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在金边与联柬总部</p><p class="ql-block"> 联合国规定，每名军事观察员驻守同一岗位不得超过两个月，说是怕人日久生厌。可我偏偏在总部一钉就是半年——两个月未动，四个月未动，直到第六个月才被改派至金边战区与磅针省。仿佛总部忘了我是观察员，把我当参谋用了！</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 我所在的“观察员部”，更贴切地该译作“观察员处”（Monitoring Cell），拢共十四名军官，来自十四个国度。观察员与武装部队分属两套指挥系统：前者归观察员处管，后者听命于参谋部。各战区设首席观察员与战区司令，二者平级，皆为中校。我的顶头上司是爱尔兰中校约翰。此人最醒目之处，是开口必带“花”——不带脏字不说话，一句 “Oh my God! So many f…king people in the f…king office. How can we do our f…king job!”在办公大厅里回荡不绝，几乎成了我们的背景音。英国的彼得上尉偷偷凑过来：“我得离他远点。爱尔兰人不待见英国人。”我笑回：“你是怕他是北爱尔兰共和军吧？”</p><p class="ql-block"> 观察员处终日忙碌，人人的脚步都像上足了发条，唯有两人例外——印尼的阿古斯少校与加纳的科菲少校。阿古斯竟不通英语，也不通法语，而这两种正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语言不通，如河上无桥，人便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我实在想不通，印尼军方为何派出一位哑巴似的观察员。他从上班坐到下班，一分一秒地挨，比混日子还难——混尚且不觉，他是活受罪。整日瞪着大眼，像个等老师训话的小学生。俄罗斯的伊万少校曾凑到我耳边坏笑着嘟囔：“刘少校，他坐着也是一天一百六十美元，每分钟天上掉下三十三美分，您甭替他操心。”为免他太尴尬，我偶尔递他一支“红塔山”，他也回我一支印尼烟——那味道古怪至极，我搜遍脑海也找不到任何可比之物，只能说，世间香烟，印尼烟最奇。大约不到一礼拜，阿古斯便再未现身。另一位加纳的科菲少校，语言无碍，却眼里没活儿，两只大眼睛溜溜地转，只等人派差。他很随和，指哪打哪，不指便不动，眼珠子总往我这边扫，余光里都能感到那白多黑少的眼珠晃来晃去。</p><p class="ql-block"> 办公室作息：上午八至十二点，下午一至五点，上下午各有一刻钟的咖啡时间。每人凑五美元，在角落支起咖啡角。我就是在那儿，慢慢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p><p class="ql-block">英国的彼得上尉，朝气勃勃，一口伦敦音纯正得像唱片。我的英语偏美式。一次闲聊，我问他：“彼得，你觉得美国人说的英语怎么样？听着习惯吗？”他翻翻白眼，耸耸肩：“美国人讲的不是英语。”后来我遇到一位美国黑人军官，问他任务结束后的打算，他竟说要去英国。我问为何，他的回答出乎意料，却恰好应了彼得的话：“我喜欢英国人的口音。”可在我们当年中国的英语课堂里，美式英语才是顶时髦的。多数美国人却觉得，英式英语才最正宗、最优雅。</p><p class="ql-block"> 某夜，我下班晚了，回驻地路上竟看见彼得上尉用绳子牵着一只小白猪遛弯！我追上去喊：“喂，彼得！你怎么遛猪啊？”他回头笑道：“Yes, sir! She is my pet, hahaha!”——他用“她”来唤那头小猪。搁在今天或许不算什么，可三十年前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小猪不会在他被窝里拉屎吗？”我心里嘀咕。有一回，我俩开车去仓库拉物资，刚装完车，天骤然落雨。我在车里冲他喊：“彼得，快点儿，雨太大了！”他却放慢步子，任凭大雨瓢泼，一边走一边笑嘻嘻地望着我，故意让雨水浇个透湿，心满意足地上了车，座椅顿时湿了一大片。</p><p class="ql-block"> 联柬总部的观察员来自三十多个国家。