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博物院

二元子

四川博物院（Sichuan Museum），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始建于1941年，正处级事业单位，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浣花南路251号47，总面积12000平方米，现任书记是向和频。

2009年，新馆落成并由“四川博物馆”更名为“四川博物院”。2010年，创建中国国内首个“大篷车流动博物馆”，讨论2011年，建立“四川博物院修复能力提升”项目，于2013年3月建设完成。2021年6月，“四川博物院天府文创馆”开业；9月，成为长江流域博物馆联盟首届轮值单位。2022年国家文物局信息显示，年度观众总数420343人次；12月4日，“四川博物院”实行实名制预约参观。2023年4月21日，发起成立四川省文旅场馆研学联盟。2024年4月12日，四川博物院重点打造的双流机场“四川博物院双流文创馆”盛大开业；12月6日，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公开发布的关于四川博物馆新馆（总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中显示，四川博物馆新馆（总馆）项目拟选位置为四川天府新区。截至2025年8月，现有院藏文物35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7万余件。拥有14个展厅，包含书画、陶瓷、青铜器等10个常设展览，还有4个临时展厅。拥有专职、兼职研究员30余人，先后研究出版了《四川博物院藏〈格萨尔〉唐卡研究》《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研究》《馆藏书画精品集》等学术著作。2012年10月，四川博物院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23年1月，入选2022年度全国热搜博物馆百强榜单。 2025年6月，荣获2024年度微博文旅创新传播博物馆。

古代四川馆的视频

国宝，铜人头像出土地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是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300-前1100年）铸造，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青铜器。已出土数量57件，造型主要包括“平顶辫发”和“圆顶笄发”两类，部分戴有金面罩。它们是古蜀文明的祭祀用器，其不同的发式可能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与职能，如“辫发”可能与世俗管理有关，“笄发”可能与宗教活动有关。铸造上采用了分铸法、浑铸法等块范法技术。

国宝，西周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于1959年和1980年分两次出土于四川彭县（今彭州市）濛阳镇竹瓦街窖藏，现藏于四川博物院，是同期出土的四件青铜罍中最精美的一件，也是该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它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器身纹饰融合了中原典型的蟠龙、夔龙纹样与蜀地特有的象首造型，表明西周时期巴蜀地区已深度参与中原礼制体系；作为盛酒礼器，其形制与纹饰符合西周早期贵族用器规范，说明当时蜀地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与社会等级制度；该罍通体碧绿晶莹，采用浮雕与圆雕结合工艺，四道扉棱将器身分四等份，每部分饰三段纹样，构图繁缛而有序，代表了西周青铜艺术的巅峰水平；竹瓦街窖藏共出土40余件青铜器，推测为西周末年为避战乱而埋藏，此罍可能是蜀人参与武王灭商后带回的战利品或仿制品，具有重要的政治与军事史价值。

国宝，战国水陆攻战纹铜壶，1965年出土在成都百花潭中学的战国墓，这只来自2300年前铜壶，上面整整刻画了2OO多个人物，身以嵌错工艺，分四层刻画了采桑、宴乐、水陆攻战等场景，细腻的再现了战国时代社会生活和军事战术，这种记录历史场景的文物，那是文物工作者的心头好，是能够验证古代社会史的珍宝。

战国铜甑，出土于1965年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学，现藏于四川博物院。它通体呈青铜绿锈，器形为上下分体结构，上部为甑，下部为鬲，两侧各有一环形耳，是古代用于蒸煮食物的炊具，相当于今天的“蒸锅”。为重建战国时期成都平原的社会生活图景提供了直接物证。

它是研究战国时期巴蜀地区饮食文化与烹饪技术的重要实物，反映了当时“蒸”这一烹饪方式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

作为实用器而非礼器，它的存在说明战国时期青铜器已从贵族专属走向民间，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与青铜器的世俗化趋势；该甑的造型简洁、功能明确，是研究古代炊具演变序列的关键一环，尤其对理解“甑+鬲”组合向后世“蒸笼+锅”过渡具有重要意义。

国宝，带盖蟠虺纹铜浴缶，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21年）的青铜重器，现藏于四川博物院。该器物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今新都区）马家木椁墓，是研究战国时期巴蜀地区青铜铸造工艺与生活习俗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形制上看，此缶为直口、宽肩、鼓腹，下腹内收为矮圈足，肩腹间对称装饰象鼻双耳，耳系一链双环，盖上设四圆圈凸起及圆钮，整体造型稳重实用。器身与盖面满饰蟠虺纹——一种以盘旋小蛇形象构成的几何纹样，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既具装饰性，也承载着古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图腾崇拜。此外，肩部还刻有巴蜀图语，为解读古蜀文明提供了珍贵线索。

