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石文史】第1815辑‖黄土情深：追忆我的知青岁月

汾州文化

黄土情深：追忆我的知青岁月 ■纪伟

　　五十年过去了，那片黄土高原的风依旧在记忆中呼啸，那口深井的清泉依然在心间流淌。我常常想起山西灵石县前坛镇村的窑洞、乡亲、土地，还有那段滚烫又真实的青春。那是一段用汗水浇灌理想、用双脚丈量土地的岁月，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是我一生中最深沉、最难以割舍的故乡情节。每当回首往事，那段插队岁月的点点滴滴如昨日般清澈。谨以此文，记录我与黄土地之间那段不解之缘，致敬那个年代、那片土地和那群淳朴的人。

　　▲图一：1973年在坛镇插队时的纪伟

一、时代召唤与奔赴远方

　　我叫纪伟，1954 年生于北京。父亲是1938 年参军的老八路，母亲则是参加 1949年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的北京人。1973 年2 月，我高中毕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往山西省灵石县坛镇公社前坛镇生产大队插队落户，开始了为期两年七个月的知青生活。

我是单独插队的知青，所插队的村庄位于富家滩火车站以西十五公里的黄土高原。那里交通闭塞，不通公路，唯有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下火车后，需徒步攀爬三十里山路，往往要耗费五六个小时。初到之时，村里尚未通电，日常饮水全凭肩挑。每日清晨第一件事，便是前往一里外的井沟底泉眼担水。初到之时，村里尚未通电，日常饮水全凭肩挑。每日清晨第一件事，便是前往一里外的井沟底泉眼担水。坡陡路险，中途不能停歇，否则水便会洒出大半。粮食加工依靠驴拉石磨，磨一袋玉米面需两小时；照明用的是煤油灯，每家每户常年储备一二斤煤油；通知开会或寻人，基本靠喊——站在村头高声一呼，村民相继传话，声震山谷。

二、贫瘠土地上的质朴日常

　　尽管物质条件艰苦，乡亲们却以淳朴和乐观面对生活。每到午饭时分，大家常常手捧粗碗，盛着酸菜窝头，提着米汤罐子，聚拢在老槐树下，一边吃饭，一边畅谈见闻。十来人围蹲在一起，笑语欢声，苦中作乐，构成我记忆中一幅温馨难忘的画面。

插队之前，我已对农村的艰苦有所预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从小接受党和国家的教育，家庭与学校的教导都指引我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做有志青年。我立志以蔡立坚、邢燕子等先进青年为榜样，要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我与社员同工同酬，每日劳动记十个工分，常常清早出工，午间地头吃饭，夜晚仍坚持加班。因无人给我送饭，我每次蒸出够三天吃的窝头，早上出工就带上三顿的量。乡亲们见状，纷纷在吃饭时争着将热饭分给我，让我倍感温暖。

　　▲图二：1974 年插队期间和同学们的合影

三、劳动中的理想与现实碰撞

　　生产队分配口粮遵循“够不够，三百六”的原则，即每人每天一斤原粮。麦收时节，亩产仅二百斤左右，缴完公粮，每人仅得三十斤小麦。秋收时，队里为调剂饮食，有意多种植红薯、山药蛋，并按五斤折一斤原粮计算，大大改善了社员生活。此外，每户还分有自留地，我也分得六分地。

刚插队时，我才十九岁，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我一度迷茫。劳动一天后，深夜躺在窑洞中，望着窑顶，不禁自问：这样的日子有意义吗？思想也曾动摇。但转念一想，日子终究要过下去，我不断反问自己：“你不是说过不怕吃苦吗？不是说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做有志青年吗？不是立志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吗？怎么才来一年就受不了啦？”最终我告诉自己：“不行，必须振作起来，坚持下去！”

