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游之三：刻在砖缝、珍宝里的晋商之魂！

淑华

　　2026年6月5号上午去山西王家大院的路上，热情的司机师傅如数家珍般给我们介绍着山西各“大院”、“一城两寺”的看点及历史文化价值，我们原本只想在平遥住一天，被司机师傅种草，当即推延行程，改签车票。

王家大院整体建筑群由静升王氏家族后裔历经明清两朝300余年扩建而成，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被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中国民间故宫”，其建筑布局、雕刻艺术、家风训诫均体现了深厚的儒家文化与晋商精神。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

　　走近王家大院

　　王实，静升王氏家族迁居灵石后的第一代先祖。是该家族为纪念开基始祖而设立的标志性雕塑。

雕像身着明代官服，头戴乌纱帽，面容庄重，象征着王实作为家族奠基者的地位与威望。据史料记载，王实原籍太原，于元末明初迁居灵石静升镇，以农耕起家，后子孙逐渐经商、入仕，最终使王氏家族成为明清时期晋商望族之一。此雕像不仅是家族历史的象征，也是游客了解王家大院文化根源的重要视觉符号。

　　这是王家大院内一处极具代表性的建筑门楼，其正上方悬挂的匾额上书“德高望重”四字，字体端庄厚重，为楷书风格，寓意家族长辈德行高尚、声望卓著，是传统儒家伦理在民居建筑中的典型体现。

该门楼采用典型的晋中地区清代民居风格：青砖砌筑墙体，拱形门洞配以精雕细琢的木雕窗棂，门楣与檐下装饰有繁复的砖雕与木雕构件，雕工精湛，图案寓意吉祥。可以看到当时王家的辉煌与兴盛！

　　精致的“垂带踏跺”，右侧的石狮张口露齿，鬃毛卷曲，前爪按球或抚幼狮，是典型的明清时期“北狮”风格，象征镇宅辟邪、守护门庭；左侧石墩上则雕有蟾蜍或瑞兽，寓意招财纳福。这些石雕不仅具有装饰性，更承载着家族对平安、富贵、子孙昌盛的祈愿。

　　王家大院的标志性入口建筑——红门堡的正门楼。该建筑为典型的清代北方民居风格，青砖灰瓦、飞檐翘角，门楼高耸，气势恢宏。门洞上方设有城楼式结构，两侧对称分布拱形门洞，整体布局严谨，体现“王”字形规划理念。门前广场铺有石板，游客往来其间，显示出其作为热门旅游景点的活力。

　　照壁作为传统民居中遮挡视线、分隔空间的重要构件，也承载着极高的文化与艺术价值。此照壁上的麒麟形象威猛而不失祥瑞，象征“仁兽”降临、家族兴旺、子孙贤能，是晋商大户人家对“德政”与“福泽”的双重祈愿。两侧小龛内亦嵌有小型砖雕，可能为历史典故或吉祥纹样，共同构成完整的叙事性装饰体系。

照壁位于红门堡入口前，属于清代嘉庆至道光年间王氏家族鼎盛时期所建。其砖雕技法融合高浮雕、浅浮雕与透雕，线条流畅、层次分明，体现了当时北方民居建筑装饰的最高水平。此类照壁不仅具有实用功能，更承载着家族伦理、社会地位与文化认同，是研究晋商文化与民间艺术的重要实物遗存。

　　这是王家大院内的孝义祠入口牌坊，是王氏家族为表彰十五世孙王梦鹏“孝行义举”而由乾隆皇帝下旨修建的旌表性建筑，后于嘉庆元年扩建为祠堂。

牌坊整体为青石仿木结构，高约7.36米、宽13.49米，顶部飞檐翘角，雕有瑞兽与祥云纹饰，额枋正中镌刻“孝义”二字，两侧辅以“行义”“守孝”题刻，底部设十尊形态各异的石狮，象征守护与威严。牌坊上还雕刻有“二十四孝”故事及善举图景，集中体现王氏家族“以孝治家、以义处世”的家风伦理。