不同的国度、文化、语言、肤色，聚成一个多国军官的“万花筒”。小组部署基本靠地图作业，有时一个点恰好落在雷区中央，而一旦落定便极难更改。有个小组被空降到一片篮球场大小的空地扎营，四周皆是雷场。组里一名英国军官竟拔着正步往雷区里走，全组大惊失色，他却嘻嘻哈哈，觉得好玩。众人皆视他为疯子。</p><p class="ql-block"> 观察员处的办公室是个大厅，墙上挂满军事地图，标着全境观察员小组部署。我每天的头件事，是整理休假与公出人员的飞机申请。联合国将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也划入任务区，观察员可每月在这些国家带薪休假六天。我接到申请，便依据休假时间为他们申请免费航班。另一项工作是为各地小组安排直升机侦察。按规定，同一国籍的观察员不得在同一单位共事，唯有一个例外——日本。日本是此次维和行动的最大金主，联柬机构的总负责人明石康正是日本人。日本政府要求对本国观察员特殊关照：两人必须分在一处。每周，日本政府都会用直升机给有日本军人的小组运送物资，主要是食品。于是，哪个组有日本人，哪个组就有吃不完的军用口粮。我深有感触：日本人怕落单，落单便成虫；中国人却相反，落单都是龙。</p><p class="ql-block"> 总的感觉，美、英、法的军官最为活跃，他们之间合作密切，彼此程序谙熟，有的甚至旧识。上班第三天，忽听门外一阵高声喧哗，如入无人之境——进来四位美军中校。各国派出观察员的军衔有比例要求，最高中校，最低上尉。中国四十七人，只许六名中校，余者少校、上尉。我因中校名额所限，又因年龄最轻，便以少校名义派出。眼下这四位美军中校是要派往四个小组任组长。他们大步进厅，视若无物，径直席地坐于地图前指指点点，议论一番后便来找我，要求派直升机侦察。我心里暗想：美国人果然是美国人，走到哪儿都像主人，走到哪儿都能发号施令。此后，申请直升机的，果然只有这四个美国中校所率的小组，其他国家军官任组长的，几乎从不开口。</p><p class="ql-block"> 当时直升机主要是俄罗斯从阿富汗战场撤下的米-17和米-26，执行侦察与投送的多为米-17。一次我乘米-17出差，上了机，与俄罗斯飞行员打了个招呼——中俄军人之间素来亲近。我摸兜，发现还剩一小瓶北京红星二锅头，便递给飞行员，我知道他们好这口烈劲儿。不料他接过去，拧开盖，直接倒进喉咙，喉结一滚，全下了肚——接着就推杆起飞！真真是战斗民族。那一小瓶二锅头似乎没把他怎样，反倒让飞机开得更顺滑，要他往哪儿便往哪儿。飞至吴哥窟上空，我说：“兄弟，转一圈吧，我拍几张照。” 飞行员：“No problem, sir!”那次我拍到了一张小吴哥的鸟瞰图，后来竟发现与旅游区出售的明信片如出一辙。俄罗斯人好酒，也惹过事。一次，几个飞行员喝高了，开着直升机贴着金边至西哈努克港的高速公路低飞，螺旋桨扫到行道树，飞机受损，幸无死伤，但几人被处分并遣送回国。</p><p class="ql-block"> 还有个俄罗斯上尉谢尔盖，从西哈努克港开车回金边途中翻了车，人轻伤，丰田巡洋舰却全车报废。据同车翻译说，事发时车速九十公里/小时——明显超速。若认定了，谢尔盖要自赔两万美元。总部为此成立三人事故调查组：一名法国中校、一名马来西亚少校，加上我。谢尔盖闻讯，托同组的中国观察员来找我说情。其实，我们三人都想帮他——原因简单：联合国是个庞大的官僚机器，仅在柬埔寨便有上万辆车，财物浪费触目惊心。举个小事：一个波兰军官来我这儿办休假航班，我问他在哪个部门，他说后勤处。我随口问，我只有一顶贝雷帽，能再发一顶么？他用一只眼眨了眨，头一歪：“没问题！”结果我去了，他一下塞给我六顶。所以，这辆报废车对联合国根本不算什么，可落在个人肩上，便太重了。眼下唯一证据是翻译说的九十公里时速。我们把翻译找来，反复追问是否确定。这一问，他开始含糊，越问越退缩，最后索性自己否认了。证据就此瓦解。这时法国中校问翻译：“你们从西哈努克港出发是几点？出事是几点？翻车地点离出发地多远？”一算距离与时间，平均时速七十五公里——未超速，无责任。两万美元，就这么免了。谢尔盖上尉如释重负，我们三个也相视一笑，仿佛心照不宣地，做了一件小事。（待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