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年少，旁观风暴（7）——老师去“大串连”，我们被“小放羊”

北湖愚公

“文革”开始后，有些大中专（包括部分初高中）学校进入了“停课闹革命”阶段。我们是小学生，基本上仍然要正常上学。

随着运动的进展，发生了一件牵涉到全国的大事件，那就是“大串连”，即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去北京，因为他们要去见伟大领袖。我们的伟大领袖也先后八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天安门广场一次次成为人潮汹涌的沸腾海洋（当时也被称为“检阅红卫兵”）。当然，以上这些我并未“旁观”，而是从新闻报道中和参加过“大串连”者的口中或相关资料中知道的。不知当年情况的人现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事很方便——上网一查，差不多会应有尽有。

举例来说，网上可轻易找到的360百科是这样介绍“大串连”的：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后，全国出现了大串连的高潮。

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我们班主任是位年轻的女老师，她也去参加“大串连”了，我们的班级交给一位当时已怀孕数月的老师代管（或称为“代课”）。我现在想，假如这位老师不怀孕，是不是也去参加“大串连”了呢？

我们班主任虽然年轻，个子不算高，性格很和蔼，但同学们在她面前一般没有调皮捣蛋的。而代课老师虽然比我们班主任老师个子要高不少，年龄也大一些，看上去很严肃，但在那种乱糟糟的社会环境下，有些同学并不把她放在眼里。

除了音乐图画和体育课之外，那时语文算术等更多的课程是由班主任老师来教的，而代课老师也就是要代行班主任老师的这些职责。

那时我们学校由于教室不够用，就在学校旁的另一条路的一个大院中“安排”了几间教室，我们班是其中之一。因为是临时性的教室，没有水房（开水室），每个班级有个用来烧开水的炉子（冬天也可用来取暖）。全班有30多人，我们用一把手工打制的约有一尺半高的大水壶烧开水。这个大水壶从侧面看是下宽上窄的梯形，倒水的壶嘴从壶身向上是倾斜的下宽上窄。

之所以我对这把大水壶的印象深刻，是因为有一次下课后，某位男同学把这把大水壶放到了老师的讲台上（这位同学的名字我虽记得，但此处没必要写出来）。这其实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因为首先这把大水壶不应该出现在讲台上，其次它的“体形”较大，放在讲台上显得很不协调。并且，那位同学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让老师喝水方便，而是一种“恶作剧”，会对老师讲课形成干扰。不过也没有其他同学把那把大水壶拿走，因为同学们的年龄大都在10岁上下，不想或不敢惹是生非，甚至没什么是非观念。

等到下节课老师回到教室后，见到讲台上的这把大水壶，脸色变得很不好看——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红一阵白一阵”吧。并且她的情绪也很激动，因为这把大水壶明显是要让她“下不来台”。至于这事后来是如何解决的，我记不起来了。

除了大水壶这件事，我所记得的还曾有男同学在老师背过身往黑板上写字时，向老师的方向弹什么小物件（具体是什么物品我忘了）。用现在的网络语言说，这事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老师也是大光其火。

孕妇的情绪本来就不稳定，每天再遇到点儿糟心事，那不是火上浇油吗？至于是否因此影响了这位老师的“胎教”，谁知道呢？

总而言之，虽然我们仍在校园上课，但正常的教学秩序已经受到破坏。至于其他年级或其他班级是什么情况，我不得而知。

当时上学枯燥无聊，邻居小伙伴们也有同感，我们几个人一拍即合，后来有段时间，我天天早上背着书包离开家门，然后去邻居同龄的一个小伙伴家，那里聚集了我们年龄相仿的几个小伙伴。我们把主人家的炕桌立起来挡住窗户，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开始打扑克或做其他游戏，到放学时间再回家。

我们几个小伙伴虽然是邻居，但分属两所学校，也不在同一年级（也就是说，我们附近的各校各年级情况大同小异）。假如是在正常情况下，老师或校方早就找家长对我们旷课的事了解情况了。但那时社会上是各种乱，老师除了教学，还要参加各种与“文革”有关的活动，我们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不出现在教室里已经是小事一桩，没人在意。而我的父母以及其他同学的父母，除了每周的一个休息日，每天在完成工作后，都要在单位开会到很晚才回家，成天忙得像陀螺，身心俱疲，没闲功夫顾及其他。直到我父母去见他们所敬仰的马克思时，也完全不知道，他们那个老实巴交的儿子，还曾有过“假装去上学”这种事。所以，我或我们这一代人的校园生活，无论年龄大小，很多人都受到了“文革”的影响。至于有没有不受影响的学生，我不知道。

那时我们邻居的初中高中（即后来所谓的“老三届”）学生中有很多人去参加了“大串连”。当多数人回来之后，有位男生迟迟没回来。据知情人说，在“大串连”途中，这位男生“犯事”了。虽然讲述者欲说还休，遮遮掩掩，“语焉而不详”，但听到此事的人也心知肚明那个男生所犯之事是什么性质——即使我年龄不大，也完全理解他所说的内容。假如在某些时间段，他犯的那种“事”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轻则去踩几年缝纫机，重则小命不保。但在动乱时期，有些地方甚至“砸乱公检法”，正常的法律秩序被破坏。那位邻居没用太久的时间，就像没事人一样地回来了。

我们知道有“泥沙俱下”和“鱼龙混杂”这两个成语，在“大串连”的队伍中，既有真心实意怀揣理想去寻求“革命真理”的，也会有其他种种居心叵测之人。所以，“大串连”的负面作用不可小觑。

在我前边引用的关于“大串连”资料的后边，还有这样一段，我搬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大串连从单一的以北京为目的地，发展成为数以千万人计的遍布全国城乡。大串连期间，全国交通异常拥挤，各大中城市社会秩序混乱，直接影响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1966年10月29日、11月16日、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发出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967年2月3日、3月19日中央又发出两次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串连人数逐渐减少。大串连使个人崇拜、“怀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极左思潮在全国迅速扩散开来，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状态。

（图片为随手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