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博物馆 正义审判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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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成立于1978年，位于国家4A级景区江西省九江市八里湖新区文博园内。博物馆建筑外部环境充分体现了赣北民居自古而今亲水性的文化特征，具有文物展览、学术交流、文物技术保护、公共服务等功能。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面积13500平方米。现有文物总数10279件（套），珍贵文物3063件（套），等外7216件（套），珍贵文物中一级16件（套）。设历史文化展厅、非遗展厅、民间收藏厅、对外交流厅、政协文史馆、禁毒展厅等5个常设基本陈列。九江市博物馆外景。

九江市博物馆年均接待60余万人次，先后被评为共青团九江市委青年文明号、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西省第二批“全省博物馆融合发展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丙午马年正月，我们专程来到九江市博物馆参观游览。

正义审判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 指导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单位：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 中共九江市委宣传部 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 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承办单位：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九江市博物馆。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特展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前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历经十四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为捍卫民族尊严，清算日本法西斯侵略罪行，惩办战争罪犯、伸张人间正义，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56年4月25日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至7月分别在沈阳和太原开庭，对45名在押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

这次审判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第一次在不受任何外来因素干扰下独立开展的正义审判，真切体现中国人民的意志与愿望。受审日本战犯全部认罪服法，创造了国际战犯审判史上的奇迹。这次审判，是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清算，是对和平与正义的捍卫，为证明日本侵华提供了不可磨灭的证据；这次审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画上了圆满句号，确立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大与自信；这次审判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上的辉煌篇章，标志着中华民族彻底告别屈辱，以胜利者的姿态自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义审判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展厅现场。第一单元 赢得胜利。第二单元 追责问责。

第一单元 赢得胜利 上至下 左至右 上图 1943年9月3日，盟军与意大利在西西里岛签署停战协议，协议规定盟军在意大利南部萨莱诺登陆之日，意大利将宣布投降。图为 意大利代表签署停战协定。左下图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5月9日，举行德国投降签字仪式，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左下中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东京电台宣布日本投降。左下右图 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头版用超大号的五个铅字“日本投降矣”向全国人民宣告抗战胜利的消息。1945年9月2日 在日本东京湾美军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向中、美、苏、英等盟国投降签字仪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庆祝抗日胜利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毛泽东同志题字。下右图 1945年9月9日，日本投降签字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图为受降仪式现场，正面长桌前为盟国代表，正中右侧为中国代表，左侧为日军代表。

第二单元 追责问责 左 上至下 1945年9月3日 《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宣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大连、延边、哈尔滨人民欢庆胜利。左中 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示意图（1931年-1945年）61国参战总人口17亿、1941年秋，日、德、意三国法西斯军队1110万人、战区总面积2200万平方公里。美国伤亡100余万人、英国伤亡120余万人、苏联伤亡2700余万人、中国伤亡3500余万人、军民总共伤亡9000余万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持续作战时间……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战绩……中 上至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法西斯联盟国在德国纽伦堡对战犯及战争犯罪组织先后进行数十次军事审判。图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场景。1946年9月30日至10月1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进行正式宣判。审判长杰弗里·劳伦斯（中）与其他7名法官轮流宣读判决书。纽伦堡审判判决结果。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结果。右 上至下 东京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1946年至1948年历时2年6个月，审判28名日本甲级战犯。图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自左至右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中国、苏联。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松进石根等25名日本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一次开庭庭审现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判决表 绞刑7人、无期徒刑16人、有期徒刑 20年1人、7年1人。

上至下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国民政府各地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况、国民政府各地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况、国民政府各地审判战犯判刑情况表。1946年2月 国民政府南京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一案，最终判处主犯谷寿夫及参与杀人比赛刽子手向井敏明、野田毅等人死刑。图为受审的向井敏明（右一）和野田毅（右二）。

