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周永跃

　 戊午寒冬十二月，朔风摧折栋梁倾。

四十八载阴阳隔，一万七千旦暮情。

煮面空悬双箸横，焚香独对一灯明。

唯将旧影频频看，犹似闻君唤乳名。

一、父亲的影

父亲一生与镜头为伴。当兵前，他就在上海王开照相馆做学徒，从暗房里洗照片学起。后来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公安总队开始了自己的军旅宣传生涯，兼任解放军报社记者，后上调到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历任宣传处干事、电影工作站站长、政治部党委委员等职。负责警备区及整个南京军区电影工作。那些年，他背着相机走遍了警备区的角角落落，用胶片定格了无数军人的身影。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对"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摄影宣传。今天我们在各种历史资料中看到的好八连经典照片——战士们为民服务、训练执勤、编草鞋、理发、缝缝补补那些画面，绝大部分出自父亲之手。他用镜头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军人形象，也用镜头表达了自己对这支军队深沉的爱。那是他的骄傲，也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父亲工作起来，是不要命的。晚上下班到家九点都是早的，印象最深的镜头就是：父亲回家后晚餐——吃面条。这是那个年代我们家最温暖的画面之一。

二、父亲的孝

　　我们小时候，每隔一周的周日，他雷打不动地带我们去杨树浦临潼新村的爷爷奶奶家。从我们大院过去并不近，要换几趟公交车。但父亲从未间断过。有时候工作到很晚，周日大早照样起床，带着我们全家出发。有一次的星期日，天气下着雨，为此，我还体会了一次“乌龟壳”（三轮出租车）。奶奶一大家见到我们总是笑得合不拢嘴，父亲就坐在一旁，陪老人说话。那份孝心，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也流传到了我们的血液之中。

三、父亲的爱

难得的休息日，他会带全家去公园游玩。静安公园、中山公园以及长风公园的划船、西郊公园（上海动物园）的猴山……那些地方留下了我们全家的欢声笑语。照片里他抱着我们、牵着我们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

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有着近乎执拗的坚持。文革时期，学校停课闹革命，揪斗校长、批斗老师，宣扬"读书无用论"，整个社会人心惶惶，读书似乎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但父亲不这么想。他给我们定下严厉的规矩，每天必须完成功课，不许跟着外面胡闹。我们当时觉得委屈，觉得父亲太过严厉，心里偷偷埋怨过他，羡慕其他同学的"宽松"家庭。如今回想起来，正是那份在混乱中坚守的清醒，让我们没有荒废学业，没有在时代的洪流中迷失方向，那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一家一直住在部队大院里。虽然我们是上海人家，但每到周日或者节假日，就像左右邻居一样，全家动手做面食。母亲和面，父亲擀皮，我们小孩子也跟着凑热闹。父亲包的饺子个个饱满，能坐着，而开始我包的饺子只能躺着。我们家蒸的包子更是拳头大小。我那时正长身体，一顿能吃下十个鲜肉大包，撑得直打嗝，父亲就在一旁笑。他还教我们生吃大蒜头，说："要像解放军一样勇敢"，我们被辣得龇牙咧嘴，却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

周日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屋里，面粉飞扬，笑声不断。那是苦难年代里，父亲为我们营造的一方净土。

四、父亲的忠

文革期间，市革委主要负责人多次找到父亲，传达"上面"指示，许以高位诱惑，游说鼓动他挂帅，炮轰警备区党委，造警备区党委的反。父亲屡次拒绝，他不愿背叛自己的信仰和首长。

那些日子里，他眼睁睁看到部队里的老首长、老革命被批斗、被侮辱，却无力阻止。有一次，一位他敬重的老首长被拉上台批斗，父亲刚回到家，门还没来得及掩上，哭声、眼泪便夺眶而出，只反复喃喃一句："他是老红军……他是老红军……"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一位刚毅的铁血军人，却在那个荒诞的年代里，为良知和正义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五、父亲的廉

1976年我毕业分配工作到上海建工局下辖的日晖港堆栈当起卸工，工作就是在黑臭的日晖港码头搬运砖头，又苦又累。后来听说我们局武装部部长是父亲警备区机关的老战友，公司党委书记徐挺也是父亲公安总队的老战友。我想让父亲找他的老战友打个招呼，把我调到公司汽车队学驾驶、学技术。这在当时，不过是"开后门"里最寻常不过的一桩小事。但是，父亲拒绝了。他说："自己的路自己走。还鼓励我要火线入党"，要在基层好好干。我当时不理解，甚至怨恨过他。后来我才慢慢明白，那是他做人的底线，是他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军人最后的骄傲。他不愿让我们染上那个时代最坏的习气——走捷径、靠关系。他要我们活得堂堂正正。

六、父亲的归

父亲走的那年，我才二十岁。四十八年了，他的面容在记忆里从未模糊。

他不高大，但是威严，原则性刚强。他用一生的行动，教会了我们什么是孝、什么是爱、什么是忠、什么是正直。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却留下了比金钱珍贵千万倍的精神遗产。

　　当年他包的饺子个个饱满，能坐着，我包的只能躺着。如今我包的饺子，人人都夸我。我心中知道，那是父亲教我的。

(文中照片均为家庭珍藏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