，经常一次出动上百架甚至数百架 飞机，空中活动十分猖獗。

为了粉碎美空军的“绞杀战”计划，从9月起，志愿军空军开始以师为单位，采取轮番进入一线机场和由少到多、以老带新、老新结合、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办法陆续参战，先后出动9个歼击航空兵师、2个轰炸航空兵团的 兵力与美空军进行了上百次的大规模空战。

9月25日，再次进驻前线机场的志愿军空军第四师首先与美空军大机群展开激烈空战。

当时，我方发现美空军五批112架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编成的混合机群，向清川江大桥进犯。

为了保卫连接中、朝军队前后方的咽喉要道，空四师出动32架米格-15歼击机与美机展开激战。副团长李文模率领的16架飞机在新安州上空突然与二十多架美机遭遇，相距仅1000米，来不及展开兵力就投入了格斗。

这次空战是与美空军大规模空战的开始。在此后的5天空战中，志愿军空军与朝鲜空军配合，击落美机26架，击伤8架。

美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空中优势受到了重创。毛泽东主席看到空四师的战报后，欣然写下：

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

10月份，空四师又连续与美空军进行了6次大规模空战，而且一次比一次打得好。尤其是10月5日和10日的两次战斗最为出色。

这两次战斗，空四师共出动飞机80架次同美机空战，击落美机8架，击伤3架，而自己仅被击落1架。随后，空四师于10月20日奉命转回沈阳休整。

就在空四师奉命调回二线休整的同一天，空三师开赴安东前线。初次参战，他们就以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取得战果。11月上旬，他们连续与美空军分散活动的小机群空 战5次，击落击伤美机8架，自己仅轻伤1架。从中旬以后，又开始与美空军大机群作战。

由于我飞行员作战勇敢，取得击落F-86飞机9架、 F-84飞机4架，击伤F-86飞机2架的战果。飞行员罗沧海在12月5日的战斗中， 创造了开炮距离340米、240米、145米，接连击落美机3架的近、准、狠射击范例。

此后，空三师多次参加对美机的大规模空战，愈战愈勇，并取得突出战绩。该师在86天的轮战中，共击落击伤美机64架。

对空三师取得的战绩，毛泽东主席非常高兴地写下了勉词：

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

空三师九团一大队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共击落击伤敌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1952年1月26日，空三师退出战斗的第三天，空四师又转入一线作战。在一次与美机群格斗中，该师第十二团三大队大队长张积慧一举击毙美国“空中英雄”戴维斯。

此战政治影响很大，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一项特别声明中承认“戴维斯被击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美国国会议员为此又对朝鲜进行的战争争吵不休。戴维斯的妻子也向美国空军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

为表彰张积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将其事迹通报全军，并给记特等功一次。

从1951年9月至1952年5月，我志愿军空军先后击落敌机123架、击伤43架。

志愿军空军大批部队投入战斗，沉重地打击了侵朝美空军，使其所谓“绞杀战”计划彻底破产，美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不得不承认对交通线进行的空中封锁越来越困难了。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宣告结束。志愿军空军在历时两年零八个月的抗美援朝作战中，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交通运输、保卫重要目标和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他们不仅经受了严酷的战争考验，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而且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1958年7月，台湾国民党集团乘中东局势紧张之机，加紧战争准备，加剧了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党中央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对美国和台湾当局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27日起，空军第一批4个航空兵师的6个团的兵力，先后进驻福建、粤东前线机场，打击国民党空军的窜扰挑衅，夺取福建地区制空权，支援地面军队炮击封锁金门。

29日，汕头地区乌云密布，国民党空军驻台南第一大队的4架F-84型飞机窜入汕头地区进行侦察袭扰。我空军十八师师长林虎在敌机距汕头85公里时果断下令，命该师1个中队起飞迎敌。

带队长机赵德安为了迅速抓住战机，起飞后在150米的云下高度编队集合，然后穿云上升飞向战区。在接敌前，地面指挥员既适时准确地向空中编队通报了敌机架数、高 度和位置，又根据空中情况审时度势，定下空战决心。