上至下 左至右 第一单元 接收战犯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将大批日军战俘押送西伯利亚，实施监禁与强制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决定把关押在苏联远东地区的部分日本战犯引渡至中国。1950年7月，苏联向中国移交在押的969名日本战犯。中国将这些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对他们进行人道主义改造，使其走上认罪悔罪的新生之路。左上 1945年9月初 苏联红军开始将大批日本战犯陆续押送到西伯利亚各地战俘收容所。左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部长石良在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工作人员陪同下，综合多方面因素，选定位于抚顺市郊的辽宁省人民政府第三监狱，并将其改建为东北战犯管理所（现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后文统称抚顺战犯管理所）。图为司法部部长石良。1950年初，中苏双方协商决定将关押在苏联远东地区的部分日本战犯引渡至中国。中共中央将引渡和看押日本战犯的任务交由公安部承担。图为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东北战犯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高岗（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副组长林枫（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抚顺战犯管理所修缮项目表、1950年7月初……战犯接收工作团团长，以及医生、护士、翻译、工作人员、战犯接收工作团成员构成表……

左上 1950年7月17日晚，押运日本战犯的闷罐车从苏联驶抵绥芬河火车站。图为绥芬河火车站。左下 原“中归联”成员友俊太郎绘制的绥芬河移交现场图。右上 1950年7月18日，中苏双方开始办理移交手续。图为交接战犯《议定书》。右中 抚顺战犯管理所机构及成员组成情况……下 1950年7月21日凌晨，969名日本战犯在抚顺城火车站下车，随后在武装警察押运下乘汽车抵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图为抚顺城车站。

第二单元 改造战犯 闹监风波 上至下 改造初期，日本战犯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内心充满恐惧。为逃脱中国人民的审判，他们声称自己是战俘而非战犯，极力为自己的罪行辩解，闹监情绪严重。左图 日本战犯藤田茂，曾任日本陆军第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在被俘陆军战犯中军阶最高，极有号召力。初到战犯管理所的藤田茂经常煽动部下制造骚乱，以此来拒绝改造。右图 狂妄而顽固的鹿毛繁太大闹监狱，甚至高呼“天皇万岁”。无理取闹行为层出不穷 面对高高的监狱院墙，日本战犯顾虑重重，担心被处决，内心恐惧。他们把医疗设施想象成细菌试验武器，把锅炉房想象成“杀人房”。有的不敢报真实姓名，有的拒食，各种无理取闹行为层出不穷。

正义审判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展厅现场。人道关怀 恨其罪 不恨其人 惩其罪 救其人。

人道关怀 上至下 抚顺战犯管理所忠实履行中国政府确定的“恨其罪，不恨其人，惩其罪，救其人”战犯管理方针，赢得日本战犯尊重与信服。图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合影。抚顺战犯管理所安排护士长赵毓英（后排左一）负责战犯饮食营养搭配。抚顺战犯管理所炊事班副班长韩珍山，曾当童工受尽殖民者非人虐待。初到管理所时，他对承担的工作难以理解。经组织教育，认识到改造战犯工作的重要意义，便不顾严寒为日本战犯烹饪饭菜，左手手指竞被冻残。抚顺战犯管理所炊事班为战犯烹制可口菜肴。保障战犯医疗健康……抚顺战犯管理所看守郝纯昌（左一），见一名日本战犯跳进厕所大便池试图自杀，便奋不顾身跳进池中救人……抚顺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为战犯听诊。

恨其罪 不恨其人 惩其罪 救其人 上至下 抚顺战犯管理所医务室主任温久达，每次陪护日本战犯安井青到市医院看病 都背她上下楼，持续数月之久。抚顺战犯管理所尽力为战犯提供舒适卫生的生活条件，以更好实现心灵改造目的。图为日本战犯在新建浴室内沐浴。按时为日本战犯理发……定期为日本战犯发放日用品，保障日常生活用品供应……即便国民经济困难，抚顺战犯管理所仍尊重日本战犯民族习惯，在生活待遇上给予相应保障。

思想教育 劳动改造 文娱活动。

思想教育 上至下 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开展政治学习，指定日本战犯重点研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图为对日本战犯影响较大的《论持久战》。抚顺战犯管理所借助广播对日本战犯开展教育。1952年初，周恩来总理表示要对日本战犯进行适度悔罪教育。抚顺战犯管理所在组织日本战犯开展政治学习的同时 积极推进悔罪教育。图为日本战犯大井健太郎首次因残酷杀害中国人民流下悔恨泪水。抚顺战犯管理所适时向日本战犯传达抗美援朝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震撼了日本战犯的内心。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日本战犯集体学习国际法，尤其是二战后审判战犯时所制定和应用的一系列法律条文……管理所成立学习委员会……时常组织战犯聆听政治学习报告。

