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的宝藏：黄金.权力.永恒》——秘鲁古代文明展（二）（2026 年首博）

一叶轻舟10524536

第三单元：城市与永恒——瓦里帝国发源于秘鲁中南部高地的瓦里帝国（约公元600～1000年）是安第斯地区最早的具有帝国性质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它统治着今秘鲁大部分国土，涵盖沿海、山地与雨林三大自然区。瓦里帝国在文化艺术上兼容并蓄——继承了南部沿海纳斯卡文化（约公元前100～公元700年）的工艺技术与艺术风格，吸收了南部高原迪亚瓦纳科文化（约公元前500～公元1100年）的核心宗教图像元素。统治者以器物（陶器、纺织品等）上的图像来宣示权力范围，通过祭祀仪式将领土神圣化，进而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和帝国权威。这也为数百年后印加帝国的崛起奠定了的基础。 猫科动物陶罐瓦里文化约公元600～1000年秘鲁利马艺术博物馆藏这件陶罐生动塑造了一只呈卧姿的猫科动物，其獠牙外露，背部和头部饰有同心圆纹样，推测可能为美洲豹。前爪以深色颜色勾勒，后肢则刻画出利爪形态，额头上还饰有象征羽毛的阶梯状纹饰。器身上的绘画手法，可能受到南部沿海纳斯卡文化的影响，而写实的风格则表现出莫切的风格，体现了瓦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3.1 奠基仪式马里帝国权力的核心象征之一，是在首都瓦里城及南北高地等地区建造城市并举行奠基仪式。仪式中严格按宗教仪轨埋藏砷铜祭品、雕像等圣物，赋予城市政治与神圣双重属性。砷铜祭品的工艺与摆放方式，体现瓦里帝国最高冶金水平及社会等级制度。该仪式也表明了瓦里文化对印加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其最大省级中心皮基拉克塔（位于后来的印加首都库斯科地区）出土的奠基祭品，与印加起源神话极为相似，凸显两者间的文化传承。 2004 年 11 月 26 日，秘鲁国家文物局在皮基拉克塔遗址修复工程中，于主入口 1 米处发现瓦里文化奠基祭祀遗址。祭品分 5 个时间层依次掩埋，从 3.19 米深的最底层到 0.2 米深的表层，对应城市建设从启动到建成的完整过程。最底层的金属棍标志城市建设开端，向上逐渐放置铜雕像、银箔/玉石雕像组合、金属箔片与海菊蛤壳、破碎陶器等祭品，呈现从奠基启动到后续纪念的仪式递进。遗址出土的雕像群是瓦里社会等级的具象映射：顶层为两名军事将领和两名祭司组成的核心领导层，下层是 29 名战士与 21 名非军事人员构成的 50 人上层阶层，完整再现了瓦里帝国在库斯科地区的权力结构。分层放置的祭品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也是反映瓦里城市建设制度与社会体系的物证。（奠基祭祀仪式） 金属棍瓦里文化约公元600～1000年砷铜秘鲁库斯科大区文化局藏这根长条形、末端尖锐的金属棍是奠基祭祀仪式中的核心祭品。根据考古发掘，这根金属棍被垂直钉入祭祀坑的最深处，该行为是奠基仪式中的重要环节。其材质为砷铜，具有极佳的延展性，先经模具铸造，再经锤打塑形及表面硬化处理，其间可能穿插多次退火以防断裂，工艺复杂，代表了瓦里时期的金属冶炼及加工水平。 小雕像瓦里文化约公元600～1000年秘鲁库斯科大区文化局藏这两件小雕像在皮基拉克塔遗址主入口旁的奠基祭祀坑中出土。表现了两只呈警觉姿态的猫科动物形象。它们后肢微曲，前肢着力，仿佛即将跃起或扑向猎物，雕像冠饰融入头部，凸显其神圣身份。它们在奠基祭祀仪式中扮演着守护者角色，象征着力量、权威与领土统治，也代表了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沟通媒介。 小雕像瓦里文化约公元600～1000年青铜秘鲁库斯科大区文化局藏这两件小雕像在皮基拉克塔遗址主入口旁的奠基祭祀坑中出土，其头部呈现猫科动物特征，身体则为拟人形态，生动展现了祭司在转化仪式中与猫科动物结合的状态。祭司（左）右手紧握鞭锁，象征着惩戒权力；其左手持首级，象征着对敌人的征服。 祭司（右）头戴三角形冠饰，这是其超凡等级的身份标识；背部有锯齿状隆起，代表着超自然力量；右手持棍棒，象征着统治力，一名献祭者俯卧其大腿上。这组小雕像将武器、献祭者与猫科动物这三种核心元素集于一体，有力印证了兼具人兽特征的复合形象，正是祭祀仪式中的中心角色。 小雕像瓦里文化约公元600～1000年青铜秘鲁库斯科大区文化局藏这两件小雕像塑造的是呈战斗姿态的战士形象。战士（左）身体后倾，表现出投射武器的瞬间。他头戴倒碗状头盔，侧翼下垂至肩部，可有效保护头颈部，兼顾实用与威严感。手持大型矩形盾牌，身侧另携三支备用矛。 战士（右）右手握有一根杖，左手持防御盾牌，头戴传统头盔，这些战士雕像即为神圣空间的守护者。 小雕像一组瓦里文化约公元600～1000年银秘鲁库斯科大区文化局藏这 7 件银质小雕像与青铜战士充满张力的动态瞬间形成鲜明对照，以静穆之姿传递出另一种仪式力量。他们头戴紧贴头部的圆形冠饰，发丝以细密斜刻纹呈现，体现了规整且高度仪式化的发型规范。面部表情宁静，强化了仪式中特有的神秘感。身着素面无纹的长款“温库”（男性无袖外衣），下摆垂至足部，这种极简的视觉语言，表明他们是社会阶层或谱系中具有杰出地位的成员。在工艺上，这组小雕像采用银片锤揲、压花、焊接及抛光等复杂工序制成，体现了高超的技术造诣。当银质雕像与青铜雕像共置于祭祀仪式空间内，它们象征着一个文明对秩序与权力永恒的终极向往。 3.2 图像语言近几十年来，陆续发现的多处形制相同的瓦里贵族墓葬，勾画出了等级制度分明的瓦里帝国网络，其势力范围在空间、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扩张有迹可循。