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往事】“我是公社小社员……”——一名参战老兵忆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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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四川乡村家家户户堂屋里或屋檐下都挂着纸质圆形喇叭，像一个黑盘子，它薄薄的像油皮纸，中间凹进还有五六公分金属圈，两根铜线牵出来接在公社专门安装的电线上。每天公社广播站早中晚统一播放——这是我接触外界知晓的唯一渠道。那时，广播一响，我都会坐在小板凳上，耸肩立耳倾听。

早上开播曲《东方红》，结束曲《国际歌》。下午两点左右固定《小喇叭》少儿节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还有教儿歌。“红萝卜，抿抿甜（过年、盼肉吃），看到看到要过年”。

最使我难忘的是儿歌《我是公社小社员》：“我 是 公 社 小 社 员，手 拿 小 镰 刀 呀，身 背 小 竹 篮。放 学 以 后 去 劳 动，割 草 积 肥 拾 麦 穗，越 干 越 喜 欢。哎嗨嗨，哎 嗨 嗨 哎 嗨 嗨，贫 下 中 农 好 品 质，我 们 牢 牢 记 心 间。热 爱 集 体 爱 劳 动，我 是 公 社 小 社 员”。

一九七O年九月，我读小学一册已是七岁半了，农村孩子启蒙晚，正值“十年文革”时期。

报名那天一大早，母亲给我穿上哥哥们穿不得的、洗得发白的、补了好几个洞的、我穿着显得宽大的、印染的蓝布衣裳，牵着我去大队小学报名读小学。那天下雨，田坎路遛滑。一公里的路程一会就到了

“放 学 以 后 去 劳 动，割 草 积 肥 拾 麦 穗，越 干 越 喜 欢。哎嗨嗨……”学校的纸喇叭播放着《我是公社小社员》，我听着心里舒服，高兴又欢快。

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是个女老师。“贺二孃！您带幺儿报名读书啊！”王老师热情地和我母亲打招呼。这样，我开始启蒙读书了。

那个年代的农村，村组织与现在的称呼不一样，镇叫公社，村叫第x生产大队、一个村有几个社就叫第x生产队。我家就是河沙公社第三大队第一生产队。大队上的小学（一至五年级）就是现在的村小。

我家父母生了四个男丁，我排老幺。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在家里就受宠。上学放学都是田坎路，下雨天路烂湿滑，我经常摔得全身稀泥，离家老远母亲就看见了，立即找来哥哥穿不得的衣裤换上。

我读了两个一年级。我感觉女老师威严，我逃课，经常被母亲拿着竹丫耙子，满田坎追着打去读书。后来女老师调走了。调来一位男老师，是区上中学毕业的谢老师。他二十二三岁，身材高大一米七五左右，浓眉大眼，课讲得好，我特别爱听。

谢老师唱歌像李双江。他上音乐课时，不仅给我们唱《闪闪的红星》，还教我们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我也学会了爱劳动。

那个年代农村小学一年级时没拼音，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还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还学了“高玉宝——我的大学”，刘文彩的收租院、鸡叫三遍。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伟岸形象，埋下了我当兵的种子。

四年级上册。谢老师宣布评选红小兵。我选上了。

我见过比我高个级的杨大武的二娃子杨胜全就是红小兵。他老汉（父亲）是大队长，根红苗正，我很羡慕。我能选上，是老师的器重，也是我成绩好、表现好、出身好的结果。

我们大队上的小学生组织名称是”三大队小学红小兵。”全校一至五年级只有十几个同学入了组织，每天戴着红领巾，那是荣耀，十分美好。

小学同学的家都挨得近。上学期的一天，刘二娃和我一起放学回家。我俩都不是红小兵。我俩讨论着想当红小兵。

“我要给谢老师说，我要入组织。”

“我也想。”

在谢老师的宿舍（也是他备课、改批作业的地方），他给我俩讲：“你们两个，上学期的学习和表现我看在眼里。这学期你们学习更努力，半期考试上升到前头几名，你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和刘二娃高兴极了。