劳动改造 文娱活动 思想教育 上至下 抚顺战犯管理所应日本战犯要求，安排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不设硬性指标，劳动成果用来改善战犯日常生活。图为日本战犯围着自己饲养的小鸡载歌载舞。日本战犯正在修建露天舞台。抚顺战犯管理所每年举办春、秋两季运动会。图为运动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场景。在上海曹杨新村，战犯向被日本侵略者拆散骨肉的陈大娘谢罪。日本战犯参观平顶山惨案时看到的我国死难同胞的遗骨。1956年，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前往北京等地开展社会参观活动……走访侵华战争遗址、拜访战争受害人……图为日本战犯参观沈阳第一机床厂。日本战犯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碑前谢罪。

正义审判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展厅场景。第一单元 侦讯调查。

第一单元 侦讯调查 上至下 1954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从全国各地相关部门抽调300多名工作人员，组成侦讯日本战犯工作团，奔赴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对日本战犯的侦讯调查工作。在调查日本战犯战争犯罪分子罪行的过程中，侦讯日本战犯工作团的工作人员秉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辞劳苦，经过近两年时间，完成对日本战犯的侦讯、调查与取证工作。侦讯工作全面完成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组建特别军事法庭，着手准备审判日本战犯。19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对在押日本侵华战犯进行侦讯工作，责成最高人民检察署负责。图为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副检察长高克林。1954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署从全国各地公安、检察、法院、大专院校、涉外单位抽调检查员、书记员、预审员、侦查员、日语翻译等300多人，组成侦讯日本战犯工作团（简称“东北工作团”）。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谭政文、最高人民检察署副秘书长王桂五。1954年3月7日，东北工作团移驻抚顺，与抚顺战犯管理所200多名管教人员会合。东北工作团委员在办公楼前合影。

东北工作团组织机构 主任委员李甫山……1950年，从苏联引渡的969名日本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2年，140名解放战争中被俘的日本战犯有4名转押至抚顺战犯管理所，136名转押至太原战犯管理所。到1954年侦讯前，死亡47名，合计在押日本战犯1062名。太原在押的日本战犯由东北工作团统一领导……

上 抚顺市行政干部学校成为东北工作团的团部驻地。图为东北工作团部分人员在抚顺行政干校门前合影。左下 抚顺市机械厂俱乐部、抚顺县公安局、抚顺监狱办公楼、高尔山下的森林调查队办公楼成为东北工作团的办公场所。图为高尔山森林调查队办公楼。右下 东北工作团居住环境拥挤，一铺火炕要挤上七八个人。天气转暖后，东北工作团购置了一批帐篷，搭在团部院内。（宿舍兼办公室）

1950年，从苏联引渡的969名日本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2年，140名解放战争中被俘的日本战犯转押至太原战犯管理所。到1954年侦讯前，死亡47名。合计在押日本战犯1062名。太原在押的日本战犯由东北工作团统一领导，交山西省人民检察署和公安厅成立“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调查联合办公室”共同侦讯。为协调太原的侦讯工作，东北工作团先后派出10人，由副团长井助国任组长，组成“太原工作组”，常驻太原指导工作。东北工作团太原工作团成员名单。东北工作团仅翻译就有100多人，其中有7名台湾同胞……1956年6月10日，东北工作团翻译与太原工作团领导合影。

