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延陵县探微

鹤发童心

秦置延陵县，正史无载。然核诸汉代分县格局、班固自注、颜师古注及唐宋以降方志，秦代极可能已设延陵县。今试以正史为主干，方志为辅证，对此作一推阐。

一、文献基础

《史记》未设地理志。《汉书·地理志》虽为部分县追溯沿革，但班固所据已是西汉末年版籍，不能等同于秦制。秦代会稽郡辖县的具体名目，传世文献无完整记录。唐宋以降地志多称秦以季札封邑设延陵县，属会稽郡。此说虽非正史确载，去秦已近千年，然诸书异口同声，当有所本。

西汉初年，毗陵、延陵二县已并列于会稽郡。《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下二县前后相邻，是正史铁证（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1590—1591页）。此处需对两种注文略加分辨。班固在“毘陵”条下自注“季札所居。北江在北，东入海，扬州川。莽曰毘坛”，这是《汉书》正文。毗陵不名“延陵”，却系季子封邑所在，故必须注一笔以明渊源。延陵条下班固仅注“莽曰延平”，未注季札事——延陵名中已有封邑之名，不待注而自明。

唐代颜师古注“毘陵”条时补充：“旧延陵，汉改之。”（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1591页）此六字是关键所在。“旧延陵”之“旧”，乃“旧属”之“旧”，是说毗陵这片地方在秦代属于延陵县辖境，而非它本身曾经名叫“延陵”。“汉改之”之“改”，乃“改制”之“改”——汉代将秦延陵县东部划出、另立毗陵新县，改的是行政区划，不是县名。

将此六字理解为“毗陵县旧名延陵，汉代改名毗陵”，与《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下毗陵、延陵二县并存的正史记载直接冲突——若果真改名，则西汉末年不应两县同时存在。班固原文、颜师古本意、正史铁证，三者皆不支持改名说。汉改之，非改名，乃正名也。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载：“汉为毘陵县，属会稽……汉分延陵为二县：一曰延陵，一曰毘陵，言相毘连也。”（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江南东道四·常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9册，第72页）此条是传世文献中对汉代分县的最早完整记载。南宋《咸淳毗陵志》卷二载：“汉改延陵为毘陵，以其毘连延陵故也。”（宋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二·地理一·县名，清嘉庆二十五年刻本，第3页）明成化《毗陵志》卷一载：“汉分延陵旧封，东为毘陵，西为延陵，言毘邻延陵也。”（明卓天锡修成化《毗陵志》卷一·建置沿革，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第5页）明《重修毗陵志》更直接否定了改名说：“毗陵本汉县，与延陵并列会稽郡，非延陵改名也。”（明朱昱增修《重修毗陵志》卷一·建置沿革，明成化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3页）三部常州本地方志，一脉相承，均指向汉代分县、二县并列的事实。常州方志对汉代分县、二县并列的格局记载清晰，丹阳、镇江、丹徒方志所记与此完全一致。将颜师古注“旧延陵，汉改之”曲解为“毗陵由延陵改名”，是对古注的误读，常州方志不仅无此意，其记载本身就是对此说的明确反驳。

二、范围推测

秦延陵县以季札封邑为范围。季札封于延陵，《史记·吴太伯世家》有载：“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1451页）封邑范围，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为东不过无锡，西至茅山，南抵太湖，北达长江，涵盖今丹阳、常州、江阴沿江一带。

三、县治所在

秦延陵县的治所何在，是本文的核心关切。秦汉设县，治所通常选在已有城邑或政治经济中心。季子封邑的中心，西晋《太康地理志》明确记载为“故延陵邑，季札所居，栗头有季札祠”[1]（据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本），即今丹阳市延陵镇一带。秦代若以封邑设县，治所设于封邑中心，合情合理。

反观常州一带，在先秦至秦没有任何正史地名记录——此点已在《先秦至秦，今苏南五市，唯常州正史无地名记载》一文中详细论证。南京有棠邑（《左传》）、镇江有朱方（《左传》）、丹阳有云阳（《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无锡之名见于《越绝书》与《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苏州有吴（《左传》《史记》），五市皆有先秦地名可考，唯常州阙如。一个没有正史地名记录的地方，成为秦县治所的可能性极低。

“毗陵”二字首见于《汉书·地理志》，是西汉才出现的地名。其含义即“毗邻延陵”——毗者，邻近也。这个名字本身就标明了常州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附属地位：它不是延陵，只是与延陵相邻的一片区域。若秦治在常州，此地当已有独立地名，何须汉代另起新名“毗邻延陵”？“毗陵”得名于“毗邻延陵”，恰好从侧面印证了秦治极不可能在常州，而应在丹阳延陵。

四、从秦到汉的演变

秦以季札封邑设延陵县，治所设于封邑中心（今丹阳市延陵镇），常州一带是延陵县的东境。秦祚短促，此建制未及调整。

汉代继起，分封邑故地为二县。《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下毗陵、延陵二县并列，是这一调整的正史铁证。西部祭祀中心所在，保留延陵之名，是为正统；东部另立毗陵之名，字面即是“与延陵相邻”，是为附属。颜师古“旧延陵，汉改之”，概括的正是这一从秦到汉的制度调整——秦以封邑设延陵县，汉因其名实不符而改之，将延陵之名归于更有资格的西部。这不是改名，是正名。

东汉省延陵县入曲阿，而非省入毗陵。《后汉书·郡国志》会稽郡与丹阳郡均无延陵县（范晔《后汉书》志第二十二·郡国四，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第3489—3490页），而曲阿县下辖延陵乡，说明延陵已并入曲阿。行政撤并通常遵循就近原则，延陵省入曲阿（今丹阳）而非省入毗陵（今常州），说明延陵与曲阿同属一个地理单元，而与毗陵分属不同区域。这是延陵地望在丹阳一侧的又一佐证。

五、余论

要之，秦置延陵县，正史虽无载，然综合汉代分县格局、班固自注与颜师古注的辨析、唐宋以降方志的一致追述、苏南五市先秦地名的横向对比、“毗陵”得名的内在逻辑、东汉省并的政区逻辑，此说具有相当的制度合理性与文献支撑。县治当在封邑中心今丹阳市延陵镇，而非先秦至秦无正史地名记录的常州一带。

此说非定谳，然逻辑自洽，可备一家之言，以待新的出土文献或考古发现进一步验证。

注释

[1]《太康地理志》原书已佚，此据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本。王隐《晋书·地道记》附《太康地理志》，清王谟辑，收入《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影印本。此条亦见《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引，文字略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