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知青岁月（9）-民办教师

松月胡杨

昵称：松月胡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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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教师节来临，看着学子们向老师献上真挚的问候与祝福，我的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暖流，因为我也曾有过一段乡村民办教师的经历。那是我在农村插队岁月里，温暖和珍贵的一段经历，留在了记忆深处。

1978年初春，我已在甘肃省榆中县金崖公社豆家营大队一队插队两年。每日和大家一样早出晚归，在地里埋头劳作，日子朴素而辛劳。想起刚到农村，我还坚持写了一年多的日记，但随着持续繁重的体力劳动，手掌逐渐磨出老茧，两手指关节僵硬疼痛，几乎每天早上都从梦中疼醒，手背也像农民一样开始青筋突起。这样便渐渐不愿提笔，发展到后来提笔忘字，一些常用字也要想半天。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强迫自己动笔。

一天傍晚，在村里偶遇大队分管知青的豆义主任，他对我说：“咱们村里学校缺一个老师，经领导们研究决定让你去，马上到位。”听到这话，只觉得是天上掉馅饼，我抑制住激动的心情，高声答应着。就这样，我幸运地走上了乡村民办教师的岗位。

　　学校为我安排了一间不大的宿舍兼办公室。两张条凳搭几块长木板靠墙一放，便成了床铺，床边窗下摆着一张漆面粗糙的旧书桌，上方吊着一盏光秃秃的白炽灯。

几位男老师很热情，送来簸箕、扫帚等用品，客气叮嘱几句后便各自离去。我收拾好房间，用硬纸板做了个简易灯罩挂在灯泡上。坐在桌前，我仍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1977年底，国家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数月前刚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考试。当时我也报了名，因为生产队不支持，没有学习时间，也没有实用的复习资料。每日收工后在四面土墙昏暗的屋里，头顶着一只15瓦白炽灯泡，没有桌子和板凳，我只好把两只脸盆扣在一起当凳子，趴在二十公分宽的炕沿上，稍不留神脸盆翻倒，搪瓷粉片掉了一地，脸盆变形，无奈只能蹲在地上趴在炕沿继续。

就是在这种糟糕的环境里，我仓促复习了十天便奔赴考场，最终名落孙山，也在情理之中。

1977年春，与同屋詹晋第（左）知青点屋后合影

就在我满心失落之际，大队安排我去学校担任民办教师，我格外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因为半年后，第二次全国考试就要到了，我必须牢牢抓住时间。

至今清晰记得，我第一次给三年级学生上语文课，课文内容是《西安事变》。在家时我曾读过唐人著的《金陵春梦》，其中第三册《八年抗战》对此事件有详细描写，内容早已烂熟于心。我结合课本，像讲故事一般绘声绘色讲给孩子们，同学们听得全神贯注，整堂课的效果令人很满意。课后，其他老师看我的眼神里也带着几分赞许，想来是孩子们的反馈让大家认可了我。

夜晚，是我学习的黄金时间。学校里的老师都是本村人，放学后便都回了家，不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格外静寂。

距村子南边几里地有个部队，每月都会放一两场露天电影。有电影的消息早早便传到村子，乡亲们吃罢晚饭便都赶过去。

说实话，我心里也很向往，可总有个声音在提醒自己：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时光。知青点的伙伴詹晋第、冦保国特意来约我同往，被我婉言谢绝。晚上学习累了，我便在校园里踱步，听着远处传来的电影对白和音乐……

1977年春，我在知青点屋后留影

在学校任教的这段日子，我抓住时机，抽空读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当时风靡的“伤痕文学”等能找着的文学作品，这些都让我开阔了眼界，受益匪浅。

一天，我正在给三年级学生上课，坐在最后排的一个浑身脏兮兮的男孩，忽然弄出很大的声响，打扰了旁边的同学。我朝后排走去，孩子们都说：“揍他，揍他……”

当我走到男孩身边，见他两只袖口上油光发亮，那是农村孩子常年擦鼻涕的痕迹。桌上，他的课本破旧不堪，旁边的写字本竟然是水泥包装袋牛皮纸用针线缝的。看到这一幕我很吃惊，批评他不该扰乱课堂纪律，问他家里为何没给他准备像样的本子。男孩低头站在桌前一言不发，满脸局促。

　　下午我正准备去上课，忽听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上午被我批评的那个男孩。只见他手里紧紧攥着一颗鸡蛋，仰着小脸对我说：“老师，你买下我的鸡蛋吧，我就可以去供销社买个本子。”

听到这话，我的心里不禁一颤，瞬间满是自责与愧疚。我蹲下身和他平视，那一瞬间，我读懂了他眼神里藏着的渴望——一枚鸡蛋换一个写字本，这是穷孩子全部的体面与向往。我全然没料到农村孩子生活如此艰难，而我不了解实情，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他没有写字本。

我推开鸡蛋，从兜里掏出一毛钱塞到他手里，让他赶紧去买本子。这件事，让我对农民有了更深的理解，与他们的情感也愈发亲近。

时光匆匆，转眼进入7月，第二次全国高考如期来临。有了学校这段安稳的学习条件，比起第一次应考，我心里多了几分底气，踏实的走进考场。

考试结束，便是漫长又焦灼的等待。那年，我们知青点共有三人报考。

日子一天天过去，其他两位都接到了录取通知，唯独我迟迟没消息，心里真是有点焦虑。

　　那天快到晌午，我回到知青点，坐在厨房灶台旁，一边拉着风箱烧水，一边和詹晋第、冦保国讨论着录取通知书，我说：“如果这次考不上，明年我要接着考。”詹晋第看着我表情严肃的说：“好，明年咱们一起考。”

下午回到学校，我正准备去上课，一位老师急匆匆进来，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白纸信封，边走边说：“到了，应该是你的通知书到了。”我接过信封打开，确认是我的录取通知书，内心的激动与欣喜难以用言语形容。

老师们纷纷向我道贺，而我牵挂的学生们，知道我要离开，眼神里分明透出的是不舍的目光。

那天我走进办公室，发现自己的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礼物。一瞬间，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眼眶瞬间发热，我明白这是学生们的一片心意。

彼时，农民的生活还很不富裕，不少孩子衣衫不整，形象欠佳，可他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还是为我准备了一大堆礼物。这些孩子里，有些我只给他们上过一两节课。望着这一桌子朴素又沉重的礼物，我的心久久无法平静，满是感动。

晚上，知青点的男士们围坐在炕上，没有下酒菜，只能用胶木瓶盖当酒杯，大家一起喝了践行酒。鲁延军送我一个小笔记本，扉页上写着一句话“苟富贵，勿相忘”。

不久，我离开农村，走进了学校，走进了窗明几净、铺着木地板的教室。抬头望向窗外，看到地里劳作的农民（学校在郊区），恍惚感觉自己仍身处乡村，还在民办学校当老师。一时间竟有些分不清现实与过往，像在梦里，老师讲课的内容都没听进去。回过神来我提醒自己，我已离开豆家营学校，正在听课……

时间虽然已过去几十年，可我的脑海里还常浮现出那群淳朴可爱孩子们的笑脸。

（图1、4、5来自网络或AI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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