抗拒从严 认罪从宽 揭发检举 攻破战犯心理防线 上至下 罪行分级思路 东北工作团队对军队尉级以下官兵和行政委任职以下官员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法，启发引导他们自觉认罪悔罪。对军队佐（校）级以上军官和满洲国推荐任职以上官吏进行重点侦讯。1954年3月17日，东北工作团召开“认罪检举动员大会”，正式拉开侦讯工作帷幕……图为工作人员在大会上作动员讲话。动员大会后不久，原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二三二联队第一大队中队长宫崎弘第一个作认罪发言，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图为1955年6月13日，日本学术代表团一行三人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宫崎弘代表战犯发言。一场公开的检举运动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开展起来，下级军官开始检举揭发不肯认罪的将校级军官。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东北工作团共收到4000余份材料，揭发了14000余条罪行。让像宫崎弘一样的下级军官率先开始反省，直面自己犯罪事实。但顽固的将校级军官仍不肯低头，他们坚决否认自己的罪行，还恐吓已经认罪的下级军官。这激怒了已坦白罪行的日本战犯。黑濑市夫（原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步兵二三二联队第一大队）检举原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的检举书。

正义审判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展厅现场。召开认罪示范大会 培养坦白认罪典型。内查外调 复核定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终确定公诉45名日本战犯名单。

召开认罪示范大会 培养坦白认罪典型 原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在侦讯时总是遮遮掩掩、避重就轻。检查员向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索取古海忠之的犯罪证据，又向伪满各部大臣和官员调查了解、查证古海忠之的主要犯罪事实，在之后的提审中，古海忠之心理防线崩溃，开始坦白交代。东北工作团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日本战犯认罪示范大会，推进日本战犯坦白认罪。

内查外调 复核定案 左上 1954年5月20日下午，日本战犯认罪示范大会召开。原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作悔罪发言，对其他顽固的将校级战犯产生不小触动。他们普遍开始由小到大、由浅入深地交代、认罪，侦讯工作进入一个西新阶段。左中 自称“以死效忠天皇”的藤田茂，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图为藤田茂作悔罪发言。左下 在侦讯人员有理有节的询问下，顽固的日本战犯岛村三郎终于低头认罪。右上下 为调查取证，东北工作团先后走访12个省市。图为东北工作团成员听取证人证词。最高人民检察院定案标准……（注：1954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署更名为最高人民检察院）

根据日本战犯们交代的犯罪线索和提供的证词、口供，在继续对日本战犯进行侦讯的同时，东北工作团开始展开内查外调的工作。一方面，从大量的日伪机密档案，图书报刊及其他物证、书证中寻找、核查犯罪证据。另一方面，专门成立调查组，到战犯的犯罪地点，查找人证、物证和书证。右上 东北工作团平均每个检查员承担10名战犯侦讯任务。图为东北工作团成员夜以继日搜集日本战犯的罪证材料。中 东北工作团侦讯人员对日本战犯的重要证据进行补充侦查，并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定案标准进行逐案复查，最终形成《侦查终结意见书》，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核准定案。图为侦讯佐佐木到一的终结意见书。下 1955年12月中旬，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左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左三）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前合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终确定公诉45名日本战犯名单。战犯姓名、曾任职务

正义审判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展厅现场。第二单元 组建法庭 1955年 1956年。 宽大处理日本战犯，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极少数判有期徒刑。-摘自1955年12月28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

第二单元 组建法庭 左上 1955年末侦讯工作基本结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审判工作小组，汇集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院、司法部司法专家，于北京西郊香山卧佛寺开始法律研究、证据认定、预案研拟以及起诉书、公诉词、辩护词和判决书等各类法律文书起草工作。图为具体领导审判工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奇涵。右上 起诉书着重陈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罪证，并经法学专家、文字专家的反复斟酌修改，然后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呈周恩来总理审定批准。远东（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中国首席法官梅汝璈、中国语言学家吕叔湘担任审判工作小组顾问。图为法学专家梅汝璈。1956年 1956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关于侦查在押的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的战争犯罪分子的主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清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由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成立。图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关于公布《决定》的批示。