　　▲图三：2013年作者和插队时的队长张金祥在窑洞前合影

　　▲图四：作者拜访王双堂老两口

在村里，我算是有知识的青年，便主动利用自身技能为社员们做事：用绘画知识帮大家画炕围子，用照相洗相技术为乡亲们留存影像，凭无线电知识修理半导体收音机和有线广播，还帮生产大队安装了一台高音喇叭扩大器——这些事让我赢得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劳动中，我从不迟到、不挑轻怕重，常向村干部建言献策，深得社员群众和大队、公社干部的好评。1974 年初，我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先后参加县“三干会”、“青干会”，加入了县组织的赴陕西户县农民画展参观团，还参加了全县拖拉机驾驶员培训，在农村的舞台上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四、生死一瞬：谋难坪的记忆

　　插队岁月里，有太多难忘的事，其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 1974年正月二十那次险些命丧坛镇的经历。

当时上级号召过“革命化春节”，恰逢“农业学大寨”、建设高标准大寨田的高潮，生产队初五就开工修大寨田——要平整土地、把小块地改造成大块地，要求活土层达到一尺二，且生土在下、熟土在上。

工地在村南三五里地的枣子泊谋难坪。这块地有七亩，中间因常年雨水冲刷形成一个“圪漩”（方言，指低洼处），与地下暗沟连通，每逢下雨，水土就从暗沟流失，地中心渐渐形成二亩地大、深六七米的沟壑，无法耕种。我们的任务，就是怀着“人定胜天”的决心，用手、箩筐、铁锹、镢头、手推车把土填进沟壑，夯实整平，提高粮食产量。

工程从正月初五开始，冬天农田无其他农活，填沟壑成了主要任务，每天有三十多个劳力参与。经过半个多月奋斗，取土的土丘已被挖成一个十多米长、五米多高、四米深的倒崖。

那天早上八点出工，干到十一点多，大家都累了，大队长张银祥让大家就地休息。正月天气寒冷，大部分人在地块中间的太阳地里围坐，几人还在圈中点燃秸秆取暖；我和牛喜家的父亲“猴小子”、张玉明家的儿子“兆堂”则就近钻到倒崖根部的土埂上坐下，因为这里更避风。

我当时不到二十岁，坐在中间；猴小子已有五六十岁，身体不好，坐在我左边；兆堂比我小两岁（当时十八岁），坐在我右边。我和兆堂年龄相仿，一直说说笑笑。休息十来分钟后，兆堂拿出旱烟袋抽烟，我向他要，想抽两口，他因烟刚点着，把头向右一扭，没给；接着他又拿出一副圆墨镜戴上，我伸手想摘来试试，他又扭头不让。我假装生气地说：“不让我戴，我就不和你玩了！”说着便站起来向外走——其实我还有任务：作为大队团支部书记，下乡工作队要求我在劳动之余组织社员学报纸，报纸就放在外面不远处，用土疙瘩压着。

我刚走出去十来步，脚下突然升起一股土尘。我愣了一下——没刮大风啊？回头一看，我原来坐的地方没了，倒崖的土全塌了！前后不过五六秒。我惊恐地向烤火的人们大喊：“土塌了！猴小子和兆堂压在里面了！”

人们急忙跑过来，面对一二百立方的土堆却不知如何抢救。有人对我喊：“快去公社报告！”从谋难坪到公社有四里路，还全是上坡，我又惊又怕又急，一路跌跌撞撞跑到公社。当时公社领导正在开会，我推开门气喘吁吁地喊：“不好了！前坛镇农业学大寨工地上死人了！”公社书记王世秀急忙问清情况，干部们立刻赶往现场；我则惊魂未定地回到窑洞，吓得两天没吃没喝。

后来我才知道，猴小子和兆堂都牺牲了。几天后，生产队买了棺材，为他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公社书记王世秀还致了悼词。

几十年来，每当想起这件事，我仍心有余悸——生死一线间，偶然的几句玩笑、一时的转身，竟让我与死神擦肩而过。假如兆堂当给我抽了烟，假如他让我戴了墨镜，我就不会走，追悼会上，恐怕就会多一副棺材。

