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的悖论：帝国改没了，改革却成功了

东方时空

孝文帝的悖论：帝国改没了，改革却成功了

历史上有一种改革，改的不是法令，而是人本身。他让所有人换姓、换语言、换衣服、换故乡。他做成了。然后他的帝国先裂了。

1

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秋天。洛阳城外。

连日大雨。

号称三十万的大军站在泥地里。他们从平城出发，走了一千多里路。出发的时候，皇帝告诉他们：这次是南征，打南齐。

但现在没有人想打仗了。秋雨绵绵，道路泥泞，人困马乏。群臣跪在雨中，恳请陛下停止南征。

皇帝拓跋宏骑在马上。他看着跪了一地的人，说了一句话。

"今者兴发不小，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

意思是：这次出兵规模这么大，如果不继续南征，那就把都城迁到这里。

不打仗就迁都。二选一。

所有人都选了迁都。因为迁都至少不用死在战场上。

群臣以为自己赢了。他们跪着谢恩，觉得躲过了一场战争。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场南征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南征。它更像一场被战争包装起来的迁都表决。

多年以后，《魏书》在李冲的传记里补了一句话："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

翻译一下：皇帝一开始就想迁都，但怕大家留恋旧都不肯走，所以假装要打仗，用南征来威胁群臣就范。名义上是南伐，实际上是迁都。

北魏的政治重心，就这样被裹挟着离开了平城。对许多随驾南迁的贵族来说，平城从此不再是都城，而成了回不去的旧都。

2

拓跋宏为什么要迁都？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先说清楚他是谁塑造出来的。

拓跋宏5岁即位。但在他亲政之前，真正统治北魏的人是他的祖母冯太后。冯太后本身就是汉人，她的父亲是北燕亡国后归降北魏的汉族官员。她在掌权的十几年里，用两个汉族智囊完成了三步改革：给官员发工资（班禄制）、重新分田（均田制）、绕过地方豪强直接管理基层（三长制）。

拓跋宏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他从小读汉书，写汉文，受汉族教育。冯太后是他的养母，也是他的老师，更是他的政治启蒙者。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拓跋宏27岁，开始亲政。

他面前有一个选择：继续祖母的路，还是回到鲜卑旧制？

他选了继续。而且比祖母走得远得多。

冯太后改的是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她动了钱和权，但没动文化。她没有要求鲜卑人改说汉语，没有逼他们换姓，没有禁止他们穿自己的衣服。她知道那条线不能轻易碰。

拓跋宏碰了。他不只改了制度的底层架构，还要连同一个民族的面目一起重塑。

3

迁都完成后，真正的改革才开始。

太和十八年，第一刀：禁止在朝廷说鲜卑语。诏令规定，30岁以下的官员，在朝堂上说一句鲜卑话，免官。30岁以上的，因为"习性已久"，给一个过渡期，但也必须尽快改掉。

一种曾经属于胜利者的语言，至少在朝堂上，突然变成了政治风险。

太和二十年，第二刀：改姓。诏令规定，皇族与大量鲜卑贵族复姓改为汉姓。皇族拓跋改为元。拓跋宏从此叫元宏。

他在诏令里给了一个解释："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这段话的逻辑是：拓跋的意思是"土"和"后"，土是黄色的，黄色是万物的本源，本源就是"元"。所以我们应该姓元。

这个解释能不能站住脚？无所谓。重要的是皇帝说了。

这一次改姓涉及一百多个北族姓氏。独孤改刘，丘穆陵改穆，步六孤改陆，贺赖改贺。几代人用了一百多年的名字，一道诏令就没了。

紧跟着是第三刀：禁胡服。所有人改穿汉服。

然后是第四刀：禁止归葬。以前鲜卑人死了可以运回平城老家安葬。现在不行了。死在洛阳，葬在洛阳。生是洛阳人，死是洛阳鬼。

最后是第五刀，也是最深的一刀：定姓族。把鲜卑贵族按照汉族门阀的规矩重新排座次。"三世为官"且职位到一定级别，才算高门大族。这一步把鲜卑旧贵族从"武力世家"改造成了"文化门阀"。