宽大处理日本战犯，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极少数判有期徒刑。-摘自1955月12月28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左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人员组成。左中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副庭长袁光。以及简介。左下 1956年4月，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战犯“应诉动员”大会，开展迎接审判教育。图为宫岛司（前）、千松忠治（左）和池谷晴男（右）被《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中的宽大政策所感动，真诚表示认罪服法。中 图为1954年11月，贾潜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庭长的“任命通知书”。以及简介。右上 东北工作团材料组专职摄影温士英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外留影。右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外景。（局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过缜密研究，决定对45名罪行严重的战争犯罪分子依据其所犯罪行性质，分作四案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公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予以受理，并决定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上图 东北工作团工作人员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太原）前合影（后排左四为陈弘，左一为台胞冯志坚）。中左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开庭前，承办案件的检查人员将起诉书送达被告人。图为被告人铃木启久（右）收到起诉书后，在起诉书上按下手印。以及被告人（日本战犯）收到起诉书、与辩护律师研究案情。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外景。（局部）中国政府在审判日本战犯时，借鉴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模式，严格依据法律规定、遵循法律程序，开展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中国政府充分保障日本战犯合法权益，提供日文版起诉书，在法庭开庭前5天，将起诉书副本及日文译本送达各被告人。同时，为被告人专门指定翻译，还为45名日本战犯安排32名辩护律师，保障其辩护权。

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分四案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法庭的审判，既继承国际法观念与实践传统，又立足自身实践探索，形成新中国特有的“战争罪犯”惩处模式。尽管有政治、外交战略考量，但其法律依据的严密性、系统性毋庸置疑……维护了中国主权，维护了国际法尊严，惩办了战争犯罪分子，伸张了人类正义。第一单元 沈阳审判 1956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理的第一案于1956年6月9日开庭，此次庭审历时11天，公开审判前日本陆军第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战犯的侵华战争罪、违反战争法和人道原则醉。法庭上，8名日本战犯均诚恳认罪，分别被判处12至20年有期徒刑。以及审判日本战犯工作人员、辩护人员合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的审判内景。

上至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审判长贾潜（中）、审判员杨显之（右）、王许生（左）。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审判长袁光……铃木启久等8名战争罪犯在庭审现场。以及历史图片。

公开审判 伸张正义 左上 1956年6月11日至13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分别对上坂胜、佐佐真之助、长岛勤、船木健次郎、鹈野晋太郎5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展开法庭调查。图为上坂胜翻阅自己的罪证材料。左下 针对日本战犯榊原秀夫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特别军事法庭专门聘请专家作为鉴定人出庭鉴定。图为法庭鉴定人席。右上 1956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沈阳）调查吉房虎雄犯罪事实。图为证人黄显德证实被告人吉房虎雄指挥部下在辑安县杀害中国和平居民等罪行。右 中 河北遵化县东新庄受害农民张作新出庭控诉铃木启久。日本战犯中田卯三郎出庭作证，指证铃木启久在东北白城子命令部下烧毁、破坏车站、桥梁和仓库的罪行。右下 庭审旁听席、证人席。

正义审判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展厅现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共掌握2.8万余件控诉书，鉴定书以及8000余份相关日伪档案。法庭确保每件起诉罪行都有大量确凿的证据和材料，以保证法律的严肃性和量刑的准确性。例如，在确定铃木启久等8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时，经过对920人提出的控诉书，266名被告人原部属及同僚提出的检举书，836名证人提供的证词。以及被告人在侦查过程中的口供、笔录等其他证据材料的严格审查后，才最终认定其罪行。

日本战犯当庭跪地谢罪 上至下 日文版判决书 1956年6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对铃木启久等8名被告人宣判。翻译人员、辩护律师在现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判的铃木启久等8名日本战犯。（分别判处12至20年有期徒刑）

195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沈阳开庭第二案，历时20天，对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的28名战犯组织、操纵伪满傀儡及侵略中国罪行进行公开审判。法庭上，全体日本战犯均诚恳认罪，分别被判处12至20年有期徒刑。左上 古海忠之等日本战犯进入法庭。右上 古海忠之等27名日本战犯在法庭聆听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左下 证人谭仲向被告日本战犯木村光明指出自己身上的刑讯伤痕。右下 证人林德财出庭指证日本战犯中井久二犯罪事实，其于伪满抚顺新屯“矫正辅导院“囚禁杀害中国人的罪行。