一个班的唐三娃跟在我们后面。他每天都这样。

听我父亲摆（讲），唐三娃的公（爷爷）是我们这条沟的地主，有山地三十几亩，水田二十一亩，当门大田、壶郎大田都是他家的，可肥了。解放前一年，他公死了。解放后，他老汉就被政府判定成地主，经常挨批斗。

跟在我们身后的唐三娃，和我一样高，鼻孔常流出两笼浓鼻涕，这两年才收拾了，没流了。他在我们面前胆小怕事，但人聪明，成绩和我一样好，嘴巴也甜：“幺哥，你给谢老师说一下嘛，我想当红小兵！”他对我说。

“癞克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刘二娃祖辈都是当长年的（长工）。我拖了他袖子一下，意思是让他不要这样说，伤同学感情。

那个年代当红小兵，条件就得成绩好、个人表现好、家庭成份好。像唐三娃这样的地主崽子是不得行的。

我喜欢唐三娃。不仅是他成绩好，在班里从不决人（骂人）打架，还经常受熬咖（受气），我觉得他表现好。

“三娃，我明天上午给谢老师说”，我安慰他。但我知道，他的家庭是地主，当红小兵不可能。但我不想伤三娃的心。

四年级下册我十三岁。学校放大春农忙假七天。虽然是大队小学教师，但谢老师是民办代课老师，离正式编制老师差一步之遥。放农忙假他也不回老家，主动向大队请缨参加生产劳动：挖红苕。

那个年代的农村，吃的是“大锅饭”，挣的是工分。生产队的社员，在队长的统一安排下，都是一起犁田梨土，一起播种施肥，一起收割。大春收割主要是挖红苕，这是生产队的大事。

谢老师带着我和刘二娃，还有十几个学生，背着背兜，扛着锄头，手握镰刀，欢天喜地来到吊棕寺山上，那是一块三亩多的苕地。

大队小学离得近，纸喇叭播放着节奏欢快、活泼的《我是公社小社员》。我一边听，一边割着苕藤，几个同学捆起背上送往生产队养猪场。原来绿色一片的藤子，半天时间全部割完。

接下来挖红苕。这次我报告了谢老师同意，唐三娃也参加了。“都是学生，把他喊起！”谢老师安排我。三娃子表现积极，抢过谢老师手上的锄头，开挖红苕。“红苕大，不能伤着它，我老汉（父亲）教的，我晓得怎么挖”他边挖边对大家讲。

挖出来的红苕还带着短短的藤子和泥巴，几个同学迅速除去，光生生的红苕放入框子、背兜。同学们抬的抬、背的背，谢老师用担子挑着红苕大步走在山路上，像我们的大哥哥一个样。

三亩地整了两天。经生产队会计和计分员称量计量共收红苕三千二百多斤。

大队支部贺书记对谢老师说：“你的这帮学生好样的！大队上要表扬”。

国庆节期间，大队的打米坊隔壁办公的墙报光荣榜上，用二指宽的红纸条写着二十二个先进个人。那上面有谢老师和我的名字。贺书记对我说：“多少年来，你是第一个上榜的小学生”。

看着光荣榜，我心里既温暖又自豪，还很是荣光。那是我当红小兵的荣光，觉得苦日子里有了奔头。

在大队上小学一至五年级，我格外用功，成绩一直优秀，小学毕业升入公社初中。每到放农忙假期，我从不偷懒，踏实肯干。三大队小学的老师和村子里的乡亲都喜欢我。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从家乡应征入伍到了西线云南边疆。先后参加对越自卫还击反炮袭作战、老山作战，并荣立三等战功。

几年后得知，谢老师于一九八二年就转正了，成为一名正式编制的人民教师。

一九八六年六月，我的同学唐三娃来信，信中他说：“哥，我和刘二娃高中毕业后都聘为公社干部，我俩都入党了……”

“我是公社小社员……”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朦胧却刻骨铭心。

（附注：红小兵是1967年底至1978年全国小学的少年儿童组织，1978年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