　　▲图五：2023年作者和插队时的原村支书关金旺在曾住过的窑洞前合影。

五、乡亲举荐赴大学，雨中相送显真情

　　1975 年 9 月，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在农村大干一场时，公社的冯付主任突然送来一份北京林业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说推荐我上大学。我毫无思想准备，甚至疑惑地问：“是不是自己干得不好，才不让继续留在村里？”

大队书记张玉海、大队长张润长、队长张金祥急忙劝我：“你这孩子是个好苗子，留在村里可惜了。让你去上大学，是全村社员和干部的一致意见，没人反对。你上了大学，能为国家做更大的事。”我满含热泪接过通知书。当天晚上，大小队干部、贫协主任和社员代表，就准备杀猪宰羊、买酒，打算第二天为我送行。

离报到还有十天，大队的欢送会结束后，全村人都忙着请我去家里吃饭。村里有七八十户人家，怎么排都排不过来，有的社员为了能请到我，还吵了起来。我只好用五天时间，每天去六七家，在这家吃一点，就赶紧去下一家；最后实在吃不过来，只能挨家挨户告别，答应放假回来再登门拜访。

更让我难忘的是赴京前的波折：接到通知书后，老天爷连着下了几天大雨，气象站预告要连续下半个多月，我的被褥和箱子无法带回家。当时从富家滩到公社只有一条简易土路，还被雨水冲断了，偏僻山村没有公共交通，出行全靠步行。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村干部却当即决定：派人抬着我的箱子和行李送我回家。

最终，村里挑选了吴安如、关全旺、张二保、吴根堂四个年轻小伙子，每人给记二十分工分，叮嘱他们“一定要按时、安全把我送回家”。我们穿上高腰雨鞋和帆布雨衣，带着两根担麦子用的长扁担，抬着行李冒着倾盆大雨，在泥泞的山间小路上走了三十里路，才到富家滩火车站。

上火车时又遇小插曲：箱子大、扁担长（近两米），火车上人多，列车员不让上车。我急忙拿出录取通知书解释：“我是下乡知青，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今天不走就误了报到时间。”那时候能上大学是很光荣的事，全国大学招生仅 19 万人，列车员一听便十分同情，赶紧找列车长说明情况，我们才顺利上车。

　　▲图六：1975年9月欢送作者上大学留念

六、知青岁月铸初心，情系第二故乡

　　1975 年 9 月离开前坛镇村后，至今已整整五十年。五十年里，我经历了太多人和事，但插队那不足三年的时光，却始终清晰地刻在脑海中，从未忘记。我常说：“我能有今天，是前坛镇村的所有干部和群众‘抬’着送进大学的。”

这份感恩，我始终记在心里。1996 年，坛镇分管教育的副乡长张双龙告诉我，前坛镇新小学建成了，却缺课桌椅。我毫不犹豫地自费到木器厂定做了六十套课桌椅，雇车送过去。村委会还为我披红挂绿，举行了正式的接受仪式。

　　▲图七：作者和小学老师张瑞勤合影。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山西省林业学校当老师，后来又调到灵石县林业局工作，直到退休。我始终用学到的林业知识，为灵石县的国土绿化事业尽力；期间也常回前坛镇，看望那里的农民朋友。2023年，我还带着老伴、女儿、外甥们回到插队的村庄，在我当年住过的窑洞前，给他们讲我插队的故事。

　　▲图八：作者一家在插队时住过的窑洞前合影。

前坛镇早已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每次去，村民们都会亲切地问：“啥时候回来的？”从不把我当外人。

如今我已七十一岁，农村插队的短短三年，却影响了我的一辈子：遇到问题时，除了坚守国家政策法规，我总会多考虑农民的利益。现在国家每年有一千多万大学毕业生，我相信，在这些有知识的青年建设下，农村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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