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心目中的“书圣们”

郑州张世科

　　到过杭州孤山的人，大都知道这里有个放鹤亭。该亭位于孤山东北麓，是为纪念北宋诗人林和靖而修建的。孤山放鹤亭中有一通《舞鹤赋刻石》，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碑上刻有康熙皇帝临摹明代董其昌“舞鹤赋”书法作品，由高2.4米、宽0.75米的4块竖条石组成，文字自右往左24行直排，共445字行草书。碑上还刻有“康熙御笔之宝”“万几余暇”等印章。是不可多得的帝王书法珍品。由此就引出了帝王心目中的“书圣”，都是什么样的人的话题？

　　在中国书法史上，通常我们说“书圣”特指王羲之，但帝王心中的“书圣”往往不是一个，而是随着朝代更迭和帝王喜好变迁的一连串名字。这背后分明是政治、文化和个人审美交织的复杂组合。我们知道，唐太宗李世民是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终极推手。他亲自撰写《王羲之传论》，用“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一锤定音。他做的事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政治上将王羲之从杰出书家推上“唯一”的圣坛。舆论上在官方史书中确立王羲之独尊地位。为了得到王羲之的真迹，更是派萧翼骗取《兰亭序》，命人双钩填墨复制分赐，开创顶级艺术品皇家复制的先河。遗诏竟将《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这既是至高的文化占有，也造成了永恒的文化遗憾。从此，王羲之不仅是书法家，更成了“尽善尽美”的文化符号，是文人治国理想君主应当推崇的典范。

　　后来的帝王们，虽未能撼动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对自己心仪的书家却情有独钟，成功将自已心仪的书家封圣。比如钟繇，唐太宗虽尊王，但其书法实受钟繇影响。后世帝王多推崇钟繇为“楷书之祖”，与王羲之并称“钟王”。还有颜真卿的崇高地位，可以说是宋明帝与士大夫共同塑造的道德丰碑。他殉国而死，完美契合“忠臣烈士”的道德标准。其书法雄强刚健，被演绎为“字如其人”的典范，在帝王推崇下成为与王羲之并立的“亚圣”。还有王献之，在南朝宋、齐年间，他的名声一度超越父亲。但唐太宗为独尊王羲之，严厉贬抑王献之。直到宋代，帝王的评价才重归客观。

　　在书坛上狂热造“圣”的帝王，除了唐太宗外，就非康熙大帝莫属。只不过康熙心目中的“书圣”并非王羲之，而是董其昌。康熙皇帝对董其昌的推崇，不仅是帝王对一位艺术家的个人喜好，更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文化塑造运动，深刻影响着清初的审美走向。其实，康熙对董其昌书法的推崇，与唐太宗有的一拼，可谓不遑多让。同样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康熙皇帝的书法学习路径，从沈荃等帝师的引导，到后来广泛临摹古人，最终落脚在董其昌。他留下的御笔中，有大量对临或意临董其昌的作品，笔法、结体、章法都极力模仿董氏那种秀润、疏朗的韵味。

　　为了更广泛地占有董其昌的书迹，康熙竟多次动用国家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搜集董其昌的真迹，以致当时民间流传“董字无遗”的说法。这些作品被收入内府，成为他的私人珍藏和反复欣赏的范本，客观上对珍贵文物起到了系统的保护作用。当然，最具决定性的举动，是康熙对董其昌的亲自评价。他在董其昌墨迹后题跋：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能得其运腕之法……而风规自远。并多次称赞他“本色”（指行书）、“结构森然”（指小楷），认为其得王羲之正脉。这不只是赞美，而是从笔墨技法到气韵格调，将董其昌确立为接续晋人正脉的典范。这与此后乾隆帝为他题写“香光室”斋号，尊为画禅正脉一脉相承。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帝王审美的力量，通过科举和仕途竟迅速传导至整个社会。就这意义上而言，康熙的所作所为让唐太宗也自愧不如。康熙的书法老师沈荃本就是学董的名家。在康熙推崇下，清初书坛几乎成了董其昌的一统天下：首先是朝中大臣如姜宸英、陈奕禧、査昇，都是学董的名家。其次是科举考生为投其所好，无不研习董书。书法成了晋升的敲门砖，董其昌那种清雅疏秀的风格，逐渐僵化为一种规范的、千人一面的书体，直接影响了后来“馆阁体”的形成。康熙推崇董其昌的结果，将一种文人审美趣味，转化为可被标准化学习和考核的文化权力工具。

　　由此可知，帝王对书法的推崇，有时无关是否是“圣”？而是关乎权力、地域或友情。比如宋徽宗赵佶——不爱“圣人”爱“瘦金”：他作为艺术家皇帝，以帝王之尊独创“瘦金体”，并用官方力量编纂《宣和书谱》。他看重的是艺术独创与个人表达。而乾隆独宠赵孟頫，心摹手追，直接导致“赵体”取代董书风靡天下。赵孟頫的圆润华美，最投合盛世天子的审美。帝王心中的“书圣”分明就是一个多棱镜：光影最盛处是王羲之，与他相伴的是象征道德的颜真卿。而帝王的私人趣味，则如聚光灯，照亮过王献之、钟繇、董其昌、赵孟頫等人。他们共同构成了帝王心灵中交织着文化向往与政治深意的“书圣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