3号机高长吉首先发现在右前上方距离5000米处有两架敌机，得到长机命令，即迅速占据有利攻击位置，在170米的距离上，将1架敌机击落，随即主动掩护正在进行攻击的4号机张以林。

张以林对企图逃脱的敌机紧追不放，从高度2000米一直追赶到600米，终于在150米的距离上，连开数炮，将其击落。

在3号机、4号机进行攻击时，带队长机赵德安对实施支援的敌机进行攻击，击伤敌机1架。2号机黄振洪，始终对长机进行着有效的掩护。

这次空战，地面指挥正确，飞行员密切协同，发扬了近战歼敌的大无畏精神，仅经过3分钟时间的空战，就干净利落地击落击伤敌机3架，自己无一损伤。

首战告捷，给了国民党空军以沉重打击。7月30日，美国合众国际社一则电讯称：“超音速的共产党飞机在台湾海峡上空进行了一次使国民党透不过气来的一边倒的战 斗。”

入闽的航空兵部队在以后的空战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自觉遵守对敌斗争的政策纪律，取得很大战果，涌现出很多英雄事迹。

8月7日，国民党空军主力第五大队上校副大队长汪梦泉亲自出马，率领8架F-86飞机，掩护2架RF-84侦察飞机，企图对晋江、惠安等机场进行袭击。

敌机刚进入大陆上空就遭到我空九师8架飞机截击，仅空战5分钟，汪梦泉驾驶的F-86型飞机就被我年轻的飞行员岳崇新击伤。

8月14日，在平潭岛上空的战斗中，我空十六师飞行员周春富在与编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单机与敌机激烈空战，一举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周春富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8月25日，在漳州空战中，空九师飞行员刘维敏同4架F-86飞机格斗14分钟，从1万米高空打到800米，击落F-86飞机2架。

10月3日，在金门附近上空，空十六师四十八团副团长曹双明率领4架飞机低空隐蔽出航，机智灵活地避开敌炮火的攻击，一举击落2架国民党空军C-46运输机。

10月10日，在龙田空战中，空十四师飞行员杜凤瑞与数倍之敌拼杀，击落敌机2架，他在负伤跳伞后，遭敌射击，光荣牺牲。

入闽作战，是继抗美援朝之后，又一次规模较大的作战行动。入闽空军部队从1958年7月至10月底，共出动飞机691批3778架次，空战13次，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14架、击伤9架。由于国民党空军连连遭到打击，以后再也没有出动大量飞机与人民空军空战。福建、粤东地区的制空权已掌握在人民空军手中。此后，这一地区的空中斗争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

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正式诞生

1950年4月11日，空军领导根据各航校培养飞行人员的毕业数量和空军飞机装备状况，认为筹建空军战斗部队的条件已经成熟。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建议：

从陆军各野战军选调建制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部队领导机构，成立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即空军第四混成旅。包括一个轰炸机团、两个驱逐机团。

5月9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并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

1950年6月19日，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8月8日移驻上海。旅部机关是以步兵第九十师师部为基础组建的。设有司令部、政治部、航空工程处和供应处。

空军领导考虑到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样样都要从头做起，并且要为以后大批组建部队和培训干部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必须配备强有力的干部。

经中央军委批准，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兼任空军第四混成旅旅长，调第二航空学校政委李世安任旅政委，周长胜、刘善本任副旅长，王香雄任参谋长，谢钖玉任政 治部主任。

第四混成旅下辖4个团：驱逐第十团、第十一团、轰炸第十二团、冲击第十三团。

驱逐第十团，于1950年6月9日在徐州成立，团部是以步兵第一一六师三四八团团部为基础组成。下辖3个大队和1个直属中队。团长为夏伯勋、政委王学武。

7 月初，驱逐第十团接收第五六航校速成班毕业的30名学员。装备的飞机有30架苏制拉-9型驱逐机和3架乌拉-9型教练机和改装的米格-15型喷气式驱逐机。7月15日开始飞行训练。7月25日转场到上海龙华机场，后又移驻上海虹桥机场。

