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 员 旧 事 作者：孙 立

星语

人生的河流，经由社会的风雨而跌宕起伏。我年少时，被时代浪潮卷入到社会底层，历经了不少的磨难，其中有过一段做船员的经历，短暂却影响深远。

1977年5月，父亲来信，说是常州来招临时工，让我不要放弃。当时，在农村已待了八个年头的我，想回省城南京的愿望愈来愈迫切。我家兄妹先后返城，我已不符合照顾多子女上调的政策，回省城面临困境。常州不是我的理想之地，但好歹不算小城市，我同意了父亲的决定。也不知父亲通过了什么关系，县人事局通知我去常州报到。

去常州，坐的是轮船，走的是大河，一条可承载百人的客船塞满了知青。有一群人在大声喧哗，其中一个省城口音的引起我注意。那人头发微卷，圆圆的脸盘上一双大眼亮闪闪的。他操着省城话，眉飞色舞，显得活泼爽朗，身边围拢了一圈人。听到乡音，我倍感亲切，不禁凑过去攀谈起来。

他叫王宁，所在的公社离我下放地挺远。王宁说了在农村吃的苦，他家所受的委屈。他跟我一样，也是跟随父母下放的。不过，溧阳是他父亲的老家，他家算是投奔亲友来的。没想到，即便是同一族谱的亲戚也会有人算计他家，会整他的家人。他得知我做过放映员，挺羡慕地说，你蛮幸运的，能摊上如此好事。他们家兄妹三人，没一人安排工作，全在种地。聊了一会，身体有点疲乏，我闭上眼睛，听着舱外哗哗的流水声，不觉叹了口气。此次去常州，也不知干啥，人是进了城，但身份没变，还是农村户口，前程难料啊！轮船行驶了十来个小时，我们在晃晃悠悠中昏昏欲睡。直到天色昏暗，估计八九点钟，船终于靠岸了。

下了船，岸边有人等候。来人在微弱的路灯下，看着手上的本子，报着名字。我心里忐忑，似乎在等待命运的宣判。等叫到我的名字，我走了过去。就这样，知青们被分成两队，我们的队伍走进一个挂着常州轮船公司招牌的大门。后来才知道，我们这批人主要是两个去向，一个是轮船公司，一个是肉联厂，都是城里人不愿去的单位。知青从农村来，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能进城有口饭吃就算不错了。

我们在公司学习了两天，再次分配，我被分到丹阳轮船站，王宁分去了金坛站。去丹阳站的有七八个人，两位女的被分到站上，当服务员。男的全部上船，有的跑运输，有的去客船。我被分到客船上做了售票员，其余知青都是做水手。

我去的那艘客船，是站里吨位最大的，可载百来人，其他去乡镇的船只能载五六十人。船上有五名水手，其中一人是船老大。船老大姓刘，五十多岁，个头不高，面色黑里透红，下巴一圈硬扎扎的胡须。另外两位三四十岁，只有一位年纪轻点，估计二十四五岁，姓林。小林说，本来刘老大老婆也在船上，近来身体不佳，回家休假。以前烧饭，都是刘老大老婆，她不在，就大家轮流烧。在船上，刘老大是头，只有售票员直接归站里领导。原来卖票的也有特权，只要管好财务就行，船上的活可干可不干。

我们走的航线叫常丹线，其实是从丹阳的林家闸出发。林家闸离丹阳县城有二三十公里，位于长江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十分冷清。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出发，途经七八个码头，临近中午到达丹阳站。过了中午再启程，大约晚上六七点钟留宿常州。那时陆上交通不发达，林家闸到丹阳的乘客不少，常常满员。丹阳到常州，由于有铁路运输，乘客很少，多时四五十人，少时只有十来人。每月月半或月底，在丹阳的访仙桥有集市，天没亮就有人挑着各种货物上船，有木料、竹子、家具、蔬菜等。我胳肢窝夹着手电筒，一手开票一手收钱，一捆毛竹，一担蔬菜，我目测多少钱就是多少。货主常发烟给我，我不会抽，摆摆手就拒绝了。船上的工作并不累，要说重的体力活就是帮货主上下货。丹阳站是全国先进单位，站长是劳模。刚来时在学习班上，站长就告诉我们，要多为货主分忧，多无私奉献。本来上下货，由搬运工负责，但在丹阳站，站长带头帮运货，我们船工不想落后，只好硬着头皮上。有时，背驮着百来斤的水泥包，走上颤巍巍的跳板，心里直发怵。