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金银等珍贵材质随葬品，以及仪式性陶器和纺织品上反复出现的标准化图像符号，是瓦里帝国维系统治的重要媒介。它们既体现了工匠高度发达的手工艺水平，更凝练为一套具有权力象征意义的图像语言，传达等级秩序、强化社会结构，最终彰显了帝国的意识形态。 位于海拔 3750 米的马尔卡孔加和比尔卡班巴丛林的贵族墓葬，是帝国曾向高海拔地区和亚马逊河边缘扩张的见证。墓葬中出土的金银饰品、白银包裹的棕榈木权杖与手杖、以及由超过 600 颗半宝石串成的串珠等随葬品，表明墓主是此地的权力核心人物，能够获取大量珍贵资源。墓葬显示瓦里贵族墓葬营造分为几个阶段进行：挖掘并砌筑一个圆形墓穴，使墓主以屈肢方式蹲坐于墓中，随葬品与葬礼用品放于身侧，中央带孔的石板盖可能象征着与祖先世界的联系；为随葬者（亲属或随行者）建造配套的矩形墓室；在整个墓葬上方修建祭祀空间（呈圆形、矩形或英文字母 D 形）。这一过程结合了复杂的祭祖仪式，将领土神圣化从而巩固帝国的统治。（瓦里贵族墓葬） 金属饰物瓦里文化约公元600～1000年银秘鲁库斯科大区文化局藏这组银片为原 14 件套的一部分，出土于埃斯皮里图潘帕贵族墓葬，为随葬服饰饰件。每块饰板均呈现侧身人面形象，头戴饰有浮雕图纹的冠饰，侧边辫发分明，杏仁眼带有泪滴状纹样，露出交错的獠牙，这一形象来源于迪亚瓦纳科文化“太阳门”上的侧面侍者神。工艺为银片经锤揲、剪裁及压花制成。其表面残留朱砂痕迹，银白色金属光泽与深红色朱砂相映，在仪式场合中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进一步强化了事物的神圣感与权力象征。 面具印加文化约公元1400～1532年金属秘鲁文化部博物馆总局藏这件面具两端设有穿孔，可能用于缝缀在织物上，人面以浮雕手法表现，用金属片经压花工艺制成。面具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在埃斯皮里图潘帕的领主墓中有类似面具出土。 金杯约公元600～1000年瓦里文化金秘鲁库斯科大区文化局藏这件金杯出土于高地地区的马尔卡孔加贵族墓葬，推测墓主人是一位地方行政长官或是瓦里帝国派驻的特使。金杯由金片锤揲而成，并以木质模型塑形，表面抛光，在埋藏过程中受压导致细微变形。此类金杯也被称为凯罗，受迪亚瓦纳科文化影响，多用于宴饮及奠酒活动。与北部沿海地区相似，黄金在南部地区的信仰体系中也象征太阳，瓦里文化同样在葬俗方面，通过贵金属来表现神圣和权力。 人形大陶罐瓦里文化约公元600～1000年陶秘鲁文化部博物馆总局藏这件陶罐体型硕大，颈部饰有人面造型，头戴章鱼纹帽，罐身则饰有风格化的动物及阶梯状纹样，采用多色彩绘与抛光工艺。这类陶器常用于重要仪式或尊贵场合。这件陶罐曾用于盛放庆典中饮用的玉米酒。其大尺寸在制作和烧造上难度大，代表了瓦里帝国陶器的最高工艺水平，生产大型陶器的传统后被印加帝国继承和发扬。 簪花镂空银饰别针瓦里文化约公元600～1000年银秘鲁库斯科大区文化局藏这枚银别针出土于埃斯皮里图潘帕女性精英墓葬，用于固定披风类服饰。别针顶部为一圆盘，镂空结构与可活动的坠饰相互呼应，形成光影交错的效果。整件器物经反复锤打、剪裁、穿孔等工序制成。作为与纺织品密切相关的饰品，这枚别针出现在女性墓葬中，表明女性贵族不仅拥有珍贵的纺织品，更掌握着纺织品生产的控制权，其在当时社会的政治与仪式中，乃至整个精英阶层内部，都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金腕饰（一对）约公元600～1000年瓦里文化金秘鲁库斯科大区文化局藏这对金腕饰出土于埃斯皮里图潘帕领主墓葬，是迄今发现的瓦里权力阶层墓葬中最具代表性的金器之一。腕饰表面饰有繁复的压花纹样，边缘的圆点带饰或暗示天体运行，或作为等级徽记，其正反两面均展现出精湛的浮雕工艺。中心图案为一猫科化人面，带有泪滴状纹样与獠牙，这一形象源自迪亚瓦纳科文化“太阳门”上的正面持杖神。整体器物以金片经锤揲、弯曲组装而成。腕饰上的图案表明，瓦里统治者在管理该地区时，有意识地借助了迪亚瓦纳科文化的宗教影响力，这也成为瓦里统治策略中的重要特点之一。 金腕饰（左）、金腕饰（右）约公元600～1000年金秘鲁库斯科大区文化局藏秘鲁曼努埃尔·查韦斯·巴永遗址博物馆藏这两只金腕饰形制一端较宽，另一端较窄，以便更好地贴合前臂，中部可见两个对称分布的贯穿小孔，用于穿绳加以固定，确保佩戴时的稳定性。工艺为黄金片锻制而成，运用了加热、锤揲及反复退火技术，使其具备可塑性，随后进行裁切、卷曲成型并抛光。在典礼等公开场合，贵族会佩戴此类饰物，彰显地位。金腕饰（右）出土于马丘比丘二区，是该区发现的唯一一件作为建筑献祭品的金器。此饰物属于男性高级别人物，很可能是武士或权贵阶层。 织物残片瓦里文化约公元600～1000年纺织品秘鲁中央银行附属博物馆藏这件织物残片可能原为仪式场合中精英服饰的一部分，由高度风格化的人形图案重复排列而成，人物呈正面、对称布局。每个人物均以阶梯状几何纹样框定，身体与四肢被简化为回纹与直线棱角——这是瓦里文化典型的图像语言。这些形象代表着高级别人物或超自然存在；上方的饰带则不断重复风格化的首级或面具纹样，可能与神话生物或仪式变形观念相关。整体而言，图像意在强调秩序与仪式感，而非讲述具体的故事情节。 织物残片瓦里文化约公元600～1000年纺织品秘鲁中央银行附属博物馆藏这件织物残片可能原为仪式场合中精英服饰的一部分。残片中心图像为人物似手持仪式用具，头戴精致冠饰，冠上饰有侧翼及阶梯状元素，指向神祇或高级别人物，这是瓦里文化典型的图像语言。整体以深红、酒红色为主调，象征着权力与神圣性，纹样的严格对称与几何化处理也反映了瓦里织工对挂毯织法技术的高度掌握。总体而言，残片的色彩与图案体现了瓦里的视觉逻辑，即几何抽象与宗教象征的融合，旨在将帝国的权力与宇宙观具象化，使织物不仅是服饰，更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载体。 