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毕业季】送站

那秋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三日，青岛火车站。

我是班里最后一个离校的。辅导员非要送我到车站，我说不用，他说用。他拎着我的行李，我空着手跟在他后头，两个人从宿舍走到公交站，坐了半小时的车，又走了一段。

一路上他说了不少话，说我四年班长当得不容易，说以后工作了别太较真，说有空回青岛看看。我听着，嗯嗯地应，不敢多开口，一开口嗓子就发紧。公交车窗外掠过熟悉的街景，栈桥、中山路、八大关——这些看了四年的地方，忽然变得陌生起来，像隔着毛玻璃看。

其实，前一天就哭够了。

七月十二日上午，毕业典礼。大礼堂里坐满了人，头顶的风扇呼呼转着，校长在台上念讲稿，台下一千多号人安安静静。

典礼结束，三个大餐厅同时开了欢送会餐，这是我们四年大学里吃的最好的一顿。青岛大虾、红烧海鱼、炸里脊，还有青岛啤酒，管够。每桌都有老师坐陪，我们那桌是教有机化学的孙老师，平时上课严肃得很，那天端着啤酒跟我们碰杯，说以后常回来看看。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心里却不是滋味。吃到一半，隔壁桌忽然有人哭起来，起初是压着声的，后来干脆伏在桌上放开了哭。那一声哭声像是个开关，很快，整个餐厅都乱了。

送站才是最磨人的。

全班三十二个人，分三批走。第一批是七月十一号下午，第二批是十二号晚上，第三批是十三号一早。学校派车送，去一次哭一次。第一批走的时候还没太当真，总觉得过两天还会见着似的。到了第二批就不行了，男生们抱在一起，互相拍着背，什么话都说不出。女生哭成一团，眼泪淌到腮帮子上，擦都来不及。

第一批送走的同学里，就有那个武汉的。他个头很高，浓眉大眼，笑起来露出一排白牙，跟我同班四年。他拍着我的肩说：“以后来武汉，我请你吃热干面。”我说：“说好了，一定去。”我们都没提那些关于写检查的旧事，他拍拍我的肩膀，眼神里全是“我都懂”。火车开动的时候，他隔着车窗冲我挥了挥手，我看见他把脸别了过去。

最让我心里发紧的，是送那对情侣。

男的就是那个武汉的，跟第一批走了。女的是四川的，长得精致，唱歌跳舞都拿手，是我们那一届的系花。两人从大一军训起就在一起了。那时候大学里不许谈恋爱，系主任在大会上专门强调过，还拿上一届被劝退的学生举例。他们俩不敢在校内约会，总是偷偷出去。蛛丝马迹终究藏不住，系里找我谈话，批评我隐瞒不报。我硬着头皮去找武汉同学，板着脸让他写检查。好难为啊——一个班里的同学，我得装作公事公办的样子。他倒也配合，低头写了，交上来，又低头走了。后来两人收敛了，但我知道，他们一直没散。

离校那天，系花找到我，送来一个礼物和一张合照。照片上她和武汉同学并肩站着，在八大关的海边，笑得干干净净。“多亏你当年总提醒我们，”她说，“要不是你，我们可能真撑不到毕业。”说着说着，她眼眶就红了。我接过照片，什么话也说不出。她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他说了，别忘了来武汉吃热干面。”我点头，眼泪落下来，落在照片的边角上。

后来他们都走了，我还站在原地。武汉同学是第一批走的，她走的是第三批，两个人隔了两天，各自上了不同的火车。他们为爱情流泪，我流的，是彼此理解的泪。

第三批人走后，宿舍里彻底安静下来。楼道里空荡荡的，走廊尽头那扇窗户开着，风灌进来，带着海水的咸味。我回到自己住的那间，门敞着，床板上什么都没了。我把钥匙放在窗台上，轻轻带上门。

在去火车站的公交车上，辅导员坐在我旁边。他胖乎乎的，浓眉大眼，笑起来像个大哥哥。他说：“你当班长四年，辛苦了。”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他说：“以后到了单位，还当不当班长？”我笑了，眼泪也跟着下来了。车窗外，青岛的海在阳光下亮得刺眼，我看着那片海，想着这四年就这么过去了。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趴在窗边往回看。站台上的人都退了很远，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身影还站着，是辅导员。他冲我挥挥手，我也冲他挥挥手。然后火车拐个弯，青岛就不见了。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我又回到了青岛。这一次，是来接儿子毕业回家。

我上大学那会儿，学校还叫山东化工学院。大二那年改了名，叫青岛化工学院。毕业证书上盖的是“青岛化工学院”的章。二十六年过去，儿子在这儿读书时，已经叫青岛科技大学了。校名换了三次，校园里的树还是那些树。

儿子读的是化工工艺，我当年读的是化工机械，同系不同专业。儿子常说：“你学的是盆盆罐罐，我学的是化学反应，咱俩配套。”我笑他贫嘴，心里却觉得这个说法真好——盆盆罐罐和化学反应，可不就是配套的吗。

他毕业那天，我坐在大礼堂里。头顶的吊扇已经换成了空调，台下的孩子们穿着学士服，脸还是当年那张脸。校长在台上念着讲稿，我坐在校友席上，恍惚间觉得台上站着的，还是那位头发花白的老校长。

典礼结束，儿子陪我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他比我高出一个头，走在前面替我挡太阳。我说你给我讲讲，哪儿变了。他指着新图书馆说这是前年盖的，又指着老食堂说这个拆了，现在是个小广场。我一路走一路看，那些法国梧桐还在，粗了许多，树荫浓得化不开。

走到化工楼门口，我站住了。我毕业那年，这栋楼刚建好，还没正式启用。如今墙上的爬山虎已经爬到了三楼窗口。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儿子站在几步远的地方等着。我眼眶发红的时候，他就假装去拍旁边那棵树。

该走了。儿子把行李放进后备箱，却站在车门外迟迟不动。他回头望了一眼宿舍楼，又看了看远处的操场，像是要把什么都装进眼睛里带走。我喊了他一声，他应了，脚却没动。又喊了一声，他才拉开车门坐进来。车子启动的时候，他趴在车窗边一直往后看，后视镜里的校园越来越小，他还没把头转回来。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忽然想起二十六年前的自己。那时候我也舍不得走，恨不得把站台上的每个人都看进心里。如今我成了开车的那个人，后座坐着我的儿子，他正经历着我当年经历的一切。我没说话，把车开得慢了一点。

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有些人，说了再见，这辈子可能真的再也见不到了；但有些路，无论走多远，都还能顺着记忆找回去。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三日，青岛，夏天。一列火车载着一个人，也载着三十二个人的四年，驶向了远处。那些留在站台上的眼泪，成了我们彼此最干净的礼物，一世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