法庭受审 当庭供认罪行 出庭作证 左 上至下 1956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沈阳）调查日本战犯西永彰治犯罪事实。图为西永彰治法庭受审。日本战犯堀口正雄法庭查验证实其罪行的档案、证人证词、被害人控诉书等证据后，当庭供认罪行。出庭作证 曾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右一）、总务厅次长王贤伟（右二）等人出庭作证。日本战犯中井久二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翻译人员在具结书上签字。右 上至下 辩护人法庭上为日本战犯辩护。武部六藏因病无法出庭，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沈阳）派审判员杨显之等3人，于7月8日下午5时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地讯问武部六藏。日本战犯当庭在审讯笔录上签字。翻译人员法庭上为日本战犯翻译。法庭宣判后，日本战犯当庭跪地谢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武部六藏等28人战争犯罪判决书（日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在沈阳审判的武部六藏等28名日本战犯。

第二单元 太原审判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10日至20日，在太原市对日本侵华战犯富永顺太郎的战争犯罪、特务间谍犯罪案，以及城野宏等8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上至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太原）外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太原）审判长朱耀堂宣布开庭。法官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太原开庭审判。日本战犯富永顺太郎的自述笔供。辩护人出庭通知书送达回证。城野宏等8名日本战犯起诉书（日文版）。

忏悔过往罪行 决心拥护和平 反对侵略战争 左至右 1956年6月12日至20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太原审判8名日本战犯 1956年6月12至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于太原审判城野宏、相乐圭二、菊地修一、永富博之、住冈义一、大野泰治、笠实、神野久吉等8名日本战犯。日本战犯住冈义一法庭查看被害人遗骨照片，承认其真实性。证人王华彬法庭控诉永富博之在界元村、花谷凸村杀害29名和平居民、伤3人的罪行。图为其展示当年被砍杀时的伤痕。日本战犯菊地修一法庭受审。日本战犯相乐圭二法庭上低头认罪。日本战犯大野泰治低头认罪。曾刑讯逼供赵一曼的日本战犯大野泰治的笔供。休庭期间，辩护人与日本战犯富永顺太郎交谈（左起：被告人富永顺太郎，辩护人倪彬彬、王乃堂）。日本战犯富永顺太郎判决书（日文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太原）判决富永顺太郎。日本战犯法庭痛哭流涕，当庭谢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太原审判富永顺太郎等9名日本战犯及判决结果。（分别判处8至20年有期徒刑）

日本战犯悔过书 佐佐真之助服罪说：“我的罪行实在是在遍及中国全土，成了6亿人民憎恨的对象，受到几个死刑也是不为过的。”住冈义一对记者说：“刚才审判长判处我十一年徒刑，并且这十一年前还要和我被关押的年数折算。从我所犯的侵略罪行和反革命的罪行来看，我本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可是我竟受到这样宽大的处理……”铃木启久审判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过很多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人正是被害者的亲人，这时侯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中井久二面对罪行 当庭痛哭下跪请求宽恕：“我对自己的罪行从心里表示忏悔，所应在这个神圣法庭上衷心地向中国谢罪。我接受法庭依据中国法律对我的罪行所做的裁决，认罪将是我一生的任务。”……

上至下 铭记历史是为警示未来，宽恕罪行是因珍视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开庭，审理主要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同时，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次要或悔罪表现较好的1017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作出免予起诉决定，并分三批释放回国。被判处有期徒刑的45名战犯，也于1964年3月前全部释放回国。新中国政府高瞻远瞩、以德报怨，赋予日本战犯新生，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和无疆大爱。被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真心悔罪，组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中日友好”为宗旨，积极推动中日民间友好交流与合作，成为高举“反战、和平”旗帜、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重要力量。第一单元 认罪服刑 上至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创造了教育改造与审判惩治相结合的成功经验。所有被审日本战犯全部认罪、悔罪，真诚接受法庭审判。审判结束后，在太原关押和审判的9名日本战犯转押至抚顺战犯管理所，与在沈阳审判的日本战犯（除武部六藏因病获得假释外）一起继续服刑。在继续服刑和改造期间，中国政府允许日本社会各界团体到管理所参观访问，允许战犯与家属会见及书信来往。日本战犯继续学习与改造。图为城野宏和富永顺太郎在学习。1956年8月27日，乘日本“兴安丸”号来华的38名战犯家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热烈欢迎。日本战犯家属在接见会上收听战犯悔罪录音。日本青年协会访华团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与所方人员及日本战犯联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1017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分别于1956年6月21号、7月15日和8月21日分三批给予“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的处理。上至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军法少将王之平宣布首批免予起诉人员名单。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感激得嚎啕大哭。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在免予起诉书上签字。获释人员参观天津花岗烈士陵园时集体谢罪。抚顺战犯管理所和中国红十字会向获释日本战犯发放衣服、皮箱、毛毯等物品。