这是人民空军第一个喷气式战斗团。

由于教练机少，每个飞行员只带飞两个起落即放单飞。10月份基本上完成改装训练课目。

组织验收时，中央军委委托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负责，空军常乾坤、聂凤智等同志参加，并由苏联顾问、专家陪同，在上海虹桥机场指挥室房顶的平台上，观看空军第一 支掌握当时最先进的喷气式驱逐机部队的飞行训练表演。

第一中队由团长夏伯勋、领航主任阮济舟、射击主任邹炎、中队长刘玉堤组成。起飞后天气不好，云底高仅300米，他们都没有飞复杂气象的经验，飞机很快进云层，幸 好云层很薄，他们只能钻到云下，在200米高度上通过指挥台。

第二中队也迅速起飞，顺利通过指挥台。原定还有两个中队，因天气逐渐变坏，没有起飞。

飞行结束后，陈毅高兴地接见了飞行员，赞扬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最先进的喷气式飞机。

驱逐第十一团于1950年6月在南京成立，下辖3个大队和1个直属中队。团长为方子翼、政委张百春。

7月初，驱逐第十一团在接收第三、四航校速成班毕业学员30名。装备30架苏制拉-9型驱逐机和3架乌拉-9型教练机和改装的拉-11型驱逐机，7月15日开始进行飞行训练，7月29日移驻上海江湾机场。

轰炸第十二团，于1950年6月22日在南京成立，团部是以华东军区上海警备第一○○师二九九团团部为基础组成，下辖2个大队和1个直属中队。10月6日又增编1个大队。代理团长刘忠惠、政委黄文。

7月初接收第一、二航校速成班毕业学员20个机组。装备20架杜-2型轰炸机，后又调入10个机组和9架杜-2型飞机，于7月中旬开始飞行训练。

冲击第十三团，于1950年8月1日在徐州成立，团部是以华北军区步兵独立第二○六师六一六团团部为基础组成，下辖3个大队。副团长谭有福、政委葛振岳。

该团于8月初接收第一、三航校第一期甲班提前毕业的学员35个机组。装备25架依尔-10型冲击机和3架乌依尔-10型教练机，于8月16日开始训练飞行。

为了建设好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刘亚楼于1950年7月6日对“混四旅”政委李世安指示：

要完成战斗任务，提高战斗力，摸索经验，做出榜样。一定要把部队建设好，带出好作风。要抓紧训练，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过好打仗这一关。

第四混成旅认真执行这一指示，经过紧张的训练，很快成长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后来“混四旅”的4个团随着空军部队的不断发展，分别做了调整。

1950年10月24日将驱逐第十一团、轰炸第十二团、冲击第十三团调给空军第二旅建制。1951年2月，驱逐第十一团改为空军第四团，隶属于空二师。轰炸第十二团在1951年1月10日成立空十师时，调归该师建制，改为空军第二十八团。冲击第十三团于1950年12月5日成立空五师时，又调归该师建制，仍为空军第十三团。

空军第四混成旅于1950年10月28日改为空军驱逐第四旅，10月31日改为空军第四师。随后，跟随新中国空军投入了抗美援朝作战。

周恩来指示建立航空工业

1950年12月，周恩来指示空军：

我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要有强大的人民空军来保卫，靠买人家的飞机不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 自己的航空工业。

周恩来还指出，空军正准备抗美援朝，一旦打起来，大批飞机需要修理，航空工业要走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的道路。因此，在设计修理厂的时候就要考虑到以后转变为制造厂，同时要争取苏联的帮助。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断轰炸大陆主要城市和工业设施，空军领导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于1951年4月18日设立航空工业局。空军和工业部门多联系、多商量，互相尊重，互相谅解，致力于共同搞好航空工业，发展人民空军。至年底，航空工业局共下属18个工厂，职工近1万人。

在空军划归重工业部的18个生产厂中，建立了以6个重点生产厂为主的飞机修理体系。至1957年为止，共修理各种飞机3291架，航空发动机1.5万台，保证了空军作战和训练的需要。

由于当时中国的航空工业基础太薄弱，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仿制苏联的现役飞机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中苏政府于1951年10月正式签订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及组织飞机厂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

1951年12月，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研究决定，要在三五年的时间里，试制成功苏制雅克-18初级教练机，以及米格-15战斗机。后来，歼击机项目从米格-15战斗机改进， 试制当时更加先进的米格-17F高亚音速喷气式战斗机。

