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量”三说（《书荫底下好乘凉》之随笔卷4）

张锋

张锋原创精短诗文选（1643） “商量”三说 商量一词，乃“交换意见、商讨之意”也。本文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就商量之功能和效用，成以下三说——

有事要商量

商量，就文字而言，或许出现较晚，但究其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应该是伴随文明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比如传说中的尧、舜、禹，无商量之说，又岂能有禅让之制。这个十分文明的禅让过程，正是中国最早将商量成功运用于政治生活的典型事例。可以说，没有商量，就没有禅让。或者说，禅让就是商量的结果。尽管它只是个历史传说而已。
商量随文明的产生而产生，自然，商量亦随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大到国是，小到家事，无不是商量之下的产物。如果事情到了无法商量的地步，那么最为极端的只会也只能是，于部落与部落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爆发战争，于团体与团体、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武力冲突。尽管如此，可以预料的是，在战争或冲突结束之后，必然还会回到商量这一程序上来。否则对于双方来说，可能就只有死路一条。
基于此，我总以为商量是永存的，商量也是事关人类和平、国家和顺、社会和谐、家庭和睦、个人和美的大事。因此，我们的老祖宗一直把“和合”之道，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准则，且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一种既定目标和理想境界。
开国领袖毛泽东说过：“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这从共和国成立一开始，便给我们人民政府的运行指明了方向和方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明了商量的性质和定位，要求“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商量不够，要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对于商量的好处和重要性，即使是民间俗语也俯拾皆是，从孔老夫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到“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众人拾柴火焰高”等等，说的都是一个道理：集思广益。多和人民群众商量，正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原因和我们党永葆活力的源头所在。
是的，商量出智慧，商量出团结，商量出和谐，商量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执行力。有事要商量，在任何时候、任何层级、任何地方、任何领域不仅是一种需要，而且是十分重要。

有事好商量

商量好在于好商量，而好商量的前提在于有一个好的规则。
早在1876年，有一本书风靡一时，叫做《罗伯特议事规则》，至本世纪初几经修改，已编到了第八版。这本原创的开会规则，大到核心原则，小到技术细节，都有具体详细的规定。比如对程序的表述，有六部曲构成：一是动议。先想怎么做，再决定做不做；二是附议。只要有一个人附议则该议题就进入议程，从而达到保护少数人声音的目的；三是陈述议题。先解决当下最紧要的议题，避免“然后”之类的事情；四是辩论。明确文明表达不攻击、一时一件不跑题、限时限次不超时、发言完整不中断的四大铁律；五是表决。在方式上针对人的议题使用无记名投票，针对事的建议举手表决；且须过半数；六是宣布结果。不管怎么说，这一规则对于如何实现好商量的目标，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上面说的是“洋处方”，我们也有自己的“好办法”。就我们国家而言，按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思想，党中央在三年前印发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中，就十分明确地提出推进城乡社区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要求，特别就协商内容、主体、形式、程序等作了明晰的阐释，堪比一部协商民主的“工具书”。顶层有设计，基层有探索，人们熟知的浙江诸暨市的枫桥镇，那是1963年毛泽东对“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作出批示的地方，50多年来，“有话好说”成为化解矛盾的金钥匙，因而“枫桥经验”仍然是基层治理创新的“全国标杆”。仍以浙江为例，宁海县探索创新的《村级权力清单36条》既简化又管用，比如“五议”决策法，即党组织提议、“两委”联席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最后由“两委”实施决议。这样操作的结果，既让村民拥有知情、参与、决策、监督的权利，赢得了当家作主的尊严，又还干部一个清白的政治生态。再加上全县绘制的45张权力运行流程图，确保党务、政务、财务、业务、事务等权力运行，实现了一切工作有程序，一切程序有控制，一切控制有规范，一切规范有依据，进而在大范围内改变了小微腐败的气候，更是从根本上铲除小微腐败的土壤。
由此看来，有事好商量是有条件的，它必须遵循法治的轨道、规则的约束、程序的指引和公开的原则，其体现的正是法治、德治、自治三者融合的精神内核和本质特征。

有事会商量

要商量，说的是必然；好商量，说的是必要；会商量，则说的是必须。
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很清楚：“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同时，他又明确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这把商量的路径、方法以及目的都说得非常具体明白的一席话，既是关乎治国理政的大方略，又是关乎提升基层民主法治水平的好方法。
方法之重要，还是生活中的一个比喻说得生动精彩，叫做过河与船的关系，你要过河吗？就得有船，这个船，就是实现过河目的的一个重要方法。会商量的“会”，就是载我们过河的船。这里，我们为商量设立的规则、程序要通过实际的操作，才会收到制度设计本身应有的效果。仍以开会为例，大到各级“两会”，小到社区类型的决策议事，乃至具体个案的矛盾纠纷化解，无不需要我们用法的基石、理的基本、情的基础去沟通、协调，以公共利益为圆心，以代表各自利益形成的最大公约数为半径，画出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最大的同心圆。
记住，会商量的结果，正是我们事业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