作为盛水容器，亦可盛酒，其“浴缶”之名表明它主要用于沐浴仪式，常与“鉴”（大盆）配合使用，体现了古人“敬神洁身”的礼俗观念。在祭祀或重要场合前，贵族需沐浴净身以示虔诚，这件器物正是这一礼仪制度的物质载体。

战国时期青铜剑，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马家镇马家乡木椁墓，现藏于四川博物院。这些铜剑是巴蜀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兵器，反映了战国时期古蜀国的军事制度、工艺水平与图腾信仰。

从形制上看，这些剑多为“柳叶形”，剑身修长、中脊隆起、刃部锋利，是专为实战设计的短兵利器，尤其适合四川盆地“山多林密”的地理环境。部分剑身铸有虎斑纹、蛇纹或抽象符号，这些纹饰不仅是装饰，更可能是族徽、图腾或具有吉祥神佑的象征意义，承载着古人对自然力量的崇敬与身份认同。

这批青铜剑的出土，不仅证明了战国时期巴蜀地区已具备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也揭示了其与中原文化在礼制、兵器形制上的交流与融合。例如，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多按“五件一组”排列，体现了蜀人“尚五”的礼制观念；而腰坑结构的使用，则反映了殷商文化对蜀地的影响。

此外，这些剑的剑柄常以木板夹紧、铜套包裹、细绳缠绕并涂黑漆，工艺考究，说明其不仅是武器，更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在巴蜀文化中，剑被视为勇猛与智慧的化身，柳叶形剑的广泛使用，正是巴蜀人民尚武之风的体现。

蟠螭纹铜鉴，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21年）的青铜礼器，现藏于四川博物院。它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马家木椁墓，是研究战国时期巴蜀地区青铜铸造工艺与贵族生活的重要实物。

从形制上看，此鉴为敞口、深腹、圈足，肩部对称装饰兽首双耳，器身满饰蟠螭纹——一种由盘曲小蛇构成的几何纹样，象征吉祥、富贵与权威，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典型装饰风格。其口径约38厘米，腹深18厘米，体量适中，既可用于盛水沐浴，亦可作为祭祀礼器或照容之器，功能多元，体现了古人“以器载礼”的思想。

国宝，战国虎钮铜錞于，现藏于四川博物院。它出土于1972年四川省涪陵县小田溪2号墓，是巴属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青铜打击乐器，常与钲、鼓等乐器配合使用，用于战争指挥或祭祀仪式，盛行于春秋战国至汉代。

该錞于通高47厘米，底径19厘米，整体呈上大下小的椭圆筒形，肩部膨出，腹部为直筒状，顶部设一虎形钮，虎身矫健，张口露齿，尾部卷曲，造型生动威猛，是巴人崇虎信仰的典型体现。器身表面可见多处小孔，应为悬挂或固定所用。其材质为青铜，历经两千余年仍保存完好，音质浑厚，被誉为“錞于王”，是研究古代巴蜀军事制度、礼乐文化与图腾崇拜的重要实物。

　　铜钲，于1972年出土于四川省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葬区，现藏于四川博物院。它属于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的青铜打击乐器，形制呈合瓦状，口部朝上，通过手持柄部敲击发声。

印证巴人文化与中原礼乐制度的融合；反映战国时期西南地区军事指挥体系与礼乐文明的结合。体现青铜器在礼仪场合中的核心地位；为研究“鸣金收兵”这一成语的物质载体提供实物依据。

战国晚期，巴蜀两国相攻，俱告急于秦。秦国内部在经过激烈争辩后，秦王决定经金牛道南下吞并巴蜀，并命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兵，大破蜀军于葭萌关(今四川剑阁东北)，杀蜀王，灭蜀。同年，秦军又灭巴国，虏巴王。巴蜀归秦后，秦得其美丽江山，丰饶物产，有其粮食，布帛，金银，极大增强了秦国实力，具备了统一天下基础，巴蜀文化也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华文明之中。

国宝，战国晚期“成都”铭文青铜矛，现藏于四川博物院。它出土于四川省蒲江县飞虎村，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刻有“成都”字样的实物佐证，将成都城市称谓的历史向前推了200年，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该矛呈柳叶形，弧形刃、圆弧形脊，弓形双耳间铸有虎纹与手心纹，虎纹前端刺身脊上阴刻篆书“成都”二字，工艺精湛，是先铸后刻的典型代表。其形制与纹饰融合了巴蜀文化与中原风格，体现了战国时期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的多元交融。