苏联的米格-17F型于1951年9月首飞，1952年底开始大量生产。

1954年7月3日，一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从江西迅速传遍海内外。国营三二○厂生产的第一架飞机雅克-18飞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初教-5”，经过首次升空试飞获得成功！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称赞道：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初教-5的成功试飞翻开了中国航空工业史上崭新的篇章，可是第一架飞机诞生的背后，又隐含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研制初教-5的主要研制工程师，张天禄、叶绪仑、余传玮、苏敏四位老人在晚年的回忆中，给我们讲述了当时的研制过程。

那是1952年7月6日，张天禄和往常一样，准时来到重庆一一○钢铁厂上班，那时他是厂里的一名骨干技术人员。

中午，张天禄突然接到厂里的通知：“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要调他到别处工作，吃了午饭立即赶到西南军事委员会报道。”

“到底要被调到哪里去？要去干什么工作？我不知道，也不允许问，更没有人告诉我半点内情。”张天禄老人回忆到。

他到了西南军事委员会后，第二天就被安排坐上了一艘从重庆开出的轮船，坐了整整两天，又换乘汽车抵达南昌三二○厂。

张天禄老人到了之后才知道，自己是被派来搞飞机修理和飞机制造的。当时心里激动万分又忐忑不安，激动的是自己的青春岁月将与新中国的航空事业紧密相连，不安的是自己连飞机都没摸过，飞机有哪些零部件都搞不清楚，怎么进行工作？

张天禄很快接到了具体工作任务，担任三二○厂型架车间副主任，负责飞机修理的型架制作。

像张天禄一样，叶绪仑、余传玮、苏敏也是奉命突然被调到三二○厂来的。

苏敏老人在晚年回忆说：

当时三二○厂几千技术人员来自五湖四海、 各行各业，几乎都是搞飞机的外行。三二○厂建厂之初，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几间厂房是在废弃的工厂厂房基础上改建的，职工没有房子住，住在简易的棚子里。南昌夏天蚊子特别多，许多从北方调来的技术人员一开始无法忍受。

当时的困难是现在所无法想象的。我们这些钳工、车工、钣金工凑在一起生产飞机，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硬是从我们这些人的手里飞上了蓝天！

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51年7月建厂到新中国第一架飞机诞生，陆陆续续有近3000名各类技术人员从全国各地调到三二○厂。从飞机修理着手，到掌握飞机制造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这个过程在三二○厂只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三二○厂制造新中国第一架飞机是从修理苏联飞机开始起步的。当时全体职工以极大的工作热情一边建厂、一边修理。当时的飞机都是来自朝鲜战场上损坏的苏联制飞 机，主要是教练机型。

1951年9月21日，雅克-18飞机第一次进厂修理，这是雅克夫斯基上世纪40年代设计的一种教练机，也是新中国空军最初的教练机。

余传玮老人对此感慨万千：

开始何其艰苦！机械加工主要集中在“八角亭”式厂房内，而飞机的修理、热处理、表面处理等则都挤在一个2500平方米的机棚内。

由于没有图纸和资料，修理全凭经验。有些钣金件和蒙布损伤，无法更换，只能采取挖补的办法。热处理只有一个锻工出身的老师傅带两个学徒，技术员只有几个人，调度员仅有一名。

可是大家都心怀崇高的使命感，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从修理飞机入手，一点点学，一点点积累，艰难而又满怀信心地朝着为制造新中国自己的飞机这一目标坚定迈进。

当时飞机哪个零件坏了，就拿到设计科，由设计科人员画出图纸来，他们再拿图纸去比照，做出零件装到飞机上去。

如果是大的部件坏了，只能抬到设计科，由设计科拿去测绘，然后拿到型架车间去做型架，再去制造。

到了1952年，我们不仅可以自己测绘零件部件，而且能够生产零部件。

说到这里，老人很是激动。

至1951年底，三二○厂已成功修好了雅克-18飞机38架，其中，交付部队19架。

1952年起，又有4种飞机转到了三二○厂修理。这4种飞机的结构、系统和机载设备比雅克-18要复杂得多。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担负起了这一艰巨任务。