猫科动物纹织物残片瓦里文化约公元600～1000年纺织品秘鲁文化部藏这件纺织品残片分为两个装饰区域，分别绘有张口、翘尾的猫科动物形象，并伴有十字形纹样；下方饰带则呈现阶梯状波浪纹。其构图与色彩运用，既体现了瓦里纺织传统，也深刻传达了与权力—庇护相关的象征意蕴。 纳斯卡文化（约公元前100～公元700年）位于秘鲁南部沿海，其中心地带在纳斯卡河谷地区。瓦里帝国在扩张中占领这一地区，但并未完全摧毁纳斯卡文化，而是有选择地吸收了其高度发达的艺术传统，并将其与自身信仰体系相结合，创立了新的宗教艺术形式，以巩固帝国的统治。瓦里陶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采用了由纳斯卡陶工发展出的多色泥釉绘制及黑边勾勒图案的技法。同时，瓦里织物在色彩运用和扎染技术上也吸收了纳斯卡的特点，进而发展出自己的风格。（瓦里文化与纳斯卡文化） 仪式披风纳斯卡—瓦里文化纺织品秘鲁文化部藏这件披风为贵族阶层在重要仪式中所用的礼制服饰，由骆驼科动物纤维制成。其色彩搭配严格遵循瓦里文化的程式化规则：以红为底、扎染出白色菱形的单元，始终以绿为底、黄色菱形的单元成对出现。工艺上，先扎染出图案，再以阶梯状小块纺织品拼合而成。充分彰显了瓦里纺织技术的高度成熟，工匠不仅驾驭了繁复构图，更以色彩与模块的重复秩序，强化了图像的仪式感与象征意蕴。 长袍纳斯卡—瓦里文化纺织品秘鲁文化部藏这件长袍由骆驼科动物纤维制成，以红色为底，点缀着黄、白双色相间的圆环纹样，其红色染料很可能来自胭脂虫。红色与白色的固定搭配，结合扎染技艺的运用，充分展现了瓦里精湛的纺织工艺与独特审美。这一色彩与图案的组合，不仅构成了瓦里服饰中极具辨识度的视觉符号，更深刻地体现了安第斯文化中二元性与互补性的核心观念。 金飞鸟饰片（一对）纳斯卡文化金秘鲁中央储备银行物馆藏这对金飞鸟饰片出土于纳斯卡贵族墓葬。尾羽波浪纹表明身躯、翅、尾属于猎鹰，头与后爪源自猫科动物，可能正是纳斯卡文化中的“猫神”或“战俘首级品尝者”这一超自然形象。饰片采用薄金片，经锤揲成型后再剪裁，经凸纹压制与浅刻勾勒细节，呈轴对称正面展翅鸟形，尽显纳斯卡金匠高超技艺。在安第斯宇宙观中，鸟类关联天界，对称正面飞鸟象征权力正统与身份转化。作为礼仪饰品，它们可能缝缀于仪式披风、头饰或胸饰上，是墓主精英身份与神话谱系的标识。 第四单元：日月与海洋——兰巴耶克位于秘鲁北部沿海的西坎文化或称兰巴耶克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以兰巴耶克河谷为中心，发展于切莫文化衰落之际，与北向扩张的瓦里帝国相遇。由于西坎的崛起，瓦里帝国未能在此地区建立持久稳固的统治。但就像安第斯其他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样，西坎文化易兼容并蓄，吸收了莫切与瓦里在艺术与观念中的诸多元素，熔铸出自身特征。在公元1000年前后成为一方强大的政治势力。由西坎文化相关的城市遗址和贵族墓葬可知，作为领主的男女贵族是西坎社会中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者。特别是女性贵族，她们与海洋、繁衍及重生等意象紧密关联，在整个社会中承担着更加重要的政治、宗教和仪式职能。由此可知男女贵族同为西坎创世神话中纳伊兰普神（Naylamp）在人间的化身。 北部沿海的神话西坎文化的缔造者纳依兰普（Naylamp，也称为西坎神）自海上降临。他面覆神容，身披鱼翼，手持神像，在兰巴耶克谷地的契特（Chot）建立王朝。这位开创者于巴坦格兰德、图库梅与乔南卡普营建都城，通过修筑梯田、灌溉系统与神庙群，重塑自然秩序。海水与山泉共同构成其宗教信仰体系的核心元素。 “海洋女神”乔尔南卡普女祭司墓2011年发现的乔尔南卡普女祭司墓，与仪式建筑群相连，印证了高度秩序化的葬礼制度。墓主人为身兼统治者与祭司的女性领袖，其遗骸居中，周围环绕陪葬者与多层祭品——金银器、铜器、贝壳及陶器表现其权利与神性；装饰有海洋元素的器物说明其具有“海洋女神”身份，表达生命再生的含义；金银耳饰则以二元象征和精湛工艺，构建起视觉化的权力话语体系。乔尔南卡普女祭司去世后被神化为族群祖先，成为后世崇拜的对象；其生前建造的神庙演变为联结现世与祖先的圣地，由此实现了族群身份认同与权力传承。 合金胸甲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银铜合金秘鲁国家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博物馆藏这件由金银铜三元合金制成的胸甲由8块矩形甲片组成。其以素面方形甲片与纹饰方形甲片交替排列，纹饰为带冠的侧身拟人动物形象。所有金属甲片边角有穿孔，通过物理方式连接。由于使用甲片连缀而成，形成了柔性结构，能够完美贴合穿带者。它如同统治者的“象征性皮肤”，在公共仪式中将视觉体验转化为神圣形象，并最终作为随葬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统治者长眠。 4.1 日月同辉区别于此前的莫切文化，西坎贵族开创了以“神性传承——仪式表达——现世统治”为核心的政教权力体系。这一体系以祖先与神性崇拜为根基，通过特定的仪式和符号将神话叙事转化为权力，最终落实为对社会秩序的管控，而男女贵族在这一体系中承担着不同却又同等重要的职责。其中男性贵族通过夸张的头饰、金银饰件凸显神性，在仪式中展示权威，用统一符号标记身份地位。女性贵族则打破男性独掌神权的传统，成为祖先崇拜、血脉延续的核心人物，他们同样可拥有“王座”，承担沟通人神世界的职责，为政教体系提供精神支撑。 