语言。姓氏。衣服。丧葬。社会等级。一个共同体用来辨认"我是谁"的许多标记，在数年之间被逐一改写。

4

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被剥夺。

太子元恂。拓跋宏的长子。

元恂身材高大肥壮，从小在平城长大，受不了洛阳的湿热。他拒绝穿汉服，拒绝学汉文，拒绝说汉语。他想回平城。在他看来，平城才是家，洛阳是流放地。

孝文帝给他派了一个汉人老师，中庶子高道悦，负责督促他学习汉文化。元恂恨透了这个人。

公元496年，趁孝文帝出巡嵩山，元恂在洛阳动了手。他杀了高道悦，然后带着几个随从试图逃回平城，投奔反对汉化的鲜卑旧贵族。

没跑成。半路被拦截，抓了回来。

孝文帝闻讯，中断巡视，赶回洛阳。他在清徽堂召见群臣，亲自审讯元恂。然后史书记了这么一段：

"与咸阳王禧等亲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余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余。"

一个父亲，和几个宗室亲王一起，亲手杖打自己的儿子。打了一百多下。换着人打。打完之后元恂被拖出去，一个多月起不了身。

然后废为庶人，囚禁在河阳。衣食供应只够不饿死。

故事到这里没有结束。不久之后，中尉李彪密奏，说元恂在囚禁期间"复与左右谋逆"。孝文帝当时在长安，派中书侍郎邢峦和咸阳王元禧带着椒酒去了河阳。

椒酒是赐死用的毒酒。

那年元恂15岁。

元恂当然不是单纯的叛逆少年。他是太子，是帝国未来的脸。全国都在看他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语言、认哪个故乡。如果太子可以回平城，那所有想回头的人都有了旗帜。孝文帝杀的不是一个不听话的儿子，而是改革可能出现的另一条路。

这件事怎么看？

站在元恂的角度：一个15岁的少年，不想说父亲指定的语言，不想穿父亲指定的衣服，不想待在一个让他喘不过气的城市。他想回家，过自己习惯的生活。这有什么罪？

站在孝文帝的角度：太子是改革的活广告。如果太子都不服从，整个汉化运动就是一个笑话。更危险的是，平城的鲜卑旧贵族正等着一面旗帜。元恂跑回去，不是回家，是举旗。留着他，改革就活不了。

一个父亲杀了自己的儿子。不是因为恨，是因为在改革和骨肉之间，他只能选一个。只有他有资格对自己的民族下刀。

但"有资格"不等于"有必要"。为什么非要动文化？

表面上有两个理由。

5

第一是统治成本。北魏统治着远超鲜卑人口数量的汉人。如果永远保持双轨制，两套语言、两套礼仪、两套法律，管理成本极高。与其等汉人起来推翻鲜卑人，不如主动合流。第二是正统焦虑。他想让北魏成为中华正统，和南朝争文化话语权。你不能一边说自己是中原正统，一边连汉语都不说。

这两个理由都说得通。但它们解释不了一件事：为什么要禁语言？

改姓可以说是为了行政统一。改服可以说是为了礼仪规范。但如果只从短期治理效率看，禁止一种语言并非必要动作。朝堂上说鲜卑语还是说汉语，不影响收税，不影响打仗，不影响政令推行。

禁语言更像一种身份工程。孝文帝要改变的不只是官僚系统的运转方式，而是鲜卑贵族判断高低贵贱的标准本身。说汉语意味着文明，说鲜卑语意味着未开化。他要在所有人心里种下一个新的等级观：以汉为尊。

这指向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深层的原因：孝文帝本身就是冯太后实验的成品。他从小读汉书，崇拜汉制，身边全是汉族文臣。他对鲜卑旧俗的态度不是"不适合当代"，而是发自内心地认为它低于汉制。他不觉得自己在"强迫别人改变"。在他的认知里，他是在让所有人追上自己已经到达的位置。

汉化改革不只是他的政策选择。它是他让整个民族追上他本人已经完成的身份转换。

但这里藏着一个致命的悖论。

他的皇位从哪来？从鲜卑军事贵族的拥戴来。他的军队从哪来？从鲜卑部落兵来。他的合法性根基，恰恰是他想要消灭的那个东西。

他是站在自己的地基上，拆自己的地基。冯太后能成功，是因为她不背负鲜卑部族身份的正统包袱，她改的是制度，不必证明自己仍然是鲜卑人的皇帝。孝文帝的困境是，他有根，但他要亲手把根拔了。拔完之后，他脚下就是空的。

