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参与挂旗的经历

武当追曲人

一次挂旗的感受

　　武汉体育学院广播站的皮建华系好最后一根安全绳时，我正蹲在五楼窗台上往下看。五十米，没错，我们办公室在五楼，天天趴着窗台数下面梧桐树的叶子，这个高度我太熟悉了。只是从下往上看和从上往下看，完全是两回事。底下花坛里的月季缩成火柴头大小，停着的自行车成了小孩玩具。风从楼角拐过来，推得窗框嗡嗡响。

　　 “你真要上去？”建华把另一根绳子甩给我，“摔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接过绳子，在腰上缠了两圈。其实我已经后悔了，但话出了口收不回来——刚才在办公室里夸下海口，说这辈子还没在民国老建筑的琉璃瓦顶上站过。

　　从五楼到屋顶有段铁梯，锈得厉害，每踩一级都嘎吱作响。建华在前面引路，他的解放鞋在铁梯上蹭出细碎的铁锈末子，簌簌落在我头上。推开顶盖的那一刻，光猛地灌进来，我眯起眼，看见一片青灰色的瓦浪向四面八方铺开。

　　这就是体院的标志，武汉人都认得这尖顶，民国时期的洋楼，琉璃瓦据说还是从德国运来的。我蹲在瓦顶边缘平缓处往下看，楼下的人真的成了蚂蚁。忽然想起那桩案子。

　　那是去年秋天的事了。星期天早上，我拿钥匙开机房外面的铁门，锁好好的，没撬过的痕迹。再开里面那扇木门，手刚搭上把手就觉着不对劲——门缝里透出来的光线太亮了，亮得不正常。推开门的瞬间我愣住了，南墙上的窗式空调歪在一边，框上的铁栏杆齐根断了两根，黑洞洞的窟窿正好容一个人钻进来。

　　两台机器没了。中华学习机和ASM便携式，后者是从香港弄来的，整个武汉找不出第二台，里面的统计程序是我们给国家篮球队编写的技术统计技术，花了几年的心血。保卫处的人来了，拍了照，量了脚印。窗台上有半个鞋印，回力牌的，41码。空调铁框上的断口是新茬，用钢锯拉的，很专业。

　　后来分析说，小偷把楼前旗杆上的绳索剪了，那绳子大拇指粗，平时升国旗用的。他们从一楼的男厕所窗户翻进去，上到四楼，又从四楼外墙的水管爬到五楼平台，就像壁虎一样贴着墙上了十米。搬动机器后，用那根国旗绳把机器捆好，从五楼窗户慢慢放到地面。一台机器少说三十斤，夜里黑灯瞎火的，两个人一个在上面放绳，一个在下面接，配合得严丝合缝。

　　他们利用晚上天黑的掩护。可怕的一定是熟人所为。第一知道我们有一台高档便携式计算机。第二，还知道通过窗式空调作为入口。

　　此案至今未破。

　　 “发什么呆？”建华在前头喊我，“走了，到人字顶了。”

　　我回过神，发现我们已经到了屋顶正脊。东头到西头是长长的屋脊，像一个人字的一撇，而旗杆在另一个小人字顶上，南北向的，和主脊垂直。建华已经爬上了那个小人字，手脚并用地在琉璃瓦上移动。我这才看清那坡有多陡，六七十度总有，每一片瓦都圆鼓鼓地凸起，表面还结着一层薄薄的青苔，在早晨的潮气里泛着油亮的光。

　　 “慢点！”我喊。

　　建华回头笑了一下，那笑在逆光里只露出白牙。他继续往上爬，解放鞋底在瓦面上蹭，每一次都要蹭两三下才吃得住力。我蹲在下面，拳头攥得死紧，满手心都是汗。忽然想起去年保卫处的人说，窃贼就是从外墙爬到五楼平台的。我往下瞄了一眼，楼下的人已经小得像蚂蚁了。如果从这里滑下去，先砸在四楼突出的檐角上，再摔到二楼的雨棚，最后——

　　我不敢想了。

　　建华终于够到了旗杆底座。他把叠好的国旗展开，呼啦一声，红旗在晨风里抖开，声音又脆又亮。他低着头系绳子，后脖子上的汗珠亮晶晶的。忽然一阵横风扫过来，他整个人晃了一下，我差点叫出声，但他稳住了。手在杆上又绕了两圈，打了个死结。

　　 “好了！”他扭头冲我喊。

　　我这才发现自己的膝盖在抖。往下爬的时候我不敢看下面，眼睛只盯着铁梯的踏板，一级一级，每踩实一级才敢换脚。到五楼窗台翻进去，脚踩到水泥地的那一刻，两条腿突然软了，一下蹲在地上。

　　建华也下来了，把绳子一圈圈收好。“怎么样，刺激吧？”

　　我说不出话，只点头。若干年后，领导意思到安全问题。后来就在二楼中间会议室平台外立了一根旗杆。五星红旗正好好地挂在上面。大概是哪年新装的吧，我想。从那以后不用再爬屋顶了。

　　很多年后我还会梦见那个早上。梦见青灰色的琉璃瓦在脚下滑开，梦见自己悬在半空，手怎么也抓不住东西，下面是无底的空。醒来总是后背一层冷汗。

　　而那两个偷计算机的人，至今也不知道是谁。他们用了我们的旗绳，就像用了一根再普通不过的绳子。他们不知道那根绳子每天早晨都升起一面旗，不知道我们在五楼机房里写程序写到半夜时，抬头就能看见旗杆顶上的那颗星在路灯下反光。

　　他们大概也不会知道，那台ASM便携机里存着的程序，是给各队的篮球技术统计而编的。

　　风从窗外吹进来，掀动桌上的纸页。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楼下那根新旗杆上的国旗正猎猎地飘。阳光照在红旗上，红得透亮。我想起建华在屋顶上系绳子的样子，手那么稳，连晃都没晃一下。