大胸饰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属、石、有机物秘鲁布鲁宁国家考古博物馆藏这件女祭司的半圆形大胸饰十分华美，由金属片、石珠和贝壳串成，共排列成8行，下缘是一排小坠饰。矩形金属片上刻画着面部特征鲜明的半身人物，双手举杯。其闪亮表面强化了仪式感氛围。金色象征太阳神力与王朝正统，是尊荣与神圣血脉的具象化载体，彰显了贵族女性在西坎宗教体系中，参与仪式、缔结盟约及延续血脉的特殊地位。 金冠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秘鲁布鲁宁国家考古博物馆藏这顶金冠由两条细长带饰和5个具象装饰构成。具象装饰呈现房屋的形态，双屋顶边缘垂挂着一排梯形坠饰。下方移位佩戴耳饰与帽饰的女性形象坐在一弯新月上织布，其手脚呈猫科动物形态。这顶金冠属于西坎文化女性祭司服饰体系，表现出与西坎神衹及创世祖先相关的图腾。 仪式钵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银秘鲁布鲁宁国家考古博物馆藏这件女祭司在仪式庆典或祭祀宴会中使用的银钵，边缘轻微外撇，钵身呈弧形，凸底。外壁由底至口沿依次是有5层同心圆。分别饰有带半月形头饰的拟人形象，波浪纹，飞鸟波浪纹，人面纹与动物纹等，装饰图案十分丰富。此类带有风格化纹样的银器有月亮、海洋及女性的象征意义。 耳饰兰巴耶克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布鲁布鲁宁国家考古博物馆藏这对圆形金耳饰经锤揲，呈现出一位正面站立的人物形象，头戴月牙形头饰，耳部佩戴相似的圆形耳饰，身着短裙，双手各持一细长权杖，杖首饰有同心圆与菱形图案。其头饰及持杖的特征与西坎主神形象十分相似。耳饰两侧还搭配兽形图案，构成对称而富有仪式感的构图，彰显了乔尔南卡普女祭司在神权与世俗权利中的合法地位。 项链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秘鲁布鲁宁国家考古博物馆藏这条金项链由18颗人物珠饰与14颗金珠交错排列而成。其中人物姿态庄重，双手放于胸前。整个项链呈放射状排列，营造出太阳般的动态效果，代表了女祭司的神圣权威，与象征西坎神权的图腾意象相呼应。 金银合铸杯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银秘鲁布鲁宁国家考古博物馆藏这件用于祭酒的金银杯造型别具一格。杯身主体为银质，搭配金质杯柄，整体由五段构件组成；各段构件自上而下逐渐收窄并呈弯曲状。末端一段为杯底，金、银构件之间以焊接工艺衔接。这种富有动感的造型，暗喻祭祀仪式中酒液流动与循环的意象，承载着独特的宗教寓意。 面具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秘鲁布鲁宁国家考古博物馆藏这件西坎文化中期（公元900～1100年）的金面具，由金片对折制成，是西坎首都巴坦格兰德贵族丧葬服饰的核心部件。面具前额饰有两条锤揲纹带，眼角吊起，鼻梁硕大。两侧耳朵上部是有人形波浪图案，人面清晰，配有圆形耳饰、半月形和钟形头饰，耳饰下端锤揲出猫科动物头像。面部残留红色颜料，推测为朱砂。其人物特征与西坎主神形象高度相似，朱砂象征血液与重生，面具将逝者转化为神格化祖先，以此维系血统合法性与西坎政治、宗教秩序。 男乐师（右）、女乐师（左）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秘鲁布鲁宁国家考古博物馆藏这是一对西坎文化中期（公元900～1100年）制作的金质乐师雕像。其中一位佩戴环绕式头饰，右手持响铃、左手持吹奏乐器的为男性乐师。另一位右手持棍、左手持鼓且口中含管状哨子的为女性乐师。二者的乐器组合主要用于公共仪式与葬礼场景，证明男女乐师共同参与西坎仪式音乐体系，是西坎文化二元性的体现。他们以音乐为媒介，在生者、祖先与神灵之间建立沟通，是神圣场景的核心角色。这对小雕像具有风格化特征，尤其突出杏仁状眼睛，躯干后侧都镶嵌有横向银片。在工艺上，这对小雕像采用了锤揲、拼接和拉丝工艺，展现了西坎金银器制作的典型技法。 金饰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秘鲁中央储备银行博物馆藏这件金饰以薄金片锤揲、剪裁而成，边缘饰一圈金珠，背面细长耳针，既可能为固定于织物的饰品，也可能为耳饰。 兽形金饰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秘鲁布鲁宁国家考古博物馆藏这对兽形金饰的头部和身躯各有两块金片制成，成俯卧姿势，一只向左，一直向右。其耳廓圆润，伸出舌头，獠牙外露，脊背带有锯齿状，卷曲细长的尾巴，是具有超自然特性和力量的猫科动物形象。这类金饰是贵族身份的象征，作为头饰或胸饰在仪式或葬礼中佩戴。 4.2 与神共饮兰巴耶克地区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金杯，是西坎文化中常用祭器。它们象征着该地区的统治阶层兼具祭司身份，拥有权力与威望。金杯主要用于神圣的祭酒仪式、盛宴及政治合法性仪式，是宗教物品，也是精英阶层与渔民、农民群体建立世俗社会关系的有效工具。这些器物采用先进的冶金技术制作，使用锤揲和浮雕工艺，创造出神衹“纳伊兰普”形象等丰富而复杂的图案，见证了复杂的宗教体系，也展现了西坎文化对安第斯文明重要的贡献。 祭祀金杯是西坎文化中祭酒仪式上使用的标志性器物。其形状与南部高地的迪亚瓦纳科文化和瓦里文化的“凯罗”杯很相似，专家认为此类祭祀杯可能是在瓦里向北扩张时期与北部沿海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产物。与凯罗杯的使用方法类似，西坎金杯主要用于盛放玉米酒等祭品。这类金杯也可随葬，常被墓主人握在手中，预示着在通往来世途中可与神灵、祖先共饮，象征贵族死后地位的延续，等级制度和神权等意识形态得以物化。