成都平原在距今约4500至3700年前已出现“宝墩文化”聚落中心，属于古蜀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而“成都”这一名称的最早实物证据，则来自战国晚期出土的青铜矛——其矛身刻有“成都”二字，将“成都”作为地名的使用历史提前至公元前3世纪左右，比文献记载更早，也印证了当时成都已是重要的政治与军事中心。

自秦建成都以来，两千三百余年城址未迁、城名未改，是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三千年城址不迁、两千五百年城名不改”的历史名城。

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出土于清代光绪年间四川新繁县（今成都市新都区新繁街道）东郊，现藏于四川博物院。它是中国现存最大、最精美的汉代铭文砖，全文共二十四字，分四行排列，内容为“富贵昌，宜宫堂；意气扬，宜弟兄；长相思，勿相忘；爵禄尊，寿万年”，寄托了古人对家庭和睦、仕途通达、爱情永恒与健康长寿的美好祈愿。

作为四川出土的第一块有文字记载的汉代铭文砖，它开创了巴蜀地区研究汉代文字砖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

其篆法方整、布局严谨，采用“外边框+内界格”的玺印式结构，将四字分为四格，每格六字，视觉上如一方巨印，体现了汉代高超的书法艺术与工艺水平。内容涵盖财富、兄弟情、爱情、官运、长寿五大主题，全面反映了东汉时期社会主流价值观与民众对幸福生活的理解，是研究汉代民俗文化与精神信仰的重要物证；该砖曾由近代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推广，引发学界对汉代画像砖的系统研究，推动了金石学与考古学的发展；其文字内容与后世文学、影视作品中“长相思”等情感表达形成跨越千年的呼应，成为中华文化中“情感传承”的象征性载体。

国宝，东汉陶说唱俑，高66.5厘米，灰泥质灰陶，头顶做锥纂，双目微闭，歪嘴吐舌，面部表情诙谐夸张，这其实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职业，专门在宴会或者大型活动中去活跃气氛和热场的，就好比今天台上的相声小品，这说明当时经济文化十分发达，毕竟食不果腹的年代谁会玩这些呢？

　　东汉陶说唱俑，1982年出土于四川省新都县三河镇马家山崖墓，现藏于四川博物院。该俑为泥质灰陶模制，高约50厘米，造型生动夸张，是汉代“俳优”表演艺术的典型代表。

这件文物不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更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艺术审美与丧葬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它生动再现了汉代民间曲艺表演的场景，印证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墓主人生前喜爱的娱乐活动，死后仍以陶俑形式陪葬，以供其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受。其艺术表现力极强，面部表情幽默诙谐，体态动态自然流畅，体现了汉代雕塑“以形写神”的高超技艺，是研究中国早期曲艺形态与社会娱乐生活不可多得的珍贵物证。

日神画像砖，出土于1956年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市）太平乡。该文物为东汉时期（25-220年）的模印画像砖，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画面主体为人首鸟身的日神形象，头戴三尖山形冠，胸负圆轮，轮中刻有展翅金乌——这正是汉代“日中有踆乌”神话的具象化表达。日神双臂展开，羽翼飘逸，整体造型充满动感与神圣感，体现了汉人对太阳神的崇拜与宇宙秩序的想象。

　　仙人六博图画像石，东汉时期（25-220年）文物，1955年出土于四川省新都县新繁镇清白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画面中两位仙人对坐于仙山之上，头顶长耳、背生羽翼，姿态狂放，正进行“六博”游戏；天空有长尾神鸟翱翔，山顶生长灵芝仙草，整体充满仙风道骨的神秘色彩。六博是战国至汉代盛行的棋类游戏，兼具娱乐性与竞技性，常出现在汉画像石中，反映当时社会对神仙世界与长生不老的向往。

该画像石不仅展现了汉代高超的石刻艺术水平，更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既是墓主人死后升仙愿望的体现，也折射出汉代社会普遍流行的神仙信仰与游戏文化。作为墓葬建筑构件，它被嵌砌于墓室墙壁，具有祭祀与装饰双重功能，是研究汉代丧葬制度、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

国宝，东汉摇钱树，出土于1972年四川省成都市彭山县双江乡崖墓，现藏于四川博物院，是国家一级文物。它通高约135厘米，由陶质树座与青铜树干、枝叶组合而成，树体分多层，装饰有方孔圆钱、西王母、凤鸟、力士、龙、鹿等神话形象，是东汉至蜀汉时期流行于四川地区的随葬明器。