当时任工具车间主任的余传玮老人说：

1953年修理飞机所需的一种特殊仰角工具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这个工具形状复杂，内部不规则。要靠手工作业一点一点抠打出来，非常艰难。当时工具车间的同志连吃饭都在想这个难题，最终把这个奇形怪状的工具造出来了。

最难的还是机身。当时负责飞机修理资料翻译的叶绪仑老人说：雅克飞机在当时是一种技术比较高的机型，机身采用骨架布包，喷漆焊接。其中的热胀冷缩很难控制，任何一道工序达不到技术要求就难以保障整机的协调。通过全厂技术人员的艰苦攻关， 到1953年，这项技术完全攻破。

与此同时，三二○厂开始有计划地组织零部件的生产试制。

到1952年底，工厂全年完成148架飞机的修理任务，试制成功了38项主要零部件。 飞机修理、试制零配件生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习掌握飞机制造专业技术的过程。

1951年通过修理飞机主要是锻炼掌握飞机装配调试技术。1952年扩大飞机修理范围，进入试制零配件阶段。主要掌握飞机零件、组合件的专业加工技术，从而培养出了一批飞机专业技术人才，为制造飞机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3年，三二○厂开始尝试由修理转向制造，并生产了一架过渡机。

那架飞机除机身之外，里面的零部件有很多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所以我们定名为过渡机，当时叫“三二○号。”

同年4月29日，这架过渡机进行试飞。经过50个起 落、18个小时飞行，过渡机获得了成功，制造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的条件已经成熟。

1953年底，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到工厂视察，三二○厂领导在汇报工作时提出：经过5种飞机的修理和修理用零部件的制造，全厂已经拥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大体上具备了整机制造的基础。他们提出提前进行“初教-5”整机试制的要求。

1954年4月1日，三二○厂获准提前生产初教-5飞 机。当时新中国正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架飞机的制造也被纳入了五年计划之中。

5月初， 三二○厂完成了第一架试验用飞机的全部部件。6月21日相继完成了第二架飞机的部件。5月12日，首架初教-5全机静力试验取得圆满成功。经过总装、调试，第 二架飞机在6月30日送交试飞。从零件投入试制算起，共历时57天。

7月3日，试飞员段祥禄和刁家平驾驶第二架飞机首次升空试飞。7月11日，试飞完成全部科目。试飞结果表明，飞机的性能完全符合设计技术指标。7月20日，为此成立的国家试飞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

该厂制造的2号初教-5飞机性能，符合苏联资料及技术条件要求，可作为空军航校教练机之用，并认为可以进行批量生产。

7月26日，三二○厂在试飞站隆重举行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制造成功庆祝大会。江西省长邵武平，省委副书记白栋材，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领导，苏联顾问，兄弟单位的代表及工厂领导、职工代表参加了大会。

大会由二机部部长赵尔陆部长主持，当宣布庆祝大会开始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吴继周厂长的陪同下，赵尔陆部长为第一架飞机起飞剪彩。

这时，3颗绿色信号弹划破长空，停放在起飞坪上的3架军绿色初教五飞机发出轰鸣，腾空而起。数千双眼睛注视着用自己辛勤汗水浇灌出来的第一批飞机的起飞、编队 和做各种特技飞行。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以后，人们尽情欢呼，喝彩。

大会最后宣读了三二○厂全体职工给毛主席的报捷电。新华社以“光辉的开端”为题，将这一喜讯迅速传遍了世界。

同年8月1日，毛泽东亲笔签署了嘉勉信称：

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架雅克-18型飞机成功的胜利，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际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4年8月26日，彭德怀批准同意初教-5飞机成批生产。初教-5飞机从制造成功到1958年10月奉命停产，总产量379架。

初教-5的生产成功，揭开了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序幕。当时出于国土防空的要求， 我国引进了大量的米格-15战斗机，在东北建设了米格-15飞机的维修工厂。50年代初期，米格-15战斗机已经是当时非常先进的作战飞机了，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先驱们目光却更长远，把目标定在了比米格-15战斗机更先进的米格-17战斗机上。