船员工资不低。每月有四十六元，每天出船还有两毛钱补贴，一般厂里的工人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元。船上伙食不错，主要有鱼虾，田鸡、黄鳝也不少见。经常到了一个码头，就有小商贩来兜售物品。船员们烹饪水平都可以，菜品味道可口。睡，有些遭罪。船员们的卧室都在甲板上的两边，我的却在甲板下。掀开甲板要下去爬行四五米，床位是个长方形的小空间，宽一米多点，高不到一米，一米八的我坐着无法直腰，密不透风，十分憋屈。刚上船时刘老大就抱歉地说，上面没床位，只能委屈你了。每遇狂风暴雨，船身摇晃不已，轰鸣声炸耳，我心里惶恐，万一船翻了，会不会闷在船底出不来？

船员生活，要说最难以忍受的，是枯燥乏味。几个男人，白天忙于工作，晚上早早睡觉，也没多少共同的话题，大量的空余时间不知如何打发。有时，附近船上出现女人就会引起骚动。我记得，有一条货船时常跟我们会面，或许走的是同一条线路。船上一家人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十八九岁，个头不高，丰腴白净，水灵灵的。每次会面，两姑娘会登船串门，送点瓜子、蔬菜，清脆的嗓音温暖心窝。刘老大曾说，小林、小孙，那姑娘不错，你们要有想法，我帮你们牵线。我与小林都没吭声。小林私下对我说，船上人，城里姑娘瞧不起，船上姑娘想往城里嫁，靠不住，还是找村姑可靠。

我与王宁在常州经常见面，到了码头，相约去逛街、看电影，在饭店吃饭。记得常州那时流行的凉拌面，味道清爽鲜美。有一次，我与王宁约好翌日碰面，他在金坛买一只老母鸡，晚上聚餐。谁知第二天等到很晚，我也没见到王宁的影子。原来他们的船被堵在半路，王宁一人将一只母鸡吃了。几年后，王宁得了结肠癌，好在手术顺利，老友至今身体健康。

有段时间，有些年轻人一上船就聚在一起热烈讨论。我好奇地凑过去，发现他们说的是高考，说考得怎样，想上哪所大学。我明白，大学恢复考试招生了，不再是由公社推荐上大学。可大学对我来说就像官衙门，神圣得让人敬畏。我只读到初中，数理化完全空白，一天课都没上过，考大学就是痴心妄想。后来，我发现小林行为诡异，一有空就躲进他的小卧室。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偷偷地看书，便问，你也想考大学？他面露羞涩说，试试看。报上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经发表，在全社会引发强烈的轰动，该文完美地诠释了知识的力量。我读了多遍，热血沸腾，也激起我求知的欲望。到了1978年10月的一天，王宁兴奋地告诉我，他弟弟考取了大学，还是个初中生。我不禁心头一动，别人能行，我不能试试看吗?一年来，船员生活单调乏味，几乎与世隔绝，我感觉还不如在农村放电影自在。我写信给父亲，说在船上受不了，不想待了，想回去复习参加高考。父亲回信，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我决定辞职。刘老大知悉，不解地问，没了工作，你吃啥？我笑笑，没吭声。其实，我心里有底，父母工资高，养活我没问题，我要的是出路。就这样，我返家开始学习。回去没多久，知青全部上调，我进了工厂。第二年，我终于考取了大学。

　　如今，大运河上的客货运输早已没落。二十多年后我重返丹阳站，码头不见轮船，器具锈蚀，人影稀少，一片落寞。我没打听，默默地走了一圈，算是与过去告别。短暂的船员生活，是我人生的转折，时代的潮水涌来时我没有放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