在工艺上，金杯以锤揲法将薄金片锤打成杯形，用木模具从内壁敲打，使外壁形成高浮雕，之后再经雕刻、打磨或镶嵌等工艺完成制作。 祭祀杯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秘鲁中央储备银行博物馆藏这两件祭祀金杯钧锤揲出十分写实的海菊蛤图案。与其他秘鲁沿海文化相似，西坎文化也通过长途贸易网，获得来自厄瓜多尔赤道附近暖阳中的海菊蛤，这些珍贵的贝类代表了海洋、水与丰产，对于依赖海洋和农业的西坎人来说至关重要。 祭祀杯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秘鲁中央储备银行博物馆藏 两只金杯均呈倒置状态，其中一件整个杯壁塑造成西坎主神的面容。另一件杯底正中锤揲出4个侧面小兽首，周围一圈4只正面兽首，可能为美洲豹等猫科动物形象。再往下，杯外壁装饰两圈儿风格化动物图案和几何纹样。猫科动物形象强化了这件器物所蕴含的超自然力与仪式中人神转化的观念。此外，研究人员猜测此类金杯在使用时需倒置，因为有时倒置时，纹饰才可正向展示，在祭祀中也便于将杯中酒倒出献给神灵。 祭祀杯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秘鲁中央银行博物馆藏这件祭祀杯上下分3层饰带，中间主要图案为西坎主神侧面像形象。装饰神灵形象的祭祀杯体现了统治者对掌控超自然秩序的渴望。 祭祀杯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秘中央银行博物馆藏这件祭祀杯的外壁在上下小波浪纹之间，塑造出翻滚的海浪纹，海浪间夹杂着鱼纹和拟人化动物形象，以及天空中的海鸟形象，整体形成了反复出现的图案。其中的人物图案表现的是西坎主神的侧面形象。海鸟代表天与海之间的联系，参与不同世界的沟通；绵延的波浪标志着大自然的平衡与农业的丰收。 祭祀杯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秘鲁中央银行博物馆藏这件祭祀杯靠近口沿和底部分别锤揲出饰带，表现了侧面猫科动物首和侧面人像，连接织物形成了类似海浪的重复图案。底部饰带为鸟类图案。 祭祀杯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秘鲁中央银行博物馆藏金杯下半部呈现一张人面的形象，与西坎主神的面部特征十分相似，特别是吊起的眼角。这暗示贵族在仪式中成为人与神之间的媒介。 祭祀杯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秘鲁中央银行博物馆藏这件祭祀杯由金片锤揲而成，侈口平底。器身由波浪纹分为上下两大部分。上部分有4个人物半身像，其头饰呈半月形，有放射状羽毛装饰，镶嵌半月形珍珠母贝片（其中两个已脱落）和左右两个兽形的垂饰。其形象具有部分西坎神的特征。器身下部使用波浪斜纹斜向分出多条图像区域，从上至下排列交错不同图案，如飞鸟纹、人物纹等。 高足祭祀杯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银秘鲁中央储备银行博物馆藏这两件银杯的功能和制作工艺与金杯相似，但与金杯不同的是，二者都有圈足，属于高足杯。其中一件分层较少，更为简洁，另一件呈阶梯状，更有层次感。西坎文化传统中，金属器物的几何化形态，反映了秩序化的宇宙观，阶梯和分层的设计可能暗合与西坎阶梯金字塔相关的空间象征意义。两种银杯的不同特征也体现了在不同时期银杯风格的演变。 波马克森林领主墓1991年在兰巴耶克谷地波马克森林发现的西坎领主墓中，出土了逾1200件金属器、陶器、贝壳及半宝石。西坎领主作为掌管生死的最高统治者被奉为神明，为彰显其身份：其头戴耳饰与金面具，双目如丹凤，呈现出西坎创世神“纳伊兰普”的形象；其服饰以鱼、鸟与蛇的抽象图案，传递宇宙平衡之道；同时配有象征权力、刻画太阳与神鸟形象的旗帜与权杖。该领主被视为大地之神“纳伊兰普”的化身。 冠饰、冠、耳饰、项链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属、石秘鲁西坎国家博物馆藏这套出土于波马克森林洛罗神庙遗址东墓的西坎贵族金饰，是贵族的仪式与随葬用品，彰显着佩戴者的权利与身份。从上到下包括：两套羽毛型金箔装饰，均为12片经剪裁而成的金箔片，穿孔后连接在一起，组成双层金羽毛；下方搭配圆柱形金冠，冠身使用镂空和抛光工艺，雕刻出波浪纹、对称排列的阶梯三角形； 其次是一对圆形金耳饰，使用三片金箔塑形后，以物理方式连接，后方为管状耳针；最下方是29颗蓝色方石珠串成的项链，珠子采用钻孔、打磨、抛光等工艺，其尺寸和颜色的细微变化让整体更具层次感。这些半宝石珠串承载着通往超自然世界的信仰寓意。整套饰物均作为随葬品，见证了黄金与宝石在西坎贵族仪式活动与身份认同中的核心地位，这体现了祭祀仪式与葬浴之间的关联。 面具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铜镀金、颜料秘鲁西坎国家博物馆藏此面具出土于波马克森林遗址女巫医的墓葬中，是西坎女性贵族使用的仪式面具。它采用镀金铜板，经锤揲、穿孔、剪裁工艺制成，饰以浮雕图案，经彩绘处理后通过机械连接组装。面具眼部模仿西坎神，眼角尖而吊起，眼珠为金质，鼻梁突起，鼻下悬挂坠饰，两侧矩形耳朵下方佩戴圆形耳饰，面部使用红色颜料着色。在仪式中佩戴大型面具，是贵族实现人神转化仪式、族群身份认同及权力合法性的主要方式。 面具西坎文化约公元750～1375年金、朱砂秘鲁西坎国家博物馆藏该面具由面部、鼻部和耳部三片金箔通过金属扣连接而成。其上缘呈直线，下缘为弧形，矩形耳廓末端饰以圆盘状耳饰。面部悬挂多枚金质坠饰，如鼻孔下方和双眼下方。除眼、口、鼻子局部外，整个表面均涂有朱砂，形成鲜明的视觉对比。此类面具在兰巴耶克文化中与精英阶层的仪式及葬礼场景相关联。翼眼的图像符号与黄金材质的使用，均指向纳伊兰普崇拜及与权力、仪式转化和神圣权威相关的象征性概念。 