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四周年庆】蹉跎岁月

华伦

美篇昵称：华伦（上海）美篇号：628534 自响应领袖号召到江西省上高县锦江公社大塘大队插队落户后，我在那度过了三年半的蹉跎岁月。 1970年4月21日，坐在77次列车上的我伴随着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前飞奔，与爸爸妈妈告别时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的复杂情绪慢慢开始平复，周边没什么熟人，坐着发呆，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敢想，任凭铁轨伸向青春的诗与远方…… 当火车也筋疲力竭时终于停了下来，我来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江西南昌。 车站广场，见一个接受大员举着标有“锦江公社”的牌子撕着嗓门：“锦缸公沙咯到果里上叉。”（锦江公社的到这里上车）我立刻从乌泱泱的人丛中挤到他身前，在验明正身后爬上了“叉”。 “叉”里几十个人与一堆行李挤在一起，根本没有立足的空隙，更别说坐了。一开始，穿着大翻领（七十年代年轻人的时尚标配）的几个少男少女大呼小叫地吹着牛，过了一会就无声无息了，一些女生还不停地嘤嘤啜泣。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三、四个小时后，传来接收大员似懂非懂的一句话：“你俚望，过俚咯只锦山口，就系我哩咯县呈了。”（你们看，过了这个镜山口就是我们的县城了。） 不久后看见一条河，两岸参差不齐地排列着一些破旧的房屋，河上有一座由几十条小木船作为桥墩的摇摇晃晃的浮桥，桥上有许多挑着担子的人，接受大员自豪的说：“果里系我哩咯母亲河锦缸，桥上咯老俵系克对面河南盖当圩咯。”（这里是我们的母亲河锦江，桥上的老乡是去对岸河南街赶集的） 七转八拐后，“叉”终于到了“锦缸公沙”。稍作休息吃饭时，面对一大脸盆辣椒烧肉，我不敢下箸，便拿出上海带来的饼干嚼着。 饭后乘上一辆拖拉机，几个老表在搬我的箱子时说：“咯箱子咁重，怕细装概金子哦？”（这箱子这么重，恐怕是装的金子吧？）此箱子确实比一般的要大许多，是两个小伙伴王世平和姚诚章用废木料自己制作的，之后几十年它一直跟随着我辗转了多地。 一个多小时后，拖拉机停在一幢四合院式大屋前，这是村中比较好的建筑，我的“家”就在大屋的西南角。一进“家”门，黑咕隆咚的，睁眼一看，“家”的窗户是在墙上挖出长宽各大约40公分的一个“洞”，当透过“洞”传来的一束微弱光线时，只见“家”门口一只小方桌上有一盏煤油灯，桌旁堆放着锄头、铁搭、扁担等农具和一对水桶，还有一堆柴火，柴火旁两只长条凳上搁着一块门板，上面铺着稻草，这就是我的卧塌。这个约十二、三平方米的空间，除了作为我的卧室，还兼具会客厅和饭堂，隔墙另有一间是早我一年落户此的姐姐和表姨的闺闱。面对“家”，好一会才醒过神来：难道我要在这住一辈子吗？ 当天晚上睡觉时听到阁楼上一直有声响，第二天问姐姐上面有什么，她说从未上去看过，我便壮着胆子爬上去，只见堆着一些木材和杂七杂八的东西，而正对着我卧榻的那个位置竟然趴着一口棺木，几只老鼠一下子窜走了，我也连滚带爬逃了下来。起初一段时间睡觉时一直担惊受怕，习以为常后，我还把那口寿材当作夏天储藏被褥的好地方呢！ 第二天开始出工了。此时正逢春耕季节，天没亮，生产队长就会吹哨喊社员们出工，江西4月末的天气非常阴冷，特别是赤脚下到水田时那真叫刺骨的凉。饿着肚子干了3个多小时才收工，回家吃好早饭又要出工，一直干到下午将近2点才收工回家，中饭后又接着干，直到天黑才结束一天的活。累还算好的，可怕的是每次从水田里出来时，腿上总是盯满蚂蟥，拉都拉不掉。有一天晚上收工后因为太累了没洗脚倒头就睡，早上起来一看：乖乖！几条吸饱了血的蚂蟥还粘在小腿上呢，既腻心又可怕，可也没办法。这就是刚到农村时老天爷给我的下马威。 大塘的农民有很多瘌痢头，毛估估十个男人中就有三个，估计是不讲卫生的结果，和他们接触一定要小心，万一染上那就麻烦了。瘌痢头虽没染上，可不久身上就发出一个个小红点，痒得难受时只能用手抓，抓破的地方逐渐发炎出水甚至流脓，赤脚医生开的药涂了也没效果，幸亏从上海带来的红霉素药膏涂后稍好些，可这里刚好那里又发了，听姐姐说这是水土不服，也不知何时能服呀？ 以前只听说过双抢是很累很苦的，没想到第一次遇到双枪会这么累这么苦。一次割稻子，天实在太热我就赤膊干，收工回家后姐姐见我背上有许多“汗”，就用毛巾帮我擦，一擦，“哇！”，姐姐说怎么了？一看，背上擦下一层皮，原来那不是汗，而是太阳晒出来的水泡，毛巾一擦水泡破了能不痛吗？ 每天收工回家后还要自己挑水劈柴生火煮饭，这都好办，但是菜就没办法了，因为自留地的菜种不好，基本没有收获，而上海带来的香肠、咸肉、肉松也吃得差不多了，有时只能用盐津枣或固体酱油泡开水就着饭吃，幸好善良的邻居老表会送点蔬菜来，否则真的不知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一次砍松树不小心劈到膝盖，顿时鲜血直流，一看，乖乖！伤口足有2公分，骨头都露了出来。一个老表立即把我背到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给伤口消毒包扎后说要去县医院缝针，否则会感染的，老表便找到队部，可队里的拖拉机送公粮去了，而到县城有十里路呢！我只能痛苦地熬着，直到半个多月后伤口才慢慢愈合，但膝盖上留下的那块疤痕成了永恒的纪念。 刚到队里时，队里给我定的每工是5分半，而其他男劳力一般都在9分以上，最差的也有8分，连比我小的几个妹子都有6到7分，我难道连她们都不如吗？真把我气死了。我们队在当地算比较“富裕”的。插队第一年，我们生产队当年每十工分结算价是0.8元，而我辛辛苦苦攒了一年的工分只值110元4角3分，扣除陆续分的粮食、猪肉、油和零花钱，还倒欠队里5元9角5分（有当时的日记记载为证）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已经这么累这么苦了，还要欠债啊？ 啰里啰嗦码下的这些文字，真实地反应了我插队落户第一年的情况。随着时间推移，经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在逐渐适应了农村的劳动和生活后，成了老表口中“恰噶”（能干、好）的上海佬。 1973年11月，拜“白卷先生”张铁生之赐，我离开“锦缸公沙”来到南昌铁路技术学校求学，就此成为一个铁路佬，这是后话，此处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