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个簃题温岭工人文化宫

三生万物

王个簃题温岭工人文化宫

沈三草／文

认识王个簃先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秋天。那时我尚在温岭新河书店供职，整日与书册为伴，闲来便涂抹几笔花鸟，尤爱临摹吴昌硕的葫芦，痴迷于那股酣畅淋漓的金石气。节假日亦去上海拜访前辈，承蒙曹简楼先生引荐，得以拜见吴昌硕的入室弟子、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王个簃。曹先生是王个簃的入室弟子，待人温厚，笑着鼓励我：“王师见了肯用功的后生，总是欢喜的。”

第一次登门，我带了几幅临摹的葫芦，心里着实忐忑。王老已是满头银丝，面容清癯，目光却极亮，仿佛能看透纸背。他缓缓展开画作，俯身端详良久，微微颔首：“葫芦的势态抓得不错，墨色也活，下了功夫。”我正暗自欣喜，他却话锋一转，指尖轻点藤条：“只是这藤，还欠着火候。藤是气脉所在，要像写草书那样，笔笔送到。你用笔太快了，快则单薄，单薄就飘，飘了就留不住笔墨，也留不住势。”他起身从案头抽出一册《石鼓文》帖递给我，“吴老一生临石鼓，从不间断。你回去要多练中锋圆笔，让笔尖‘咬’住纸，慢下来，涩着走，那股苍莽浑厚的气息自然就来了。”那番话如冷水浇背，又似清泉润心。我这才恍然，过去一味求“放”、求“畅”，实是舍本逐末。自此改掉用笔快的习气，每次临帖，渐渐悟得“逆入平出”的妙处。

时光倏忽，转眼已是1982年。我调入温岭工人文化宫任美工，至1984年恰逢新大楼破土动工。蒋主任是个有远见的人，指着落成不久的影剧院外墙说：“陈叔亮先生的题字做成铜字嵌在墙上，整座建筑都有了魂魄。咱们新大楼的门面，也得请名家题写，才衬得起工人文化的气象。”他知我少时在上海结识不少书画前辈，便将这副重担交给了我。

那时温岭去上海，远不如今日便捷。我先乘车颠簸至海门港口（今改名椒江），再从码头挤上航行二十个小时的轮船，在江风与汽笛声中，终于望见上海十六铺码头灰蒙蒙的天际线。踏上岸，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富华先生。他是上海中国画院创办之初的画师之一，画室名“红雨楼”，与我亲戚张守成交情甚笃。张守成赴美定居后，富华曾多次写信向我打听蒲华客居温岭的旧事，对这位海上画派前驱的流寓颇感兴趣。七十年代初，他赠我数幅花鸟，笔墨放逸，我一直珍藏着。

找到富华上海的漕溪路寓所，他正在红雨楼调色。听我说明来意，放下笔便笑：“这个好办，我荐你去胡问遂先生家。胡老的行楷端庄灵动，最适宜题大字。”他当即取素笺写了一封推荐信，字迹清劲。我按地址寻到胡府，胡先生长方脸，白皮肤，戴眼镜，穿中山装，透着民国文人的温雅。我递上富华手札，他细细看完，却面露难色：“实在不巧，我这几日重感冒，浑身乏力。题字本是郑重事，若草率应付反倒辜负了贵宫。可否宽限半月？待我康复后精心写来。”我心中焦急，只得如实相告：“单位只给了一周假期，半月实在等不起。”他连声道歉，神色诚恳，我也不能强求，只得告辞。

正一筹莫展之际，次日偶遇曹用平先生。他也是王个簃高足，为人古道热肠。听我讲了来龙去脉，他说：“巧了！后天正是王师八十七岁寿辰，我们几个弟子都要去祝寿。你何不随我同去，当面请王老题写？他老人家最疼晚辈，与你又有一面之缘，必定肯帮忙。”我大喜，仿佛阴霾里豁然透进一束光。当即去南京路买了一只奶油蛋糕，花了二十元——在那个月工资不过几十块的年代，这已算体面的贺礼。

寿辰那天，曹用平领我再次叩响王老的家门。几位弟子已先到了，笑语盈盈。王老依然满头银发、粗边眼镜，精神矍铄，见我便认了出来：“哦，画葫芦的年轻人，五年不见，石鼓文练得如何了？”我恭敬作答，并说明来意，末了忐忑道：“王老，我周末就得回去，工期不等人……”王老摆摆手，哈哈一笑：“寿辰题字，正当时。”他走到画案前，弟子们忙铺纸研墨。只见他取羊毫笔，饱蘸浓墨，屏息片刻，忽然落笔如风——那七个行书大字“温岭工人文化宫”，笔笔力透纸背，金石之拙与行云之美浑然一体，苍劲中透着温润，沉雄里含着秀逸。墨迹未干，满室已然喝彩。我站在一旁，眼眶发热，心中涌起万千感激，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一周后，我带着这幅题字回到温岭，郑重交到领导手中。大楼落成之日，那几个大字被制成醒目的广告，高高固定在正门墙壁上，白底红字，气派非凡。此后二十余年，无数工人市民在此出入，抬头便见王老的笔墨，却少有人知背后这段奔波。再后来，城市规划变迁，老楼拆除，题字也随之湮灭于瓦砾之中，所有的故事仿佛被一并抹去。所幸当年我曾拍下一帧黑白照片，画面里，那七个字依旧神采奕奕，凝住了一个时代的翰墨因缘。

我后来调任报社当编辑，在报刊上撰文评述这幅题字，称其“熔碑帖于一炉，寓灵动于古拙，是王老晚年不可多得的行书精品”。如今照片虽已泛黄，但每当我注视它，便又看见王老银丝下的慈容，听见富华爽朗的笑语，感受到胡先生病中的歉意，以及曹用平先生拍我肩膀时的那份热忱。那些笔墨与人事，终究不曾“彻底消失”——它们早已渗入我的血脉，成为我学艺路上永恒的灯盏。

王个簃、谭建承合作

富华花鸟

胡问遂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