该牌坊不仅是清代官方对民间德行的最高褒奖形式之一，也是王家大院“三雕”艺术（石雕、木雕、砖雕）中石雕部分的代表作，工艺精湛、寓意深远，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6月5号15:00时 平遥古城文庙，始建于唐贞观初年，其主体建筑大成殿重建于金大定三年（1163年），是中国现存各级文庙中历史最悠久的殿宇，也是全国文庙中仅存的金代建筑，具有极高的历史与建筑价值。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AAAA级景区。2004年正式向游人开放，也是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徐继畬（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人，道光六年进士，曾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职。他最为人称道的贡献是编撰《瀛寰志略》，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政治制度与风土人情的著作，打破了传统“天朝上国”的认知局限。被誉为“东方伽利略”

“敬一亭”匾额，寓意“敬守正道、一心向学”，与徐继畬作为学者型官员的身份高度契合。左侧对联“太上贵德修辞立诚”亦体现儒家修身立德之旨。右侧迎联为“君子爱人存心以礼”，此句出自《孟子·离娄下》，是儒家修身立德的核心训诫。强调：真正的君子，其内心所存的是仁爱之心，行为所依的是礼义之规。爱他人不是出于功利或情绪，而是源于内在的道德自觉；而“以礼”则意味着这种爱是有分寸、有秩序、有尊重的，不是无原则的纵容或滥情。它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的伦理观，也暗含“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互动逻辑——唯有以礼待人，方能赢得他人真正的尊重与回馈。

　　平遥文庙大成殿是整座文庙的核心建筑。殿内正中供奉着孔子塑像，其左右两侧分别排列着“四配”与“十哲”，均为孔子的得意门生，共同构成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孔子及儒学先贤塑像群。

大成殿为金代重建的建筑，距今已有850多年历史，是全国现存文庙中最早且唯一保存完整的金代木构建筑，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殿内顶部悬挂多块历代帝王题写的匾额，如“德齐帱载”、“万世师表”、“生民未有”等，彰显孔子在儒家文化中的至高地位。

　　平遥城隍庙，是保存最完整的明清规制道教庙宇之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庙宇始建于北宋，现存建筑主要为明清时期重修后的风貌，占地7302平方米，坐北朝南，前后四进院落，由城隍庙、灶君庙、财神庙三组建筑群组成，布局严谨，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礼制思想。其正殿前悬挂“城隍庙”匾额，门前设香炉与石狮，两侧挂红灯笼，营造出庄严肃穆又具民俗气息的氛围。

平遥城隍庙不仅是一座宗教场所，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它曾是地方官员祭祀、百姓祈福的重要场所，也见证了平遥作为晋商重镇的繁荣。庙内戏台、钟鼓楼、游廊等建筑结构精巧，雕刻细腻，尤以清代戏台的斗拱装饰和窑洞式通道最具特色。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七起，这里还会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庙会，是当地重要的民俗活动。

　　中国钱庄博物馆，前身是清代著名的协同庆票号。该建筑坐西向东，为前后四进院落，门厅五间并带垫板楼，过厅之后设有南北厢房，后院则依地形建有下窑上楼与天桥凉亭，整体布局严谨，体现了传统晋商建筑的规制与智慧。

馆内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是下沉式“地下金库”，曾是存放白银的场所，如今作为核心展陈区域向游客开放，让人直观感受当年晋商金融运作的规模与安全机制。此外，馆内还设有揽柜房、总帐房、埠际帐房等复原场景，工作人员身着清代服饰扮演掌柜、账房先生等角色，提供沉浸式讲解与互动体验，使游客能身临其境地了解古代钱庄的运营模式与商业文化。

　　下沉式“地下金库”

　　平遥市楼，位于平遥古城南大街中段，是整座古城的地理中心与标志性建筑。它横跨南大街而建，为三重檐歇山顶木构楼阁，高约18.5米，屋顶覆盖黄绿琉璃瓦，檐下斗拱繁复精美，楼体底层设南北通道，东西两侧砖砌台基上各开一券门，形成象征性的十字街心结构。

市楼始建于明代以前，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曾重修，后经多次修缮，现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内部二层供奉关帝与观音像，三层北向曾悬魁斗星君像，兼具宗教、市政与商业功能。楼顶南北两面以琉璃瓦拼出“囍”“寿”字样，寓意吉祥，也体现晋商文化对福寿安康的追求。

作为平遥古城“天心十道”的核心节点，市楼不仅是空间坐标，更是晋商精神的象征——它见证了清代中叶平遥作为中国金融中心、“华尔街”的辉煌历史。如今，游客可登楼俯瞰古城全景，感受明清街市的繁华遗韵，也可在楼下拍照留念，体验“穿越回晋商时代”的沉浸式旅游氛围。

