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80多年前的“秘密大营救”：名家香江脱险，营救载入史册｜

她山玉

80多年前的“秘密大营救”：名家香江脱险，营救载入史册｜烽火南粤铸丰碑⑥

80多年前的“秘密大营救”：名家香江脱险，营救载入史册 | 烽火南粤铸丰碑⑥

（一）

2025-08-20 17:26 来源：广东党史

开栏语

烽火映南粤，热血铸丰碑。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激扬抗战洪流中的广东力量，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与羊城晚报联合推出系列报道“烽火南粤铸丰碑——抗战中的广东历史细节”，在“广东党史”微信公众号分期推送，敬请垂注。

“天快黑的时候，到了一个小镇，名为三栋。这时雨点打起来了，走过那镇街的时候，听得雨点打着屋瓦，声音异常铿锵……”作家茅盾在《脱险杂记》中这样写着，追忆着自己亲身经历的香港秘密大营救。在他看来，那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甚至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数百名被日军搜捕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突然神秘“失踪”，几个月后却安然出现在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敌人为之震惊，世界为之侧目。

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桥东上塘街70号的东湖旅店，就是当年香港秘密大营救的“地下交通站”——惠州接送站。100多位爱国人士和文化名人，就是在它的庇护下成功脱险。

如今，硝烟散去，褪去紧张气息的旅店已被打造成为“东湖旅店——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近日，羊城晚报记者走进东湖旅店——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东江纵队纪念馆等地，探寻秘密大营救背后的艰辛与胆识。

惠州市罗浮山上的东江纵队纪念馆

周密部署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邹韬奋的生活书店遭查封，夏衍、范长江、茅盾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受到国民党顽固派迫害，无法在内地立足。为保护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中共把他们先后从桂林、重庆、昆明、上海等地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年12月25日，日军侵占香港，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实行宵禁，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并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须到“大日本军指挥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日军要灭我们中华，首先就要灭我们的精神，文化人就是他们要剿灭的对象。”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之子曾德平说。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危险处境极为关注。周恩来对此忧心如焚，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人，要求他们不惜代价、不惧牺牲，积极营救滞留在港九地区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张文彬、廖承志、尹林平等人进行了周密部署、细心组织。曾德平介绍，当时，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滞港的文化名人分散在各地。要在日军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眼皮下，把文化名人们集中起来再转移出去，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为此，党组织对营救工作做了周密部署：一是确定营救对象，并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二是确定分陆路、水路撤退；三是撤退路线分段、分区，从港岛地区，到九龙、宝安、惠州、老隆、韶关，沿途均设立秘密接待站。沿途党组织和游击队还做了详细分工，专人负责，确保万无一失。

东湖旅店还原了卢伟如等人周密部署香港秘密大营救计划的场景

因为船只不够，加上日军对海上进行了严密封锁，人员不可能全由水路撤退，大部分营救对象必须从陆路撤走。他们先由武工队员护送，分批从港岛秘密渡海，安排到设在九龙的秘密交通站。从九龙港九大队交通站撤往惠阳或宝安抗日根据地又分为两条线：一是从西贡乘船渡过大鹏湾，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沙鱼涌登陆，转入惠阳抗日根据地；二是从九龙经青山道、荃湾、大帽山、元朗渡过深圳河入梅林坳，进入宝安白石龙根据地。

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和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从1942年1月9日开始，秘密大营救中第一批撤离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包括茅盾夫妇、廖沫沙、胡风等20余人，从港九大队交通站分批秘密护送到宝安、惠阳抗日根据地。

此前，廖承志与连贯、乔冠华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来到惠州，部署营救准备工作。中共惠阳县委决定由时任惠阳县委组织部部长兼武装部部长的卢伟如和时任惠阳县梁化区委书记的陈永装扮成由香港来惠州做买卖的商人，在惠州城内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进行接应。

茅盾等人在惠阳秋长休整期间，惠州区委书记、茶园交通站站长蓝造事先来到惠州，向卢伟如汇报转移文化名人准备情况。他们仔细分析从茶园转移到惠州城的途中可能出现的情况，策划多个预案，最后决定选择除夕当天走由惠阳茶园经永湖、三栋到惠州城的大路，这样既方便行走，也适合文化名人的“商贾”身份。

惊险一幕

经过缜密安排，1942年2月14日，农历除夕的早上，茅盾夫妇、廖沫沙、胡风等20余人从秋长茶园一带出发。

茅盾在《脱险杂记》中描述，当天上午“天色阴沉，颇有雨意”，不多久“天色更为阴沉，风吹来很冷，我们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形状十分臃肿”。从三栋到惠州城原是一条公路，但当时已被彻底破坏，到处有深坑。路上风雨交加，茅盾夫人不慎掉到两丈多深的干涸河道里，幸无大碍，茅盾认为“这真是奇迹”。