上至下 “兴安丸”号客轮 载着获释日本战犯的“兴安丸”号客轮缓缓起航，离开中国。“兴安丸”号抵达日本舞鹤港。1956年7月3日，首批获释回国的日本战犯在舞鹤港发表《告（日本）全国人民书》，表示要“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并在今后积极促进中日友好发展。从1958年起，服刑战犯根据本人表现及身体状况获得减刑、假释和提前释放，到1964年除一人病故外全部释放回国。图为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凌云致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关于提前释放藤田茂等日本战犯的涵。1963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沈阳）裁定：提前释放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站立者右一）。1964年3月，抚顺战犯管理所完成对日本战犯的羁押和改造任务，最后一批战犯城野宏、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等人携带物品离开抚顺战犯管理所。《人民日报》文章-我国已释放全部战犯。

第二单元 悔改谢罪 上至下 “中归联”（正统）各界代表大会情况。藤田茂任会长。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组织机构图。1964年5月，“中归联“成员参加为恢复中日邦交举办的3000万人签名活动。1957年9月22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东京召开。日本侵华期间，在华北等地抓捕约4万名劳工运往日本，分配给日本55家企业的135个作业场从事苦役。因日本企业主的盘剥和迫害，造成6800名中国劳工死亡，被就近埋葬。20世纪50-60年代，“中归联”各地成员掀起查找、挖掘和悼念死难中国劳工遗骨的活动。图为被强制运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135个作业场分布示意图。“中归联”曾多次访问中国，会长藤田茂四处奔走、演讲、宣传，控诉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罪恶，向日本政府和民众呼吁与中国建交。图为1965年9月，藤田茂率“中归联”第一次访华团访问中国，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日本发生文部省篡改侵略历史教科书事件，“中归联”会员们为之震惊，编写出版了新编《三光》。新编《三光》一书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罪行和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出版后共销售25万册。

左至右 “中归联”各种活动历史图片。1985年8月15日，“中归联”北海道支部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1988年，“中归联”集资20余万元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建造“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图为1993年，“中归联”派大型访问团（50余人）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并与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及来宾在谢罪碑前合影。1993-1994年，“中归联”在日本61个城市举办“731部队”罪行展览。2002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因会员年事已高，宣布解散，该组织的赞助会员和日本进步青年于“中归联”解散当日随即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下设11个支部，会员遍及日本，继续传承“中归联”精神。图为2006年11月3日，“继承会“组建的“中归联和平纪念馆”开馆。2011年9月23日，原“中归联”副会长大河原孝一携夫人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在当年住过的床铺上，手捧曾经学习过的毛主席《论持久战》一书，感慨万分。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日本“再生大地合唱团”先行访问沈阳、抚顺等地。图为2015年8月28日，合唱团到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参观，并在参观结束后演出《认罪-从鬼变成人》《宽恕的审判》等曲目。

结束语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是世界审判日本战犯的延续，是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总结，更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显著标志。在这次审判中，受审的45名日本战犯全部认罪，创造了国际审判战犯史上的奇迹！彰显出中国司法的公证与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对和平的坚定追求。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审判，更是对未来的警示，警醒世人铭记战争的惨痛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通过这次审判，中国人民坚定了维护正义的决心，展现出在国际社会捍卫自身权益的勇气与智慧。左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发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1世纪的今天，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但战争阴霾依旧存在。面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中国人民将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牢固树立人类共同体意识，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九江市博物馆 正义审判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展厅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