4.3 奇穆绝响奇穆王国在公元1100年前后崛起于秘鲁北部沿海南部，邻近原南莫切文化区域，最终吞并西坎文化，成为该地区霸主。它继承了莫切与西坎的传统，并将金属工艺推向巅峰，金银制作技术精湛，尤善镀金。奇穆的宗教体系以海洋与太阳符号为核心，政治经济结构复杂。他们建造了美洲最大的泥土城市——首都昌昌。它占地逾 20 平方公里，由 11 座城堡组成。城内布局精巧，包含神庙、宫殿、仪式庭院、葬礼平台、仓库、贵族住宅及平民居所。所有建筑被高耸的城墙环绕，墙面饰有鱼类、飞鸟与海浪浮雕，生动展现奇穆对海洋的崇拜。 奇穆文化的二元体系奇穆文化继承了莫切的二元体系，并发展出更为复杂的结构。其图像学揭示了昼夜、日月、金银之间的互补性二元对立。黄金象征太阳、火焰、炎热与阳刚之气；白银则关联月亮、雨水、寒冷与阴柔特质，由此构成了对立面之间的差异与互补关系。奇穆浮雕与刻画发展出现几何视觉语言，形成了以海洋生物、猫科动物、飞禽、拟人化形象及太阳纹样为重复序列的主题。此外还包含展现奇穆社会等级的人像，体现了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与国家管控特征。 动物纹祭祀碗奇穆文化约公元1100～1470年金秘鲁中央储备银行博物馆藏此件半球形厚壁金碗是奇穆的首都昌昌冶金技术的代表作。通过锤揲和雕刻的方式装饰外壁，中央为猫科动物正面形象，突出圆眼，口露獠牙，两侧饰以风格化蛇形图案。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风格化蛇纹则与丰产证水源含义相关。二者是奇穆文化水利体系的核心元素。猫科动物与蛇的组合，象征着对陆地与水域的掌控，这正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此碗可能与政治宴饮或奠酒活动相关，作为一种礼器，它具象化了奇穆王国社会的等级观念。 耳饰奇穆文化约公元1100～1470年金属秘鲁文化部博物馆总局藏这对耳饰的圆形饰面边缘向后折，包住管状耳针外翻的口沿，将两者固定。正面表现侧身水鸟，喙衔一鱼。外围一圈饰点状联珠纹。水鸟是连接水域与天空的使者，象征了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 耳饰奇穆文化约公元1100～1470年银秘鲁中央储备银行博物馆藏此件银耳饰由耳饰圆盘及中空柱状耳针组成。耳针内置小金属球，佩戴者移动时会发出声响，融合了声音与视觉审美。耳饰是精英阶层的等级身份标识，其巨大尺寸改变佩戴者面容。银与月亮、丰产及女性相关联。耳针的声响特性强化了这种关联，金属声响伴随夜间的仪式或月相周期相关的活动。因此，金属器物多具备多重感官体验，综合色彩、光泽、运动与声响，营造出复杂的仪式体验。 神鸟纹耳饰、神象纹耳饰奇穆文化约公元1100～1470年金属秘鲁文化部博物馆总局藏这两枚耳饰的圆形微凹饰面边缘向后折，包住管状耳针外翻的口沿，将两者固定。其中一枚饰面表现侧身鸟形人物形象，头戴半月形冠，尾羽向左。外围一圈抽象兽形人物纹。另一枚纹面表现一直立人物，戴半月形冠、耳饰、臂钏，手持梯形器物，身着短裙。人像周围环绕连续勾连的鸟形人物纹，纹饰间隙饰网状纹。两者的图案说明了奇穆时期鸟类在其文化图像语言中的重要意义。 杖首奇穆文化约公元1100～1470年合金秘鲁中央储备银行博物馆藏这是两件权杖的杖首，原有的木质杖杆已腐朽。两者均有卡口和小孔，可用于固定额外饰物，如金属片、金属羽饰等；孔的几何布局在形式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如三角形结构与秩序等级观念息息相关。此外，它们的材质为铜合金，含有金、银、铜、砷等元素，是一种从西坎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奇穆时期广泛使用的合金金属。工匠们在对金属进行铸造、锤楪和退火时，有意控制砷含量以改善硬度和色泽。 胸饰约12～13世纪银这三件胸饰呈弯月形，以银片锤揲并压花制成。边缘规律排列的小凸起，勾勒器形轮廓并强化其弧形形态，暗合月相之形。这三件中间分别饰有倒 V 形纹和花形螺旋纹图案。两侧对称饰有圆圈，营造出动态的视觉效果。此外，银还象征夜晚与月亮。作为贵族的随葬品，胸饰佩戴于胸前的要害部位，既标识等级身份，亦兼具保护的功能。 第五单元：权力与疆土——四方之地印加帝國在其官方语言克丘亚语中被称为“塔万廷苏尤（Tawantinsuyu），即“四方之地”。其鼎盛时期的统治区域涵盖今天的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一带，辖有数百个族群。印加帝国融合了查文、莫切、瓦里等文化，以隆重的宗教仪式沟通神灵、巩固秩序，实现了社会劳动力的高度整合，创造了美洲大陆最耀眼的文明成就，如凭借发达的梯田农业与巨石建筑，建起了“云中之城”——马丘比丘；通过延绵数万里的驿道和独特的结绳记事“吉氆”（Quipu），有效统治着广袤疆域。1532 年之后的殖民时期，印加帝国的政治体系虽被取代，但其文明基因在融合中延续至今。 羊驼毛帽印加文化约公元1400～1532年羊驼类动物纤维、棉秘鲁图库梅遗址博物馆藏这顶帽子由染红的羊驼毛纤维与棕色棉纤维混纺而成，采用平纹编织工艺。内部设有填充层，一侧饰有流苏。红色调与装饰元素的运用表明此帽曾是印加社会特定群体或个体的标志性服饰，这类帽子是彰显身份与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1. 重建秩序在印加人的宇宙观中，秩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通过仪式不断的修复与重建。当干旱、地震或印加帝国驾崩等危急打破社会平衡时，则以卡帕科查（Capacocha）这一隆重祭祀来重建秩序。