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燕园到褒河——北大汉中分校诞生记

庞岩

看到一篇《大撤退》回忆文，心中感慨万千。我和《大撤退》作者周友嘉的父母亲周起钊和伊增欣老师，当年是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同事，而且还同在北大职工日语初到中级班学习两年。所以看到孩子写的那篇回忆，心里特别有感触，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所承担的时代重任，确实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完全理解的。为了让那段记忆有始有终，我就为这篇回忆文补上它的“前传”，回顾一下北京大学汉中分校从无到有的那段历史。

那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国家为了战略安全，决定把北大几个重要的系迁到内地去，周培源副校长亲自跑了好多地方，最后挑中了陕西汉中褒城县一个叫郭家滩的山沟沟，两边是秦岭和巴山，隐蔽得很，正合了当时“靠山、分散、隐蔽”的要求。1965年3月，那地方就热热闹闹开了工，对外叫“653工地”，后来大伙都顺口叫“北大653”或者干脆“653”。

当时是一边盖房子一边搬东西，无线电、技术物理，还有我们力学专业，整个儿往那儿挪，成千的老师和学生，加上成箱的图书、仪器，从北京大老远运进山里头。这时恰逢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可大家还是咬着牙顶着；到了1970年，总校恢复招生，汉中分校也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山沟里又有了念书声——那段从无到有的苦日子，才是后来“大撤退”真正的开头，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扛过的、现在年轻人不大容易想象的一份担子。

你可别小看这个藏在山沟里的校园。在汉中的十年间，尽管条件无比艰苦，师生们却在逆境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这里为国家培养了一千五百多名理科和国防科技领域的骨干人才，完成了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更令人惊叹的是，从这片土地上，后来走出了十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他们个个都是国之栋梁。他们是胡济民、陈佳洱、刘元方、 唐孝炎、黎乐民、吴全德、黄琳、秦国刚、刘韵洁、陈和生。

历史的车轮再次转向。1978年3月，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中央决定将汉中分校迁回北京。次年一二月间，一千五百多名师生分批告别了奋斗十年的秦巴山区，踏上了归途。人去楼未空，教育的火种在这里延续。分校的原址上，随后建立了陕西工学院，之后又几经合并，发展成为今天的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理工大学（原北大分校）

回望“653”的十年，那是一代人在时代洪流中用青春、汗水乃至理想写下的特殊篇章，那份沉重的时代重任与无悔付出，值得被我们永远铭记。

经友人刘女士，也是作者高中同窗，她帮助与现定居澳大利亚的周友嘉沟通应允，我将《大撤退》原文稍作整理，又找来两幅当年的实景照片一同附上，借此让那段往事更真切地留在我们眼里、心里。

大撤退 【原创】

朋友们的故事听得够多了，今天讲一个关于朋友的故事——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故事。那大约是1985或86年的夏天，朋友要去美国留学，说好了由我去送行、扛行李。那时候的我，除了一把子力气，一无所有。在朋友家里，大家寒暄、聊天，不时地看着表等待。终于，北大的车到了楼下。离家的时刻到了。朋友一身笔挺的西装，起身与弟弟握手道别：“我走了，爸妈就交给你了！”弟弟挺起胸脯，响亮地回答：“放心吧，家里有我！祝你早日学成归来！”

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我。多年来，每次我离家时，这个场景都会萦绕心头，让我不禁仰天长叹，潸然泪下。

去机场送行的只有我和阿姨。她坚持要等到最后一刻，所以我们让北大的车先回去了。我们站在机场的落地玻璃窗前，一直望着那架飞机起飞、远去，直到消失在天际，才乘坐公共汽车回家。回程路上，天气闷热。阿姨看上去筋疲力尽，心绪不宁。我试着东拉西扯，想分散她的注意力，但接连换了几个话题，都没能继续下去。忽然，我想起一个问题：“阿姨，当年北大汉中分校是怎么撤退的？是开大会宣布的吗？”一听这个，阿姨顿时来了精神：“友嘉，你算是问对人了！让我从头讲给你听……”

话说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有6000人参加的开幕会上，邓小平副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大会堂里，气氛温馨而热烈。中间休息时，邓小平遇到了多年未见的周培源教授——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两人握手寒暄。“多少年没见了？”邓小平问。“十二年了！上次是1966年，在陕西厅向您汇报北大汉中分校的建设进展。”

“对了！想起来了。”邓小平示意周教授坐下，“给我讲讲北大分校的情况。”

时间紧迫，周教授毫无准备，只能简单汇报了几句。

“你的意思是在那里办不下去了？”邓小平没等他说完，便起身疾步走向洗手间。

“好像是有困难，和清华分校不一样，我们那几个是理科系……”周教授跟了过去。

“那就撤！”说话间，邓小平已走到洗手间门口，正摸索着解腰带。周教授吃了一惊：“撤？您的意思是撤回北京？”“办不下去，不撤怎么办？烂在那里呀？人是活的！”话音随着他进入洗手间而落下。

秘书将周教授拉到一旁，低声道：“首长说得很清楚：撤！我帮您准备一份谈话记录，下午请首长签字就可以了。”

下午，周教授拿到了那份签了字的谈话记录。他当时在北大并无行政职务，但他深知，这关乎着他亲自参与选址、建设的分校里上千名教职工的命运，其中还有许多他熟悉的同事和学生。周教授很快将“谈话记录”送到了北大党委办公室。校党委不敢怠慢，立刻准备组织讨论。当时，朋友的父亲正在北京出差，也被通知作为分校代表参加会议。

然而，由于周教授带来的这份指示并未遵循常规的组织程序逐层下达，消息不慎走漏了！

校党委还没来得及作出任何正式决议，消息就如同平地一声惊雷，传到了汉中。人们闻风而动，立刻开始准备回京。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公开的动员，更没有官方的宣布。大家心照不宣，一致行动，决心要在党委做出最终决定之前，造成既成事实。

在回家收拾行李的同时，人们纷纷将设备器材搬运到从101大楼到校门口的主路两侧。许多设备是十年来从未开箱的，包装箱上原本印着“清华园 —→ 阳平关”的箭头，此刻只需将其描粗，调转方向即可。整个学校陷入一片忙乱而不失秩序的特殊状态。几天后，当朋友的父亲回到分校时，大吃一惊：“怎么都动起来了？”但一切已势不可挡，无可逆转。

那个时候，我和母亲早已在北京，只有父亲一人亲身经历了那场“大撤退”。回到北京后，我们一家挤在蔚秀园23公寓——唯一的一栋筒子楼里，住着一间最小的、仅七平米的房间，一贫如洗。

多年以后，我才恍然想到，父亲当年独自一人从分校撤出时，会是怎样一种凄凉的心境。当初去的时候，可是我们一家四口啊！

所以说，人的一生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并非个人的努力，而是所处的时代、降临的机遇，以及当机会来临时，你所站的位置。

（故事完）

此照摄于1981年夏，为职工日语中级班结业留念。本人位于后排左一；前排中坐者是周友嘉的母亲伊增欣老师。

2026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