而且他拆掉的不只是一种文化身份。他拆掉的是北魏的"胜利者共同体"。

北魏原来的政治逻辑很简单：我们这些人跟着祖先打天下，所以我们有资格分权、分地位、分荣耀。平城、六镇、鲜卑军人、部落贵族，这些构成了帝国的创业股东群。谁是自己人？打过天下的人是自己人。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实际上重写了"谁配分享帝国"的规则。

旧规则是：你是不是鲜卑武人？你家是不是跟着拓跋氏打过天下？新规则是：你会不会汉文？你有没有门第？你能不能被写进新的姓族排行榜？

这就不是单纯改文化了。这是在重写"谁是自己人"的定义。

6

这道题不是只有孝文帝做过。

1718年。俄国。彼得大帝面对几乎相同的困境。

他的儿子阿列克谢，反对西化改革，逃往奥地利寻求庇护。彼得派人诱回他，承诺原谅。阿列克谢回来后，立刻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严刑拷打。最终死在狱中。

两个相隔一千两百年的父亲，做了同一道题：当改革和儿子不能共存，你选哪个？

他们都选了改革。

但后果不同。彼得死后，改革延续了，俄国成了欧洲列强。孝文帝死后，改革也"成功"了，鲜卑族确实融入了汉族。但他死后25年六镇起义爆发，35年后北魏正式分裂。

区别在哪？不在激进程度，而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你动没动民族共同体的核心符号？

彼得剪了贵族的胡子，改了衣制和礼仪，引入西方行政体系。但俄语还在，东正教还在，"俄罗斯人"这个身份没有被取消。他改的是外壳，留住了内核。

明治维新也是同样的逻辑。日本废了武士阶层，建了议会，穿了西装。但天皇还在，神道教还在，日语还在。改革派武士西乡隆盛不服，发动西南战争，战败自杀。明治政府的处理是：打赢他，然后追封他为英雄。给反对者一个体面的归宿，让民族共同体不至于撕裂。

孝文帝动的是另一个层面的东西。语言、姓氏、丧葬、故乡。这些不是"外壳"，是一个民族用来辨认"我们是谁"的深层符号。他把这些全拆了，而且不留过渡。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激进"。这是在一代人之内，拆掉一个共同体赖以辨认自身的所有标记。

7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春天。

孝文帝在南征途中病倒。33岁。

他死前留下遗诏，赐死出轨的皇后冯润，安排了身后的权力分配。然后他死了。在位28年，亲政9年。

他大概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改革已经完成，制度已经铺好。

但他没有预见的事情，在他死后25年发生了。

524年。北方六镇起义。

六镇是北魏在北方边境设立的六个军事重镇。镇守在那里的，是鲜卑军人和他们的后代。当年迁都洛阳的时候，他们没有跟着走。他们被留在了北方。

在孝文帝的设计里，洛阳是帝国的中心，六镇是边防哨所。但在六镇军人的感受里，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

六镇真正失去的，不只是待遇，而是身份解释权。

在平城时代，他们是北魏的骨头，是拓跋国家能够站起来的原因。到了洛阳时代，他们突然变成了帝国的边缘人。洛阳的鲜卑贵族改了汉姓、穿了汉服、和汉人士族通婚、被写进新的门第排行榜，过上了精英生活。六镇军人还在北方风沙里守边。

洛阳鲜卑贵族汉化以后得到了什么？汉姓、门第、婚姻资格、官僚身份、文化尊严。六镇鲜卑军人得到了什么？他们失去了政治中心，失去了荣耀叙事，失去了向上流动的通道，最后还要替洛阳的新贵族守边。

改革最危险的不是速度不均，而是奖赏不均。中心享受改革红利，边疆承担改革成本。

六镇之乱当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饥荒、军府腐败、边镇豪强压迫、内部阶层矛盾都在里面。但孝文帝改革留下的结构性裂缝，给这些矛盾提供了最深的背景。这个裂缝不是文化适应问题，而是利益分配问题。文化可以慢慢适应，利益被剥夺不会慢慢适应。