仪式以献祭纯净生命与金银雕像的方式，向神灵祈求宇宙的复位与社会的安定。仪式连接了神殿与高山，国王与子民，印加国王作为太阳神后代的神圣权威得以巩固，帝国的秩序由此再生。 图库梅神庙的卡帕科查祭祀仪式卡帕科查在克丘亚语中的意思为“王室的义务”。这是印加帝国最为复杂、庄严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祭祀典礼之一，其目的在于祈求神灵庇佑，以应对迫在眉睫的灾难、危机局势或权力更迭，同时也被视为倾听神谕的重要方式。仪式不止在高山上举行，任何被赋予神圣能量的场所都可以进行。这一复杂仪式以献祭并安葬儿童作为终结，同时伴随大量珍贵金属制成的供奉用小雕像。金属男女形象雕像充当了贵族的替代品，是卡帕科查祭祀仪式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之一。本次展出的卡帕科查仪式相关雕像，出土于图库梅圣石神庙遗址。其祭品摆放方式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男性雕像置于东侧，与日出方向一致，象征太阳；女性雕像置于西侧，与日落方向一致，象征月亮；中间则放置与土地及其收成密切相关的女性神祇。卡帕科查仪式不仅是宗教行为，更是一种行政整合手段。它既是维护宇宙平衡、敬奉神灵的宗教献祭，也是巩固帝国统治、管理地方精英的政治工具。 印加帝国的传说曼科·卡帕克一世是传说中印加人的始祖，第一位统治者。传说他原名阿亚尔·曼科，与他的三个兄弟阿亚尔·卡奇，阿亚尔·乌楚，阿亚尔·奥卡及四个姐妹玛玛·奥克略、玛玛·瓦科、玛玛·科拉和玛玛·拉瓦居住在喀喀湖岸的一个山洞中，是太阳神的子女。遵循太阳神的圣谕，携带一根金杖寻找富饶的土地，指示他们迁徒到金杖落地消失之处。经多年跋涉，曼科的三兄弟皆死去，他率余部到达库斯科谷地时，金杖入地不见，于是他们定居于此，是为印加帝国之始。 太阳纹盘查纳帕塔文化公元前1200～公元200年金秘鲁库斯科大区历史博物馆藏这件胸饰属于查纳帕塔文化，代表了公元前 1200 年至公元 200 年间秘鲁南部高地的文明起源，这种文化形态孕育了后来伟大的印加文明。其图案的主体是一张具有猫科动物特征的人面。1986 年，库斯科市将这件圆盘的图案正式采纳为城市的官方徽章。这件胸饰起初为秘鲁总统何塞·鲁菲诺·埃切尼克收藏。几经流转，在 1921 年由美国收藏家购得并捐赠给美国史密森学会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又于 2021 年秘鲁独立 200 周年之际，由史密森学会无条件归还给秘鲁政府。 小雕像印加文化约公元1400～1532年银、纺织品秘鲁图库梅遗址博物馆藏这尊银质小雕像身披骆驼科动物纤维织成的披风，衣襟处以银质扣饰固定，凸显出服饰在身份认同与仪式中的重要性。此类雕像多与祭祀仪式及供奉活动密切相关，其珍贵材质进一步印证了器物本身的神圣属性。 小雕像印加文化约公元1400～1532年金属、纺织品、羽毛、有机物秘鲁图库梅遗址博物馆藏这尊银质雕像推测是与土地丰收相关的一位女性神祇形象，其面部特征与发髻均经过精细雕琢。头戴月牙形金刚鹦鹉羽毛头饰，帽子由骆驼科动物纤维编织。她身着两层织物，内层织物通过腰带与金属框架缝合固定，外层织物则以银质别针固定。其整套服饰包含的材质丰富，表明他是仪式中身份尊贵的人物。 金羊驼雕像印加文化约公元1400～1532年金秘鲁库斯科大区文化局藏这件金羊驼造型简洁凝练，由多片黄金塑形后组合并焊接而成。羊驼是高海拔地区毛料来源和驮运的重要畜力，畜群的规模直接影响着地区的财富与繁荣。因此，金羊驼是印加时期用于祈求牧业兴旺、维系宇宙秩序仪式的代表性器物，通常被称为“伊亚斯”，意为拥有力量、活力与灵魂的神像。 玉米是印加人的主食之一，玉米酒在印加文化中通常被称为奇恰酒（Chicha），其制作与储存需要消耗大量各类资源，因此玉米酒不仅是最主流的酒精饮料，更成为贯穿帝国政治、宗教与日常生活的“神圣媒介”。印加帝国通过向民馈赠玉米酒彰显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绝对权力；在征服地区通过举办大型宴饮，树立自己的权威；贵族之间通过敬酒仪式来建立政治联盟。玉米酒也是祭祀仪式中献给太阳神等神灵的重要祭品之一。（玉米酒） 银杯奇穆文化约公元1100～1470年银秘鲁中央储备银行博物馆藏这两件银杯代表了与伊奇玛文化有关的金属工艺最高成就。伊奇玛（约1100～15世纪）位于今秘鲁首都利马地区，宗教中心为帕查卡马克神庙。该神庙作为政治仪式中心，通过控制礼仪性物品的生产与分配，维系宗教权力与地方权威之间的关系。这两件银杯可能用于精英阶层的奠酒仪式，是伊奇玛社会和奇穆王国来往的物质体现。此后，二者均被印加帝国征服，其文化融入印加文化。两件银杯呈修长圆柱状，饰有浮雕风格化人面（杏仁眼、突出的鼻梁）及压花几何纹带，银杯背面饰有玉米图案，通体采用锤揲工艺，体现了这一时期中部沿海的冶金技术、仪式象征与社会结构。 冠饰、耳饰、胸饰、杜米刀印加文化约公元1400～1532年秘鲁图库梅遗址博物馆藏这套饰品专用于仪式与典礼场合，由冠饰、胸饰、耳饰及杜米刀组成。材质涵盖银、铜及铜镀银，工艺上采用了轧制、剪裁、穿孔与空心铸造等技术。冠饰设有 14 个圆孔，各悬挂一枚圆形坠饰，镂空结构与可活动的坠饰相互呼应，在行动中营造出灵动的动态视觉效果；耳饰与之呼应，圆盘上以浮雕技法刻画鸟形纹样，与冠饰共同构成印加服饰中辨识度最高的头部装饰。胸饰表面以浮雕形式呈现鸟类、鱼类与猫科动物等纹样，边缘原悬挂 59 串海贝珠饰，末端缀有金属锥体，现存 20 串。杜米刀则独立成件，呈弧形刃，不具备实用功能。作为印加服饰标志性元素的集合，这套饰品承载着身份认同、等级与地位等多种象征意义。 马丘比丘位于印加首都库斯科西北，坐落在海拔2000多米的比尔卡班巴山山顶，俯瞰亚马逊河上游支流之一的乌鲁班巴河。