　　日昇昌票号旧址，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古城西大街38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的鼻祖”。它创建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由颜料庄“西裕成”改营而成，开创了“一纸汇票走天下”的金融模式，终结了镖局押运现银的高风险时代。

鼎盛时期，日昇昌票号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远及欧美、东亚等国，年汇兑量高达3800万两白银，一度操纵19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如今，这里作为“中国票号博物馆”向公众开放，馆内复原了揽柜房、总帐房、埠际帐房等场景，工作人员身着清代服饰扮演掌柜、账房先生等角色，提供沉浸式讲解与互动体验，使游客能身临其境地了解古代钱庄的运营模式与商业文化。

　　平遥观风楼，也称“听雨楼”，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古城县衙东侧约20米处，横跨衙门街而建，是古城内除市楼外另一座标志性过街楼阁。其建筑为上下两层结构：下层为青砖砌筑的方形高台，中间设砖券门洞供行人通行；上层为木构重檐歇山顶建筑，东西两侧分别悬挂“观风楼”与“听雨楼”匾额，寓意官员登高望远、体察民情、倾听民声。

该楼始建于明代，清代多次修缮，兼具交通、观景与象征功能。游客可从县衙内部通道登楼，俯瞰整座平遥古城全景，视野开阔，尤其黄昏时分，古楼剪影与夕阳相映，极具诗意。楼体雕梁画栋，脊头装饰琉璃舐吻，细节精美，是晋商文化与古代官署建筑智慧的结合体。

　　平遥县衙，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古城中心，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衙之一，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其建筑群坐北朝南，占地约2.66万平方米，布局严谨对称，遵循“前朝后寝、左文右武”的传统礼制，中轴线上依次分布仪门、大堂、二堂、内宅等六进院落，是研究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与建筑规制的重要实物标本。

平遥县衙始建于北魏，现存主体建筑定型于元明清时期，其中最早可追溯至元至正六年（1346年），距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明清两代共有149任知县在此任职办公，见证了古代基层治理的运作模式。如今作为博物馆开放，游客可参观大堂、二堂、内宅、监狱等复原场景，并观看“县太爷升堂”实景表演，沉浸式体验古代官场文化。

　　平遥古城一遇的马家大院。是清代巨商、平遥“四大富商”之首马中选的故居，始建于清同治年间，历经数十年扩建，形成占地约9亩、共197间房屋的宏伟建筑群。

马家大院整体布局呈“马”字形，寓意“马到成功、一日千里”，象征家族事业蒸蒸日上。院内设有3座大院、6座小院，结构复杂，门门相套，形成“院内有院、门门内有门”的迷宫式格局，兼具防御性与私密性。大门楼高达三层，比乔家大院门楼更为高大气派，彰显主人地位。

马中选不仅是商业巨擘，还与乔家大院主人乔致庸有姻亲关系（其女嫁入乔家），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晋商圈的地位。如今，马家大院作为旅游景点开放，游客可参观其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装饰，以及复原的生活场景，感受清代晋商家族的奢华与智慧。

　　马家大院秀气的角楼。

　　6月6号上午，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东观镇乔家堡村，是清代著名晋商乔致庸家族的宅院，被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乔家大院整体呈双“囍”字形布局，由“在中堂”“德兴堂”“保元堂”“宁守堂”四堂及中心花园组成，共18个大院、41个小院、731间房屋，建筑面积逾7000平方米。其建筑融合了中国传统北方民居风格与部分西洋元素，屋顶形式多样，包括悬山、硬山、歇山等，门窗结构亦变化丰富，充分展现了晋商家族的居住智慧与审美追求。

　　走近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内“在中堂”大门前的百寿图砖雕照壁。这面照壁是乔家大院的标志性景观之一，高约4.05米、宽3.05米，正面以100个形态各异、无一雷同的篆体“寿”字组成，寓意“百寿延年”，象征家族福寿绵长、人丁兴旺。

照壁两侧配有篆书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由清代名臣左宗棠题写；上方额题为“履和”，亦出自其手笔。正对的大门上则镶嵌着晚清重臣李鸿章所赠铜板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彰显乔家与朝廷重臣的深厚交情及其家族治家理念。

　　乔家大院第一院（大夫第）的福德祠照壁，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乔家堡村，是清代晋商乔致庸家族宅邸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座照壁不仅是建筑装饰，更是供奉土地神“福德正神”的神龛，兼具宗教功能与风水镇宅作用，体现了传统民居“门迎百寿，院纳福德”的文化理念。