它是研究汉代巴蜀地区丧葬文化、神仙信仰与财富观念的重要实物，反映了当时“事死如事生”的社会心理；其结构复杂、工艺精湛，体现了汉代青铜铸造与陶塑技术的高度成熟；树座上常刻有辟邪神兽，树干顶端立凤鸟或女娲，象征升仙之路，是连接人间与天界的“神树”，具有强烈的宗教与宇宙观内涵；部分摇钱树上还出现佛像，是早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与本土信仰融合的珍贵物证，对研究佛教东传路径具有重要价值。

唐代陶俑群，现藏于四川博物院。这批陶俑主要出土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四川地区墓葬，其中部分重要陶俑如“双人首蛇身俑”出自1957年发掘的彭山宋琳墓（今眉山市彭山区观音镇），而“人首鸡身俑”则出土于1978年重庆万州驸马乡唐初大将冉仁才夫妇合葬墓。

从形制上看，这批陶俑包括镇墓兽、仪仗俑、骑马俑、官员俑、侍从俑、伎乐俑等，种类丰富，造型生动，体现了唐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与生活场景。

这批陶俑的制作工艺精湛，多采用模制与手塑结合的方式，部分俑体还施有青釉或彩绘，色彩虽经千年已褪，但仍可窥见其昔日的华美。其中，部分陶俑的面部表情夸张、神态生动，如图中前景的镇墓兽，怒目圆睁、张口露齿，具有强烈的威慑力，是唐代镇墓习俗的典型体现；而背景中的文官俑、武士俑则衣着规整、姿态端庄，展现了唐代官僚体系的威严与秩序。

这批陶俑不仅见证了唐代巴蜀地区与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与安排。它们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历史的“活化石”，为我们理解唐代的服饰、礼仪、音乐、军事乃至宗教信仰提供了直观的视觉证据。

国宝，五代前蜀王建真容石雕，出土于成都永陵（即王建墓），现藏于四川博物院。它是中国现存唯一有确切文献可考的帝王写实石雕像，由整块红砂石雕刻而成，高86厘米，呈坐姿，面容庄严，浓眉大眼、额头饱满，与史书所载王建“隆眉广颡，龙睛虎视，状貌伟然”高度吻合，是研究五代时期帝王形象、雕塑艺术与丧葬制度的珍贵实物。

它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座建于地表的帝王陵寝——永陵的核心文物之一，印证了前蜀政权在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地位与文化独立性；作为写实性极强的帝王肖像，它突破了传统帝王造像“神化”或“符号化”的模式，展现了五代时期雕塑艺术向现实主义过渡的倾向；雕像原应配有胡须、垂带及彩绘，虽今已褪色，但仍可窥见当时皇家仪轨与审美风尚；

　　国宝，云龙纹玉大带，又叫五代玉大代。1942年出土在前蜀王建墓，由和田玉銙、銙尾和很扣组成，跨面浮雕团龙戏珠纹。是目前国内的唯一完整的帝王玉带遗存，当之不愧的国宝文物。体现当时代的玉雕工艺。

国宝，前蜀王建墓的哀册，出土于1943年四川成都永陵（王建墓），现藏于四川博物院。它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套完整保存的帝王哀册，由51枚玉简组成，以银丝串联，每简阴刻楷书并填金，内容详述王建生平功绩与葬仪规格，是研究五代十国时期政治制度、礼制文化与书法艺术的“玉质档案”。

作为前蜀政权合法性的最终宣示，哀册内容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史籍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权威性；其形制沿袭唐制，采用玉册而非竹木，彰显帝王身份，反映了五代时期对唐代礼制的继承与延续；字体为五代楷书佳作，书法娟秀雅丽，是研究当时书法演变的重要实物；首尾简饰有金甲神、金龙图像，体现皇家威仪与宗教信仰的融合，是研究五代丧葬艺术与宇宙观的珍贵物证。

国宝，前蜀高祖王建谥宝，于1942年发掘于四川省成都市西郊的王建墓（永陵），现藏于四川博物院。它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极少数帝王谥宝之一，也是唯一一枚印钮为“兔首龙身”造型的帝王玉玺，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政治象征意义。

它是五代十国时期前蜀政权存在的实物铁证，印证了王建作为开国皇帝的身份与地位；“兔首龙身”的设计极为罕见，反映了王建个人身世——他生于丁卯年（847年），生肖属兔，60岁登基称帝，恰逢兔年，故以“兔跃龙门”寓意从寒微到帝王的逆袭人生；印面刻有“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谥宝”十四字，是其死后由继任者所追封的完整谥号，体现了五代时期对帝王功绩的评价体系；谥宝四周雕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象征天地四方，体现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皇权神圣性；

该文物出土时原置于双层方形银平脱漆套盒中，说明其随葬规格极高，是研究五代丧葬制度、玉器工艺与宫廷礼仪的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