马丘比丘建筑的墙壁主要使用石质材料，巨大的石料贴合十分紧密，甚至连刀刃也无法插入。由于屋顶使用茅草覆盖，经年累月，茅草腐朽后，只留下了石墙。远远望去像是一片没有屋顶的房子。整个建筑群大致可分为居住区、祭祀区和农业区等几个部分。1983年，马丘比丘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胸饰奇穆—印加文化1476～1532年银秘鲁国家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博物馆藏这件银质新月形胸饰，底部悬挂螺旋纹坠饰，中间以浮雕呈现对称的展翅鸟形图案，鸟喙间嵌有鱼形纹样，周边点状纹饰衬托核心图案。鸟的对称排列与展翅姿态象征天界力量与庇护，喙间鱼形引入海洋元素，体现天界与海界交融的二元互补理念。螺旋纹寓意能量与再生，圆盘造型呼应日月，与新月形轮廓相得益彰。底部缀饰在行走时发出声响，增强仪式气势。这件胸饰融合了海洋的丰饶、天界的力量与仪式的律动，体现了奇穆、印加文化中深厚的宇宙观象征体系。 金腕饰印加文化约公元1400～1532年金秘鲁库斯科大区文化局藏这件金腕饰由金箔片经过锤揲、裁切、弯卷和抛光等步骤制成，形成轻薄而具有包裹感的桶状结构，体现出印加工匠对贵金属延展性和成型技术的熟练掌握。在印加文化中，金腕饰不仅是饰品，也是印加权力阶层的象征，贵族阶层常在典礼及其他重要场合中佩戴此类黄金饰品，以彰显其社会阶层与政治身份。他与“马斯卡帕伊查”（印加皇冠流苏缨穗）等配饰在象征意义上相似，都代表着贵族的身份、财富、神圣地位与政治权威。 镊子印加文化约公元1400～1532年铜、有机物、石秘鲁图库梅遗址博物馆藏这枚镊子主体呈水滴状，配有三角形手柄，手柄连接着一条植物纤维线，线上串有两枚管状珠饰，其中一枚由青金石制成。整体采用铜材材质，经轧制、锤打和裁切工艺一体成型。青金石作为稀有原料，证明这枚镊子是在仪式中使用的。 2. 殖民时期随着 16 世纪西班牙殖民者的到来，印加帝国灭亡。印加文明在剧烈震荡中被卷入全球化的进程，抚育出独特的殖民文化，完成了从“被征服”到“重塑自我”的蜕变。万里之外的明代中国也感受到了大航海时代的浪潮——西班牙人开采的白银，在海洋贸易的推动下，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使明代中国实现了白银货币化。 胸针（一对）殖民时期约1532～19世纪银秘鲁利马艺术博物馆藏这对银质胸针的顶部刻有“冠冕雄狮，立于莨苕叶上”的图案，外缘以叶片纹样收边，周边环绕波浪形轮廓。其工艺采用轧制、拉丝及焊接等技法。在器型上延续了印加“图普”（Tupu）作为服饰固定与装饰的传统，在纹饰上则融入了典型欧洲元素，体现了印加传统文化与欧洲艺术的融合，也展现了秘鲁南部山区精湛的银器工艺。 胸针殖民时期约1532～19世纪银秘鲁利马艺术博物馆藏这枚银胸针由两枚独立的胸针用链条连接而成，每枚上部饰有植物纹与侧卷曲纹，采用镂空、浮雕与刻划技法制作，代表了秘鲁南部山区的殖民时期银器工艺水平。 白银开采与中国的白银货币化西班牙殖民者的到来终结了印加帝国。作为全球化时代开始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也影响了明代的中国。殖民者大量开采美洲白银，并通过海洋贸易大量流入中国。古代中国一直缺乏作为货币的白银。明朝初期发行的“大明宝钞”严重贬值，加之铜钱供给不足，民间对稳定货币的需求极为迫切。美洲白银的大规模流入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口，使中国在晚明时实现了白银货币化。万历年间推行将田赋、徭役等统一折成白银征收的“一条鞭法”，使得白银正式成为官方货币，铜钱作为小额货币，银、钱二元货币制度最终形成。 錾花银片镶嵌礼仪杯殖民时期约1532～19世纪银秘鲁利马艺术博物馆藏这件礼仪杯杯身呈倒截锥形，浮雕装饰包含两条龙、一只奇美拉（希腊神话中的狮首羊身蛇尾形象）以及一位手持管乐器、头戴羽毛冠的人物形象，通体采用银质材质，以浮雕技法结合锤打工艺制成。这些图案证明了殖民时期银器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此类礼仪杯多用于仪式场合，由于银器常被熔铸重造，得以保存至今的器物尤显珍贵，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慈宁宫款银钵明（1368～1644）银首都博物馆藏晚明白银货币化后，社会自上而下地逐步进入了“白银时代”，日常琐碎交易中也离不开铜钱。明清两代官方力求维持“银一钱千”的比价，推行“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并行格局。从皇家御用，到官方税银，再到民间交易的银钱并用，白银的增加和全面流通共同支撑起明代社会独特的生活和交易图景。 秘鲁出产的部分矿产资源重晶石、雌黄中国地质博物馆藏 自然金中国地质博物馆藏 含银硫锑铅矿中国地质博物馆藏 自然银中国地质博物馆藏 天青石中国地质博物馆藏 黝铜矿中国地质博物馆藏 银黝铜矿中国地质博物馆藏 结束语来过即是永恒从查文文化的宗教大一统，到莫切社会的金属工艺与权力象征，再到瓦里帝国的跨区域整合，以及西坎政教合一的统治智慧，这些文明层层递进，最终在印加帝国的“四方之地”中达到巅峰。金属、陶器、纺织品和巨石建筑作为载体，将信仰、权利与自然观凝结成永恒的艺术语言。殖民时代冲散了印加帝国的政治架构，但安第斯文明的基因并未消逝。今天的我们，透过考古遗存与自然景观，仍能触摸到先民对宇宙的敬畏、对生命的礼赞；在技术演进与社会兴衰的背后，人类始终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共鸣——对和谐、秩序与永恒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