照壁整体由壁顶、壁身、壁座三部分组成，结构严谨，雕刻繁复：壁顶为仿木结构，饰有斗拱、挑檐与脊兽，尽显等级与工艺；壁身中央悬挂“福德祠”匾额，下方设神龛供土地爷，两侧对联“职司土府神明远，住列中宫德泽长”点明其神圣职能； 壁心主体为“福禄寿三星高照图”，以枎树（福）、鹿（禄）、寿山（寿）为背景，中间九只野鹿追逐嬉戏，寓意“九路通顺、福寿绵长”；上下层装饰分别有铜钱串（富贵连环）、狮子（四时如意）、戟磬如意（吉庆如意），层层递进，寄托主人对财富、平安、吉祥的祈愿。

整座照壁采用青砖水磨工艺，砖缝细如发丝，雕刻立体生动，是北方民居砖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映射出晋商家族对“德”与“福”并重的治家哲学。

　　乔家大院内“在中堂”正厅的复原场景，正中悬挂的匾额上书“汇通天下”四个大字，是清代晋商巨擘乔致庸毕生追求的商业理想与精神象征。

此匾并非原物，而是后人根据历史记载与影视文化影响复刻悬挂，用以彰显乔家在票号金融领域的辉煌成就。乔致庸通过创办“大德通”“大德恒”等票号，将业务拓展至全国乃至海外，真正实现“一纸汇票，汇通天下”，成为晚清金融体系的支柱力量。

　　乔家正中堂悬挂孔子画像，两侧配有对联与书法条幅，体现了乔家“以儒治家、以德经商”的核心理念。厅堂内陈设考究，木作家具雕工精细，两侧设有对称的床榻与书架，反映出晋商家族重视教育、崇尚礼制的生活方式。

　　张艺谋《乔家大院》取景地。

　　乔家大院中的“犀牛望月镜”与“万人球”是两件极具代表性的珍宝，它们不仅工艺精湛，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寓意与晋商智慧。

犀牛望月镜是造型独特的红木雕花镜架，主体为一只昂首回望的犀牛，其背上托举着一面圆形铜镜。在传统文化中，“犀”谐音“喜”，寓意吉祥如意；“望月”则象征团圆美满、家庭和睦。这件器物常被置于内室或闺房，既是实用梳妆用具，也是寄托美好祝愿的吉祥摆件。

万人球：这是一颗悬挂于厅堂正中的水晶球，由整块天然水晶雕琢而成，晶莹剔透，光洁无瑕。其名称“万人球”源于其光学特性——无论站在厅堂哪个角落，都能从球体中看到自己的完整影像，仿佛“万人皆在其中”。它不仅是装饰品，更是一种巧妙的“监控”装置，相当于当今的摄像头，用于观察厅堂内外动静，体现晋商对安全与秩序的重视。同时，水晶球的圆满形态也象征着家族团结、事业圆满、财源广进。

　　精湛的雕刻。

　　唐三彩的算盘。

　　九龙屏风是乔家大院的镇院之宝之一，也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它由珍贵的花梨木制成，高2.7米、长4.07米，因屏面上雕刻有九条形态各异的龙而得名。这九条主龙以辽宁秀玉雕琢而成，雕工精巧、栩栩如生，与木质屏风浑然一体，气势磅礴，充满祥和富贵之气。

整座屏风共雕刻九九八十一条龙，疏密相间、相互呼应，工艺极为精湛，相传此物原为宫廷御用，后流入民间，被乔家收藏。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象征着皇权与尊贵，是乔家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福种琅嬛”是乔家大院中一块极为珍贵的匾额。1900年，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至山西祁县，财政困窘，向乔家求助。乔致庸慷慨解囊，捐银30万两。回銮前，慈禧问乔家欲何赏赐，乔致庸仅求“老佛爷四个字”，即此匾额。此举既显谦逊，又深谙政治智慧——不求金银官爵，而求皇恩庇佑，为家族长远发展铺路。

“福种琅嬛”四字出自《拾遗记》，本指神仙洞府，后泛指福地。乔家借此匾额，不仅彰显其社会地位，更传递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儒家伦理，将商业成功与道德修养紧密结合。