廖沫沙在回忆录《东江历险长留念》中对此也有记载：“幸亏护送我们的战士很勇敢、很敏捷，他沿着河，走不多远就发现缺口斜坡，迅速下河，把沈夫人扶上来了。这就是我们脱险前最紧张、最惊险的一幕。”

经过10多个小时的跋涉，茅盾一行在深夜进入惠州城，此时已是大年初一凌晨。夜深人静，接应茅盾一行的卢伟如担心一大帮人动静太大，于是分批将大家临时安顿在东湖旅店。

邹韬奋是最后一位来到惠州的。国民党在通缉令中这样写道：“如果抓到邹韬奋，可就地惩处。”惠州地方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为了保证他的绝对安全，请他化名李尚清，由中共东江特委派陈永及卢伟如的妻子陪伴他“早出晚归”，躲过敌人的一次次搜捕和追杀。

“入住旅店后，大家也丝毫不敢松懈，因为当时旅店三楼就住着国民党驻军一八七师师长张光琼，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东湖旅店——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志英介绍，由于东湖旅店隔街近江，交通便利，且对外营业，便于掩护。秉持着“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的原则，卢伟如才将东湖旅店一二层全部租下，设立了秘密交通站。

惠州市惠城区的东湖旅店内，这块展板展示了卢伟如的革命人生

第二天天刚亮，卢伟如叫醒熟睡的文化人士，并将一部分人转移至水东街“东和行”，以免人员集中、引起怀疑。“东和行”由农工党人开设，廖承志在路过惠州时曾作出安排，请他们协助营救工作。卢伟如安排陈永负责每天到“东和行”照顾文化名人，并特别交代他们都在店里食宿，等待雇船前往河源老隆。

1942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三，卢伟如领着茅盾、张友渔等20余人登船离开惠州，安全到达老隆，转向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在营救转移的这段时间里，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与文化名人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相处的过程中，游击队员接受了文化名人们的思想熏陶，文化教育与思想水平有了新的提升。”曾德平说。

这场秘密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壮举，历时6个多月，共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等800多人，遍及十余个省市，没有一人遭遇意外。

后来，卢伟如将这段难忘的记忆写入回忆录：“茅盾这批文化人走后，我们在惠州又连续接送了许多批进步文化人到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去，每一批多则几十人，少则几个，一共好几百。”

“年饭”难忘

在东湖旅店内，原装的地板、墙壁、实木楼梯扶手，革命战士用过的旧实物和一张张泛黄旧照，静静地述说着香港秘密大营救的历史。

东湖旅店保存的抗战题材瓷器

馆中，一组雕塑格外瞩目。展台一侧，几位文化名人围坐桌前、把酒言欢；另一侧，茅盾夫妇手持圆碟，用亲自下厨烹饪的家乡名菜——“风味鸡”款待大家。

“那是1942年的大年初一，几十名文化名人以及部分参与营救的人员，在旅店内吃上了一顿特别的大年饭。”张志英介绍，那年除夕深夜，入住旅店的文化名人有20多人，又饿又乏的他们简单解决完晚饭后倒头就睡。此时的卢伟如和陈永却丝毫没有睡意，考虑着天亮后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东湖旅店”一下住进几十个人，人多嘈杂、怕引人怀疑，第二天必须分出一批到不远处的“东和行”；另一个是，大过年的，怎么给这些文化人士做顿年饭。

战乱年代物资匮乏，那年天气又特别冷。天亮后，卢伟如好不容易弄来了一点鱼肉、两只鸡，外加两筐烤火的木炭。文化名人见状十分高兴，茅盾随即自荐说他的家乡有道名菜叫“风味鸡”，且他夫人孔德沚会做，只是需要姜、醋、萝卜、花雕、蒜苗之类的配料。卢伟如冒着寒冷出去找齐配料，茅盾夫妇便亲自下厨为大家烹饪“风味鸡”。

就这样，他们在东湖旅店吃上了一顿既有惠州时蔬又有“风味鸡”的团圆饭。后来，他们在回忆文章中说，这是继白石龙那顿狗肉之后又一次吃到鱼肉，更是一顿令人终生难忘的“大年饭”。

“不只大年饭，营救过程中还有很多动人故事。比如廖承志的‘惠州诗草’，邹韬奋的‘早出晚归’，廖安祥的‘源吉行’……无不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印象。”张志英介绍。

…：……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滞留人士分水陆两路离开香港，转送至大后方或敌后抗日根据地。为确保途中安全，在两条军事交通线上，分别设立了多处秘密交通站，派精干交通员作向导，由便衣交通队分批分段护送。

1942年1月9日晚，第一批化装成难民的文化界人士数十人安全转移到九龙交通站，13日顺利到达白石龙指挥部（宝安游击区）。此后，又组织了多批营救行动。

这次香港大营救，前后经历了6个多月，茅盾、邹韬奋、胡绳、廖沫沙、于伶等800多名滞港的抗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等被营救，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