人可以忍受贫穷，可以忍受辛苦，甚至可以忍受被统治。最不能忍的是：昨天我还是开国功臣的后代，今天我突然成了落后人口。

当然，六镇之乱不是孝文帝改革单独制造出来的。但改革改变了谁被承认为帝国未来，谁被留在帝国过去。所以六镇之乱不是一群落后者反对先进文明。它更像是一群旧帝国的股东，发现自己被新公司踢出了董事会。他们不是来反对改革的，他们是来讨账的。

528年。军阀尔朱荣带兵南下，杀入洛阳。河阴之变。一天之内，两千多名文武百官被屠杀。等于把孝文帝以来经营出的洛阳政治精英层，几乎一刀切断。

这些人就是孝文帝花了九年时间精心培育的汉化精英阶层。一天。全没了。

534年。北魏正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孝文帝建造的一切，迁都、改姓、门阀、汉化精英，在这一刻全碎了。

改革成功了吗？

如果看长线，成功了。但不是北魏成功了，而是中国历史成功了。鲜卑族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逐渐融入汉族。隋唐统治集团与北朝胡汉复合贵族网络关系极深：关陇集团、本土汉族士族、鲜卑化贵族、北方军功集团，在那里重新混合。孝文帝把鲜卑贵族拖进汉文化，把汉族士人拖进北朝权力结构，最后制造出一种新的统治阶层：既不是纯粹汉晋士族，也不是纯粹草原武人，而是北朝式的胡汉复合贵族。没有北魏以来的汉化与融合，就很难理解后来的隋唐大一统。这才是隋唐的前夜。

但北魏本身没了。

孝文帝不是失败的改革者，也不是成功的改革者。他是一个把本朝改革成后世材料的人。他种下的树，北魏没有乘凉。后来人乘凉了。

写在最后

今天如果你去大同，能看到云冈石窟。那是北魏早期在平城时凿的，大约从460年代开始。第20窟的露天大佛，面容饱满，鼻梁高挺，嘴唇厚实。那不是单纯的鲜卑面孔，而是北魏早期尚未完全中原化时的审美混合体：草原、西域、佛教、中原，都还在一张脸上。

如果你去洛阳，能看到龙门石窟。那是迁都后凿的，从495年开始。宾阳中洞的佛像，面容清瘦，眉目细长，嘴角含笑，更接近南朝士大夫所推崇的清雅风格。

两座石窟之间的距离是七百公里。中间隔了三十年。同一个政权，同一种信仰，但凿出了两张完全不同的脸。

哪一张是真的？

也许两张都是。也许两张都不是了。

回过头看孝文帝这个人。他不属于鲜卑，他亲手禁了鲜卑的语言。他也不属于汉族，南朝始终视他为胡人，到死都不承认他的正统。他的儿子被他杀了，他的妻子背叛了他，他的精神母亲在他27岁时就离开了。33岁死在南征路上，南征的目标是灭南齐、证明自己是中原正统。但他没打赢。他一辈子想成为的那个身份，到死都没有人认。

云冈的佛不认他。那张圆润饱满的脸，属于他离开的世界。

龙门的佛也不认他。那张清瘦含笑的脸，属于他没能活着走到的世界。

但如果你今天从大同开车到洛阳，七百公里，路过黄河，穿过太行山。沿途的村庄里住着的人，姓刘、姓穆、姓陆、姓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姓氏曾经是独孤、丘穆陵、步六孤、贺赖。

清明时节，他们在洛阳北邙山上烧纸扫墓。没有人朝平城的方向望一眼。

一千五百年前有一道诏令说：死在洛阳，葬在洛阳。

他们做到了。他们只是不记得，那道诏令是谁写的了。

本文参考来源说明：

本文主要依据《资治通鉴》太和十七年至太和二十三年相关纪年，并参照《魏书·高祖纪》《魏书·李冲传》《魏书·孝文五王列传》《魏书·官氏志》等相关记载。

迁都洛阳的多重动因，参考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关于平城粮荒、柔然威胁与洛阳区位优势的分析。