它不仅是一件书法艺术品，也是乔家与清廷之间特殊历史关系的见证，是对乔家德行与贡献的高度褒奖。更是晋商“以义制利”精神的象征。

　　“仁周义溥”是乔家大院的一块著名匾额，由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光绪戊寅年八月，即公元1878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所题写。这块匾额不仅是书法艺术的体现，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仁周”意指仁爱之心遍及四方，“义溥”则指道义之行广布天下，合起来寓意乔家以仁义为本、德行天下，是对其商业道德与社会贡献的高度赞誉。

这块匾额是乔家大院众多珍贵文物之一，与李鸿章的交往反映了乔家在清末政商两界的显赫地位。乔家作为晋商代表，不仅富甲一方，更注重“以义制利”的商业伦理，李鸿章题赠此匾，既是对其财富的认可，更是对其道德操守的肯定。

结合院内其他文物如“九龙灯”、“犀牛望月镜”等，可以全面了解乔家的辉煌历史与晋商文化精髓。

　　九龙灯（全称“清酸枝木圆雕九龙灯”）是该景区“三件宝”之一，也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它不仅工艺精湛，背后还有一段慈禧太后赐宝的历史故事。

九龙灯是清代末期的一对红木雕刻宫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至西安，途中财政困难。祁县乔氏家族通过大德通票号捐赠了30万两白银以解燃眉之急。1901年回銮途中，慈禧为感谢乔家的忠诚与资助，特将原属宫廷的这对九龙灯赐予乔家。

这是一对乌木（酸枝木）制作的八角形宫灯，每盏灯重达71斤。灯体上下两层各雕有四条龙，通过轴相连组成“卍”字形，龙首高昂，龙身盘曲，且可以灵活转动调整角度。中层为八棱形灯身，四面绘有图画，四面镶嵌水银镜片用于反光照射，设计极为巧妙。

目前国内仅发现乔家大院保存有此一对，堪称孤品。它曾在2015年入选“晋商文化特展”赴台北故宫南院展出，是乔家大院极具代表性的镇馆之宝。

　　一天半打卡三个大院（王、马、乔）一座古城（平遥古城），感受晋商曾经的苦难、追求、智慧与辉煌背后的灵魂。

晋商文化是中国明清时期商业文明的重要代表，其核心价值不仅支撑了晋商纵横商界五百余年的辉煌，也为现代商业伦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其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诚信为本，以义制利

是晋商文化的灵魂与基石。晋商将“信”视为经商的根本，认为“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

重信守诺：在商业交易中，晋商极其看重信誉，往往“一诺千金”，即使面临巨额亏损也会坚守契约。

以义制利：他们主张在追求利润时必须符合道义，不赚不义之财。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宁可舍利而取义，这种价值观为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信任。

2. 开拓进取，艰苦奋斗

晋商发源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山西，这种环境造就了晋商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的精神。

走西口精神：为了谋生和发展，晋商背井离乡，穿越荒漠，开辟了通往蒙古、俄罗斯乃至欧洲的万里茶路。

吃苦耐劳：他们不畏风霜雨雪，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建立起庞大的商业网络。

3. 制度创新，票号汇通

晋商不仅善于经商，更善于管理，其制度创新在中国商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首创票号：晋商创立了中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日升昌票号，实现了“汇通天下”，极大地促进了清代商品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晋商较早地实行了“东伙合作制”，即出资人（东家）与经营者（掌柜）分离，并建立了严格的号规和考核机制，这是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早期萌芽。

4. 身股激励，利益共享

晋商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极具智慧，创立了独特的“身股制”（顶身股）。

人力资本入股：优秀的掌柜和伙计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和贡献获得“身股”，参与年终分红，但不承担亏损风险。

凝聚人心：这种机制将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商号的长远发展紧密绑定，极大地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忠诚度，形成了强大的团队凝聚力。

5. 儒商精神，家国情怀

晋商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形成了“贾而好儒”的独特气质。

修身齐家：他们重视教育，许多晋商家族设有私塾，强调“学而优则贾，贾而优则学”，将儒家伦理融入商业经营。

回馈社会：致富后的晋商积极修桥铺路、赈灾济贫、兴办义学，并在国家危难之际（如晚清时期）踊跃捐输，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总之，晋商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概括为：以诚信为基石，以创新为动力，以制度为保障，以人文为底蕴。这种文化不仅成就了历史上的商业传奇，其蕴含的契约精神、创新意识、人才理念和责任担当，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