1956年中国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战斗机正式下线，歼-5战斗机是仿造苏联的米格-17F战斗机，是当时最先进的飞机。

歼-5战斗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已经具有了生产最先进飞机的能力。可以说，那时候的中国航空工业与世界同步。在仿制苏联的同时，中国航空工程师们也在努力开发自己 设计、生产的飞机。

空军组建第一所导弹学校

1958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由空军组建我军第一所导弹学校。

1958年6月4日，根据军委决定，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下达了组建导弹学校的命令。

这个学校以河北保定空军第八预备学校和吉林长春空军技术学校机构为基础，利用八预校的已有营房为基地开始筹建，并着手在全国各地选择新校址。后来，经军委批 准，新校址确定在陕西省三原县，利用原十一航校的旧机场修建校舍。

同时，总干部部按照关于特种兵部队人员条件的规定，在全军范围内选调干部和教员。陆、海、空三军部队对新建具有尖端技术的新学校，都非常重视。各单位按照总部 要求，精心选人，要谁给谁，包退包换，而且行动迅速，给建校工作以大力支持。

9月29日，空军转发了国防部9月12日批复，命名这所学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航空学校”，王定烈任校长，负责培训全军所需导弹技术干部。归空军建制。从此，我军第一所导弹学校正式诞生。

1958年12月，空军司令部参照苏联顾问的意见，印发了学校的试行编制表。设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技术部和维护营。总定额4895人，其中干部和教员1039人。

学校的干部和教员是从全军100多个单位经过严格审查挑选出来的。他们感到自己能够来到特种兵学校工作是组织的信任，热情很高，干劲很大，都有一股跃跃欲试的劲头。

学校初创，工作头绪杂，时间紧，困难多，由于学校领导抓住了干部队伍建设这一条，调动了积极因素，有时真是一个人顶几个人用，所以各项工作都进行得比较顺利。 在思想政治工作上，魏志明政委做了大量工作，他那艰苦奋斗的模范作风，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8年5月20日，空军司令部遵照军委指示发出选调学员的通知。选调工作在全军范围内按照总部关于进入特种兵部队人员条件的规定进行。

8月下旬，学员开始报到。空军部队共选送学员607人，编入第一二大队；海军选送了149人，炮兵183人，步兵49人，均编入第三大队。这是学校培训的第一个期班，即 第一期技师班。

根据空军院校“鼓足干劲，改进方法，全面发展，又红又专，提高质量，保证安全”的训练方针，学校领导初步拟定了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作为学员入校后的第一课。从10月6日到18日，用两周时间 去农村进行政治野营，学员、干部、教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人民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及对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军队无限热爱的真挚情感，在每个人的心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10月下旬，学员的文化补习训练继续开课，计划半年到8个月完成。

为了提高训练质量，培训合格的人才，学校在教学基本建设上舍得花本钱、下功夫。尽管营房新建，经费紧张，但还是投资数百万元，建设38个实验室。还压缩其他开支，修建了一个实习工厂。

为了把握训练进展情况，及时有效地解决训练中出现的问题，以便实施正确领导，王定烈和魏志明经常带领机关人员去教室听课，与教员和学员座谈，参加各种教学业 务活动。以后，又分别和教研室、学员队建立了定期联系制度。校临时党委基本上每月都要专门开会，分析训练形势，听取训练情况汇报。机关部门也把抓典型、总结交流经验，急训练工作之所急，保证训练工作之所需等，作为首要任务。后来，他们把这些归纳为以训练工作为“八个 字”：

优先、围绕、调整、确保

这“八个字”措施，既是抓训练的原则，也是他们的实际做法与体会。

第一期技师班，虽然是在我们办校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培训的，但由于全校上下齐心协力，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所以，其训练质量是不错的。这期毕业学员，大多数都成了地空导弹部队的骨干，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9年7、8月份，学校从地方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了第一期工程班学员，开始为地空导弹部队培养具有大学本科水平的工程技术人才。

为了加速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也为了便于领导，中央军委于1959年7月决定，空军、海军和炮兵分办导弹学校。