本文强调孝文帝改革造成的中心—边缘结构落差，但不将六镇之乱简单归因于汉化改革本身。

二度临朝的铁腕女主

——北魏冯太后的中年

​中国历史上临朝称制的女主不少，但如北魏冯太后这般二度执掌朝纲、且每一度皆以雷霆手腕改易乾坤者，实为罕见。她的政治轨迹，如龙腾于云，隐现之间尽显其深不可测的韬略。

​第一次临朝，年仅二十五岁。献文帝幼弱，权臣乙浑跋扈，朝野震怖。冯太后果断布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诛灭乙浑。她掌权后，以铁腕整肃朝堂。但她深知“牝鸡司晨”之论甚嚣尘上，在献文帝初具治国能力时，竟然超然退隐，还政于帝——这份在权力顶峰时罕见的清醒与克制，已见其非凡格局。

​然而献文帝英年早逝，孝文帝继位时方五岁。冯太后再次被推至历史潮头。这一次，她的施政如金石铿锵，影响直贯北朝百年：她力推均田制，使流民安顿于土地，国家赋税得以稳固；建立三长制，以邻、里、党三级组织穿透豪强壁垒，直达基层；她还坚定推动北魏的汉化，为日后孝文帝迁都洛阳、彻底改革奠定了深厚根基。

​尤为难得者，她不仅是一位铁腕的执政者，更是一位目光如炬的教育家。她亲自督导孝文帝，以儒家经典滋养其心智，以治国理政磨练其才能。孝文帝日后成就的伟大改革，其根苗早已在冯太后的严格教诲与精心布局中悄然萌芽。

​冯太后两次执政，一进一退，皆是谋国深算的布局。退隐非为放弃，恰是更高远的伏笔；再起亦非贪权，而是历史责任的自觉承担。她以非凡的政治智慧与历史自觉，在“女主”身份局限下，成就了北魏由乱入治、由武向文的转折点，刻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印记——其政治韬略之深广，至今仍令人深思。

北魏灭亡（534年分裂为东魏、西魏）的深层原因，是汉化改革撕裂统治根基、六镇矛盾引爆内乱、皇权崩溃、胡汉矛盾激化、土地兼并与财政崩坏叠加的结果，并非单一事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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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化改革的致命反噬（根源）

孝文帝太和改制（485—499）虽短期强盛，却埋下分裂隐患：

阶层撕裂：汉化红利集中于洛阳鲜卑权贵，迅速腐化、尚武精神丧失；六镇边军（鲜卑军事贵族）被边缘化，沦为“府户”，待遇暴跌、晋升无门，从国之干城变为底层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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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失衡：强行禁胡语、改汉姓、通汉婚，鲜卑军事集团与洛阳文官集团彻底对立，军政分离、上下离心。

重心南移：迁都洛阳后，北方六镇被视为边陲，资源持续南流，边镇军民积怨日深。

二、六镇之乱：压垮帝国的导火索（524年）

六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为北魏北疆屏障，524年因饥荒、歧视、待遇不公爆发起义：

中央无力镇压：洛阳禁军腐化，战力尽失，朝廷被迫放权给尔朱荣等军阀，兵权旁落、中央权威瓦解。

十年战乱耗空国力：起义席卷北方，人口锐减、生产崩溃，财政彻底枯竭。

军阀崛起：高欢（怀朔镇）、宇文泰（武川镇）等六镇枭雄趁势壮大，掌控精锐军力。

三、皇权崩塌与宫廷乱政（核心）

“子贵母死”制度崩坏：宣武帝废除该制，胡太后临朝，奢靡乱政、大兴土木，与孝明帝争权，母子反目、毒杀亲子（528年）。

河阴之变（528年）：尔朱荣以“清君侧”为名，屠杀宗室、朝臣两千余人，皇族几乎灭门、文官体系尽毁，皇权名存实亡。

权臣专权、内斗不止：尔朱荣被孝庄帝诛杀，尔朱兆反扑杀帝；高欢、宇文泰分掌兵权，互相攻伐，中央彻底失控。

四、胡汉矛盾激化（社会基础瓦解）

鲜卑内部对立：洛阳汉化贵族与六镇鲜卑军事集团互相仇视，民族认同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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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士族离心：门阀垄断仕途，排斥鲜卑武人；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破产，阶级矛盾尖锐、起义频发。