1959年9月5日，分校工作圆满结束，将第十五航空学校一分为三：76名干部、教员和304名学员分给炮兵西安炮校，为地对地导弹部队培养干部；53名干部、教员和300名学员分给海军烟台炮校，为岸对舰导弹部队培养干部；其余608名干部和385名学员留校，为空军地对空导弹部队培养工程技术干部和指挥干部。

1960年1月，这所学校改称“空军高级专科学校”。 这时，学校的各项工作已经基本走上正轨。学校的番号又几经变化，1986年6月改称“空军导弹学院”。先后继任校(院)长的有宋映、高树志、唐刚、沈福林和侯勉等；先后担任校(院)政委的有魏志明、李健军、冯应山、唐刚、娄树勋和金恭等。

几十年来，空军导弹学院历届领导团结率领全体人员，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使学校不断发展壮大，学校的声誉不断提高，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培养了更多的合格人才。

我国成立空军地空导弹部队

1958年10月6日，中国空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在北京清河空军高级防空学校宣告成立。

地空导弹兵是以地空导弹武器系统为主要装备，实行防空作战任务的兵种或部队，是空军的一个新兵种，同时也是现代防空作战的重要力量。

1956年3月，为了打击美国和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对大陆的窜扰活动，在百废待兴、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在空军建制内组建地空导弹兵。

1957年10月，中国和苏联政府签订了导弹技术援助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代号为C-75的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并派专家组来华帮助组建和训练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

1958年9月，中国第一所地空导弹专业学校——空军第十五航空学校在河北保定成立。

随着空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在北京清河空军高级防空学校宣告成立。12月6日，北京军区空军从高射炮兵中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了地空导弹部队第二营。1959年1月18日，南京军区空军又在江苏组建了地空导弹部队第三营。从此，地空导弹兵成为人民解放军序列里的一个崭新的兵种。

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成立后，陆续接收了5套C-75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和62发导弹。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短短4个月的训练、打靶，就熟练地掌握了导弹发射技术，令苏联专家惊叹不已。

1959年9月，地空导弹部队进入北京周围阵地，担负起战备值班任务，并在后来的发展中，为共和国的防空事业上立下了赫赫战功。

1959年10月7日，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英钦驾驶1架美制RB-57D高空侦察机，从浙江温岭上空进入大陆腹地。我地空导弹部队发射3发导弹，飞向目标，将敌机打得凌空爆炸。中国空军地空导弹兵首战告捷，开创了防空史上第一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例。

RB-57D飞机被击落后，国民党空军又接收了2架美国最先进的U-2高空侦察机，成立了“黑猫”中队，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指挥，深入大陆腹地进行战略侦察。1962年9月9日，“黑猫”中队少校飞行员陈怀生驾驶U-2飞机由福建进入大陆腹地。不久，即在江西省南昌上空被地空导弹第二营击落，陈怀生坠机身亡。

这是中国空军地空导弹兵首次击落美国最先进的U-2高空侦察机。

周恩来当即打电话表示祝贺，指出：

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境内，他们只提了一个警告。我们把这种飞机打掉了！

后来，美国在U-2飞机上安装了电子预警系统和回答式干扰系统。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1963年到1967年，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首创近快战法、反电子预警和反电子干扰战法，先后在江西、福建、内蒙和浙江地区击落U-2飞机4架，飞行员2亡2俘。

1967年到1969年，中国空军地空导弹兵先后击落3架入侵的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在国土防空作战中，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进西北，下江南，足迹遍布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行程二十多万公里。先后击落1架RB-57D高空侦察机、5架U-2高空侦察机、3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和1架米格-21战斗侦察机，为保卫祖国领空安全，捍卫国家尊严做出了重大贡献。地空导弹第二营因独立击落5架敌机的卓越战功，1964年6月被国防部授予“地空导弹英雄营”的荣誉称号。

1964年12月，中国根据苏联C-75地空导弹武器系统，仿制成功第一批国产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命名为“红旗-1号”。

随后，在“红旗-1号”基础上，采用多项技术改进措 施，于1967年6月研制成功中国最早自行研制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标志着中国空军地空导弹兵的武器装备由仿制走向了自行研制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