文化割裂：鲜卑尚武传统被抛弃，汉文化未完全融合，社会价值观混乱、凝聚力丧失。

五、财政与土地危机（经济崩溃）

土地兼并：权贵强占民田，均田制瓦解，国家税基萎缩、流民四起。

吏治腐败：卖官鬻爵、贪腐成风，519年行“停年格”，只论资历、不问才干，行政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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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费枯竭：战乱连年，财政无力支撑，边镇缺粮、军队哗变，统治彻底失控。

六、结局：分裂与覆亡（534年）

高欢逼孝武帝西逃长安（投奔宇文泰），立元善见于邺城（东魏）；宇文泰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于长安（西魏）。北魏正式分裂，名存实亡，后分别被北齐、北周取代。

总结

北魏灭亡的本质是汉化失衡导致的统治集团分裂、军事根基崩塌、皇权失控、社会矛盾总爆发。它不是亡于外敌，而是亡于自身的制度撕裂与内耗，为后世王朝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孝文帝改革非常成功，为何他死后不久北魏就灭亡了?

说起我国历史上的改革，我们知道非常多，在历史书上也学习了很多。其中，北魏孝文帝改革可以说是其中比较显眼的一个。因为这次改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少数民族进行汉化过程的改革，改革的范围非常广泛，结果也非常成功。我们学习的时候也讲过这次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加速鲜卑族汉化的过程。可以说这些都是对的，不过有一些我们却不知道。这次改革虽然成功，但是在孝文帝死后北魏就陷入内乱，没多久就灭亡了。究其原因，主要和这些人有关。

公元471年，因为孝文帝父亲的禅让，孝文帝开始继位。孝文帝继位后不久就开始改革，不过这些改革都是在明太后的领导下改革的。之后孝文帝亲政之后，由于受太后的影响，所以他继续这条改革的道路。其中多数都是按照汉人的制度进行改革的。比如穿汉服、说汉语，禁止穿鲜卑族的衣服，讲鲜卑语。迁都洛阳。按照汉人官制改革。和汉人通婚等等。这些改革可以说极大促进了鲜卑族的发展，理论上也是进步的。不过在孝文帝死后，帝国就发生了内乱。

国家到处都出现人民起义，而且北方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入侵，最终大权旁落，北魏灭亡。很多人都纠结，这次改革非常成功，为何却导致北魏迅速灭亡呢?究其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为鲜卑人自身的原因。

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鲜卑人起源于蒙古草原，是游牧民族。不过北魏的统治区域却不仅仅是草原这么简单，他还占领长江以北的光大区域，统一了整个北方。这就意味着这个帝国境内不仅有鲜卑人，还有大量的汉人，这也是北魏需要汉化的原因。如果不汉化，就无法更好的统治这些汉人。所以他们才学习汉人的制度、文化风俗等。不过这个帝国忘了一件事，就是这个国家还有鲜卑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建造者，这些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接受汉化的。

由于北魏是第一个建立二元制的帝国，包括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但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借鉴，所以只能自己摸石头过河。他们只只知道汉文化和制度的先进却不知道用来统治鲜卑人未必能适应。这次改革虽然成功，但很多鲜卑人心存怨恨，所以孝文帝死后，这些人的怨恨立刻爆发了。我们知道北方六镇就相当于鲜卑人军阀，这些人之后立刻造反，就是反对孝文帝建立的那些制度。要知道孝文帝当年是全盘汉化，对于鲜卑人来说，这就是背叛了自己的文化，背叛了整个民族。这些人是无法容忍这些的。而且由于这些矛盾没有处理好，之后的叛乱汉人和鲜卑人之间真的是一直有大量的屠杀，这些都是矛盾激化的产物。

北魏之后，第二个这样的帝国是辽国。当然，辽国在管理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关系上，处理得非常好。建立了南北面官制，说白了用少数民族的管理方式管理少数民族，用汉人的管理方式管理汉人。最终这个帝国矛盾得以化解，国家长治久安。如果北魏的改革也是这样的话，北魏也不至于这么快灭亡。不过，以北魏当时所处的环境，能做到当时那一步也确实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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